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楊斌
【編者按】近日，“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順利通過審議，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6處世界遺產。一時間，泉州作為宋元時期的“東方第一大港”的歷史面貌為人們津津樂道。
澳門大學歷史系楊斌教授的最新研究圍繞一艘泉州灣的宋代沈船展開，通過分析船上發現的香料、海貝和船體附著物，結合考古及相關文獻，對這艘遠洋木帆船的航線提出了與四十多年前前輩學者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這艘海船屬於宋代文獻中往返印度洋的“泉舶”，是宋代中國和印度洋世界交往的親歷者。
泉州灣宋代沈船，目前展陳於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海底700年：沈沒與發現
南宋景炎二年（1277）夏秋之際，一艘長達34米、寬達11米的中國遠洋帆船，經過數個月的海上航行，在東南季風的護送下，緩緩地駛回了泉州灣。船上將近200人發出了一陣陣歡呼，引得本來在艙房下象棋的同伴也拋棄了楚河漢界跑到甲板上。綱首（船長或船主）、舟師（負責羅盤的航海員）、雜事（各類管理人員）、巨商、客位（普通商人）以及水手個個喜笑顏開。這次遠航，他們帶回了兩三百噸的貨物，其中主要是最受市場歡迎的各種香藥，尤其是官家千金難求的龍涎香，這必定讓他們大發其財。更何況，從去年冬天出發，離家至今已有大半年，近鄉情更怯，大家想見家人的心情，愈發按捺不住。
海船緩緩地駛進了泉州灣，泉州城的輪廓逐漸顯現了，港口高聳入雲的望雲樓也迎面而來。但船上的歡呼聲很快轉成了嘰嘰喳喳的議論，只見碼頭上冷冷清清，停泊港灣的船只東倒西歪，一些士兵正忙於擄掠貨物；而遠處的泉州城烽煙繚繞，大火正在燃燒。狂風吹來，一陣烏雲頃刻籠罩了港灣。大家的心情頓時如墜冰窟。
海船尚未停穩，一群執槍掄劍的士兵亂哄哄地衝了上來，大聲呵斥大家即刻下船，隨身不許攜帶任何物品。在明晃晃的刀劍威逼下，大家被押送下船。尚未離開，船上的士兵便開始搶劫。幾天之內，船上甲板上下的三四層艙房被打砸損壞，貨物幾被擄掠一空。隨後的歲月裏，海濤拍打，風雨侵蝕，無人照看的海船逐漸沈入海中，層層淤泥覆蓋其上，不見天日。
696年之後，1973年夏天，泉州籍的廈門大學歷史系教師莊為璣和另外兩位同事應邀協助泉州海交館撰寫陳列提綱。任務即將完成之際，莊為璣向晉江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兼文管會主任張立提議去考察泉州後渚的五座元代小石塔。8月13日下午，在考察途中，他們得知，海水退潮時可以看到海灘下有一條沈船。莊為璣敏感地意識到這艘沈船可能有文物價值，張立遂問當地的民兵隊長，雇人挖出來這艘船要花多少錢，民兵隊長表示，“200元就夠了”。
這200元就挖出了一條宋代沈船。1974年6月9日，相關單位開始發掘，至8月下旬結束。8月20日，莊為璣親自登上了海船。他發現沈船的船舷側板是由三重木板疊合而成；他還伸手從淤泥中撈出好幾捆用細繩紮成的“樹枝”，長約40厘米，頭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齊，這些樹枝後來都被證明是珍貴的香藥。同行的林祖良又摸出三塊青瓷片，說這些是宋代的瓷片，因此這可能是艘宋代海船。
以上便是泉州灣宋代海船發現的經過，而本文開頭的描述，是筆者根據諸多學者的研究重構的場景。這艘南宋末年中國制造的海船，由於發現太早，一直沒有命名，筆者藉此不妨稱之為“泉州一號”。“泉州一號”的發現，對於中國海洋史、經濟史、科技史等領域的研究意義極其重大。正是在對“泉州一號”研究的基礎上，中國學者們組織成立了“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出版了《海交史研究》這個研究古代海外交通歷史的權威刊物。
“泉州一號”挖掘現場
“泉州一號”大致完工於南宋末鹹淳七年（1271）之前，是一艘遠洋帆船，曾經幾次遠航。1276年底或1277年初，也就是景炎元年的冬天，“泉州一號”滿載中國的貨物，如瓷器和鐵器等，離開了泉州，駛向南海。就在此時，南宋鎮守泉州的阿拉伯裔後裔、大商人蒲壽庚見南宋天命已微，投降了元朝。泉州是東南大港，對於南宋的生存至關重要。1277年7月，南宋將領張世傑率兵進攻，包圍泉州長達三個月之久，此時正是“泉州一號”返航的季節。這個翻天覆地的變革，豈能是“泉州一號”的商人和水手所能逆料？戰火就這樣改變了他們和“泉州一號”的命運。
“泉州一號”動畫復原圖，來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官方網站
香藥之船
雖然曾被洗劫，“泉州一號”出土的遺物依然豐富多彩，令人驚嘆。除了海船必備的工具之外，船上發現了香料、藥物、木牌/木簽、鋼/鐵器、陶瓷、銅/鐵錢、竹木藤棕麻編織物、文化用品、裝飾品、皮革制品、果核、貝殼、動物骨骼等，總計14類69項。其中香料藥物數量巨大，占出土遺物的第一位。因此，“泉州一號”可以說是一條“香料之船”。
香料包括降真香、沈香、檀香、胡椒、檳榔、乳香以及龍涎香，以降真香最多，檀香次之。其中的香料木占出土遺物總數的絕對多數，未經脫水時其重量達4700多斤。它們散亂於船艙的堆積層中，有的還有繩索綁紮，剛出土時顏色清鮮，有紫紅和黃色。香料木多為枝櫟狀，長短粗細不同，出土時多系斷段，一般長度3-10厘米，個別的長168厘米，直徑1-4厘米。
“泉州一號”上發現的香藥
降真香在各艙普遍發現，出土時表裏呈降色，或附有外皮，或皮已脫落。洗凈陰幹後，仍呈降色。試用火燒，冒出的煙尚有降真特有的香味。 降真香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道士相信，此香一旦燃起， 便會吸引真人（仙人）下凡，因而是道教儀式必用之物。檀香各艙亦均有發現，出土時色澤鮮明，有紫、黃二種，而黃色較多。沈船第二艙中發現了沈香，塊頭不大，外觀紋理保持沈香的特點。乳香形態不變，滴乳分明，雖然泡浸海中數百年，多數成分尚未發生明顯變化。此外還有胡椒，混雜在各艙近底部厚約30-40厘米的黃色沈渣中。發掘人員淘凈收集的胡椒約5升，一般呈白色，顆粒大致尚完好，但也有部分變成棕黑色，一部分肉腐殼存，爛成一團。降真香、檀香、沈香和乳香以及胡椒，皆是唐宋時代中國進口的最普遍常見的香藥，在宋代以香藥為主體的海外貿易商船中發現這些物品，不足為奇。“泉州一號”發現的香藥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當時最為名貴的龍涎香（ambergris）。
龍涎香出於第二、三、五、六、九、十、十三等艙近底部的黃色沈渣中。出土時與乳香、胡椒等雜物混凝在一起，成小塊狀與碎散狀，其色灰白，嗅之尚有一些帶腥的香氣。研究人員經檢選，對其中的1.1克進行鑒定，發現是較純凈的龍涎香。
龍涎香是海洋中抹香鯨腸道的分泌物，歷史上主要產於印度洋。 這種阿拉伯人最早記載的香料早在唐代就為我國所知，但直到宋代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龍涎香才從一種傳說變為上層人士使用的香料。唐人段成式（803-863）在其《酉陽雜俎》中記載，西南海中撥拔力國，在 “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所謂“阿末香”，即後來所稱之龍涎香。“阿末”為阿拉伯文“anbar”的音譯， 也被譯為“俺八兒”。阿拉伯人最早認識開發龍涎香，故全世界龍涎香之命名幾乎都來源於阿拉伯語的“anbar” 或“amber”，也就是琥珀。在中古文獻中，幾乎所有的龍涎香都以琥珀的名稱出現，不時造成後人的誤會。後來法國人稱之為“ambergris”，意思就是灰色的琥珀 （grey amber）。
唐宋時期中國的龍涎香或由海外諸國進貢而來，或由市舶司專買而來。如熙寧四年（1071），層檀國“貢真珠、龍腦、乳香、琉璃器、白龍黑龍涎香、猛火油、藥物”；次年（1072），大食勿巡國遣使貢龍涎香等。市舶司專賣可能是宋代官方的主要來源。與“泉州一號”同時代的陳敬說，“龍涎如膠，毎兩與金等，舟人得之則巨富矣”，則龍涎香當時與黃金同價。這聽起來似乎誇張，但實際上龍涎香的價格可能更貴。早於“泉州一號”數十年的張世南說：“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 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 則每兩龍涎香價值在五十貫到一百貫銅錢之間，也就是五十到一百兩白銀。以宋代一兩黃金等於十兩白銀算，一百兩白銀約合十兩黃金，折合龍涎香每兩值黃金五到十兩。經歷了靖康之變的張知甫記載的價格更為離譜。他說：“仆見一海賈鬻真龍涎香二錢，雲三十萬緡可售鬻。時明節皇後閤酬以二十萬緡，不售。”明節皇後（1088－1121）劉氏，為宋徽宗愛妃，死後追贈皇後。海商二錢“真龍涎香”要價“三十萬緡”，核算成一兩龍涎香要價十五萬兩白銀（一萬五千兩黃金），那是令人瞠目結舌了。不過，筆者以為此處“萬”為衍字，如此，則一兩龍涎香要價十五兩白銀，這和“毎兩與金等”的論斷大致相符。明節皇後還價二十緡，也即二十兩白銀，確實有根有據。
以上是宋代文獻所記載的龍涎香價格，而“泉州一號”發現的龍涎香成為這種香藥傳入中國唯一的考古和實物證據，意義不可謂不重大。事實上，在鄭和之後，中國就很少見到真正的龍涎香了。
從哪裏返航？
關於“泉州一號”的航行路線，自其發掘之後便是中國學者們首先考慮解決的重大問題。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前輩學者經過多學科的全面研究，得出了大家一致接受的結論：“泉州一號”從泉州出發，航行於南海等海域，很可能是從位於現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返航的。
這個結論，完成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當時海洋史研究尚未興起、國內外學術交流極其有限、海洋考古發現和研究異常稀罕的情況下，首開風氣之先，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四十年後，筆者重新學習，一方面受益匪淺，另一方面覺得前輩學者采用了謹慎穩妥同時也是相對保守的立場。 他們的解讀，立足於充實的證據，也就是說，“泉州一號”必然曾經航行東南亞海域，但排除了它到過印度洋乃至是從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這艘宋代海船承載的歷史信息，不能體現宋元時期我國海行技術和海洋貿易的實際情況。筆者結合目前的考古和國內外文獻，重新解讀考古報告，認為“泉州一號”從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頗高。以下從“泉州一號”發現的香料、海貝、船體附著物的地理分布、宋代文獻中的往返印度洋的泉州海舶以及印度八丹的中國塔加以論述。
關於香料，前輩學者指出，出土的香料藥物多為南洋諸國所產，或為東南亞一帶集散的貨物。它表明“泉州一號”航行於以上國家的海域。 這個判斷大體不錯， 如沈香和降真香，主要產地和最好的品質都在東南亞諸地；但仔細分析，也有幾處值得斟酌。
首先，“泉州一號”出土的降真香的顯微鑒定和化學分析似乎都指向了印度是其原產地。全部六個降香樣品，顯微判定其來源系豆科之物印度黃檀。印度黃檀原產地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南亞地區，東南亞不是原產區。假如以上科學分析是正確的話，那麼，“泉州一號”香料中最多的降香最終源頭是印度。
關於檀香，雖然印度和東南亞都是原產地，不過，檀香介紹到中國，最早是隨佛教東傳而來，所以檀香的使用源自印度，而後傳播到東南亞和中國；檀香最早的出口地應當是印度，而後東南亞開始參與。
關於胡椒，前輩學者認為胡椒出於爪哇中部，這就完全忽視了印度作為胡椒最早和最主要的產地的歷史事實。印度半島西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 ），位於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瀕臨阿拉伯海，從古埃及時代就以出產胡椒聞名，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的兩三千年時間裏向地中海世界輸出這種著名的香料。因此，宋元明時代的印度，其胡椒生產和出口不亞於東南亞。“泉州一號”的胡椒，不見得只產自爪哇，而可能直接購買自印度，或者在爪哇購買到本地生產和印度販賣過來的胡椒。
此外，香料中的乳香和龍涎香並不產於東南亞，完全是印度洋的產物。乳香出於大食（阿拉伯半島南部）；而龍涎香，前已述及，產於印度洋。宋元時代的東南亞不產龍涎香，三佛齊等地的龍涎香其實是從印度和阿拉伯而來。
綜合上述，雖然三佛齊可能是這些印度洋商品的集散地，但“泉州一號”自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因此，前輩學者排除了這艘宋代海船自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實在是謹慎有余。
除了乳香和龍涎香（以及降真香），“泉州一號”的遺物還有兩樣也只產於印度洋，那就是貨貝和環紋貨貝。它們同樣指向並大大增加了這艘中國海船自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
不能不說的海貝
“泉州一號”出土的海貝有貨貝和環紋貨貝兩種，共2000多個，色澤呈黃色或淡黃褐色，有的背面具一枯黃色環紋，為環紋貨貝；有的表皮脫落，呈暗灰色。過去中國學者認為貨貝和環紋貨貝產自南海，這是誤解。
“泉州一號”上發現的海貝
關於貨貝和環紋貨貝的產地，過去中文研究大致稱其廣泛分布於太平洋和印度樣的熱帶和亞熱帶海域，包括我國的東南沿海。雖然南海如菲律賓附近是海貝的產區，可是，從歷史記錄和考古發現來看，這些地區並沒有成為前現代時期海貝的主要出口區域。只有印度洋的馬爾代夫群島，由於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成為亞歐大陸唯一大量出口的產地。以豐富的中文文獻來看，關於古代東南亞各個地區的風俗和物產，記錄詳盡繁雜，但是，這些中國文獻從來沒有提到過東南亞出產和出口海貝。因此，海貝來自東南亞的說法沒有任何文獻和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加以證明。相反，東南亞大陸如暹羅和清邁，乃至中國西南的南詔和大理王國使用的海貝，其來源相當明確，就是印度（印度洋）。此點馬可波羅早就明確指出。
泉州灣宋代海船上的海貝，筆者認為來源於印度洋馬爾代夫群島，而不是東南亞。首先，馬爾代夫以盛產貨貝聞名，歷史上一千多年是亞非大陸貝幣的最主要提供者。其次，馬爾代夫貨貝的一個特殊性在於其體積特別小。“泉州一號”發掘的貨貝可分為中、小三種，一般殼長1.8厘米，寬1.4厘米，高0.8厘米。因此，符合“泉州一號”貨貝體積的海域只有馬爾代夫、菲律賓、琉球和關島，後兩者又可直接排除。關於菲律賓，雖然歐洲殖民者到達東南亞後註意到了那裏出產的海貝，可是在傳統的亞洲海洋文獻中，並沒有提到菲律賓的海貝；菲律賓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參與者時代也相對較晚，宋元時代中文文獻幾乎沒有提及。因此，泉州灣宋代海船的貨貝不太可能來自於菲律賓。
雖然某個產品在許多地方都有出產，但是，一般而言，這個產品不見得就成為商品，這個產地不見得就成為出口地。某個地方的產品成為暢銷的商品，不僅和這個地方這種產品的特點有關（如質量），而且和相關地區（也就是市場）以及交通運輸等各個方面有關。海洋產品尤其如此。以海貝為例，雖然理論上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熱帶和亞熱帶海域都有棲息，實際上盛產並能出口的地區寥寥無幾。有許多缺一不可的因素制約著海貝成為商品。首先是有無市場需求，也就是鄰近社會是否有對海貝的需要；如果是作為貨幣使用，則鄰近社會是否有龐大的人口和繁榮的經濟，同時是否缺乏小額貨幣；與市場同樣重要的便是運輸，是否有港口，船舶和航運是否發達？以此論之，在海貝的諸多產區中，只有馬爾代夫符合這些條件。而正是馬爾代夫首先為印度（孟加拉地區）而後為東南亞大陸的勃固、暹羅以及我國的雲南提供了數以億計的海貝。元典章就提到了1275年滯留江南的大量海貝，元政府曾經討論將其運到使用貝幣的西南邊疆雲南行省換取當地的黃金和馬匹。
因此，“泉州一號”發現的海貝，又是馬爾代夫海貝從海路抵達我國東南沿海的唯一考古證據，意義絕對不可以忽視。
船體附著生物：印度洋和南海並存
前輩學者在論證“泉州一號”航行路線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是，船體的附著生物 （貝類）多數來自東海和南海。他們指出，“泉州一號”船體發現的15種海洋生物中，除了馬特海筍、船蛆和巨鎧船在世界各海洋中分布較廣外，其余都是西太平洋或印度洋的暖海種；水晶鳳螺和籬鳳螺分布於我國南海至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日本本州中部以南等海域；銀口凹螺，龍骨節鎧船船蛆，暹羅船蛆和裂鎧船蛆分布於南海、菲律賓、越南、斯裏蘭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海區；中華牡蠣和色帶乳玉螺分布於南海和日本中部以南海區。這個分析強調了南海和東南亞海域，忽視了多數附著物也生長於印度洋的事實。
筆者將其15類海洋生物及其地理分區略加合並和修正，並入下表，使其地理分布更加清晰。
表一、“泉州一號”附著海洋生物的地理分布
表一可以看出，“泉州一號”上15種貝類均在南海或東海棲息（假如排除貨貝和環紋貨貝，則是13種），9種在印度洋棲息。前輩學者采取了保守穩妥的解釋，指出宋代海船的目的地是東南亞。其實，樂觀地看，這艘宋代海船的返航地是印度洋，這個論斷也完全符合船上貝類的地理分布情況。特別是當排除南海是貨貝和環紋貨貝的產地時，那麼，印度洋是這艘宋代海船返航地的可能性相當高。
當然，任何一種情況都不能排除這艘船只是到了東南亞港口如三佛齊，從那裏獲得了印度洋的貨物和海貝之後便返航的可能性。可是，如果我們綜合考慮南宋至元初的中國的海洋貿易，那時中國的海船和商人已經頻繁馳騁於印度洋，抵達南印度諸國和阿拉伯世界，那麼，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泉州灣的這艘宋代海船也是從泉州出發，駛往印度洋乃至波斯灣，而後從那裏返航，卻在家門口因為戰亂而遭遇不測。
“泉舶”：宋代文獻中的“泉州一號”
關於宋元明時期中國的海舶、海洋貿易和海商，歷代文獻不勝枚舉，筆者在此簡要引述宋代文獻中關於我國制造的海船：泉舶（泉州制造和出發的海船）和廣舶（廣州制造和出發的海船）及其航行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航線與日程，這對於理解筆者提出“泉州一號”應當自印度洋返航的結論不無裨益。
12世紀下半期的周去非曾任職廣州，他編撰《嶺外代答》對於廣舶航海至印度洋有相當詳細的記載。冬季出海的中國海船，經闍婆（爪哇）或藍裏（南浡裏，位於蘇門答臘島的西北部），幾個月內可以抵達印度洋的故臨國（印度西南沿岸的奎隆）與大食國。他說: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裏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南宋宗室趙汝適（1170－1231）在1225年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兼權泉州市舶，直接管轄泉州的海洋貿易，對於泉州海外交通非常熟悉。他編撰的《諸蕃誌》中補充了泉州和阿拉伯世界的航路細節。位於印度西南海岸的南毗國， 即鄭和去世的古裏，“在西南之極；自三佛齊便風，月余可到”；“故臨國，自南毗舟行，順風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藍裏住冬；至次年再發，一月始達。” 趙汝適這裏所說的是“泉舶”，介紹的就是泉州的宋代商船到達南印度的航程。提到大食國的時候，趙汝適直接記錄了泉州到阿拉伯世界的航程。“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番舶艱於直達。自泉發船四十余日，至藍裏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余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貿易賈轉販以至中國。”此外，他還直接提到了泉州和南印度的裏程數和航行路線。“註輦國，西天南印度也。東距海五裏，西至西天竺千五百裏，南至羅蘭二千五百裏，北至頓田三千裏。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余裏；欲往其國，當自故臨易舟而行。或雲蒲甘國亦可往。”趙汝適記載的其實就是以“泉州一號”為代表的中國商船往返印度洋的航行路線。
與周去非和趙汝括的記錄相映證，考古和文獻研究表明，泉州港崛起於唐末五代的十世紀，而後逐漸和唐代的第一大港廣州並駕齊驅，並在十二、十三世紀取代了廣州，成為宋元時期世界的第一大港，其繁榮持續了幾個世紀。在“泉州一號”沈沒的二十多年後，1291年初，馬可波羅從泉州出發，護送元朝的闊闊真公主漂洋過海嫁到波斯（伊朗）和親。馬可波羅驚嘆，泉州商人之眾，貨物之多，令人不可思議；而泉州港之興盛，讓地中海的大港亞歷山大相形見絀。這位見多識廣的意大利旅行家估計，後者不超過前者的百分之一。
馬可波羅後又三十年多年，約在1322-1328之間，方濟各教會托缽僧鄂多立克長途跋涉，從歐洲經印度坐船到達廣州，而後到了泉州， 他贊美“此地系世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又兩三年後，約1330年初，南昌人汪大淵從泉州出發，遊歷東南亞和印度洋世界，可能還到了埃及。又十六年後，與汪大淵交錯而行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從海路直接在泉州登陸，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亦贊不絕口。
然而，造化弄人，隨著晉江和洛陽江衝刷的泥沙堆積，泉州灣逐漸向外推移，港口吃水越來越淺，不再適合海船停泊。到了明代，泉州國際大港的地位逐漸喪失，其鄰居漳州（月港）取而代之，其航向輻射日本和東南亞，成為東南第一大港。
印度八丹的中國塔
趙汝適擔任泉州市舶使，時間早於“泉州一號”不過五十年。那時，中國海船早已到達印度洋，中國的商人和水手也在印度和西亞留下了足跡，有的甚至流寓海外數十年。元代溫州人周達觀於1296-97年出使真臘（柬埔寨），曾遇及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則薛氏在南宋末年（1260年代）流寓真臘可知，大約在“泉州一號”沈沒前十余年。
元人汪大淵則1331年登臨了南印度，他記載了在印度東南沿海的八丹有中國人參與建造的“土塔”。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雲：‘鹹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敀彼，為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鹹淳三年為1267年，八丹即現在印度東南沿海的Nagapattinam。十一、十二世紀的八丹，是印度半島東南的重要港口，為當時強盛一時的註輦王國跨孟加拉灣南撫三佛齊的據點。泉舶和泉商曾訪問此地，甚至捐造佛教建築，這是非常可能的事。實際上，汪大淵所說的中國塔，直到19世紀還為英國人親見。
1846年，沃爾特・埃利奧特爵士(Sir Walter Elliot)親自查看了這座有“中國塔”之稱的建築殘留，並對其歷史和現狀加以介紹。此塔名為“the Jeyna (Jaina) pagoda”，位於印度半島東南岸的訥加帕塔姆（Negapatam）北部一二英裏處；這是一個四面三層的磚塔，每面都有一個門或窗戶；二層有樓板的痕跡，塔中建築樓層已經毀壞；塔內外並未發現雕刻或文字；1867年拆毀時，基座發現了泰米爾文的文字，時代約為12世紀或13世紀初。玉爾（Henry Yule）指出：“坦焦爾(Tanjore)諸港，曾常有中國人前來貿易，已由訥加帕塔姆西北一英裏處所發現一座俗名中國塔之穗塔而獲證實。此塔有中國之名，大概由來已久。余意此名，並非謂塔之建築為中國式。然此一奇異舊跡既有此名，得視其與中國人來此區域之傳說有關，自不待言。” 因此，汪大淵的話應該是真實可信的。當然，這座位於印度的中國塔也不是完全由中國商人出資建造的，而是各國商人和八丹本地居民一起合作建成。
1846年的八丹“土塔”（Sir Walter Elliot 提供的素描）
八丹土塔建造於1267年的印度，薛氏流寓於1260年代的真臘，元典章記錄了1275年江南的海貝，這些都與“泉州一號”建造和航行年份正好相符，不能不令人浮想聯翩。
綜合以上根據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報告所作的一些分析，我們看到，“泉州一號”海船發掘的貨貝和環紋貨貝，產自印度洋的馬爾代夫群島；龍涎香和乳香只產於印度洋；降香根據科學分析非常可能就是印度原產；胡椒既盛產於爪哇，也盛產於印度西海岸；船體附著物的絕大多數棲息於印度洋一帶。因此，這艘海船從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非常高。而同時代或稍早於泉州灣宋代海船的熟悉廣州貿易的周去非和熟悉泉州貿易的趙汝適，已經明確記載了宋代中國的海船通航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路線、日程和季節，給我們提供了理解與研究“泉州一號”極其可靠的文獻旁證。此外，稍晚於“泉州一號”的元代材料則記錄了中國商人在印度東南部海岸的活動遺跡，這也被相關的考古所佐證。這樣看來，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相關的證據鏈比較充分完備，“泉州一號”自印度洋返航的結論是經得起推敲的。當然，這艘船也必然到過三佛齊等東南亞的諸多港口。所以，“泉州一號”屬於宋代文獻提到的往返印度洋的“泉舶”，是宋代中國和印度洋世界交往的親歷者，是中國人貢獻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證。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