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林縵華於嶺南大學。
李炎全《康樂園》
陳寅恪就林縵華論文事，至龍榆生信。據了解，執筆者可能為陳的夫人，因當時，陳的視力不好，已經失明。（信件照片由龍榆生之子龍英才提供）
1951年，林縵華奔赴位於蘭州的西北軍區，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
龍榆生贈林縵華《忍寒詞》
經由龍榆生批改的林縵華論文稿首頁
回憶六十多年前眾多師長授業的情況和他們傳授給我的知識，大多已記憶不清甚至遺忘，唯有對幾件事仍是難以忘卻，其中有的是鮮為人知的事情。雖然是零星點滴的事情，卻可以從中窺見這些大師們崇高的道德品質和授業誨人的精神。
我於1929年出生在香港。我的祖籍是廣州。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正值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社會劇烈動蕩的年代。我的生活和求學輾轉於香港、廣州、澳門、上海、南京、天津等地。高中階段的學習時斷時續，以致輟學。大學還差一學期畢業，沒有完成學業就去參軍，加入抗美援朝。所以當我今天看到兒童和青少年能夠在日益昌盛的祖國的和平環境裏按步驟地完成自己的學業，我羨慕這種我沒有過的幸福。不過，我還是很幸運的。在我大學的三年多的時間裏，我有幸受業於史學大師陳寅恪，語言學大師王力，文字學大師容庚，書法大師吳玉如，詞學大師龍榆生等先生的門下，甚至於國畫大師黎雄才也教過我國畫。但是我當時並不懂得珍惜這一切。參軍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我自覺地不認同所謂的反動封建文化、反動學術權威，不再去回憶當年的師長所傳授的學業，甚至於噤若寒蟬。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較久之後，當社會能夠比較理性地評價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致力於承傳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師們的時候，清朝顧貞觀詞《金縷曲》“深恩負盡，死生師友”的那句話常常縈回於我心中，引起很深的共鳴而不能自已。尤其是對當年陳寅恪先生和龍榆生先生正在悉心指導我寫大學畢業論文的時候，我竟然不辭而別的這種行為，總有一種沈重的負罪感而不能釋懷。我年老記憶力嚴重衰退，回憶六十多年前眾多師長授業的情況和他們傳授給我的知識，大多已記憶不清甚至遺忘，唯有對幾件事仍是難以忘卻，其中有的是鮮為人知的事情。雖然是零星點滴的事情，卻可以從中窺見這些大師們崇高的道德品質和授業誨人的精神。
在天津師從吳玉如先生
1947年，我很幸運地能以同等學力考入天津工商學院中文系（學校後來改名為津沽大學），系主任是吳玉如先生，他是很著名的書法大師，在辭藻和小學方面造詣也很高。他教我們文選課，以《昭明文選》為課本。我們第一天上課的時候，他為了了解學生的文學基礎，念了一段很短的古文讓大家聽寫。然後他在黑板上寫出這段短文，讓每個學生對照檢查自己的錯誤，並舉手自報錯誤五個，十個，十五個，二十個，二十五個以上。我是廣東人，以前很少聽到有人用國語（就是現在所指的普通話）來讀古文，所以錯了二十多個字，是全班錯誤最多的一個。吳先生走到我書桌旁邊，我低聲向先生解釋。吳先生用一種引人深思的口吻說，“一個學習中國文學的學生，聽不懂國語，你是中國人嗎？”面對先生這句話，我一下子目瞪口呆。這個下馬威激發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文學系學生的意識。不久，吳先生看大家的學習勁頭不是很大，就在課堂上用沈重的語調說：“不要忘記我們中國人曾經經歷過想學中國文化而不被允許的日子。”我相信這指的是他在東北的那些日子，因為他曾經住在東北，“九一八”事件後才進關。
吳先生很重視書法，他認為就讀中文系的學生就應該寫好中國字，而且不能隨意胡寫草書字體。由於中國古書的文章沒有標點，他認為中文系的學生應該學會斷句。有鑒於此，他在講授每一篇文章之初，就把文章的一部分抄在黑板上，寫滿整塊黑板，讓我們自己先去加標點斷句。吳先生的這一教學方法使我們在書法和斷句方面很快得到提高。當我們受到激勵，努力刻苦學習，產生了一種急於求成的思想時，吳先生就及時地為我們寫了他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詩在黑板上。我記得頭四句是這樣的：
學豈能開頃刻花，
惠風酥雨怒春芽。
生無一曝十寒理，
悟有峰回路轉涯。
他用這首詩來告誡我們，學習不能急於求成，要長久地持之以恒下苦功。在期末考試快要來臨時，吳先生教了我們最後一篇文章。課堂上他簡單地從字面意思上做了講解之後，告訴我們，學習古人的文章有時需要查閱有關的書籍，才能更好地了解作者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和文章的含義。他讓我們去查《後漢書》裏面的相關文章作為課外功課。那時臨近期末考試，大家都忙於各門功課的復習，誰也沒有重視吳先生布置的這個功課，沒料到《文選》的幾道考試題目裏，就有一道題是要求寫出這篇文章的含義。由於沒有準備，有的同學就按自己的理解回答，有的同學幹脆放棄不答。吳先生毫不留情地在這道題上給了全班每個同學零分。同學們在沮喪於學科成績不如意的同時，懂得了應該如何去學習。
1948年的暑假到了，當時國民黨軍隊在遼沈戰役節節敗退，眼看戰火就要燃燒到京津。在香港的父母來信，讓我趕緊離開天津轉學到上海。那時我的弟弟正在上海讀大學。當我看了父母的來信，決定離開天津時心裏很難過，我舍不得離開就讀的學校和先生。我把要離開的打算告訴了吳先生。在我向先生辭行的那一天，先生送給了我一幅他寫的字，並和師母一起把我送到家門口。打開那幅字一看，裏面寫的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是《論語》裏孔子勉勵學生學習的一段話。我把這幅字帶回到香港。在我參軍之後，父母搬了幾次家，不知何時這幅字遺失了。
離開天津後，我就到了上海，轉讀上海女子震旦大學。9月開學，而11月中下旬淮海戰役眼看危及南京和上海，父親又來信讓我和弟弟迅速離開上海回香港。
我到了上海之後曾先後兩次給吳先生寫過信，吳先生均一一作復以作嘉勉。可能有過高中階段的時輟時續的經歷，加之有良師的教誨，在天津工商學院期間，我非常珍惜學校的學習，如饑似渴地一心專註勤奮學習，可以說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學業進步頗大，也得到老師的嘉許。天津私立工商學院的辦學淵源我不清楚，我看到的管理人員多為牧師和修女，學校管理嚴格，校風樸實，學生衣著也很樸素。轉學上海還來不及適應，又匆匆南返香港。
一段後話。我的哥哥知道我曾師從吳玉如先生，惋惜我丟失了吳先生送給我的條幅。1990年代，他在一家拍賣行買到一件吳先生書寫的條幅並送給我。這是用行草字體寫下的兩句詩。
詩句有情真放膽，
人生何事不開顏。
己未夏寫舊句 迂叟
印文之一：吳家琭印
印文之二：迂叟八十後所書己未是公元1979年，吳先生去世前三年。我很珍惜這幅字，把它掛在客廳裏，每天能看到。
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容庚先生
我乍到香港，和當地的社會風俗頗有格格不入之感。父母親讓我燙了頭發，換了新裝，告訴我需要註重舉止儀態。我和弟弟決定都考廣州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實行學分制，我缺少一個學期的學習成績不影響轉學。我以英文成績差、但中文成績優秀而被錄取為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學生。有著美國基督教背景的被視為貴族學校的嶺南大學和天津工商學院校風反差很大。入學半年後廣州解放了。解放後的嶺南校園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個人也在變化著。
嶺南大學在華南享有盛譽，它的前身是1888年由兩位美國傳教士創辦的格致書院，以後改為由美國一些企業家和教育家等組成的董事會又稱嶺南大學基金會來管理。由於1925年“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影響，反帝熱潮席卷全國，民眾提出要收回外國人辦學的教育權。嶺南大學於1925年首先實行按照當時政府頒布的條例，由主要為中國人組成的嶺南大學校董會管理學校，校董會決定由鐘榮光為校長，李應林為副校長，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鐘榮光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中興會和同盟會，以後投身教育。由中國人接辦後的嶺南大學，辦學經費是靠學費收入、當地殷商捐獻、政府補貼和華僑捐款。美國的嶺南大學基金會變為輔助性的機構，其職責僅為無償地負責為嶺南籌款捐贈圖書儀器，以及聘請外籍教師。鐘榮光為了籌措辦學經費奔走國內外，在粵港地區向企業家籌募基金，又到世界各地向華僑宣傳嶺南大學，歡迎華僑子弟來嶺南就讀，取得了海外華僑捐贈。辦學不但可以為繼，而且擴大了校園，增加了教學設施。鐘榮光為了不使與創辦學校的美國教會失掉關系、繼續得到他們的支持，提出來大學仍然繼承基督教義，把卓育英才服務社會作為辦學思想。
1937年鐘榮光告老辭職，由李應林接任校長。李校長於1948年提出辭呈，校董會決定聘請陳序經擔任校長。陳序經當時是天津南開大學的教務長，是校長張伯苓的得力助手。陳序經慨然應允，張伯苓卻幾經協商才答應借用兩年。當時政局急劇變化，人們惶惶不安地註意著時局，陳序經毅然接任校長。他順時而動，計劃趁大批學者和教授欲離開北京南下然後到其他地方避戰禍之機，決心把嶺南大學辦成像清華、北大那樣的一流學校。他的理念是，要辦好一所大學，不僅僅在於有良好的設施和設備，重要的是具有在各門學科上的頂尖教授。因此，他在1948年8月到校履任之前，先後去了北平和香港。在北平他了解到學人和教授的動向，登門拜訪了十幾位學者和名教授，誠懇地向他們表達假如有意離開北平，希望能應聘嶺南大學。他又與一些已經南下的學者和教授取得聯系。之後他去香港募捐辦學經費，籌得一筆數量相當可觀的捐款，能夠為應聘來校的教授們提供優厚的薪酬和較好的生活待遇。一時間只有一千一二百左右學生的嶺南校園雲集了二十多位知名學者和著名教授，教學質量大大提高，學生的狀況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嶺南大學因為有優美的校園，優良的學習和生活設施，重視教學質量，長期以來被視為貴族學校。粵省和香港的富家子弟多就讀於此。我的父親及幾個姑姑和我的姐姐當年都就讀此校。海外華僑子弟來校就讀的也不少。這個時期又增加了這樣兩方面的生源，一是慕名師而來的。有種說法是，1956年全國大學初步評出一級教授五十六人，原嶺南大學占十二位（嶺南大學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被取消，並入中山大學）。全國一級醫學教授中，原嶺南大學醫學院的教授有七人。當時在醫學院就讀的不少學生本已打算出國就讀，仰慕嶺南醫學院名師之多，便打消出國之意，投考嶺南醫學院。另一方面，不少上海等地的大資本家因為政局原因，避居香港，校園內一時來了許多這些富豪的子弟。南京國民黨政府先後南遷廣州、臺灣，一些沒有隨往臺灣的國民黨高官子弟來就讀者也為數不少，一時校園內洋氣和富豪之氣甚盛。我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中文系是個小系，每個學期的學生只有十人以下，可此時擔任授課的有被視為國寶級史學大師的陳寅恪，他兼任歷史系和中文系教授；有語言學大師王力，他是文學院院長；有文字學大師容庚，他是中文系主任。我先後選修了陳先生的“白居易詩”和“元稹詩”，王先生的“音韻學”，容先生的“文字學”和“鐘鼎文”等課程。考試成績很好，其實卻沒學懂，但是我對中國文學大大開闊了眼界。但此時我對學業的專註已逐漸地不如以前了。在這所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貴族學校裏，我自覺不自覺地逐漸適應。我學會並且喜歡上打橋牌，覺得它既能娛樂，又能訓練頭腦；我不喜歡但也學會了跳交際舞。用於玩所消耗的時光，我用夜讀來補償，但學玩兼顧，我已不是一心專註，而是一心二用了。
相繼又發生了一系列我不能回避的事情。1949年秋天開學後，前任的中文學會會長李炎全因忙於論文等事提出辭職，我因功課好被推選繼任，其後又被推選為學生總自治會的文化委員。擔任這些職務並非我所願，父親早就屢屢告誡，不要沾政治，不要搞學生運動，但又卻之不恭，只好不得已而為之。廣州解放後，政府陸續頒發新政，學校在貫徹執行時，有不少事情需要依靠學生組織出面發起。廣州解放前物價飛漲，貨幣不斷貶值，商家和消費者都不願存持國民黨的貨幣。市面流行的多為港幣，校內各項收費幾乎都以港幣為單位。解放後政府明令禁止使用外幣。1949年12月，學校為了表示對政府的擁護和支持，讓學生總會草擬禁用方案，交學生代表會討論，任務交給了我。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我反對禁用，因為我從家裏帶的是港幣，對政府的貨幣尚缺乏信心，不願一下都拿到銀行兌換，但職責所在，只好照辦。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被推著往前走。我兩耳要聽窗外事，怎麼能置身其事之外？
1950年元旦過完不久，2月間新的任務又來了。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穩定物價和使全國財政收支平衡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發行公債。學校內定的購買公債的任務分配給各個系的學生會，由各系學生會組織購債事宜。當時廣州解放才四個月，人們對政府多存觀望，信任度還沒建立起來，校園裏學生們反應極為冷淡，都不願意掏腰包買公債。國事當前，不容懈怠，我們立刻組織中文系全體學生會，並邀請系主任容庚參加共同商議。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同學都沒有購買公債的意願，容庚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有同學建議在校內開一個小型展覽會，展出容先生的收藏，收取門票以購債。容先生立即慨允，他考慮到學生對參觀古文物的興趣不會大，門票收入有限，決定由他出面邀請嶺南著名國畫家黎雄才、關山月，在中山大學任教的書法家商承祚，和本校擅長西洋畫的司徒衛先生屆時到校，即席揮毫義賣購債。展覽會在周日上午舉行，展出前一天容先生親自指揮，布置展室，設計好每件展品的擺放位置和每張國畫懸掛的地方。容先生的住宅和展室頗有一段距離，展出當天清晨，容先生將要展出的文物包裹捆紮好，用自行車多次往返送到展室。當他逐漸擺放停當，便匆忙趕往校園碼頭，迎接應邀義賣的幾位書畫大師。
最先前來參觀的是以王力院長為首的中文系老師。他們頗具欣賞的眼光，常在展品前駐足。正如容先生所料，校內學生前來參觀者並不踴躍，對即席揮毫書法也不大感興趣，向黎雄才、關山月兩位大師求畫者也不多。唯獨校內的司徒衛先生懂得嶺南男生的喜好，別出心裁地帶來了一條凈色的領帶，用不脫色彩色在領帶上作畫，不多時領帶上就出現了美麗的圖案，很受歡迎，不少男生趕返宿舍取出領帶請司徒先生作畫。展覽於中午結束，容先生宴請幾位熱心義賣的來賓，中文系幾位老師作陪，我以中文學會會長身份也陪坐。宴罷容先生又陪同幾位書畫大師到碼頭送行，然後匆匆趕回展覽大廳，收拾展品，把展品一件一件包裹捆紮，用自行車一次一次運回家。容先生視他收藏的文物為珍寶，不願別人插手、幫助搬運。
中文系此次展覽義賣所收入款項共購得公債148份，超額完成任務。全校其余各系都沒有完成任務。於是學校仿效中文系義賣的辦法在周末舉行一次全校性的大義賣，由各系學生捐出物品拍賣。容先生在此次購買公債中所表現的行為得到眾口稱贊，容先生卻淡然表示新政府需要大家支持，國家的事需要大家盡力去辦，區區之舉何足掛齒。
在這次請幾位大師來校義賣捐款購債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令我受寵若驚的事情。黎雄才畫家提出要教我國畫，讓我跟他學畫。我對畫畫素無興趣，這個學期修讀的學分很多，加上又有中文學會、學生總自治會的事情，也沒精力再去學畫。可是大師的厚意卻之不恭，不敢直言婉謝，以致黎先生兩個周的周六周日來校教我作畫，並囑咐我以後到他家學畫，我因為上述原因沒有去。校內的司徒衛先生也提出要教我西洋畫，送給了我一幅他的畫作和一盒顏色，讓我到他家學畫。我去了兩次，以後司徒先生因公出差一個月後才能回來，我便再也沒有去學。我曾不止一次反問自己：兩位畫家為什麼主動地不辭勞苦地教我畫畫？我的答案是：文化藝術延續和承傳需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去長期傳播，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在創作自己作品的同時，也必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肩負著傳播藝術的責任。他們可能覺得我是學文學的，具有畫畫的素質，我為使他們失望而內疚。
周末容先生的家，常有中文系的先生做座上客。我有時也去湊熱鬧，常於席間談話中受益匪淺。有一次談起容先生的文物收藏，容先生說他二十多年來用有限的薪水收入節衣縮食，確實收藏了一大批文物。起初是收藏青銅器，以後又收藏書畫。那天展出的青銅器並不都是珍品，而是根據學生欣賞的水平展出各種不同的器物和不同畫家的畫，讓學生增加知識。他細說所收藏的至為珍貴的文物，我都聽不懂。他說當時收藏固然是出於喜愛，更主要的是供學術研究和不使國家這些文物散失和外流。他說不會就此將這批收藏文物據為己有，這是國家的文物，他將來一定要歸還國家，供世人共賞。不久前我從易新農與夏和順所著的《容庚傳》中得知，容先生果如當時所諾，生前已先後將他一生用心血所購藏的書畫、碑帖、青銅器等物1000多件分別贈送給廣州市博物館、廣州市美術館、廣州市美術學院及廣州師範學院，並將大量圖書資料贈給廣州中山大學。我不禁又為之動容。
論文導師陳寅恪先生和龍榆生先生
陳寅恪先生在嶺南大學先後指導過兩個學生的畢業論文，一個是比我高一年級的李炎全。他在陳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李義山無題詩試釋》，並獲陳先生賜予評語。另一個是我，由陳先生指導我寫有關清代詞人朱彊村的畢業論文，因為我個人的緣故中途而輟。
李炎全祖籍廣東，是美國華僑，高中畢業後他在美國一家中文報館工作了兩三年之後，於二戰期間應征入伍兩年。他是美國的退伍軍人。按照美國政府有關部門核準，嶺南大學作為錄收美國退伍軍人為學生的外國學校之一，退伍軍人在校所有學雜費和生活補貼都由美國政府支付。李父希望兒子回中國讀書，於是李炎全遵照其父之意願，考入嶺南大學中文系一年級。他中英文俱佳。由於他比一般學生具有較多的人生閱歷，因此在思考和處理問題上顯得成熟。他決定將李義山詩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之後，通過陳寅恪先生的助手程曦先生，請求陳寅恪作為他畢業論文的導師。陳先生答應了，但提出要求首先必須找到張爾田所著《玉谿生年譜會箋》，如果找不到這本書就不要寫。張爾田是著名的文史專家，他這本著作在研究李義山詩方面有新的見解。程曦助教幫助找到了這本書，其後，李炎全又得到在文史研究方面頗有造詣的陳寂先生的幫助，贈給他一套其珍藏的刊印於同治年間的朱鶴齡箋註的《李義山詩集》，其中還附錄了幾家對李義山詩的評語，是一套研究李義山詩珍貴難得的古籍。在李炎全已經收集研究了許多有關李義山詩的註釋之後，陳寅恪先生得知他因私事要去香港一段時間，立即讓助教告知他要在香港的圖書館收集有關李義山詩的書籍。僅此一事足見陳先生指導學生治學應持的嚴謹的精神，不但要求學生盡最大努力收集到有關書籍和資料，還要求在最新成果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研究。李炎全在陳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其畢業論文《李義山無題詩試釋》，並獲陳先生賜予一段很有價值的評語。
李炎全在完成學業後匆忙返回美國，我對他寫畢業論文的情況當時並不清楚。2004年他從美國給我寄來他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名為《康樂園》的書著。康樂園即嶺南大學康樂村校園，他以傳記文學體裁回憶記述了當年在嶺南大學求學的經歷，其中書及陳先生指導他完成畢業論文的情況。書中在這部分內容的最後，他有這樣一段話，我將原文抄錄於下：
畢業論文《李義山無題詩試釋》得陳寅恪導師核可，並賜評語。謹錄於下，以資將來陳寅恪全集之采納。“李商隱無題詩自來號稱難解。馮浩張爾田二氏用力至勤。其所詮釋仍不免有謬誤或附會之處。近有某氏專以戀愛詩釋之尤為武斷。此論文區分義山無題詩為三類。就其可解者解之為第一第二類，不易解者則姑存疑列於第三類，守不知為不知之古訓。其合治學謹慎之旨，其根據史實駁正某氏之妄說，誠為定論。又於馮張二氏之說亦有所匡補，蓋近年李贊皇家諸墓石出土，馮張二氏大中二年義山巴蜀遊蹤之假設不能成立，萬裏風波一詩始有確詁。此關於材料方面今人勝於前人者也。唐代黨爭昔人皆無滿意之解釋。今日治史者以社會階級背景為說，頗具新意。而義山出入李劉卒遭困阨之故亦得通解，此關於史學方面今人又較勝於古人者也。作者倘據此二點立論，更加推證，其成績當益進於此。又第二類仍有未能確定者，此則為材料所限制，無可如何，惟有俟諸他日之發見耳。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陳寅恪。”
陳先生這段評語絕非僅就李炎全一個人的論文而言，他對治學尤其是治史，提出了具有普遍性指導性意義的而且是非常有價值的一段文字。
1950年秋季開學，按照嶺南大學的學分制我已是四年級了，容先生重視努力寫好論文的教誨時常記於心中，當時考慮到所擔任的學生總治會文化委員的任務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可能身不由己，需要及早安排畢業論文。我在暑期曾下過一點極其粗淺的功夫研究朱彊村詞，我對這位被譽為集千年詞學之大師的朱彊村詞學，仍然有著想繼續做深一步學習研究的願望，於是決定畢業論文仍以此為題目。我素仰陳寅恪先生之學，並知道概述朱彊村先生生平及業績的朱彊村先生的墓誌銘乃出自陳寅恪先生之父陳三立先生之手，便想請陳先生做畢業論文導師。我請陳先生的助手程曦助教代為轉告陳先生，獲允之後我將畢業論文大綱呈交陳先生。數日後，程曦助教告訴我，陳先生說他不大懂詞，不過陳朱兩家世交，對朱先生的生平事略可能比較清楚，要介紹我和龍榆生先生通信，讓我以後寫論文有不懂和疑難的問題可直接去信龍先生請教。我聽了以後既感激又興奮。陳先生不僅俯允親自為我指導論文，還以他的名義請龍榆生先生指導我，何其幸也！龍先生不僅是與夏承燾、唐圭璋三人齊名，同為20世紀最負盛名的詞學大師，更是朱氏詞學的嫡派傳人。朱彊村臨終前將其平生所用校詞之雙硯及詞著（包括所校詞及本人詞作）盡授與龍先生，並諄諄叮囑：“吾未竟之業，子其為我了之。”龍先生當時在上海，我不知道陳先生介紹我給龍先生的情況。
兩年多前，家人看到有學者將新發現的陳寅恪先生的書信公諸於世，其中就有陳先生當年為我畢業論文之事致龍先生的信。原信如下：
榆生先生左右：屢從冼玉清教授處得承近狀，慰甚念甚。嶺南大學文史之課，聽講者寥寥，想此種學問行將掃地盡矣。茲有懇者，嶺大國文系女學生林縵華近欲作一論文研究朱彊村先生之學，弟於朱先生之學毫無所窺見，不敢妄談以誤後生。然當今之世，舍先生外亦無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為介紹，並附呈其所擬作論文目錄一紙，即求教正。若能詳加批示，尤所感幸。林生以後有所求教之處，似可由其逕函左右請益。想先生誨人不倦，且關涉朱先生，必不吝賜教也。令郎廈材想仍在清華肄業。耑此奉懇。敬叩吟安！弟寅恪敬啟九月二十九日
附論文題目一紙、舊作一首錄呈教正。
當我讀到信中“嶺南大學文史之課，聽講者寥寥，想此種學問行將掃地盡矣”和“弟於朱先生之學毫無所窺見，不敢妄談以誤後生。然當今之世，舍先生外亦無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為介紹”的話的時候，對陳先生流露出來的嚴守師道之古訓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深有所感。《禮記·學記》說：“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東漢鄭玄註：“嚴，尊敬也。尊師重道焉。”對於師道尊嚴應該理解為既是對學生尊師重道的要求，只有尊師才懂得重道，才知道敬學，同時也是對為師長自尊重道的要求。這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一個內容。陳寅恪先生又進一步把它視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一個內容，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中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師長有尊是六紀之一。陳先生以為師之道嚴格律己，力求達到理想中之最高境界。
嶺南大學中文和歷史兩系都是小系，歷來就讀者很少。當時聽陳先生課的學生多不超過十人，少則三幾人。聽說歷史系後來還有過只有一個學生聽課的情況。面對聽講者寥寥，預感到他所研究和所傳播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已不被世人重視，繼承和發揚為艱，即使如此，仍一絲不茍堅守為師之道。陳先生當時已雙目失明，學生到他家上課。不管聽課學生多少，即使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內容，他仍然每次講課前都認真備課。他講課時身旁有一塊小黑板，事先讓助教詳細知道他所講的內容，讓助教在他講到一些有關人名、書名和要引證的語句時，同時寫在黑板上。中文系聽過陳先生講授的白居易詩和元稹詩的課的學生都共同感受到以史證詩，詩史互證，對所講詩涉及的時代背景和所講詩意的個人獨特見解都可謂字字句句有據，絕無浮泛之詞。以陳先生學問之淵博和朱陳兩家世交，絕非對“朱先生之學毫無所窺見”，卻如此自謙，足見先生治學之嚴，而視“妄談以誤後生”為師者之大忌。陳先生是以極高之標準自律，嚴守師道。為了使所指導的學生在其論文上得到最好的指導，而不揣冒昧，致信請在該學術領域最深知者幫助指導。領會到陳先生把師道有尊作為理想最高境界之一，便能更深刻地體會到日後陳先生以免“貽誤學生”為由而憤然離開教席後內心之痛楚。
我寫好了畢業論文的第一章便請程曦助教轉呈陳先生，陳先生閱後做了一點批示後便轉寄給龍先生。不久我先後收到龍先生寄給我兩本他的書著和一封信。寄給我的兩本書，一本是1931年出版的《風雨龍吟室叢稿》，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詞作《忍寒詞》。《風雨龍吟室叢稿》中有一篇他當年對清代詞人的論述，我領會他是用他的這篇文章指導我評述清代詞壇。所寄《忍寒詞》有他的筆跡和印章，上書“縵華女士正之，沐勛寄贈”，然後蓋著“籜公”的印章，下寫“庚寅暮秋寄自上海”。“籜公”是龍先生四十歲以後所用的另一署名。寄來之信中對我的論文第一章初稿甚為稱贊，但未見修改意見和我的文稿。他還問我有無詞作，可以把詞作寄給他看看。數日之後，程曦助教交來陳先生和龍先生批改後的文稿，龍先生是先將他對我論文的修改寄給陳先生看後，再由陳先生交給我，這是對陳先生的一種尊重。陳先生只在文稿末頁提了這樣一條常識性的意見：“此文中述及清代諸詞人，正文中用字將其名置於括弧內”，批示應是出於陳師母唐筼代筆。龍先生的批語至為精細，大至對某朝代詞壇評述之欠妥，小至文言虛詞使用不當、錯別字、筆誤均一一匡正。在一千多字的文稿中修改之翰墨竟多達二十處。龍先生的兩本贈書和有兩位大師批改的文稿，兩年前竟意外發現在父母的香港舊居中，保存完好。我與龍先生素不相識，遙隔兩地。因陳先生致信相托，龍先生對我論文指導之熱情、周詳、嚴細，使我感動之余，更領會到師者之德。
內疚：離開嶺南，與兩位導師不辭而別
1950年9月間，廣東省教育廳做出決定，要加強高等院校的政治學習，提到廣州毗鄰香港澳門，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影響很深，所以要加強政治課，還要幫助學生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嶺南大學據此對學校課程的安排做了相應的改變，規定每個學生都要學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課，采取請校外人士來集中講課然後分組討論的方法，還邀請中山大學思想改造好的典型學生來校做報告。不止一次請校外文工團來校做配合思想教育的文藝表演。校內也排練這方面的話劇，我是學生總治會的文化委員，當然必須參加，不過在這段時間我還能抽出時間修改論文第一章，開始考慮論文的第二章，但是這期間政局出現了重大的變化。朝鮮南北分裂，美國宣稱支持南朝鮮，進而出兵參戰，侵略戰爭很快推進到毗鄰我國東北境的地方，戰火有燃及我國的危險。北朝鮮政府請求我國出兵幫助擊退侵略，於是我國很快組成誌願軍赴朝參戰。一時舉國上下立即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熱潮，普遍積極開展各種不同形式的活動。
嶺南大學和美國基督教會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且辦學秉承基督教義。學校設有神學院，還有嶺南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相當活躍，所組織的團契的家的活動參加者有二百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學生共三百多人，占全校總人數超過四分之一。因此開展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的任務更顯繁重。學校連續開了兩天控訴美帝國主義罪行大會，來校任教的美國教師也被作為批判對象。學生教師發言控訴，嶺南大學所在地康樂村的村民也來參加控訴美帝分子當年建校園時侵占農民土地的罪行。到了1950年12月初，學校完全停課兩周，進行土地改革的學習，並動員青年學生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這時廣州市召開了全市基督教學校的學生代表大會，嶺南大學派出幾十人參加，我被委任為大會的書記。所謂書記就是記錄和整理發言材料，會上先後將近有三十人進行了控訴美帝國主義罪行的發言，這些發言深深震動了我。
我曾經在英國和葡萄牙統治下的香港和澳門感受過那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我也在廣州目睹和親自經歷過在日本侵略者鐵蹄統治下的痛苦；我也在上海領略過十裏洋場和公園門口掛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的屈辱；我絕不能讓欣欣向榮的祖國再受欺淩和侵略。我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是繼續留校在兩位導師的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和大學學業，還是響應祖國的號召投筆從戎制止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企圖，何去何從？我終於在截止報名那一天的下午報了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
嶺南大學當時學生總數大約一千多一些，報名參軍的同學據統計有340人，前後被批準的有75人。學校先是通知我被批準和17位同學一起先到新疆學習俄文，然後赴朝鮮為蘇聯專家當翻譯，大約十幾天後出發。隔了兩三天又通知我，因為西北軍區需要一個懂普通話和有文字能力的學生，決定讓我和另一個同學到位於甘肅的西北軍區，三日後出發。突如其來的這個決定使我措手不及，只有三天的時間我需要趕緊分別寫信給我在香港的父母、給我在美國的弟弟和在北京的哥哥，告知他們我參軍的消息，需要到廣州市和我的外祖母告別，留給她一筆生活費用。我在嶺南學習期間，母親給外祖母的生活費都經由我交給外祖母。我一大堆學習書籍資料和學習用品以及我不能帶走的衣物蚊帳和床上用品都需要處理。中文系的師生要安排歡送活動，非本系的同學也要安排和我話別，我忙得不可開交。我缺乏足夠的禦寒衣服，我需要趕緊到廣州市購買棉花和布料，央求裁縫鋪趕制小棉襖。但是因為時間緊，裁縫鋪拒絕縫制。中文系的王季思教授得知此事後，讓他的夫人給我縫制。年過半百的王師母日夜趕制，一針一線，及時為我縫制了冬裝。每當我想到此事，感激不已。
1951年1月，還差一個學期大學畢業，因為戰爭的需要，我離開嶺南大學，奔赴位於蘭州的西北軍區，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那時，我二十一歲。此後，我一直生活在中國北方（蘭州、西安、北京），二三十年沒有機會回到生我養我的廣州和香港，再也沒有見到我的父親。
當時在我一片忙亂之中，程曦助教曾經提醒我，是否要親自去告知陳先生，並寫信給龍先生，告知我參軍之事。我當時腦子一片煩亂，本能的反應是兩位導師如此厚愛於我，我怎麼好跟他們說參軍比寫論文重要？我難於啟齒，幹脆就讓兩位導師認為我是一個不懂事的人，不堪造就之才，請程曦助教代我轉告。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是對兩位導師極不尊重的行為，這一草率和錯誤的決定令我日後付出了代價，幾十年來我每每憶及此事，都深感內疚和負罪。聽說陳先生此後再沒有指導學生畢業論文，我不知其原委，但我相信一定與我有關。我這一不尊重師長之舉，一定給嚴守師道的陳先生造成傷害。我又聽說在1958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山大學的學生給陳先生寫大字報，批判陳先生之學是“偽科學”，斥辱陳先生教學“貽誤青年”，陳先生憤然向學校當局提出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從此永遠離開講壇。陳先生自1926年執教清華校園，至1958年的三十二年中用自己的心血竭盡為師之責，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為挖掘、弘揚和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獻身，卻不得已做了永離教席之選擇。
陳先生1964年在《贈蔣秉南序》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隋朝王通曾在山西汾河流域之地效法孔子講學傳經授徒，唐朝名相房玄齡、魏征以及多位名儒均出其門下，陳先生也欲效之，弘揚傳播中華文化和為國家培養人才。此誌已不可繼續實現，只能寄托於夢想。痛哉，陳先生！非為一己之痛，乃中華優秀文化弘揚之痛。
我想起季羨林先生《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一文中對愛國主義的闡述，他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即愛自己國家的文化。陳寅恪先生如此，容庚先生如此，吳玉如先生也如此，我師從這三位大師的時間很短，對大師們的學問和品德知之極少，我上述憶述的都是零星點滴的小事，這些小事令人能從各方面感受到大師們熱愛祖國文化的高尚精神。
恩師已逝，師恩永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