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林
《流水集》，戴海斌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256頁，50.00元
僅就時間跨度而言，中國近代史研究範圍宛如一條短巷，起訖相對分明；而且在某些敘事框架中，其“主線”與“走向”顯得較為“清晰”，世人對此也頗為“熟悉”。不過，若從內涵容量審視，近代百年則似多彩光譜，諸多巨變紛繁復雜；但不少粗疏的刻板印象背後“疑案”重重，細節“分辨率”有待提高。又因近代史材料豐饒，可以支撐較為細致而立體的研究，吸引了眾多學者投身其中。近年學界更有“深耕”“重審”“去熟悉化”與“去脈絡化”等倡導與實踐，多與這些現狀有所關聯。是在“短巷相逢”中無從措手，還是在“絢爛光譜”中獨得一色，則視乎研究者自身的識斷、功夫與際遇。
戴海斌近刊《流水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出版，下文引述僅註頁碼），對於有誌斯業者，應當有所啟迪。此集歸入該社“日知文叢”，收文凡二十二篇，乃著者2011-2020年間在專題研究論文之外，發表於中國大陸及臺港地區書刊及報紙的文章，其範圍主要涉及“學術史和學術評論兩個方面”（自序，第2頁）。文集目錄未作分章和編號，但以空行分開，提示文章性質之內部區分，筆者嘗試大別為：人物考論（五篇）、學術書評（十二篇）、治學取徑（三篇）及學林紀事（兩篇）。以下循此線索，略草讀後雜識。文集者，因文成集，非如研究專書題旨之集中，筆者難免兼顧不周；又本文提及前哲時賢，皆未冠尊稱，非敢不敬，乃循通例而求簡明。統希識者諒察。
一
此集可分為四部。第一部所收五篇文章，主要涉及近現代學者其人其學，以及近代史研究之為“學科”。著者經年覃研近代歷史，尤其重視“人物研究”，著力考論身份地位“介於達官顯貴與草根平民之間”、知識閱歷“往往具備傳統與新學雙重訓練”的“中等人物”（218頁）。此種入手取徑，意在發覆中國傳統史學強調“以人系事”“因事見人”的意旨，兼能呼應當代學者對於史學研究中“人的隱去”（羅誌田語，180頁引及）甚至“人的消失”（王汎森語，235頁引及）之省察。雖然同重人物研究，不過相較而言，著者前刊《晚清人物叢考》初編及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較多側重於政治、外交、軍事議題，而本集則側重於學術、文化乃至生活面相。在對象人物的“層次”上，《叢考》主要涉及著者所謂“中等人物”，如錢恂、陶森甲、趙鳳昌、周善培、余聯沅等，屬於“發現”研究；本集所涉如郭廷以、羅家倫、蔣廷黻、吳晗、邵循正等，則屬近現代學術文化領域的“重要人物”。著者出於學術史及學科史的關懷，從中探尋其“來路”與“前路”之間斷裂與延續。
具體而言，文集論析羅家倫對郭廷以早期成學的影響，以及羅家倫、蔣廷黻、郭廷以在政、學之間的不同因緣與抉擇，並提示郭廷以與三、四十年代史學“主流”之疏離，及其可能的“結果”與“後果”（1-23頁）。揭示往後以考古學名家的夏鼐，早期求學方向的轉折與內心的掙紮，特別是其與近代史研究的獨特“因緣”，以及學生時代清華園中吳晗與夏鼐之間的密切過從、相互賞識，亦著意提示兩人性情及行事風格之差異，以及此後人生境遇之殊途（24-58頁）。考覆原本清華政治學系出身、後以史學研究名世的邵循正，在1945年二戰結束之際，與康奈爾大學教授葛德鄰（George Catlin）之間，針對戰後世界政治前途充滿張力的對話，以及其間中國政局的走向（59-71頁）。應該說，針對此類重要人物，已多有專門研究，而集中文章多能得其“蹊徑”，體現著者所倡以“考據”把握“人物”的旨趣。
當然，論析夏鼐上下求索和蔣廷黻慧眼識才等個人行止，還可引申關聯一層更大的時代與環境影響，亦即全面抗戰爆發前“清華史學”的水準和特色。青年夏鼐的專研領域能夠實現社會學—近代史—考古學的轉向，得益於此種學術氛圍和訓練奠下的關鍵基石。彼時同樣在學的何炳棣，曾如此回溯：“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只有清華的歷史系，才是歷史與社會科學並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並重；中國史內考據與綜合並重”，並強調“清華史學”在他身上留下的深遠影響（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9-73頁）。當日卓越學群的課程與教學，及其師生的閱讀和選題趣向，對於今日大學經常念茲在茲的“專業建設”“培養方案”等問題，應當也有所裨益。又著者論列郭廷以之“史事日誌”系列，偏重於日誌之“外部史”。若能補充稍解其體例特色及去取原則，簡析得失（郭氏日誌疏漏之處不少），以及後之學者在同類著述上的推進，讀者更加有得；而且對於今日史學偏重“撰述”而輕忽“記註”的問題，也能提示參鑒例證。
對於歷史研究中“人”的關鍵地位，以中世紀研究馳名的荷蘭史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亦有發人深思的質問：“如果我們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麼能形成對那個時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給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們只不過造就了一片荒漠並把它叫做歷史而已。”（彼得·伯克著，蔡玉輝譯，楊豫校：《什麼是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頁）歷史研究不能不涉及人物，但歷史人物自己及後世書寫所造就的“臉譜”甚多，如何見其“真人”遂為研究中很有意思和意義的問題。著者在人物研究中，註重綜合各類公私文獻，本集所涉人物，尤重解讀其函劄、日記、回憶錄等“私領域”書寫，因此在學術文化“名片”之外，常能見其作為“人”之生活、心靈與情感世界。此外，著者在集中亦提及近年熱議的史學研究“碎片化”問題（136頁、233頁）。在先行研究積累甚豐、新見史料層出不窮的近代史領域，致力於“整體”“重建”之宏論固不可少，而此類入手點具體而微、著眼點通貫而宏的“實證”研究，甚為關鍵。同時，著者在細致的人物考論之中，又多能註重前後貫通、左右關聯，亦即其所稱許的註重“相對長時段”的視野（171頁、176頁等），而且較少“就事論事的局促感”（144頁），筆者讀之有省。朱熹書答張栻，曾言：“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余味。”（朱熹：《答張敬夫》，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9頁）此語意味深長。
二
嚴肅書評對於推進學術研究，甚有裨益。本集內容之主體，即為第二部所收學術書評十二篇（72-214頁）。其中起首之篇《補說“老新黨”》為評介論文，其余均評介學術專書、論集或史料集。當然，編入第三部之《由文及史及由史及文》一篇（223-233頁），其性質亦屬學術評論。集中所評著作，多屬著者整體肯定的作品，因此切實指出其優長與貢獻，並適時提出自己的論見，同時指出原書不足之處。評議之中，尤其註重論析原書的史料運用及學術得失。其中所涉書籍、主題甚多，以下循文扼要回溯，以利讀者了解所評原書主題，兼見著者之“評法”。
針對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除了肯定原作者所揭示的法制史及社會史面相，亦強調圍繞京控問題，皇帝、督撫及州縣之間的政治運作糾葛。評王建偉《民族主義政治口號史研究（1921-1928）》及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則註重引述關聯研究展開對話和拓展，前者突出該書對重新認識北洋時期政治運作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以及其與此後國共政權的統治方式的“斷裂”問題；後者標舉該書在“革命外交”的視角之外，重估北洋時期以“弱”政府而行“強”外交之得失。評李廷江編著《近代中日關系源流：晚清中國名人致近衛篤麿書簡》，則結合自身研究實例，指明該集對於研究晚清中日關系史的價值，又論列其釋文斷事的不足之處。針對吉辰《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則在諸多先行研究中為其“定位”，肯定作者在圍繞中日談判及簽約的諸多議題上，所取得的“接著做”之貢獻。針對李欣榮及曹家齊《張蔭麟評傳》，則彰明其在詳密史實考析以描畫“天才史家”之外，註重在“‘關系’‘網絡’中探究人物命運”，同時“藉由人物趨向探明‘潮流’”。針對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所編《近代中國研究入門》，則置諸日本研究近代中國的學術史及其“方法史”的脈絡之中，解析其編纂旨趣與特色，兼顧省思中國學界自身的研究現狀。評馬忠文《榮祿與晚清政局》，則標舉作者通過細密考證，闡明榮祿在反對變法、後黨“幫兇”等刻板形象之外，其政治生命的歷史樣貌及其對晚清政局的重要影響。評岡本隆司等《出使日記的時代——清末的中國與外交》，則透過作為“公使與隨員共同作業”的出使日記，稱述此書對該文類及史料的獨到定位與處理，以及由此揭示的晚清外交官的觀念與行動對於外交體制及對外關系的影響。評姜鳴《卻將談笑洗蒼涼》，稱嘆其踏勘現場、排比史料，“萬裏行路且成書”而發覆光緒一朝重要政事與人物之所得。對於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及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兩書，則重在稱表前者之“由文及史”與後者之“由史及文”，以及兩者分別對近代學術史及文化史研究的推進。
而對於尚可補充者，著者也不諱言。比如針對學術前輩所論清末民初之“老新黨”，著者益以“補說”（72-76頁）。在商榷討論的某些部分，甚至不避峻厲之辭。比如，著者指出所評之書存在“非歷史”和“不專業”之處（120-135頁）；案覆關聯著作部分內容之涉嫌“剽竊”（201頁）；指摘一些著作之篇章與前人商榷時“無的放矢”，以及“在日本學者原有研究基準上的退步”（223-226頁）等。楊聯陞曾言，“寫書評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這一門學問的現狀、行情，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楊聯陞：《漢學書評》，商務印書館2016年，461頁）。嚴肅書評的寫作，頗能考見論者的學術功力與學術公心。無論臧否，著者多能將所評作品置於歷史脈絡、史料脈絡及研究脈絡之中，加以論列。借用著者之言，此種評論乃是“結賬式的整理”，非止為“賬單式的羅列”（165頁）。此外，集中部分針對日文著作的書評，乃作於未有中譯本之時，直接依據原著評議，同時引述其他日文著述加以討論，尤為難得。除了以之與中文著述對關聯主題的推進參照對觀，著者亦藉東鄰同行之“手眼”，反復強調註重基礎史料、學術門徑的研究取向。
書評之作，本無“一定之規”，重在讓讀者了解被評著作選題之價值、內容之梗概及論述之得失，並在必要時加以補正（詳參榮新江：《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214-225頁）。現實之中，常見空泛揄揚而鮮少批評（甚或全無），或者攻其一點而不顧全體的書評。前者如“托”，常遠公義；後者似“刺”，獨矜己長。書評寫作如何能不離但又不囿於所評著作，於其優長之處切實剖明，未盡之處平允補正，兼顧拓展推進，同樣也是“知易行難”的嚴肅問題。
三
除了從著者的具體研究中得見其法，該集第三部所收三篇文章，尤其是在《以“考據”把握晚清的“人物”》（234-240頁，原為《晚清人物叢考》“自序”之部分內容），以及《多註意“史料的歷史”和“中等人物”》（215-222頁）兩篇之中，著者也扼要剖明其研治近代史的取徑及心得。除了上文已述著者重視政治史研究、人物研究等特點之外，集中所示學術研究及寫作取法，另有以下幾點值得留意。其一，提倡帶著“舊學”理解去研究近代。近代風會趨向漸新，學問“舊緒”仍存。如若不能盡量切入傳統士人的“知識資源”，則其文字已為障礙，遑論欲與立說之人“處於同一境界”、真正生發“了解之同情”！（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279頁）。本文集中，著者展現出對於先秦典籍及傳統文史的熟稔，不僅有助增加文章論析深度，且能時常將之融入行文之中，添其意趣。古典學識之於文獻解讀，借用著者“弈喻”之言，可謂“讀懂一詞，而成活一片”（142頁）。筆者近年與學生稍微選讀傳統典籍關涉“教育”之篇章，即常遇“文字障”；即便是晚清文獻如《勸學篇》《京師大學堂檔案選編》，以及兩項“學制”文本等，若無必要“舊學”為援，不少文義幾乎無從索解。其間又見名家大社之古籍註譯，尚不乏冗註、失註與誤註之處，既知其中艱辛，益信著者此論之不虛。
其次，特別註意“史料的歷史”，即史料本身的性質，及其形成與衍變的歷程，此於理解史料、考論史事，同樣關系菲淺。無論是前刊《叢考》及本文集的寫作，還是著者自己考辨、整理近代史料的實踐，如整理《袁昶庚子日記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以及整理許同莘所輯《庚辛史料：外一種》（與裘陳江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等，皆屬身體力行。嚴耕望論治史經驗，嘗謂：“新史料固然要盡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舊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研究者“要能從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嚴耕望：《治史三書·治史經驗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3頁）。著者在文集中，也對“檔案原教旨主義”作出反省批評（169頁、219-220頁），提倡重視對已刊“普通史料”的充分利用。再次，強調“文史互濟”，註重“普及與提高”，這誠然是今日專業史學界難以回避的問題。著者在文集中，稱揚“兼顧可讀性和學術性”（203頁）、能夠“溝通文史”的著作（226-233頁）。整體來看，著者也在積極踐行此道，集中討論嚴肅議題，而行文暢達，且常有讀之令人解頤、拍案之處。此外，文集第四部收錄《憶沈老》一文（241-247頁），以及記述著者在東京參加《順天時報》研究會的經歷（248-256頁），透過兩項“學林紀事”，亦能得見著者強調史料、推重沈潛的治學取徑。
亦應指明者，上述治學取徑實際多屬通則常例，而非高深“秘笈”，關鍵在於“實習”。王陽明答徐愛之問，有“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之訓（王守仁：《傳習錄》，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頁）。著者在研究與寫作中，既將其措諸實踐，又將心得筆之於書，近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凡論治學或作文者，自身文字即在現場證實或證偽其所持論，難以遮飾。
四
為讀者計，也應針對此集另提幾項期待。其一，不同文字因緣各異，前後篇章或相發明，或無關涉，皆屬常情。而同入一集，則不宜交疊，庶幾稱於顧炎武所謂“古人集中無冗復”之意（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04頁）。集中少數篇章，尤其是前兩篇皆以郭廷以為中心人物，且側重論列其研治近代史之歷程與業績，因此兩篇史料取材及論述偶見重出（1-23頁），應當稍作調整，更加判明側重。其二，《由文及史及由史及文》一篇，按諸原文，標題主要對應及稱表第二、第三小節所論著作；而對第一小節所涉著作，則不甚契合；且第一小節因涉嚴肅批評，若能獨立成篇，或詳盡增補，讀者更加得益，對於原書作者也更公平。其三，文集長所之一，在於評介日本學者及其著作與活動。正因如此，其中偶見直接引述原著題名。若能順附漢譯，對於不通東文的讀者會更加友好，而且更加符合漢語寫作表達習慣。又如第五十六頁引及夏鼐憶述與吳晗論“時中”之通信，專門名家吳晗尚有此疏漏，著者若能稍補其《中庸》出典及本義，更利普通讀者理解而拓展學識。
此外需要藉以稍作辨析者，第一百九十六頁謂：“從不替人作序的錢鍾書，罕見地為《走向世界叢書》破例，‘序’內有一妙語……”，易滋誤解。即如新近重刊鐘叔河《念樓學短》（湖南美術出版社2018年），部分宣傳亦稱作者得錢鍾書“唯一破例作序”雲雲。此事乃當代學林佳話，不過今日表述也應稍作解明。首先，錢鍾書確實贊賞“走向世界叢書”，但他並非為該叢書作序，而是專為鐘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一書作序，此乃鐘氏1980-1983年間為“叢書”各本所寫“敘論”，並“加以補充修訂”結集而成（中華書局1985年）。其次，今日提及錢序的獨特性，也應加上適當的限定補述。其一是錢鍾書極少“主動”作序，此次確屬“特例”，但並不排除尚有“被動”為序者。這也是為何錢鍾書當日信函說他“素不肯為人作序”，而楊絳二十年後的信則加了“他生平主動願為作序”的限定（參見鐘叔河：《記錢先生作序事》，載《小西門集》，嶽麓書社2011年，226-232頁）。其二是錢氏此序作於1984年，只能說代表到此為止的大致情形。其實，在此前後，他還是為人作了一些序文，《人生邊上的邊上》即收錄此類序文十一篇、跋文一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213-235頁）。更不用說，青年錢鍾書尚有代父操觚、為錢穆《國學概論》作序這段著名的學術“公案”。當然，以錢氏的學問與人望，請序者應當甚多，而所作較少，亦可見其眼光之高與持己之嚴。
校書甚難。此集亦存在一些細節表述或排印問題，再版或可斟酌核正。如第二十七頁謂夏鼐“自11月開始”始讀《清太祖實錄》，當為十月底（《夏鼐日記》1931年10月31日條）。第二十八頁引夏鼐評論證偽之曼尼克斯（William Mannix）所作李鴻章傳記“Memories of Li Hung Chang”，Memories一字系從日記整理本（《夏鼐日記》1933年10月18日條），依據原書應作Memoirs。按：此書中譯題名照字直解作《李鴻章回憶錄》（中國書店2012年），實際亦非真正的“回憶錄”，而是近於夏鼐所批判的通過偽造日記、抄襲他書而拼湊的“贗制品”（作民[夏鼐]：《洋書辨偽》，《清華周刊》第40卷第9期[1933年12月]，90-105頁）。三十六頁引述夏鼐1934年參加庚款留美考試之英文作文首句My special line of study in history，漢譯照錄日記整理者括註之“我學習的專業是歷史”（《夏鼐日記》1934年9月26日條）。若依英文，此句解作“我在歷史研習中的特別進路”更佳；若依中文，則英文原句中in疑應作is？否則此處僅為一條短語而難成“作文首句”，殊為難解。以上三處，本屬日記原載或整理問題，著者引用時若能稍作辨析更佳。第六十頁康奈爾大學英文名之Uinversity，當為University。第八十一頁之“聰目達聰”，或當作“明目達聰”。第一百零六頁以“成員資格”對譯full member，宜從次頁解作“正式成員”或“完全成員”更契語境，而且兩詞英文書寫常作分斷處理；又同頁“使命感的釀”一處，或漏“醞”字。第一百一十七頁“嗣諸異日”當作“俟諸異日”。第一百三十一頁“措置”當作“錯置”。第一百六十五頁譯文“無論有怎樣的學風”之前，加上“而是敘述”四字可能更好；句中instrumental（有助益的）也應譯出，再擴註原詞。第一百七十一頁所引岡本隆司著作題名中“反日”二字，應有引號；笹川裕史著作題名中“銃後”當作“銃後”。第一百九十一頁岡本隆司等著作題名《出使時代の日記》應作《出使日記の時代》。第一百九十五頁“黎庶常”應為“黎庶昌”。第二百五十五頁原正人著作題名“中國”與“知識人”之間脫一“の”字；熊本史雄著作補足副題“外務省記録にみる政策決定過程”（外務省記錄所見決策過程），更為完整。
結語
若從篇幅規模來看，《流水集》並非“大部頭”作品；其中各篇標題、敘事及論理，近於“輕學術”的風格。於其效果，著者自謂“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有賴讀者理解和判斷（自序，第2-3頁）。其實，有心讀者於此，既可讀到部分近代學人之“補傳”，增益新知；亦可作為研讀近代史有關著作之“解題”，乃至“因人所讀之書而讀之”（陳垣：《史源學實習及清代史學考證法》，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7頁），拓展視域；此外，還可從中得窺為學與作文之“門徑”，一如著者強調“史學研究首重實證，見諸行事，方法、道理即默寓其中”（236頁）。歷史研究進路甚多，關懷各異；而其核心，竊謂大率不出“人事物理”四端，即因其人，論其事，見其物，明其理。戴氏此集及前刊《叢考》，均可得見因“事”見人與寓理於“事”並重的特點——前一“事”為既往之史事，後一“事”為研究之行事。
流水不爭先，終有歸海處，這是著者在文集自序中所曝表的“心跡”。或許只是巧合，本集選擇論列的主要人物，如蔣廷黻與郭廷以，吳晗與夏鼐等，皆涉及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取舍與分合。作為學術論集，著者行文循“價值中立”之原則，較少在事實之外推衍裁斷；不過在抑揚之間，似也寄寓某種“價值關懷”（238頁）。誠然，近代中國社會劇變其“勢”之強，常有個體之“力”無法轉還之處；而個人的趣向與選擇，往往也有強化損益之效。每一時代，都不乏爭立潮頭之“俱往”者；閱過升沈榮枯，識者得無省歟？
責任編輯：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