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業是中國的一個支柱行業，建築工人也是進城務工群體的主力，每5個農民工中就有1個建築工人
建築業是中國的一個支柱行業，建築工人也是進城務工群體的主力，每5個農民工中就有1個建築工人。但如今即使是在高工價之下，建築工人的數量也越來越少，他們在逐步老去，並且面臨著年輕一代的接班斷層。
記者｜黃子懿
攝影｜黃宇
搶人在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建築工地是不可或缺的主力戰場。轉動的黃色塔吊、光滑的玻璃幕墻，以及戴著安全帽在架子上施工的工人們，讓這個場域成了一個時刻忙碌的地方。一個工地通常從早上6點開工，晚上6點下班——這只是明面上的說法，很多時候，工人們下班之後還要加少則2小時、多至4〜5小時的晚班，以趕上期望的建設速度。按照合同，每一個工地在每一階段都有工期壓力，要按時交付，不然就會違約。
32歲的張龍要經常面臨這種壓力，他是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的一位生產經理。在一個建築項目中，這個職位主要負責保障人力、物料、機械設備的充足與及時到位，進行工期進度管理。這兩年，張龍一直住在北京豐臺區的麗澤商務區，負責當地一兩個大項目，每天至少兩次去實地查看進度。即使是在工地臨時搭建的辦公室裏，他也眉頭緊鎖，不時點上一根煙，透過窗戶觀看身後工地的實時情況。
中國的城市建設離不開這些建築工人
麗澤商務區是北京三環之內最後一塊尚未完全開發的大型土地，張龍所負責的D07項目是由四家知名地產商聯合開發的一個高端城市綜合體，兼具住宅、商用功能，總建築面積為11.9萬平方米，有C、D兩棟公寓樓，均為21層，高約100米。按張龍的說法，甲方和公司對項目非常重視，提出按照“國家優質工程獎”的標準打造該項目，要作為北京的標桿性工程。
2020年5月15日，項目正式開工，張龍與分包單位的200多號工人一起入場，計劃在2022年5月25日竣工正式交付。進入2021年，張龍愈發覺得肩上的擔子重大。由於工程要按照最高標準打造，所有建材都是最優，但在建材市場上，漲價潮從2021年開始襲來。鋼筋的價格從2020年2月的4500元/噸瘋漲到近7000元/噸，銅的價格從約4萬元/噸一直漲到了8萬多元/噸，造價一直往上擡升。
更重要的是，建築工人的工價也在上漲，用工人手一度緊缺。比如，在建設兩棟大樓的地下工程時，由於工程要求高，工藝講究，但人數有限，進度一度提不上去。按照時間表，兩棟大樓的地下工程要在2020年12月下旬完工，但到2020年7月初，項目剛剛開工倆月，張龍就覺得進度不及預期。他和團隊掐指一算，一度差了近半個月。
D07項目的兩棟百米高層建築，看似獨立，地下空間則是打通的。在這樣的百米級高層建築內，地基部分的作業面積遠遠大於地面部分，地下一共4層、3.6萬平方米，有21米深。挖掘機可以挖出大坑來，但此後的修築基準面，要用到大量工人做好鋼筋切割捆綁、支模、混凝土澆築等工作，這樣才能保證按時實現“正負零”——指主體工程達到基準面。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地下工程大體完成，可以進行地上工程了。按照合同，只有按時實現“正負零”，作為施工單位的他們才能拿到上一階段的工程款。
“我們其實已經預估到很多特殊情況了，但沒想到還是很緊張。”張龍說，他估計當時的人手缺口超過50%。做項目規劃時，團隊就考慮到了用工方面的影響因素。施工隊伍5月份進場，他們就考慮了“五一”假期、7月份中原地區農忙的用工缺口問題，提前和勞務分包公司做了溝通和預案。但面對100〜200多名工人的缺口，張龍焦頭爛額，一度輾轉難眠。他試著去找更多的工人，卻發現偌大的華北市場，工人變得稀有，用工價格上漲幅度很大。與一年前相比，一個負責傾倒建築垃圾、打掃工地的小工，工價從200多元/天漲至300元/天，而有技術含量的大工，工價則從300〜400元/天普遍漲至400〜500元/天。
這背後是建築業用工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建築業是中國的一個支柱行業，建築工人也是進城務工群體的主力，每5個農民工中就有1個建築工人。然而，這個群體的人數正在逐步減少。據2014〜2019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質量監測報告，建築業工人的數量在5年間從6109萬人降至5226萬人，在農民工總量中的占比從22.3%下降至18.3%。
僅剩的5200多萬人也在逐步變老。我國近年來總體農民工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平均年齡持續走高至40.8歲，每4個農民工中，就有1個超過50歲。這在建築工地更加明顯。2021年4月，我在D07工地圍墻之外，可見不少年齡目測超過50歲的工人正在處理建築材料。走進項目辦公室，一塊智能工地系統顯示屏則展示著工地內目前200多名工人的年齡結構：46.6%的工人年齡在45〜55歲，是工地的主力軍，而有近20%的工人年齡在55歲以上，25歲以下的工人只占2.1%。
D07項目總工程師李佳興用智能系統屏幕展示工地工人的年齡結構
這些老齡化的建築工人“都是要去‘搶’的”，一位京津冀地區的建築勞務經理直言。“搶人”最火爆的地方是雄安新區。2020年5月，國內疫情平復後，雄安新區啟動區大範圍開建，吸引超10萬建築工人投身建設。來自雄安的號召也間接推高了市場價格，建築工人的工資上漲。在雄安當地，為了“搶人”，一些單位會采用日結的方式，“直接發現金，當天結算”。當地工人的工價如今能開到500〜600元/天，春節期間一度漲至800〜900元/天，還不算加班費。即便這樣，也留不住要回家的工人們。
D07項目的用人高峰期，正好與雄安開建期重合。那段時間裏，張龍每天“電話基本不會停”，跟勞務公司、施工隊伍等對接，為了完成任務尋找工人隊伍。他們和分包單位決定去市場上尋找“突擊隊”。得益於分包勞務單位的一些長久合作的老關系，他們在打了無數個電話後，最後找來了兩個勞務公司、一共六七支小隊，帶來了150〜200人的“突擊隊”。現場從此有了400〜500號人，在北京的冬日裏加班加點，每天至少幹到晚上10點多，最終在約定日期之前實現“正負零”，順利交工。
只是，這裏有著更高的成本代價。張龍說，這類“突擊隊”是近年“市場有需求才出現的”，他們專接急活兒、短活兒，去各個缺人手的建築工地應急幫忙，通常是幾周到1〜2個月不等。“突擊隊”工價會比常規隊伍高出10%〜20%，工作時間也更短，但這些年生意非常火熱。“我們幸好提前跟人家打了招呼，不然臨時找肯定找不來，因為到處都缺人。”負責對接的勞務經理說。
手藝人一棟大樓從無到有的過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D07項目總工程師李佳興今年33歲，從事建築行業十多年，最早是在中鐵系統做基礎設施建設，參與過京滬高鐵、滬寧高鐵的建設。他說，高鐵建造難在精，對道路精度有極高的要求，而房屋的建造難在管，“涉及的管理工作太多了”。以D07項目為例，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屬於總承包單位，隨著項目進行到不同階段，都會有分包的不同施工隊伍進場，負責不同工序和工藝，前後入場的施工隊會有30多家。
建築業仍然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大量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
按照“國家優質工程”標準建設的這棟大樓，要求更加嚴苛而精細，誤差要控制在毫米級。李佳興說，為此，他們采取了精細施工，“比如一般大樓可能平均5天蓋一層，這個大樓可能得要7天”。效率的核心在於一次成型、不要返工。當下，建築業仍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很多都要靠工人們的雙手去完成，精細施工的要求也加大了對工程和工人的考驗。
2021年4月中旬這一天，我來到D07項目走訪，兩棟大樓目前已立起6〜7層高，外層被層層鋼結構包裹。大樓正在進行的是主體結構的施工，即在地基基礎上，搭建維護建築上部結構主體性和穩定性的承重體系，也就是大樓的“骨架”。主體結構完工後，還要進行二次結構施工，主要是砌築剪力墻等非承重部分，進而是裝修、綠化等工程。其間，各工程交替穿插進行，在做主體與二次結構時，機電、水暖、消防等工作同步展開。施工隊伍都是從中建二局的供應商目錄中挑選出的優秀隊伍，一共200多人，主要是鋼筋工、木工和混凝土工三大工種，恰好對應核心筒（建築中央部分，通常由電梯井道、樓梯、通風井構成，屬於鋼筋混凝土結構）施工的三大步驟：綁鋼筋、支模板和澆築混凝土。在工地上，這三類工人屬於“大工”，其余掃垃圾、推車搬運物資的是“小工”。所有大樓的主體結構都離不開“大工”們的手藝。
首先是綁鋼筋。在鋼筋混凝土結構中，一根根鋼筋都要靠人工捆綁起來，在此基礎上才能澆築混凝土，形成承重柱等大樓的主體結構部分。綁鋼筋是一種傳統建造工藝，一個常見工序是，工人連接好豎向受力筋，畫好箍筋的間距線，用箍筋將受力鋼筋套住。箍筋是一種帶有彎鉤的鋼筋，工人要用手拿著紮鉤套住紮絲，綁住箍筋與受力鋼筋。鋼筋很粗，箍筋中等，紮絲極細，直徑通常在0.3〜0.45毫米。捆一個紮絲不過數秒，但因活兒細，這是一門純粹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綁好之後的鋼筋極其牢固，看起來像是縱橫交錯的骨骼經脈，嚴絲合縫，秩序井然。
鋼筋捆紮好之後，就是支模，即在鋼筋外層支好一層模板，用於混凝土澆築和定型。這時候，就需要木工上陣了。張龍在剛入行時要去工地實習，學習了解各種工藝流程。在他看來，木工是一門非常依仗工人手藝和經驗的活兒。“木工們把模板拼成什麼樣，混凝土出來就是什麼樣。”張龍說，因為一塊塊木板要拼裝起來，需要用上立檔、橫檔等各種金屬器材，處理凹凸不平的拐角，確保拼縫嚴密，還要確保模板的剛度和穩定性，避免澆築時“爆模”和漏漿，以便最後成型。目前，在D07項目工地上的三大工種中，木工的工資最高，一度可達500元/天。由於工程工期緊，精度要求高，施工隊裏都是至少有著十幾年經驗的老師傅，“新人幹不了這個”。
一個好的建築工人，還能為項目降本增效。一個項目的造價成本中，人工、材料、機械的花費大概是3∶6∶1，其中材料涉及的費用最高，在保證工程質量的前提下，材料優化是項目降本增效的關鍵點。45歲的宋海濤是中建二局渤海分公司從農民工成長起來的機電經理，自2018年起，宋海濤在天津北辰區郡德花園項目上負責水暖、通風、機電等工作，帶著一支施工隊伍。該項目有29棟洋房、4棟別墅、3棟寫字樓綜合體，工作量和材料量都巨大。
雖然工價上漲，但有好手藝的建築工人依然很難找
“機電施工涉及電纜線，動輒好幾萬，如果長度有問題，幾萬塊就浪費了。”宋海濤說，線纜的主要材料之一是銅，從2021年春節開始價格漲了近一倍，“天天漲”。為了節省材料，他要求工人們要學會看圖，“下料”前要看圖和實測雙重復核。很多工人不會看，他就每天召開看圖會議，挨個兒教。最終，他帶著這些會看圖的工人，幫項目降本增效30多萬元，後被評為“全國優秀農民工”。
在項目點上，宋海濤帶著一個100〜110人的團隊，隊伍裏的人都是他的老鄉。在工地上，宋海濤戴一頂安全帽，穿一件熒光色的工作馬甲，帶著工人在蓋好的大樓主體結構中不停地往一個孔裏預埋線路。他手裏拿著的，正是一圈圈的BV線，如今價格是8萬元/噸。
宋海濤來自保定唐縣，自幼家裏條件不好，他初中輟學後就出門打工，求著老家的師傅帶他學技術，從5元/天的小工做起。對一個新入行的機電工來說，學會看圖紙最重要，他就白天幹活兒，晚上自學，第二天再拿著圖紙跟自己幹的活兒做對比。幾年後，宋海濤當上了帶班組長，又自學了電氣焊等工藝，“因為電焊當時一天能多掙10塊錢”。他前後參加過北京大學圖書館、北大百年講堂、清華紫光大廈等50〜60個項目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他開始學習管理，在項目點他見到了很多大學畢業生，意識到自己面前有一道鴻溝——甲方的管理人員都是土木工程專業等高等教育出身，有深厚的理論知識，他感到了自卑和差距。
1999年，宋海濤報名參加一個網絡函授的建築工程專科學位課程。那個年代，網絡和電腦都是稀有物，從農村出來的他買不起，他就每天5點起床幹活兒，等晚上6〜7點工地管理人員都下班後，借他們辦公室裏的電腦學習。他每天至少要花4小時看書和上課，最終在2002年拿到學位。宋海濤坦承，他所知道的工人中，能有此突破的“非常少”。
宋海濤（中）在工地上忙著預埋線路
宋海濤所帶隊伍中的工人很多都跟了他十幾年，最年輕的工人是一名37歲的老鄉，高中畢業後就開始做機電、水暖等工作。“有經驗的人很重要。”宋海濤解釋，這是因為機電、水暖工人是一個技術工種，屬於手藝人，年齡越大經驗越多。他入行之後，得有一年多時間才逐漸入門，而現在各個項目的工期都很緊，所以及時上手很重要。宋海濤說，這些年，由於房地產行業下行，開發商需要更加快速回款，工期比以往更緊張了。比如現在建設一個20多棟的洋房，工期要求在2年左右，過往同等類型和規模的項目，大概要2.5〜3年左右。“市場上，工期普遍比往年縮短了20%左右。”
在這種情況下，工地上的任何返工都是要盡量避免的。聶緒詩是D07項目分工施工隊伍的勞務隊長，負責兩棟大樓的主體結構工程。他在建築行業幹了30余年，從一名木工做到了施工隊長。他開始負責招工是從2008年開始的，那一年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步伐如火如荼，房地產市場起飛，很多勞務公司都賺到了錢。但2015年後，隨著房地產市場去泡沫化，樓市行情下降，很多勞務公司倒閉了。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現今蓋一棟樓，甲方的資金鏈不像過去那麼寬裕了。過去蓋樓，很多甲方會提前預支某段工期的工程款，少則千萬，多則數億，而今的甲方都得等到工程幹完再打款，比如他們承接的D07項目地下工程。聶緒詩說，如今從甲方，到總包，再到分包單位，所有的資金打款都沒有以前那麼快了，都在壓縮資金，“就像壓縮餅幹一樣一層層壓”。款期也會拖得很長，以年末為例，“以前臘月初十或十五就能拿到，現在必須等到臘月二十七八”。
工價上漲也壓縮了下遊的利潤。聶緒詩說，甲方的造價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定額，而工價上漲的成本，有時候只能總包和分包去分攤，“以前100塊錢大概能賺15塊錢，現在可能連10塊錢都不到”。出於這些因素，他了解到很多勞務公司都不幹了。由於建材和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宋海濤最近的工程進度也暫時慢了下來，只能做些準備工作。
至於建設項目建材價格上漲、高價找來的“突擊隊”，這筆成本如何分攤，目前還沒有定論。張龍說，一般情況下他們會去跟甲方談判，合同允許的建材價格浮動在3%〜5%，超出部分需要再議。“整個勞動力價格估計每年增長10%〜20%。”張龍說，“最後還是要大家一起來談，但甲方一般會以市場指導價跟你談，但指導價跟實際情況還是有挺大差距的。比如說人工費指導價可能是198元/天，但是用工荒的時候隨便找一個工人就得300多元。”
後繼缺人在工地上，聶緒詩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人，要負責現場的各個方面。他穿著一身淺藍色的西裝，拿著有翻蓋的手機，喜歡大聲吼著四川話，用免提接聽電話指揮。我見到他時，他正在幫一個工人捆一批鋼筋，然後用塔吊送到施工最高層給鋼筋工。“現在工人少，我們自己也就幫著做一下。”聶緒詩說，現場這100多名工人，包括搶地下工程時的多支“突擊隊”，都是他靠自己的關系“搶”來的。
聶緒詩感受到招工難，是從2008年後開始的，那一年後市場開始有了用工缺口和“搶人”現象。2014年後，“工人難找”的現象愈發明顯。十幾年前，當聶緒詩每次回鄉，村裏很多老鄉們都會主動來他家坐坐，送點禮物，打個招呼，“有活路記得找我一起”；2014年後，每當聶緒詩回鄉前後，他得主動去維系跟工人組長們的關系，送點煙酒等年貨，再請客吃頓飯，好讓他們過年後跟著自己做項目，“現在還得過了正月十五再走”。
工人地位的提升，也體現在環境上。在聶緒詩出來打工的那個年代，瓦房、棚戶、8〜20人的大通鋪是標配。北方冬天冷，他們就燒煤，或撿工地上不用的木料來燒，後者容易起灰，早上一起床，被子上鋪滿一層黑灰。而在十幾年前，宋海濤在京參與某其他總包公司的項目時，曾在一條河的岸邊住過編織布支起的帳篷，漏風漏雨，冬冷夏熱，蚊子很多。大夏天帳篷內連電扇都沒有，溫度奇高。工人們裸露上身又怕被蚊子咬，就每人把大塑料袋縫好往身上套，入睡時汗流不止。如此住了一兩年。
如今，工地的環境是大大改善了。在D07項目等諸多工地上，工人們也跟管理人員一樣，住著廂房，每間寢室4〜6人，人均面積5平方米。屋內還裝著中央空調，有自己的食堂、浴室、洗衣房。工資是日結月付，每月直接由總包公司打到工人的銀行卡上，繞過勞務分包，避免拖欠。
工資在向一些白領看齊。以宋海濤的隊伍為例，他手下的機電、水暖工人，如今工價能有400〜500/天，每個工人月入輕松過萬。老家的傳統是男性出門打工，女性在家工作、帶孩子。“老婆隨便在老家找個廠子做，一個月也有3000〜4000元。”如此算下來，兩口子每月收入達到1.5萬元不成問題。事實上，在打工群體裏，建築工人的收入一直屬於前列。出門打工多年的建築工人，往往都在老家有房有車。在D07項目工地上，我遇到了一個四川工人，2011年時付全款90萬元為兒子在成都買了房子。
然而，高收入也讓建築工人群體變得難以管理，“不好管”是宋海濤與聶緒詩近年來的一個共識。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當工期變得緊張時，工人們普遍不願加班，下班後喜歡聚在一起打牌，或者刷一刷智能手機，看看短視頻。“給多少錢都不願意加班。”宋海濤說，現在的工人都是年齡較大的人，除非家裏有困難，否則一般家裏多少都會有點積蓄，不願再像年輕時那樣拼命加班，覺得一個月有1萬多元足夠了。
在D07工地幹活兒的工人劉常貴或許算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他就是那個給兒子在成都付全款買房的工人。劉常貴最早是做鋼筋工，後來當隊長帶一個10〜20人的小隊伍，靠此積攢下不少積蓄。給兒子買了房和車後，他覺得自己的使命完成了大半。他在行業裏進進出出，也轉過行，回鄉開過商店，與人合資搞過裝修和家具廠，賠光了大部分本錢，最後重新成為一名鋼筋工組長。劉常貴自己不再願意多幹苦活兒，就在工地上負責分揀廢舊鋼筋，“新手就能做”。這份工作工資低，一天200〜300元，但他覺得知足，妻子也在工地上工作，“兩口子一年有個十幾萬元就夠了”。
劉常貴一邊挑鋼筋，一邊對我說，他們這批老工人其實大多數都已經想好了後路——據相關規定，男性60歲、女性55歲之後就不能進工地幹活兒了，買不了保險。機電工等退休更早，55歲之後就辦不了操作證了。劉常貴離退休還有10年。幾年前，他開始給自己和妻子買社保。他算了一下，退休之前剛好能買滿15年，到時候回鄉兩口子每人能拿1000多元的退休工資，還有早年買下的門面月租能有1000多元。“我自己隨便再去哪兒當個普通保安，一個月也有1000多元，這樣就有4000多元，絕對夠了。”
而當老一代工人在做退休打算的時候，年輕人卻很少補充進來，即使待遇再好。工地工作以體力勞動為主，日曬雨淋，苦、累，還有一定的危險，這讓年輕人離工地越來越遠。在D07工地上，我見到的最年輕的一名工人24歲，他做了幾年架子工後就不願再做，現在主要負責管理，也在考慮回鄉轉行。見此情景，一位勞務經理發問：“10年之後，我們去哪裏招工人？”
建築工人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工地上很少看見年輕人
“年輕人更喜歡無拘無束。”宋海濤對此無可奈何。他如今在北京安家，有兩個20多歲的兒子。他在建築行業實現了階層跨越，也累積了一定資源，曾想著讓兩個兒子也進入這個行業。小兒子當過兵，退伍回來後被宋海濤帶著上過幾次工地，但小兒子每次都不太情願，不願學技術，幹活兒也提不起興趣。最後，小兒子選擇去做了房產中介。他覺得，房地產仍是一個支柱行業，他更願做自由的銷售者，而非建設者。
宋海濤覺得，這跟過去老一代工人為下一代創造了不錯的環境有關。宋海濤最早感受到代際差異，來自2005年一次帶一位朋友的“90後”兒子幹活兒。他的朋友也在建築業做工，常年離家，在外辛勞，總是盡量滿足兒子的物質需求。孩子早年輟學後，朋友就讓宋海濤帶著，跟他學點手藝。可是，到了北京的工地後沒多久，孩子就消失不見了，宋海濤非常著急，帶著工友們找了三天三夜，最後在一家網吧找到了孩子，他當時正在網吧通宵打遊戲，還往遊戲裏面充了不少錢買裝備。
宋海濤一看，非常不理解，“我們那時最多上QQ聊會兒”。他苦口相勸，但這孩子後來還是離開了工地，再也沒有回來。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22期。文中劉常貴為化名。感謝郎宇兵、馬悅、吳麗蓉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