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導演郭柯找到韋紹蘭拍攝紀錄片《三十二》，雖然已有無數心理準備，但在面對這位92歲老人那一刻，他身心仍是難以自禁的震悚。
“鬼子迎面衝過來，舉起刺刀砍斷我的背帶，我背著的女兒掉在地上，我就跟女兒一起被他們抓走了。”
“怎麼沒怕？每天一看到刺刀就慌死了，眼淚都不敢流，不敢擡起頭來看。”
“那時被關在裏面，白天晚上都去你那房間……”
聽著這些不忍卒問的敘述，郭柯內心也變得無比敏感，他的拍攝慎之又慎，有心挖掘那段塵封的歷史，卻也擔心鏡頭會揭開老人內心的創痕。
但事實證明他多慮了，韋紹蘭在平時相處時更多是笑著的，她一如往常挑水種菜，在簡陋房子裏升騰著屬於自己的煙火。
她就像許多老人那樣，有一種閱盡風塵後的通透與達觀，“苦處難處，難到這一步就止了。”
郭柯經常看到她一個人坐在門檻上，望著遠處的青山，悠悠唱道：“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幹。”
歲月剝啄臉龐留下的皺紋，一如她人生的曲折，但她的心卻似這青山，有著恒久的平靜與堅強，一任時光流轉。
但這份堅強和平靜，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時間回到70年前，韋紹蘭經歷了3個多月非人的折磨後，終於趁著給鬼子洗衣服的空檔逃出慰安所。
然而剛結束肉體的折磨，等待她的卻是更為難忍的身心煎熬。
丈夫看到她時的第一句話：“你就回來了？你還曉得回來呀！”
3個月未曾掉過一滴眼淚的韋紹蘭，在這一刻淚流滿面。她自己也明白：“作惡的雖然是鬼子，但又有哪個男人瞧得起我這樣的女人？”
婆婆安慰她：“你別哭，快把孩子放下來，餵她喝點粥吧。”
然後又在兒子面前替韋紹蘭說話：“不是她學壞了，是日本人在山頭拿到她的。”
丈夫反駁不了，沒有說話，只是不住搖頭嘆息，以後雖然跟韋紹蘭活在一個屋檐下，卻總對她視而不見。
在周圍人們的偏見和嫌棄中，韋紹蘭本可以和女兒相依為命。在慰安所的時候，她也就是抱著女兒，咬牙挺下來的。
可自從她跑回家裏，柔弱的女兒便一病不起。她緊緊抱著女兒，眼裏流著淚，胸口感受到女兒滾燙的額頭。
直到有一天，韋紹蘭仍抱著女兒，胸口卻徹底變得冰涼，她於是失去生命中唯一的慰藉。
而真正讓痛苦無以復加的，是她發現自己懷了孕。
命運奪走了她心愛的女兒，又迫使她背負起惡花的果實。
面對這樣的折磨，再平靜的心境也會崩潰，再堅強的靈魂也會破碎。
“沒有哪個比我更苦了！”她對自己說，眼淚全往心裏流，於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去死。
韋紹蘭找到一瓶舊瓶裝的農藥，一飲而盡。
但或許是農藥放的時間久了，韋紹蘭痛得昏死過去，卻最終被村民們救了回來。
不知是關心，還是折磨，此後大家對她更為上心，不給她尋短見的機會。
這下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她空洞的目光裏，婆婆邁著蹣跚的腳步來到她身邊。
“死什麼，留著這條命在這裏好！”
但人活著總得有些指望，韋紹蘭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可指望的。
婆婆的目光落在了韋紹蘭已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她讓韋紹蘭留下孩子，別管是男孩還是女孩，因為如果她以後不能生育，這個孩子將成為她唯一的寄托。
這番話啟發了韋紹蘭，哪怕肚子裏的孩子流著仇恨的血液，但終究是她的骨肉。對於她這個遭受不幸的女人，世界也許會一直冷漠，但孩子卻可以給她相依為命的力量。
她雙手捧著肚子，站在村頭的山丘上，望著遠方蜿蜒的小路，耳畔回蕩起熟悉的山歌小調：“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
曾幾何時，她也像所有女孩一樣，哼著愉快的歌兒，憧憬自己出嫁那天，坐著花轎從這條路上走過。
但是當這些美好念想賦予生命的意義被無情剝奪，韋紹蘭為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意義。
當生活有了意義，韋紹蘭是堅強的，可這意義本身卻是脆弱的。
幾個月後，羅善學出生了，他成為韋紹蘭的寄托，同時也成為一切痛苦的指向。
丈夫從沒把他當自己的孩子看待，後來千方百計跟韋紹蘭又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同樣沒把羅善學當哥哥來看待，有次還叫囂著要雇人來把他砍死，算是清理門戶。
年幼的羅善學早早輟學在家，被勒令做些粗重的農活。
出門在外，他也是受盡欺負，不僅時刻被人戳著脊梁骨罵，還經常挨同齡人的拳打腳踢，但凡道一聲委屈，別人就一口唾液吐他臉上，“你是鬼子的種，就該死！”
不止一次，羅善學聲嘶力竭地向韋紹蘭咆哮：“你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
面對這樣的質問，韋紹蘭不知該說什麼。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把孩子生下來，自己是有活著的意義了，那孩子的意義又在哪兒？
韋紹蘭於是找人幫兒子做媒，想用同樣的辦法為他找尋寄托，但姑娘家一聽說他是日本人的兒子，便就只有一句話：“嫁誰不好要嫁日本人！”
做媒做到第六次，不管是韋紹蘭還是羅善學，全都放棄了。
丈夫去世後，小兒子也搬了出去，留下韋紹蘭和羅善學相依為命。
日子一天天過去，韋紹蘭看著兒子的目光從悲憤到無奈，最後變得麻木和暗淡。
等到郭柯帶著劇組找上門時，羅善學已是70歲的老人了。
面對鏡頭，韋紹蘭語重心長地說：“只要命長，窮就不講了。“
兒子卻重復她曾經的絕望：“以後一個人了，我就喝農藥去死！”
紀錄片《三十二》上映後，引起國內外的極大關註，因慰安婦問題而起的聲討也愈演愈烈。
韋紹蘭是目前國內唯一公布自己兒子是中日混血身份的受害者，她和羅善學於是成為指證罪行的最有力證人。
以至於一向對戰爭罪行遮遮掩掩的日方，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也不得不承認韋紹蘭曾受到侵害。但隨後他們又表示，個人是不能起訴政府的。
可等到韋紹蘭聯合其他“慰安婦制度”的受害人，在國際援助組織的支持下起訴時，換來的則是無休止的推諉。
日方知道，哪怕鐵證如山，但只要像這樣拖著，用不了幾年這些“證據”便會相繼死去。
現實也的確在按他們的計劃發展，2017年郭柯再次進行拍攝時，紀錄片的名字已然從《三十二》變成了《二十二》。
而和掩蓋罪行的嘴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二十二》中韋紹蘭那份對世界純粹的愛。
有人問韋紹蘭恨不恨日本人，她卻答非所問：“我很感謝幫助過我的人，中國人，韓國人，還有日本人。”
當時她每個月生活費只有30塊，因為白菜最便宜，她就幾乎每頓都吃白菜。
可在拍攝《三十二》時，她卻足足給郭柯包了100元的紅包，讓他自己“買糖吃”。
命運無情的剝啄，沒有讓她的心千瘡百孔，反而將其打磨得有堅硬的外殼，也有柔軟的內核。
這一切都正如《二十二》上映後，一句熱門評論說的那樣：“讓我進電影院的是她的仇恨，讓我哭著出來的是她的溫柔。”
而韋紹蘭自己也逐漸在這個過程中明白，對於她那一心尋死的兒子，她沒辦法改變他悲慘的宿命，也沒能力給他更好的生活，甚至在不久的將來，自己也不能再陪伴他身旁。
到那時若還有一樣東西能守著兒子繼續活下去，那就是她在這75年修練出來的溫柔和堅強。
2018年2月，98歲高齡的韋紹蘭做了闌尾手術，很長一段時間只能飲用流食。
這是老人最後的年歲，但她從沒想過放棄，儼然是在告訴羅善學：再苦的命，也得給我咬牙活著。
就像余華曾說的那樣：“活著的意義就是活著本身，而不是除此以外的任何事。”
為孩子而活，或者為等一個道歉而活，這些寄托人生的方式自然無可厚非，但如果這些事終究不得圓滿，人生也並非就沒了意義。
2019年，韋紹蘭走完了她命途多舛的一生，至死也沒等到一句道歉，但她給人們留下的不是遺恨，而是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
“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這句話時刻縈繞在羅善學耳畔，如今他是真的孑然一身了。
母親離開的這兩年裏，仍時不時有人登門拜訪，將攝像頭對準他。但曾經那份歇斯底裏的悲憤和無望已逐漸從他臉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像母親那樣的樂觀和堅強。
其實早在《二十二》拍攝時，羅善學就已經在母親的影響下改變了許多。
當時，有記者跟他開了個頗顯冒犯的玩笑：“給你找一個日本的老伴要不要？”
羅善學沒有生氣，反而大笑著說“不可能”。
被問到以後怎麼生活時，羅善學也沒像多年前那樣，堅持用一瓶農藥結束自己這條“本不該存在”的生命，而是平靜地說：“給我一碗稀飯，我就舉雙手了。”
最近一次出現在鏡頭前，是2020年在當地大學生們組織的一次慰問活動中。他剛從田間幹活回來，看到年輕的學生們，他很自然地流露出開心的笑容。
這一刻，韋紹蘭的心願達成了。
這世上有許多事情，是我們終其一生都無法改變的。
羅善學的過去是不幸的，未來或許也看不到道歉的那一天，但他只要能笑著活下去，就是對母親在天之靈最大的慰藉。
維克多·弗蘭克爾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後說過一句話 “人哪怕在最悲慘的時候，也能創造生命的意義。”
韋紹蘭從沒上過學，但她從人生中悟出的這個道理，不僅是她留給兒子的堅強，也是她留給我們這整個時代的力量。
參考資料：
1.紀錄片《三十二》，2014；
2.紀錄片《三十二》，2017；
3.《讓我進電影院的是她們的仇恨，讓我哭著出來的是她們的溫柔》，來源：公眾號“新世相”
本文作者：姜榆木
責任編輯：淡淡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