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彥哲
一
2021年4月22日黃昏18時35分，尚留守布村之同門曉青來電，未及接聽。
21時43分，師母來電，未及接聽。5分鐘後急忙回電，不想最壞的消息還是來了。
彼時的場景頗有一番超現實主義之風：這邊廂，我哆哆嗦嗦故作鎮定胡言亂語地與師母保持通話；那邊廂，妻子陽陽一邊哽咽著急電曉青及詠暉趕往醫院陪伴師母，一邊在她的微信工作群中打出幾張笑臉幾簇焰火參與同事們慶祝項目簽約的狂歡——果然應了那句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轉眼半個月過去，終於能安安靜靜坐下為老師寫點什麼東西了。可是，在老師身邊度過的這將近7年的歲月，又該從何說起呢？只好用“意識流”的方式，讓思緒走到哪兒寫到哪兒吧。
二
在我及至目前為止的人生最為灰暗迷茫的時刻，是老師拉了我一把，收留了我。其間波折權且按下不表，總之在2013年9月23日的清晨，我來到了布村。
起飛前夜，老師特意來電說明天一早他跟師母在機場等我，我再三表示不必如此，可老師依然堅持，實在拗不過，只得服從安排。直到許多年後我才發現，這是老師一貫的熱心，無論是組織會議迎接與會學者還是友人來訪，只要老師認定對方初到布村有迷途之虞或其他不便之處，便一定會堅持親自到機場迎接——不管是多早多晚的航班。
一番折騰，總算通關來到了布村機場略顯小氣的國際航班接機廳，曉璐師姐已然拿著寫著我名字的紙卡在此等候多時。一番相認，師姐便引我至老師與師母處，四人共乘進村。現在已然記不清一路上跟老師和師姐都說了些什麼——一則因為飛機上一夜未眠，兼有初見老師心懷忐忑，一時不免呆若木雞；二則始終覺得我為圖便宜購置的清晨落地的機票，到底是給老師、師母和師姐帶來了如許麻煩，實在赧顏，不由神遊地縫三尺，難以專註——只覺不知多久之後，昆士蘭大學St Lucia校區的巨幅校牌和在陽光下頗顯恢弘的大學標誌性建築Forgan Smith主樓赫然出現在眼前。老師此時回頭笑著看了我一眼，擡手一指：“看，這就是我們的大學。”——這一幕，我至今依然真切地記著。
待師母把車停好，老師便帶我上樓來到學院辦公室一間一間地敲門，向我引介院裏的諸位老師。此時我依然處於“木雞”狀態，想來略有尷尬，只記得老師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向老師們介紹我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還在我因緊張不適應而詞不達意時幫我轉述我的原意。我原以為老師會因我這一番窘迫“初次亮相”而略有失望，不想老師在離開學院的路上反而安慰我不要介懷：“不要怕，一開始誰都是這樣的，多跟本地人交流，過段時間就好了。”言語間，老師從包中取出幾份報紙交到我手裏——除了The Australians以外，還有布村本地華人主辦的中文周報——“看完就找我拿新的，英文報紙可以學英文，這幾份中文報紙也看一下，你現在要在這邊住下了，所以也要稍微了解一下本地華人社區的情況。”
回到師母的車上，老師又招呼了另一位同門一道前往布村老中國城Fortitude Valley喝早茶。一如雋雯師姐的回憶，這似乎是老師為每位初到布村的新弟子準備的“傳統項目”——初臨異鄉的學子，在全然陌生的環境中難免泛起思鄉之情，老師安排的早茶恰能在此時為我們帶來一絲安慰。茶足飯飽之後，老師特別叮囑曉璐師姐下午帶我將學校報到之其余事宜及銀行卡、電話等生活必需之物辦妥；當得知我尚未尋得長期住處時，老師又擔心我遇到不靠譜的房東，於是又再三囑咐師姐在我租房時一定要幫忙“把關”——老師對學生之操心，由此可見一斑。
與老師初見的情形，大略便是如此。
三
周啟榮老師說：“誌剛是一個為學術而活的人，研究不是他的職業，而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活著的意義。除了研究，他對其他的問題都沒有太大的興趣。”此言非虛。
平日無論何時與老師談話，內容大多都是讀書、自己或是老師的研究進展與發現、經典或新近的理論、學界動向、研究材料等等與研究和學術密切相關的話題。即使偶有略微“不學術”一點的話題，亦是圍繞著這些學術話題展開的：如某一學者或某一學派的學術譜系、學人軼事、諸位前輩老師之遺訓遺風等等。在放松休息時，我們——甚至是老師自己——亦曾嘗試把話題切換到相對輕松些的“頻道”，然而總是以失敗告終。似乎除了學術，老師在聊起一切其他話題時都略微顯得有些“無從下口”，只有回到學術和研究的議題上，他才會又回到那種暢快自在的狀態。記得在撰寫畢業論文期間，有一次請老師和師母來家裏吃飯。師母特別在飯桌上叮囑老師別聊學術和論文進展，難得讓我放松一下，老師欣然應允。結果話音剛落還沒聊幾句，話題就從樓下超市什麼蔬菜水果在打折不知怎麼又繞到了盧作孚、晏陽初、陳鶴琴等人的身上，當我們反應過來時，老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趕緊吃了口東西，大家也都笑了。
黎誌剛夫婦在本文作者家裏吃飯
當然，老師的生命中也有喜怒哀愁，心中煩悶之時也偶爾會同朋友及眾弟子一吐為快，此實人之常情。不過細想起來，與大多數人全然不同之處在於，能讓老師不快乃至憤懣的人和事從來都與他的教學、研究、學術活動或是學術原則受到幹擾和侵犯有關，至於一切其他事宜，老師從來不曾計較分毫！
現在想來，每兩周左右舉行的讀書班對於老師而言或許是他這些年來最享受的時光之一。除了老師自己的研究生以外，短期逗留的訪問學者、其他學系慕名而來的學生、乃至老師在課堂上遇到的本科生，只要有意參加，能夠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對指定材料的閱讀並按時提交讀書筆記，老師通常是來者不拒的。記得某生曾向老師抱怨讀書班應該以研究生——特別是我們幾個博士生——為主，不該接納太多“外人”，尤其是本科生，恐其“根基尚淺，拖累讀書班的討論效率”。老師對此則不以為意，他常說：“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既然人家有心讀書，我們是不應該拒絕的。”就這樣，我們的讀書班總是一派“八仙過海”的熱鬧景象：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學友你來我往、各顯神通，老師則閑庭信步遊刃其間，不時引導討論方向並補充介紹相關的理論、著作及學人。要知道，在老師信手拈來、舉重若輕的瀟灑背後，是他令人震驚的閱讀積累及各專業知識儲備，非此絕不足以主持這樣一種“滿漢全席”式的自由討論。在這裏，大家時而面紅耳赤、時而朗聲大笑；在這裏，一切問題都可以被討論，一切理論都可以被懷疑，一切經典都可以被批評，一切“長幼尊卑”都被拋諸門外；在這裏，分享發現時不藏私，互相指正時不矯飾，遇到難題時同進退，遭逢挫折時共勉勵——在這裏，就在歷史學院這間小小的、連電腦和投影都時不時會失靈的研討室裏，老師硬生生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學術“烏托邦”。
記得有好幾次，老師搶在上午下午兩節大課之間的午休時間，帶著師母準備的簡餐，笑瞇瞇急匆匆地就著我們的唇槍舌劍“下飯”。還有好幾回，讀書班預定結束的時間到了，而大家談興不曾稍減，老師也似乎忘了時間，直到窗外月明星稀，師母早已在樓下駐車等候多時，老師才只得戀戀不舍地先行離開，待稍晚時分，老師必定會打電話來問問方才的情況：“彥哲，大家討論得開心嗎？後來又討論了些什麼？來不及談的沒關系，留著下次再討論，只要大家喜歡，時間不是問題。”
是啊，那時總覺得時間從來不是什麼問題，這樣的日子似乎可以理所當然地永遠延續下去。可是如今——老師啊，你再也沒法笑瞇瞇地看著我們討論，陪我們一起看書了。
四
老師一生言傳身教，留給我們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
老師是眼下這個世界上少有的善良而純粹的人。他待人至誠，因為自己不曾對旁人懷有半分惡意，所以也推己及人預設性地相信旁人和世界總是善良而真摯的。由此，即便是萍水相逢，老師也會毫無保留地坦誠相待。這種不設防的姿態，一方面讓老師結下了許多知心過命的好朋友，另一方面也讓老師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吃了不少奸惡之徒的虧——可是，一旦這些奸徒落入困境再無力施害或是因為各種原因或真或假地“幡然悔悟”，老師總會超然地選擇原諒，甚至有時還會對其施以援手以德報怨。面對此景，我們總是氣不過，常勸老師“防人之心不可無，該出手時要出手”，可老師卻每每反過來勸慰我們：“人生苦短，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既然他們已經受了懲罰，已經很慘了，這些事隨它去吧！‘痛打落水狗’的事我們不要做，總要讓人家繼續生活。”老師一生坦蕩大度如許，所謂“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者，這世間我所親見的，也就只有老師一人而已。
如果暫且將學界比作一個江湖，老師便是仗劍其間有情有義的一代豪俠。
他師出“名門正派”，卻從來不像有些所謂“正派弟子”一般瞧不起“小門小派”或是江湖中所謂野路子的“邪魔外道”，而是海納百川、交遊天下。每每與人切磋論道，不問門戶出身，老師堅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的道理，回報他的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酣暢。
他身懷諸子絕技，兼納百家所長，卻從不以某領域之“宗師”、“大佬”自居，而是依然保持著虛懷若谷的謙遜與低調。除了自身不斷讀書閱檔苦修精進以外，但凡聽聞某處有前輩高人或是後學新秀“設壇論劍”，他總是排除萬難設法赴會。難得兩三天的余暇也要“打飛的”跨越大半個地球只為聽一場兩個多小時的講座這種事，對老師來說是常態。若是真有一念千裏的“禦劍飛天”之術，想必老師是一定會學的，這樣他的行動便不再受制於航班的安排了——學者求知，正當如斯。
他慷慨俠義，對朋友乃至陌路求助者，只要老師覺得是義不容辭或有益學術之事，總是“有求必應”——無論是仗義執言在學術上或是現實中為遭遇不公的學人據理力爭，還是呼朋引伴為諸方大俠、中俠、少俠的項目、會議、期刊“幫場子”，管他“重大不重大、高端不高端、核心不核心”。正如老師曾不止一次跟我用語速極快的粵語一字不漏地提起過《孟子》中的一段話：“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人生在世但憑良心與真理行事，這就是他一生躬身踐行至死無悔的信條。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老師治學審慎而精深。“多看，多想，少發表”這一與“四唯論英雄”背道而馳的治學原則，是許多初入師門的學生從老師那裏學到的第一課。老師常說，他的這一習慣主要受到湯定宇先生和韓子奇老師的影響。老師年輕時，湯定宇先生作為文史系的主任在香港樹仁大學執教，湯先生授課時，老師常去旁聽——有時甚至是站在教室外把湯先生的課從頭到尾一句不落聽完。老師說，在他遇見的學人中，恐怕沒有幾個能比湯先生讀過更多的書——無論是中國傳統典籍還是西方經典著述——再加上湯先生天賦異稟博聞強識，傳聞只要是其讀過的書，總能準確道出某語出自某處，並給出一針見血的批評或思考。
令人驚奇的是，湯先生學貫中西淵博若此，卻於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之事無甚興趣，其學識與思想至今或許只有曾有幸親炙者才能窺其一斑。老師曾憶及湯先生跟學生們談起他不著書文之事，湯先生原話大意是：“寫文章，就一定要寫好文章，不然就不要寫。文章好不好，要跟顧炎武、黃宗羲他們去比。試問我寫的東西能超過顧炎武嗎？能超過黃宗羲嗎？不能，所以我寫來作甚？沒必要。”湯先生一代奇人，行事頗有魏晉遺風，無論如何，湯先生的這番話及其行止確實在彼時老師的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至於韓子奇老師，則是某次老師完成了一篇論文，韓老師閱畢給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和建議，老師說他此後一直保留著韓老師“批判”過的這一手稿，不時取出一閱——一方面韓老師的意見確實為完善此一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另一方面也是警醒自己“做學問、寫文章要加倍嚴謹”。
老師用這樣兩個故事教我們，他自己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無論教學、科研和行政的事務再忙，結束工作的時間再晚，老師寧可縮減睡眠時間，每天也會抽出至少兩個小時毫無幹擾地讀書，他告訴我們這叫練好“梅花樁”的基本功。特別要說明的是，老師讀書不走“捷徑”，一本書非從頭到尾通讀不可——包括每一處註解和參考資料，必要時甚至會逐一查證。老師認為只有如此讀法，才算是真正讀完了一本書，一則非此不能獲得真知，二則不至將來鬧出斷章取義乃至張冠李戴的公案貽笑大方。記得我入學不久，老師曾擲下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書稿，此書與我的研究大有關聯，不過因尚未完成排版，故還未及添加目錄。面對這厚厚的近千余頁的大部頭，我一下子犯了難，脫口而出“老師，這書沒有目錄，怎麼讀啊？”老師看著我輕輕地說了一句：“一頁一頁讀。”是啊，一頁一頁讀，讀書不就該如此麼？這些年每與師友談及此事，眾皆深感在當下這個“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內卷”時代堅持如此讀書之難，只求能用、尋章摘句式的“散裝”閱讀才是常態——諸先賢的經典著作活生生被讀成了操作手冊一般冷冰冰的“工具書”，諸先賢本人自然也就淪為諸君“召之即來，來之能引，引之即走”的“工具人”了。
在發表方面，老師也如其讀書一樣“慢”。1993年，老師憑借其博士論文《上海輪船招商局研究》榮獲亞歷山大·格琴克朗獎（The 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ize），這是由美國經濟史協會授予當年非美國經濟史研究的最佳論文獎，老師亦是獲此殊榮的首位華人學者。遺憾的是，將近三十年過去，該文全稿至今仍未付梓。盡管此文很可能成為招商局研究乃至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一項裏程碑式的作品，面對諸多師友多年來一再催促，老師卻總是笑笑說：“還有檔案沒看完，不急。”老師每年都會堅持抽出幾個月前往上海等地查閱盛宣懷檔案，倘若我記得沒錯，老師曾提及大致再有幾年的時間，待其將盛檔至少通覽一遍後，便可著手博士論文的修訂與出版了——孰料天不假年，這或許將成為一樁永遠的遺憾了，惜哉痛哉！
宋鉆友老師感慨老師帶學生是“保姆式”的培養，現在想來這不僅得自全漢昇、劉廣京等先生愛生如子遺風的傳承，更是出於老師自己對師道本分的理解、堅守與發自內心的熱愛。
許多研究生都戲稱“最怕導師突然的關心”，對於我們幾個學生而言這句話卻不適用，因為老師對我們的“關心”從來都是從學術到生活全方位“日常化”的。老師幾乎每天都會跟我們通話，除非老師外出不方便致電，才有那麼幾天或者一段時間接不到老師的電話。學生們畢業後，老師也幾乎和大家保持著相同的通話頻率，關心大家各自的發展還有生活的狀況。全球新冠疫情暴發之初，老師有一次從電話中聽出我情緒不佳——那時對前途和生活也確實有些灰心和喪氣——每隔兩三天便打電話跟我聊天，直到此後各方面的情形都暫且明朗起來，他才放下心來，在聽到一些哪怕是臨時性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好消息”時，老師好像比我還高興。
還有許多點點滴滴的日常小事，無不體現著老師對我們的關懷。他常說我們還是學生，在外留學不易，能替我們省就省一點。在我的印象中，這麼多年來，老師從來不讓我們掏腰包買過哪怕一杯咖啡，更不許我們請客、送禮——除了有時去老師家吃飯，為了不讓師母辛苦再多做一道甜品，大家買了帶去一起吃的小蛋糕——以至於我博士第一年開學時家人為感謝老師準備的一盒好茶一直壓在箱底不敢拿出來送給老師，後來只得自己喝了半夜提神用。平時，師母也會特意多買些面包分給我們作早餐，每逢端午我們還能吃到師母親手包的粽子。去年我入職後，跟老師約好疫情結束一定回布村或等他們來深圳時，好好請他跟師母吃頓飯：“白吃白喝了這麼些年，學生現在有工資了，總可以請您吃飯了吧？”老師終於在電話那頭笑著答應了，不過這一次，老師還是失約了。
老師在學術上對我們的指導，則更是“保姆式”的無微不至。對於我們提交的文章或者論文的部分章節，老師總會細細地批閱：在覺得寫得好的地方用鉛筆在這一段落的邊上劃上一個勾；覺得需要商榷的地方，則會圈出相關的詞句，在旁寫上自己的意見，甚至連語法和拼寫錯誤，老師都會一一糾正。這樣改完全文以後還嫌不夠，往往還要再來一輪面談，跟我們討論為什麼要這樣改，接下去該如何做。起初接觸老師的學生或許不太習慣老師的評價方式，因為我們幾乎很少從他的口中聽到“好”、“很不錯”之類的評語，取而代之的是“還可以”、“沒什麼大問題”。某生曾為此感到困惑，覺得是不是自己的文章寫得真的很一般，後來才發現，“沒什麼大問題”已經相當於老師在說“寫得好”了，只是一來老師學術標準甚嚴，二來老師常說“為人、治學要謙卑，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故而老師才選用了這樣的表達方式來——當然了，當老師親口說出“好”的時候，那就是真的好了。
在與我們討論時，老師也從來不強迫我們接受他的觀點。倘若有不同意見，老師也會在認真聽取我們的想法後，尊重我們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除非事關學術標準。遇到老師實在覺得我們是因為對某一問題缺乏了解而產生的謬見時，他也不會直接以導師之威加以糾偏，而是從旁一本書一本書地推給我們看，讓我們自己去吸收、思考，鼓勵我們自行發現問題、處理問題。記得一開始我們不少同學對日常研究存在很大的偏見和誤解，甚至說了許多現在想來“無知者無畏”的話。老師沒有生氣，也沒有急著讓我們“改造思想”，而是帶著我們從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齊美爾（Georg Simmel）等人的小文章出發，一路讀到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德賽托（Michel de Certeau）等人的大部頭。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這幫“刺頭小怪”終於是服了。此後，老師又根據各人不同的研究興趣和特長，分別讓我們“主攻”不同的學者及其經典著作，鼓勵我們各自探索“航道”，最終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新大陸”。不過，老師的這番苦心也是學生們事後回首才逐漸明晰——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與作為“入室弟子”的博士、碩士相比，老師對本科生的關照亦不遑多讓，這在當下的海內外學界中，更顯難能可貴。
近年來，由於院中的種種變故與課程調整，老師每學期都要承擔少則兩門多則四門的本科課程教學任務。以我親眼所見，老師是院裏諸多教授中備課最認真的。每周老師都要花大量的時間精心準備下一周的課程，對作業的批改也如同批改我們的博士論文一般細細圈閱、點評。有時因為作業批改的工作量實在太大，老師要一直改到淩晨方才結束，只能睡上兩個多小時，便起身匆匆趕往學校上課。即使如此，老師也從來不肯敷衍了事有所懈怠，我們實在心疼老師，欲行代勞，老師亦執意不肯。課余時間，老師辦公室的大門永遠向學生們敞開著——無論是討論學術還是訴說困惑，老師一概歡迎。每逢重量級學者到訪，老師亦極力邀請本科的同學們大膽參加相關的見面會與研討會，會後通常還會請大家一並前往家中聚餐——這般熱鬧的景象是許多同學難忘的回憶。
疫情暴發後，學校全面轉入線上教學，竟有某些教授授課時關閉攝像頭以往年之課堂錄音糊弄學生，線上導修課和作業批改更是應付了事，以至於鬧出被學生察覺後故意胡言亂語而教授竟不自知的大笑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老師依然夜以繼日地辛勤備課、批改作業，通過郵件為學生們提供及時而精心的指導。課堂裏這些十九、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平日裏固然看似嬉皮笑臉百無禁忌，但老師對大家的好，大家就算嘴上不說，也全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老師走後，各類社交平臺上一條又一條動情的留言都在訴說著一個事實：老師，就算終有一天孩子們逐漸忘卻了您在課堂上提過的那些人、事和書，您在三尺講臺上的身影也將永遠被他們懷念著。
走筆至此，淚不能禁。關於老師的故事還遠不止於此，但我權且只能寫到這裏了。
2019年8月11日中午，黎誌剛先生與本文作者在“近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閉幕儀式上的合影
五
回到2021年4月22日的那個夜晚。
在當晚的一切都暫時告一段落後，我的腦海中一直在翻騰著幾個問題：我最後一次見老師是什麼時候？在哪裏？老師那天又說了些什麼？然而，任憑我搜腸刮肚絞盡腦汁，卻怎麼也想不起來與老師共同度過的最後一個瞬間。
此後的幾日，在師母和陽陽的幫助下，至少還是拼湊起了最後一次跟老師見面的大致場景：那是2020年1月11日中午左右，在家樓下的購物中心，老師在等待師母采購家用的空隙約我下樓小敘——這是這些年我的布村生活中再日常不過的一個情景了。倘若當時我知道兩天後回國過年便再也沒能回到布村，倘若當時我知道那是此生與老師見的最後一面，我是一定一定不會忘記那一幕的——正如我初見老師的光景一般——可是如今，我的記憶惟有一片空白，只隱約記得那天也是個對布村而言再平常不過的好天氣。
至於與老師最後的一次通話，根據通話記錄顯示，是2021年3月17日晚19:10分，通話時長9分14秒。這短短的9分14秒我們聊了些什麼？是老師的身體狀況？是問起我工作和基金申請的情況？還是叮囑我一定要讀好E.P.湯普森的著作？還是什麼別的事？當然這些也可能是之前幾通電話裏老師提到的事——總之我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那是一次尋常的通話，無論是對我還是對老師來說，恐怕都想不到這是我們最後的交流，總以為還有很長時間，還有很多機會，可以再說很多很多。
到這時，我或許才真正理解了老師教過我們的關於日常生活研究的一大難點：日常實踐與日常事件雖然看似隨處可見、觸手可得，但卻因其瑣碎、平淡且大多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而最易為人所忽視。個體的記憶如同傳統歷史主流敘事一般，記住的只是那些特殊的乃至“群星閃耀”的高光時刻，而在這一個一個特殊的可以被記憶和歷史識別、描繪的時刻之間橫亙著的，是“無數的無謂流逝的光陰”——這就是日常生活，只是它絕不像只會盯著偉大人物和偉大時刻的茨威格所相信的那樣“無謂”。我們或許能夠借助布萊希特式的濾鏡對這些習以為常的瑣事進行“陌生化”的處置，以此捕獲、還原這些日常片段，進而攫取隱藏在這些習以為常的實踐與事件背後令人驚異的奇觀。不過，這一技術路線看似可行，真做起來又談何容易？否則何至於我連關於老師的這一點最後的記憶都把握不住，終於任其在裹挾著無窮無盡的雞毛蒜皮不由分說山呼海嘯撲面而來的庸常歲月中湮滅。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情也許並沒有那麼糟糕——畢竟，關於老師的一切早已成了我們日常的一部分。這不僅包括老師時常打來的電話、與老師的敘談、在老師家的聚餐、定期舉行的讀書班以及老師在我們的初稿上留下的批語，更有老師對學術的熱忱與執著、治學讀書的認真與嚴謹、為人處世的誠善慷慨與豪俠正氣、以及對學生發自心底毫不藏私的愛。前者——那些具體入微的日常瑣事——或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記憶中愈發模糊；而後者——老師親身為我們演示的治學與為人的“範式”——卻在與老師共同度過的日子裏一天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悄然紮下根來，進而也逐漸成為了我們的“慣習”（habitus）。理論上，某種實踐一旦成為日常的“慣習”，對於個體來說便是“天經地義”之事，一般情況下絕難再被改變。老師的日常“範式”顯然有不少成型於全漢昇、劉廣京、乃至湯定宇等諸位先賢之手，將來——倘若學生們不至太過不肖的話——也必然會通過老師的學生們和曾深受老師影響的後輩學人潤澤更多的年輕人，並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天經地義”的“慣習”，如是往復，代代相傳。
在電影《尋夢環遊記》中，12歲的米格被告知：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點，一個人被徹底遺忘才是他真正的死亡。在時間的偉力面前，記憶是那樣的不堪一擊，以至於世間多少偉大的人物最終也難逃被忘卻的宿命。因此，終有一天，或遲或早，這個世界上也將沒有人能再記起老師的名字。不過，作為一個“名字”的老師，或許終將迎來各種意義上生命的終點；但作為一個“範式”的老師，卻將在日常中獲得永生。只要我們不放棄、不背離，老師將陪伴著我們余生中的每一天，指引著我們，與我們還有未來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在人世間正確卻艱難的道路上堅持著，永遠向前。
最後，既然提起布萊希特，不由得想起他的《四川好人》：三位神明從天而降，只為了在世間能至少找到一位好人，並且這位好人還能在世間有尊嚴地生活著，否則這個世界便不再有存在和延續下去的必要，就應該被唾棄、毀滅、然後再造一個新世界。三位神明的四川之行成敗與否，多年來自是見仁見智。無論如何，我的運氣比他們好多了，因為老師就是這樣一位被神明們苦苦尋找的好人，而我有幸親眼見證。他來過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曾有過這樣一位好人，所以，我想這個世界依然值得被繼續期待、熱愛、並為之奉獻一生。
補記
行文至此，不覺又過了一個月的時間。
大約是三天前，老師走後我第一次夢見他。
我與炳濤兄正不知從什麼地方開完會走下樓梯，赫然瞥見老師在樓梯下面的一層平臺上等著我們。他還是穿著一件過去常穿的格子襯衫，解開兩顆扣子，一手插兜，精神矍鑠，只是人比以前瘦了一些，頭發也更白更少了一點。我趕忙衝下樓梯，老師笑著看著我，拍了拍我的胳膊，繼續用他那一口親切的港普說道：“彥哲，好久不見！你最近還好嗎？”隨即也向炳濤兄揮手致意。“老師……”我正欲開口，無奈涕淚齊下口不能言，突然眼前一暗，才驚覺這一切原來不過是場夢。
我當然知道老人家常說的所謂“托夢”大抵不過是無稽之談，夢裏的老師亦不過是我記憶的投射，不是真的老師。
只是我實在是太想他了。
2021年6月30日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