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手。老人的手。但看起來有些不一樣。
手指短了一截，無法完全張開，指縫黏連處，有依稀可見的白色細線，好像蹼掌一般。
那是日本遺留的化學武器毒氣彈在李臣身上留下的印記。
李臣，生於1945年，1974年佳木斯毒氣事件受害者。
1945年，日軍撤退侵華戰場前夕，將大量未使用的化學武器或丟棄，或埋藏於江河、草叢、田野、洞穴……
這些化學武器在和平年代被人們無意中撿拾、觸碰，造成至少千人死傷。
一場戰爭結束了，另一場戰爭在受害者們的身上生長，敵手是長久的困頓，病痛的無解。
毒氣像幽靈一樣縈繞不息。在余生，他們向隔空的歷史喊話，在仇恨與和解的拉鋸中對抗時間，也對抗死亡。
中毒
1974年10月20日淩晨一點，松花江上白雪茫茫。
一艘絞吸式挖泥船“紅旗09號”航行在佳木斯市防洪紀念塔上遊200米處，正在船塢口清淤。
天氣越來越冷了，好在船艙裏開著暖氣，明亮如白晝。加油工李臣不怕冷，他29歲，雖然長得清瘦，大家夥都叫他“小牛犢子”，1968年當了兵回來，進入黑龍江省航道局，幹什麼事都衝在前頭。
李臣喜歡待在江上，好像海軍似的，感到光榮。每年4月開江，10月回來。船員吃住都在一起，閑時織網打魚，開春吃黃豆芽子湯和饅頭。
三年前，他結了婚，一年前，大姑娘出生。船在江水上浮浮沈沈，媳婦兒吳鳳琴的娘家就在岸邊，有時經過，水多時，能看到那個屋子，水少，江壩會擋起來。“一走一過，像大禹治水。”
距離回家的日子沒多久了。
船底，泥泵發出“咣當咣當”的撞擊聲，裏面的葉輪被什麼東西卡住了。泥泵裂了一條縫，摻著泥沙的水漏到李臣和師傅二管輪肖慶武腳下。倆人打開泥泵，“裏頭有個鐵器的東西！”
好像是一顆舊炮彈。頭破了，黑色油亮的液體流出，湧上一股大蒜燒了的辣味，水不斷往下滴。
沒十幾秒，他開始流淚，身子腫脹，所有發癢的地方都變成紫紅色，起水泡。接觸過炮彈的船員漸漸上不來氣，黃水吐了一攤又一攤。
水泡越來越大，李臣傻了。大了後又“嘭”的一聲爆了，裏頭黃色的黏液流到哪兒，哪兒就癢起來。
事後他才得知，那枚“炮彈”是日軍在撤退侵華戰場時留下的化學武器的一種——芥子氣與路易斯劑混合毒氣彈。
但他還不知道，芥子氣是化學戰中常用的糜爛性毒劑，毒性難以隨時間消退。從成分上來看，這是一種性質活潑的烴化劑，能與許多細胞成分起烴化反應。也就是說，中毒後的人體就像一座失去防護的城池，多個系統都有可能受到攻擊。
搶救爭分奪秒，李臣被送去佳木斯224醫院，哈爾濱醫大一院，哪裏都沒轍，又上沈陽202醫院救治。診斷書顯示，李臣被鑒定為“雙手雙前臂芥子氣燒傷（2度）90%，雙手指縫和手背損傷較重”。
去機場的路上，李臣坐在救護車裏，看到媳婦兒吳鳳琴急急忙忙趕到醫院門口，兩人連句話都沒來得及說。
車子開了，隔著窗戶，她朝他擺了擺手。背上，姑娘還靠在吳鳳琴肩頭沈沈地熟睡著。
偶然與茫然
歷史那種殘酷的偶然降臨在他們頭上。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長趙聆實曾作《中國敦化日遺毒彈受害人情況調查報告》，記載人們接觸到毒氣彈致傷致死前的場景：上山采集野菜、打草碰到，田地裏翻出，孩子玩弄，撿到後準備掏空做鐘用。
引發中毒的不一定是彈體本身。2003年8月4日，5個裝載毒劑的金屬桶在兩米深的土層被挖出，隨後的幾天，桶罐和沙土成為毒氣散布的兩條途徑，造成齊齊哈爾市44人傷亡，被稱為“八四事件”。
也有人在毒氣彈被挖掘出來二次埋藏時中毒。吉林敦化市哈爾巴嶺村村民張甲祥記得，小時候吃完晚飯，老人們圍在一起，父親就講起當年運送炮彈的故事：1951年起，敦化成立廢毒彈處理委員會，將各地的炮彈搜集、集中於哈爾巴嶺的深山掩埋。村裏，公社每個大隊出一人一馬爬犁，晝夜不停地運了三個冬天。大的炮彈一個就能裝車，小的集中在木箱子裏。他們沒有防護工具，只戴著棉織的手套，行走在凍住的草甸子上。有同伴褪去手套，擦了擦落在眉毛上的霜，又去撒了泡尿。第二天，全身一點點變爛。
這樣的偶然更多源於日方多年來未公布遺留化學武器的具體位置與明確數量——為隱藏在侵華戰爭中實施毒氣戰的罪行，日本軍部在二戰結束前將許多資料燒毀，使得民眾一無所知，也難以預防。
關於日遺毒氣彈的數量，中國代表團在1992年的日內瓦裁軍會議上提供的數據是約200萬發（枚），化學毒劑100噸，它們曾出現在中國各地，“八四”事件後，吉林敦化蓮花泡、黑龍江吉安、廣州番禺、山西太原、天津開發區等地相繼發生過日遺化武傷人事件。
初步統計的受害人數為2000人。黑龍江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原副所長高曉燕告訴記者，在走訪調查中，她發現實際受害人數超過了這一數字，大約在2000—3000人。在化武不為人知的早些年，中毒往往被稱為“怪病”——哈爾巴嶺村一位村民鋤草後，腿腫得跟小番茄一樣，要把棉鞋剪開才能把腳拿出來，他的癥狀與中毒極其相似，但談起當年的病癥，鄰居臉上透著不解，“那是因為毒氣彈麼？”
圖為受害者被毒氣侵害的肢體細節。
黑龍江北辰律師事務所律師羅立娟回憶起第一次聽“八四”受害者講述中毒後的遭遇，他們急切地說，“水泡最開始是小紅疙瘩，然後變成小綠豆粒兒那麼大，又變成黃豆粒兒，然後鴿子蛋那麼大，雞蛋那麼大，最大像饅頭那麼大。”
在她看來，那是找不到語言形容的迷茫。受害者們大多來自農村家庭，只能用最貼近生活的食物來表述。侵華戰爭、化學武器，很少有人提及這些龐大的字眼。
不只是受害者，大多數人都對毒氣彈和芥子氣的性質無從得知。
當年8歲的女孩高明是齊齊哈爾“八四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中毒出院後，小學一年級報到，校長辦公室裏，母親陳淑霞勸著，“這個病不傳染”。對方不信，“家長都跟我說，如果高明要上這個學，別的小朋友都會退學。”門外，走廊很靜，高明盯著地板，走也走不了，全都聽到了心裏。
在家，幾個屋共用一個院子。她抱著被子，蜷成一團。外邊的人嘮孩子上學、結婚，下了班打招呼，男男女女的聲音在她腦子裏越來越大。
“我呆不了了。”2003年一個秋夜，她告訴父母想離開這個讓她中毒的地方。一家三口連夜收拾，空了櫥櫃，扔了一半的衣裳。鍋碗瓢盆和一個小櫃子，用舊被單裹著抱上了卡車。
靠在窗口，她迷迷糊糊聽到母親平靜的聲音，“姑娘，早點睡，明天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窗外黑黢黢一片，卡車往西南行駛，別過大大小小的化肥經銷處和飯莊，到了近30公裏外的富拉爾基小北村，陳淑霞的娘家。
上了新的小學，她習慣把手縮在校服袖子裏，避開別人議論的目光。
最怕上課的時候被點到名，過去高明是班級第一，因為中毒後記憶力下降，她連最簡單的應用題都解不出來。站起來回答問題，感覺全世界靜得駭人。
留下的煙黑色瘡疤，洗腳時總能看見，卻怎麼搓也搓不掉。等家裏大人都走了，她把門窗關緊，大聲喊叫。
少年時期，高明慢慢長成了一個敏感、沈默的孩子。直到初中，班主任告知全班這個病不傳染，叮囑同學間好好接觸，她才得到了安慰。
後來，喜歡的男孩子到她家做客，兩人坐在地上，男孩講了家裏的困難，爸爸生病，哥哥不找工作。聽著聽著，她終於把自己那段經歷慢慢地嘮出來了，說一會兒，停一會兒。對方沒有多打聽，只問，“你小的時候是不是很遭罪？”
那一刻，她感到整個人變得輕盈許多。
一生的病痛
一個籠子裏頭，幾只小白兔子蹦蹦跳跳。伸進來一雙手，給它們抹上芥子氣，不一會兒，毛掉了，仿佛燒傷了一片，上了藥還是不好。
看到這一幕，李臣知道沒希望了。
在沈陽202醫院治療後，他又被送往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邊實驗，邊治療。
一位“八四”毒氣事件受害者的眼球診斷圖（上）；日本醫師磯野理有關芥子氣治療的學科論文部分截圖（下）。
受害者身上出現的癥狀不只局限於皮膚和眼部。根據日本民間醫療組織“全日本民醫連”2006-2014年為受害者體檢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報告書，病癥還包括肝功能異常、高血糖、支氣管壁增厚和肺泡區域受損、免疫機能損傷等。隨著檢查的深入，醫師團漸漸發現，化武受害者身上存在更為嚴重的植物神經紊亂和高度腦功能障礙。
日本京都民醫聯第二中央醫院原院長、神內科醫生磯野理說，芥子氣中毒治療困難，毒氣作為殺人武器被研制出來，未曾研究治療方法。因此醫療領域目前沒有特效的治療方案，只能對癥治療。這意味著，後遺癥將伴隨受害者的一生。
中毒最初那幾年，一到變天，李臣的傷會復發。每天早上，他沾點水，用手把潰爛的上下嘴唇撕開。很長一段時間，他指縫連在一起，即使在醫院切開，也會再次長起來。
每夜每夜，他睡不著覺，渾身是膿，把被子浸濕。
神經失常時，他腦袋痛得咬下自己肩膀一塊肉。有時，吃飯吃到一半，桌子一掀，碗筷嘩啦啦摔了一地。老大膽小，嚇得哇哇直哭。
直到今天，一看到李臣生氣，近50歲的女兒還會馬上安慰：“爸你別生氣。”
還年少的孩子無能為力，只有一起咒罵日本。
那些年，李臣往墻上撞，妻子吳鳳琴會用手抵在墻上。
她常常在睡夢中驚醒，夢中李臣流了一地的膿，但難過從來不讓李臣看見。
航道局開具了李臣喪失勞動能力的證明，家裏全靠吳鳳琴。白天，她領著孩子在外撿煤渣，掙醫藥費；晚上，回家為李臣換尿盆，換藥，打理得幹幹凈凈。
1985年大年初七，女兒從門縫裏偷看別人吃餃子，問李臣“為什麼我們家沒有？”他兜裏揣著1塊錢，走在哈爾濱的大街小巷，找不到方向。
他買了兩瓶敵敵畏，回到家兌了白酒喝下，最終被吳鳳琴救了回來。
從醫院回到家，飯桌上，李臣低著聲音說：“要不你還是找個別的出路吧。”妻子沒接話，換個笑臉，哄著他說：“有你才是完整的家。”李臣不吱聲了。
2004年，日本紀錄片導演海南友子在采訪筆記中記下，李臣夫妻倆關系很好，但生了二姑娘後的25年來，因為中毒，兩人沒有性生活。
吳鳳琴不懂，為什麼“不能讓想愛的人去愛，想相愛卻不能相愛”。
李臣記得，結婚時，家裏拮據，他們就去動物園溜達了一小時。天空下著小雨，他倆打著傘，靠在一塊。回到租的房子裏，鄰居幫他們打開門，說一聲：“小兩口，進屋吧！”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
皮膚潰爛的癥狀逐漸好轉，然而其他並發癥接踵而至。
2004年，李臣做心臟搭橋手術，同時查出糖尿病。固定肋骨的鋼絲將骨頭勒碎了，血管取了兩次，第一次因為過於脆弱無法使用。
手術完，刀口長時間無法愈合，醫生只能再次開刀，發現裏面都化膿了。其他人最多一個月時間愈合，他花了102天。
愈合後的日子，他仍與醫院和藥物為伴，好在孩子長大、結婚，逐漸能支撐兩人的生活，夫妻倆在借住房子的屋頂栽種了花……
李臣病房裏的金魚缸。中毒後，李臣一直斷斷續續地住院，這些彩色的小魚成為陪伴。
2007年7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了中國原告的全部訴求。圖為李臣在開庭前的新聞發布會上脫褲，向記者展示毒氣在身上留下的傷痕。
鐵架床邊的瓷磚地是李臣平時的活動區域，腿腳不便的他只能在這裏數著地上的格子活動筋骨。
高明，生於1995年，2003年齊齊哈爾“八四”毒氣事件的受害者。
護膚品排列在桌前。高明是“八四”毒氣事件中年齡最小的受害者之一，中毒時不滿8歲。
2006年，一家日本機構對毒氣受害者進行了集中體檢。高明是第39號受害者。
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後，高明回到了學校，但同學們都躲著她。之後，高明一家選擇搬到了離齊齊哈爾約四十公裏外的富拉爾基生活。
困頓
中毒十多年後，一天夜裏，徐誌夫瞅著瞅著，窗外的星星不見了。
“八四”事件發生時，他是化工廠警衛隊隊長，每天值夜班，身體硬朗，在保管金屬桶時觸碰和吸入毒氣，當年45歲。
消失的星星是視力下降的前兆。他脾氣硬，過往的痛都忍下了，但唯獨視力受損他受不了，世界變成灰黑色，媳婦、兒子都變成一個圓圓的輪廓在動。
他的記憶時而模糊，走到家門口，往往會忘記回去的路。
有一回，兒子徐天男在房間寫字，在一旁床上的徐誌夫噗嗤一下樂起來了，後來時不時就笑。媳婦總問，你笑啥呀。
徐誌夫說，我他媽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我就哭了，我不笑了。
“我一開始覺得恐怖，後來知道其實是大腦得病的信號，不受控制。”在徐天男向記者陳述父親傷病的時候，徐誌夫又不自覺地笑出聲來，“呵呵呵——咳，咳，啊呵呵”。
很快，那些沒有盡頭的疾病耗空了他們微薄的積蓄。
楊樹茂在40歲中毒後，感冒、發燒、眼睛怕光、肝病、尿頻、四肢無力糾纏著他，上一回醫院100-300元，住一次院3000-5000元。他的醫保是新農合，實際報銷比例在30%-40%，仍有不少進不了醫保的項目，“都試過了，沒用”。
受害者在出院時曾收到日本政府發放的“協力金”，他的13萬都花在病上。當年賣炒貨掙來的十多萬，也慢慢變成零，變成負數。
現在，他凈吃止疼藥，護肝片，消炎藥，兩三元一板，六七元一瓶，把疼痛勉強挨過去。到後來，心裏難受時也吃，一天要吃20片。
有時，他在家旁邊的農田能撿回不要的破爛白菜葉。撿著土豆，得用刀小心翼翼地削著，把黑色的孔挖掉，留下大塊的薯肉。肉，兩三個月吃一頓。排骨買不起，就買肥肉，擱鍋裏燉。吃到的時候變得特別香，孩子會說，“吃得好飽啊”。
三個孩子沒告訴他，兩個在高考前輟了學，一個沒拿大學畢業證，早早跑到外地打工。
“誰讓咱攤上這事？”那種許久沒有答案的人才有的木然，掛在他通紅到發黑的臉上。
受害者中，他曾是最積極挑頭訴訟日本政府、爭取權益的人之一。如今，他坐上一個小時不到就會感到鬧心，必須起來走動。說話時，話音和嘆息糅在一起。
秋夜蟲鳴，他住的平房周圍沒幾戶人家，安靜得讓人難以入眠。他背過妻子，一個人下了炕，到院子裏看看自家種的樹，又走到大道上來回焦躁地踱步。月光清冷。
徐誌夫，生於1958年，2003年齊齊哈爾“八四”毒氣事件的受害者。
出院後，徐誌夫想過繼續上班，但其他工人不讓他上公車，怕被傳染。
徐誌夫夫婦和一名日本記者在空地吃烤肉。日本一些民間團體曾對受害群體表示過關心和幫助。但對不少受害者來說，微薄的補助仍是杯水車薪。
中毒使徐誌夫的視力基本喪失，經常生病，平時只能在家“聽”電視打發時間。親眼看到孫子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楊樹茂，生於1964年，2003年齊齊哈爾“八四”毒氣事件的受害者。
楊樹茂的午餐。他和妻子已經處於分居狀態。楊樹茂平時給自己做飯，一道簡單的腌黃瓜可以吃好幾天。
齊齊哈爾北疆花園。這裏曾經是建築工地，也是挖出五個裝有芥子氣鐵桶的地點。
如今楊樹茂獨自住在這片宅子，生病沒錢住院，只能吃些止痛藥。
目前，針對中國日遺化武受害者，中日政府之間沒有專項的救助、保障機制。讓律師羅立娟體會更深的是，“他們受到的傷害是無形和長期的，影響到整個家庭，難以用金錢來計算。”
民間曾有幫助的力量。2006年起，化武受害訴訟日本辯護律師團與日本民間團體“中國戰爭受害者要求支援會”共同發起對受害者的體檢及醫療救助。2015年，中國企業家王鑫嶽出資50萬元，委托中國人權基金會成立“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日本方面也成立NPO法人組織“化學兵器被害者支援·日中未來平和基金”。
但隨著對日索賠的敗訴及日本經濟下滑等原因，資金募集越發困難，微薄的補助對眾多受害者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
得病後，楊樹茂妻子開始捧著聖經念叨，“為你治病好”。
徐誌夫的媳婦每天去上“保健課”，上完抱回來一個飲水機那麼大的治療儀，方方正正，插著電極線，說能哪疼治哪。
他知道，那是長期無解後的最後一丁點期望。
勝訴後的敗訴
中毒頭幾年，電視裏，播著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原本在病床上虛弱躺著的徐誌夫一躍坐起，直著脖子，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健康身體！”
“噫，恨啊。”但說起那些年復雜的記憶，他幾近失明的眼睛好像又出了神。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簽訂聯合聲明，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受害者依然具有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間賠償的權利。
1998年，黑龍江律師羅立娟開始參與包括李臣等多位日遺武器受害者在內的對日集體訴訟案件，她發現，有近300名日本律師在義務為中國受害者打官司。
“他們的觀點是‘我們在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也是在幫助自己的國家，糾正我們國家的錯誤，是我們走錯了路，走得偏激了’。”
羅立娟驚訝極了。從此，她和日本律師團帶著受害者在兩國奔波，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
3秒。李臣記得清楚，2003年9月29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他坐在原告席上，審判長片山良廣走進來，對他微笑了一下，然後拿著判決書宣讀。3秒後，周圍的律師激動得敲桌子、椅背，跪在地上磕頭。
李臣聽不懂日語，他反應過來，這應該是勝利了，淚水奪眶而出。
判決書明確：二戰日軍化學武器的遺留是戰爭中發生的有組織的行為，日本政府應能預見其危險性。如果早日向中國政府提供遺留化武的信息，中方就能盡早發現並進行安全處理。日本政府因“不作為”導致了傷害事件的發生，要向包括李臣在內的13名受害者賠償1.9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400萬）。
這場判決轟動了日本，羅立娟介紹，“整個戰後，包括毒氣彈、慰安婦、細菌戰等等所有對日索賠，這是唯一一起全案勝訴。”
那時候，李臣的身體逐漸變弱。日本律師告訴他，李臣要沒了，證人就沒了。
羅立娟回憶，吳鳳琴曾說，李臣開始好好吃飯，之前有的藥不願吃，後來整箱整箱買。只要碰到上日本請願、開交流會，李臣幾乎從不拒絕，見到羅立娟會嘮，“我要好好活著，我這還有任務沒完成。”
2小時。勝訴後日本政府決定提出上訴的時間，李臣記得也清楚。
2007年，東京高等法院在二審中推翻了一審勝訴判決，在這之後，日本最高法院駁回受害者上訴請求，宣判原告敗訴。
2007年7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前，毒氣受害者李臣、孫文鬥與律師羅立娟握緊拳頭，為自己打氣。
2007年（平成19年）7月18日，庭審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毒氣受害者之一孫文鬥眼中泛淚。
2007年7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門口，一名律師舉著“不當判決”的豎幅文字。
2007年7月18日，日本東京遊行現場。遊行由日本律師和民間支持會組織，受害人李臣、孫文鬥走在隊伍最前面。
2007年7月19日，日本讀賣新聞刊登中國毒氣受害者二審敗訴報道。
從老人機裏聽到律師告知最終結果的那天，李臣躺在病床上，一整天沒有說話，他不甘心，一直以來，他像在對著空氣揮舞拳頭。
初到日本，他走在街頭，感到陌生、新鮮又恍惚。距離戰時的日本已經過去50多年了，道路一塵不染，行人秩序井然地走在馬路上。
在東京的街道，有位日本大姐認出他是中國人，往樹墻一邊靠過去，給他讓路。李臣走到她面前，敬了一個禮。律師團曾組織他們遊行，講述受害經過，募集訴訟善款。一位61歲的大爺，穿著深藍色的衣服，頭發已經稀少，走到李臣跟前，“不知道日本曾做了這麼多壞事，作為一個日本人，感到非常恥辱”，他磕了三個響頭。
“歷史是活的”
李臣案的勝訴給了“八四”受害者信心，2007年，經與日本政府協商三年無果後，“八四”受害者提起訴訟。
徐誌夫是一審的受害者代表。他整了一套西服，理了頭發，什麼也沒拿，就帶了一個皮兜過去了。
他不知道買什麼，就在家附近買了20多個小小的福字，幾塊手絹兒，印著花的，疊好裝到兜裏。見到日本友好人士，一人給一個。
一位將近90歲的老太太，白發蒼蒼，臉上堆著皺紋，當兵的時候曾在中國做俘虜，後來在東北的醫院成了大夫。她握著徐誌夫的手，搖了又搖，“對不起，戰爭給你受害了”。兩人嘮了很久，說著親切的家鄉話。
高明喜歡日本，她跟著律師去了三次。那裏的空氣澄凈、濕潤，夜晚，街邊一排排商店閃著霓虹燈，商場裏賣什麼的都有。
而在家，日頭總是不落，穿涼拖出門，回來時腳底就有一層沙子。她的行走範圍只有以家為圓心的一小塊，因為免疫系統損傷，她走到幾百米外的道邊都要大口喘氣，有時走也走不回來。
從日本回到家一個人呆著，她又感到說不清的難受：那麼好的一個地方，為什麼曾經造成了這麼多的痛苦？
日本友好民眾和孫文鬥之子孫永剛的往來信件（澎湃新聞記者 傅小凡制圖）。
“八四”受害者的訴訟，最終也以敗訴作結。
羅立娟介紹，四起案件中，日本法院對遺棄化學武器的事實、受害者的傷害程度、治療過程都給予認可，不支持訴訟請求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遺留化武的地點在中國，認為日本政府無法去到他國排除危害；二是不判決個案在法院勝訴，而由政府采取措施，建立一個全面的窗口或制度來解決遺留化武問題。
在羅立娟和日本律師看來，敗訴不是由於法律上的障礙，而是政治上的因素。目前，日本民間支持會仍在向政府、黨派提交材料，期望建立接待受害者的渠道。
多年漫長的訴訟過程，她也感覺到受害者的變化。
“歷史是活的，不會死的。”
“我當初來的時候，我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賠我錢，但是現在，我個人也可以代表“八四”受害者——如果日本政府能盡快在中國銷毀化學武器，我寧可放棄我的賠償。”
受害者冒出來的三言兩語，讓羅立娟震驚和感動。最初，她感覺他們不太了解歷史、政治，很多人是打工者，也有人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下來。提到中毒，他們會說“很痛苦，傷害挺大”。
慢慢，有時在法庭，有時在媒體見面會，或是民間團體接待、給日本外務省遞材料的時候，受害者會臨時觸景生情，激動地表達對歷史和現實的觀點，甚至放棄個體的權利。“沒人教他們，他們經常接觸各種活動和對這個問題的評價，通過聽到、看到的沈澱。雖然表述不一致，也不那麼流暢，但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方式。”
然而，受害者期待的化學武器銷毀進展緩慢。
1997年，《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生效，規定締約國有義務銷毀遺棄在其他締約國領土上的化學武器。1999年7月，中日兩國簽署了備忘錄，明確日方為銷毀遺棄化學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資金、技術、專家、設施及其他資源。
中方對日方的工作給予了支持和協助，外交部設立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同時，每次挖掘回收作業現場，中方都派出專家，並派保衛、醫護等人員予以配合。
但日方兩次將銷毀時限延長，最新截止日期為2022年4月29日。根據日本內閣府遺棄化學武器處理擔當室的統計，到2017年年末，共發掘和回收62615發，廢除49607發，距離銷毀目標相去甚遠。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告訴記者，日本化學戰的事實掩蓋了半個世紀，日遺化武問題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關註及施加壓力，是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一戰德國使用化學武器，就受到了全世界的譴責。當然，我們自己推動的力度也還不夠。”
4月29日，童增致信禁止化武組織與日本政府，提出日方應定期向國際社會公開銷毀過程，對日本遺棄在中國的毒氣彈造成的再次傷害進行謝罪賠償，並對毒氣彈造成中國環境的破壞和汙染進行檢測、公開。
在一些地區，對汙染的憂慮已經蔓延。哈爾巴嶺村裏，農閑時，村民們偶爾聚在一起，談論河道裏彎曲的魚骨和近年來幾十個因癌癥離世的老人，即使沒有直接證據解釋這是否與用水源頭——埋藏33萬枚化學武器的山頭有關。
恐慌被生存的難題壓得淡了。村子海拔高，氣候寒，長年只能種植苞米與黃豆。人多地少，年輕人早已外出打工，遠離了村莊，留下來的村民們更在意的是今天山上采的蘑菇能不能賣個好價錢。
村委會主任孫立豐說，環保部門的工作人員最近時不時來監測水質、空氣，但是結果還未向村民公示。“我們也搬不走啊”，他陷入了沈默。
余生
高明的床上，現在鋪著藍色的床單，綴著鵝黃、粉紅的月季和百合。她覺得藍色亮堂。
白色的床單和被套讓她害怕。太像8歲中毒時的那個病房了，她記得那兒混合著消毒水和一股嗆眼睛的熏人味兒，到處是喊疼的呻吟聲。現在走到醫院門口，她還會兩腿發軟，冒出一身冷汗。
“你沒死呢！”“沒呢！”“那誰呢！”“沒了！”
每年體檢，受害者們相聚在一起，訴說著只有彼此能理解的密語。
2012年，和他們同時期中毒的曲忠誠因肝癌離世，後又有另一位受害者宋權因腦血管疾患離世。沒人能認證這與芥子氣中毒的直接關系，日方醫生對此稱“可能性是存在的”。
生活在死亡陰影下，他們除了拿這開玩笑，想不出別的辦法了。
夜晚，徐誌夫幾乎沒法睡覺，那些糾纏人心的記憶總是入夢。他想起李貴珍，在送往醫院2天後就去世，全身95%潰爛，“不成人形了”。
還有曲忠誠，他倆住院的時候關系最好，雖然他只有30多歲，但是管徐誌夫叫“老弟”，他喚“老哥”。“老弟，幫幫我，我給你好吃的！”他蹲在走道上起不來，腿裏頭都腫，徐誌夫攙著他，一點一點走。
世事茫茫，他不知道下一次再告別的會是誰，是別人還是自己。
孫文鬥，生於1960年，1982年牡丹江毒氣事件受害者。他的胃部被診斷為燒傷性腸胃糜爛，現已被切除。
梁紅格，生於1963年。2003年，他戴著手套在齊齊哈爾北疆小區收撿廢鋼，沒能逃過被感染的命運。
陳榮喜，生於1971年。“八四”毒氣事件受害者。他和朋友們幫著清理道路上混有毒氣的黑沙土，由此感染。
劉建彬，生於1955年，在收廢品的時候接觸到毒氣筒，進入醫院治療。出院後經常頭疼，並伴隨頑固性感冒。
仲江，生於1961年，1982年牡丹江毒氣事件受害者。他的免疫系統受損；一只眼睛患上肌無力，無法睜開。
王成，生於1981年。2003年，他和同事在收廢品時誤觸毒氣筒，毒液灑在鞋上，滲入腳面。當夜劇烈嘔吐，雙眼失明，身上長滿水泡。
多少年倏忽而過，羅立娟明顯感覺，受害者都老了，他們的步子變慢了，頭上也冒出了白發。幾個年幼的孩子如今已長成了青年，當年的青年有些也有了孫兒。
李臣沒法再想著那些創傷了。
美國、加拿大……各地記者、學者來找他，他都毫無保留地講述，講到傷痛處，有時又犯病。
所有的相片和材料，他整齊地理在一個紅色的抽繩包裏，裏面留著歷史的證據，也留著他悲喜的記憶。深藍色絨面鑲金色小花的相冊裏，多是和日本律師、友好人士相擁在一起的老照片，大家臉紅通通的，帶著真誠的笑容。
他沒等到日本政府的賠償，2004年日本導演海南友子來拍攝紀錄片，走之前留下了500元慰問金，他把這當作是日方的表態。
每天黃昏，他緩緩拖著步子，走出醫院，走過幾個街口，來到松花江邊。他愛看人釣魚，有人釣上來半米長的鯽魚，他也樂呵起來。
眼前，松花江像一條碧青的綢子，江水平靜地流淌，仿佛和45年前一樣。
2019年11月，松花江面一片靜寂。（除特殊標明，本文圖片均來自 澎湃新聞記者 史陽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