周公解夢親戚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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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赴新疆特派記者 範淩誌 劉欣 楊若愚】今年70歲的買買提江·吾買爾開起車來像個20歲的小夥子,點火、掛擋、一腳油門,幹凈利落,聽說他去年買了新車後,自己從烏魯木齊開回了伊犁。不過,這位充滿激情的老人也有慢下來的時候——他摩挲今年剛獲得的“七一勛章”時小心翼翼,似乎擔心這份莊嚴受到任何侵擾。

買買提江·吾買爾先後在新疆伊寧縣溫亞爾鎮布力開村當了30多年村黨支部書記。他在任期間,村裏未發生一起暴恐事件。在采訪中,這位現已退休的老村支書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從1973年入黨開始,他就一直告訴自己要聽黨話、跟黨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句誓言我不敢說做到100%,也做到了80%吧”。

新疆伊寧縣溫亞爾鎮布力開村黨支部原書記買買提江·吾買爾。

“我處理的貪汙幹部中,有一人跟我從小一起長大”

環球時報:想請您先講講今年在北京獲頒“七一勛章”時的情景。

買買提江·吾買爾:能有機會去北京參加表彰大會,並獲得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頒發的“七一勛章”,對於我這樣一名最基層的幹部來說,是至高的榮譽。表彰大會當天,習總書記給我們頒發獎章。我當時有很多話想對總書記說,但因為太激動了,心裏話反而不知道怎麼表達。我跟總書記問好後,他說:“你幹得好!”我回答:“謝謝!”

7月1日,我與其他“七一勛章”獲得者在天安門城樓上聆聽總書記講話。總書記講得特別令我感動,當他說到“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時,我情不自禁地鼓掌,眼淚也掉了下來。

環球時報:2006年您重新擔任布力開村黨支部書記時,村子是什麼情況?

買買提江·吾買爾:2006年,布力開村被列為社會治安重點整治村,領導們讓已經退休的我重新出任黨支部書記。那時候,村子裏的情況比較復雜,主要問題包括幹部素質差和極端思想越來越濃厚。很多年輕人無所事事,婦女穿著蒙面罩袍。村幹部對於一些老百姓反映的問題也不管不問,甚至夥同自己的親戚侵占村裏的集體土地。

環球時報:您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買買提江·吾買爾:關於解決辦法,我想了很多,最終覺得還是應該發揮黨員的作用。重新擔任黨支部書記的第三天,我召集村子裏的49名黨員開會,結果只有18個人來了。我當時很難過,心想“他們是不是不歡迎我回來?”後來,我挨個去黨員們家裏了解情況,跟他們談話,詢問為何不來開會,以及為何有些人身為黨員去清真寺。他們說,當地的宗教人士威脅過,如果不去清真寺,自己死後就不給主持葬禮。我跟他們說,這些問題都可以慢慢解決。

經過耐心的溝通,第二次開會時八成黨員都到了。我們就一起研究如何解決村子裏的現實問題。我們最終決定開設兩個學習班,男女分開,向他們宣傳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與此同時,我們和公安機關取得聯系,讓他們依法解決危害社會穩定的因素。

接著,我們開始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一些熱點和難點問題,比如貪汙。當時有幹部自己寫個合同來承包村裏的500畝集體土地,承包30年,每年費用60元錢。那時候,一畝地的市場價格是150元至200元。我們就把這些被非法占用的土地收回來,按照國家規定重新分給大家來承包。我們用了同樣的方法解決另外200多畝被一些幹部及其親屬侵占的土地的問題。

後來,縣公安局、檢察院依法處理相關案件,有兩個幹部被判刑,一人被開除黨籍,還有兩人留黨察看。處理完這些“蛀蟲”後,老百姓很高興,參與村子事務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

環球時報:您著手處理這些幹部時,是不是下了很大決心?

買買提江·吾買爾:當時貪汙集體資產的幾名幹部中,有一人跟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我們的關系比親兄弟還親。

我開會說要處理非法占用集體土地一事時,一名黨員幹部就站起來說:“買書記,我們不是懷疑你,但是這些幹壞事兒的人裏就有你的朋友。”我那時候還不太清楚是誰,但我當場就跟他們保證,絕不姑息任何人。後來,我找到這個朋友,跟他說,如果他參與其中,一定要趕緊坦白,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他一直跟我說“沒有”。最後查出來,他確實貪汙了。人心都是肉長的,看著他被公安部門帶走,我哭了,但我沒有後悔,因為這是為了村裏的老百姓,我沒有做錯。

這個朋友一家一年跟我沒有來往。一年後他出獄,有天過來跟我說,他兒子要結婚了,請我參加婚禮。他還告訴我:“當初不是你的錯,是我的錯。”他知錯了,所以我就去參加了他兒子的婚禮。

非法“講經點”的孩子最小5歲

環球時報:您當村支書的30多年時間裏,村裏沒發生一起暴恐事件,有沒有一些案件是在萌芽階段就被你們發現並及時處理的?

買買提江·吾買爾:我重新擔任黨支部書記後,開始重點管理宗教事務。因為要是管不好宗教事務,會出大問題,特別是如果一些宗教人士心裏有鬼,給老百姓講經時夾帶私貨,那麼老百姓的思想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

我們每周四組織宗教人士學習,周五“主麻日”會去清真寺看看,聽他們如何講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兩個地下非法“講經點”,一處有28個孩子,另一處有38個孩子,其中最小的5歲,最大的也只有12歲,基本上都是應該上學的年齡。如果不打掉這些非法“講經點”,讓這些孩子繼續“學習”的話,他們的思想會越來越極端,很有可能做出什麼違法的事情。當時我們及時聯系了相關部門來進行處理。

1996年,村裏一人跟我說要舉辦一個“麥西來甫”(維吾爾語中意為集會、聚會)活動,參加的年輕人比較多。我第一反應覺得,就是個傳統活動,沒什麼問題。後來又想了想,覺得不太對勁,再問才知道,他們的活動不跳舞、不唱歌、不喝酒,要“宣經”。這哪叫“麥西來甫”?我就進行了調查,發現有63個人準備參加。我趕緊向有關部門舉報,同時勸說參加者不要去。我跟那些年輕的家長說:“趕緊把你們孩子帶走,不然的話最後哭的是你們。”最終仍有8個人要繼續搞非法活動,我們就進行了強制解散。

1997年伊寧“2·5”暴亂事件時,我們180名黨員幹部被安排到各個橋頭、路口,不讓無關人員進入,所以村子沒出事。那年的6月26日,我去鄉裏開會,天黑回來時,有人給我看了一個傳單,內容全是跟分裂國家、恐怖主義有關的。我當晚就開會跟幹部說,明天天亮前一定要把村子裏的這些傳單全部收掉。大家就連夜將電線桿上貼著的、村民手裏的傳單全都沒收,最後一共發現68份反動傳單。但我心裏依舊不安,在想是誰散發這些傳單。我懷疑是之前謊稱要搞“麥西來甫”的那撥人,於是就去找可能涉及此事的一人的哥哥。果然後來得知,傳單是他弟弟發的,這些人在一個農場和一幫暴恐分子“宣誓”,後者還威脅他們,誰不發傳單就殺誰。我就勸他弟弟趕緊坦白,警方及時處置了這起案件。

環球時報:您收到過恐怖分子的威脅嗎?

買買提江·吾買爾:有的。有天晚上9時多我還在工作,沒有回家。回去後家裏人告訴我,院子裏有4個人進來後,不知道是在偷東西還是在做別的。天亮後,我們看到院子裏亂七八糟的。我有次開會時說過,如果有誰要找我,就過來,我不跑。心裏一點都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一名村黨支部書記,我不能當逃兵。

“我就是他們照顧大的娃娃”,所以要好好服務他們

環球時報:聽說您一直堅持在村子裏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教育,為什麼?

買買提江·吾買爾:我們上學時沒有國家通用語言課。因為沒有系統性學過國家通用語言,我在工作中遇到過不少困難,很多話不知道如何表達,因此我知道學習國家通用語言課的重要性。我從很早開始就在村子裏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教育,讓孩子們在幼兒園時就開始學習。我認為這對他們以後的求學和工作都是有好處的。

環球時報:現在回頭看,您認為自己當初為何會被選中“重新出山”?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工作?

買買提江·吾買爾:我3歲時爸爸去世,媽媽後來改嫁。所以,我主要是在黨的培養和家鄉各族人民的幫助下成長起來的。我們家以前比較窮,我上學時,爺爺奶奶起早貪黑,我經常在大樹底下鋪個東西就睡。平日的生活就靠村裏這戶人家給一點,那戶人家給一點。所以,我跟村民的感情很深。大家為什麼擁護我?因為我就是他們照顧大的娃娃。他們相信我,所以我要好好地服務他們。

從入黨宣誓開始,我就一直告訴自己,要聽黨話、跟黨走、為黨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沒有黨和國家,沒有各族群眾,就沒有我的今天。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句誓言我不敢說做到了100%,也做到了8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