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親人去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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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沈沛蕓

早上5點半,28歲的吳小敬已經起床,7點半之前,她要到達上海一家醫院,搞清楚哪個檢查應該在哪棟樓、哪一層做,報告在哪取。她的同行者會在稍晚些時候出現,通常是年紀大她許多、受病痛折磨的老人。

從去年十月開始,吳小敬經朋友介紹,到一家健康咨詢機構做全職陪診員,陪伴患者在醫院的大樓裏穿梭,經過各類檢查室、診室、樓梯間,代替他們掛號、排隊、收費。一天下來,她的微信步數在兩萬以上。傍晚走出醫院,坐上回家的地鐵,吳小敬才感到疲憊,“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像吳小敬這樣的職業陪診員們,長時間泡在醫院裏,在重復和瑣碎的流程中琢磨出訣竅。在許多瞬間,他們也能看到人們對健康的渴求,看到疾病前人的脆弱與頑強。

陪診作為職業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裏,是在2003年,哈爾濱一批家政公司針對“空巢老人”推出陪診服務。在2015年,陪診市場有過短暫發展。一批O2O(線上到線下)陪診公司曾獲得融資,但許多都因市場和政策壁壘轉型或被收購。

2021年5月末,一則新聞登上熱搜,再次開啟了人們對陪診的討論。西安陪診女孩小宇兩年內陪上百位病人看診,半天收費200元。有網友表示支持,認為在老齡化的趨勢下,陪診在真正幫助患者。但也有網友質疑,“這不就是黃牛嗎?”

“陪”的需求

今年4月,許一帆和兩個朋友合作創立的陪診平臺優享陪診上線,起初服務範圍為西安的三甲醫院,8月,平臺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開通服務。

平臺上線前,許一帆花了約一年時間做陪診員,進行市場調研。每天,他都能在醫院裏遇到不知所措的老人,他們從外地坐火車到省城的大醫院來,以為還像過去一樣在窗口排隊就能在當天見到醫生,卻發現人工窗口早已被取消,掛號要在手機或自助機器上預約。

老人不會操作,在醫院門口拉著許一帆,“年輕小夥子你幫我指導一下。”有第一個,就有第二個,在他身邊圍了一圈。許一帆幫他們填上個人信息,註冊好,登錄上,但專家號搶手,今天和明天的號都沒了,最早要在七天後才能看上病。

有的醫院設有導醫,指導患者操作,但往往是一個導醫面對多個患者,無法兼顧。有陪診員見過一位70多歲的老人,詢問導醫如何操作自助機器,卻得到不耐煩的回應,只好放棄離去。

許一帆在陪診途中。本文圖片除特殊標註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在看診流程復雜、細碎的醫院裏,不僅僅是老人,忙於工作的中年人,獨自看病的年輕人,帶孩子看病的年輕父母也都有“陪”的訴求。

許一帆接過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因為睡眠問題到醫院做睡眠治療,醫院要求過程中要有人陪同。年輕人在治療室裏睡了兩個小時,他隔著窗戶,在房間外陪了兩個小時。

對陪診需求的感知也來自於許一帆自己的經歷。他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原先,他在一家企業做IT,出差頻繁。2019年9月,他在外出差時,小女兒在淩晨一點突然發起高燒,妻子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上醫院看急診,又是繳費,又是化驗,孩子在醫院又哭又鬧。

許一帆能想象到妻子的無助,自己卻幫不上忙。他想,要是有個人幫忙帶著,就不至於那麼慌亂了。

他和朋友聊天訴苦。朋友是醫療行業二十多年的從業者,告訴他這是個普遍的現象。許一帆意識到,“老百姓看病依然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情。我們一說看病就想到找熟人,因為這個地方太陌生了。有個人能幫忙熟悉環境,心裏就沒有那麼大壓力。”

吳小敬大專學的護理專業,畢業之後,她做過護士,也做過醫院導醫。一開始,她覺得陪診這份工作很輕松,排排隊,和客戶聊聊天就好。在陪伴第二個客戶時,吳小敬因為找不到做檢查的科室被投訴。從那時起,她才意識到這份工作的責任,開始更用心地對待。

就診的過程需要詳細的規劃。每個陪診員都在腦海裏勾勒過自己摸索出來的地圖,標明了醫院裏大樓的布局、樓層的分布、科室的位置。患者由於身體狀況不佳,不便行動。陪診員要在心裏計算出最合理的檢查順序,為患者規劃好每一步,在最短的時間內就醫。

吳小敬用手機拍下的醫院科室樓層分布。

但在醫院裏,總有不能掌控的情況。吳小敬曾陪一個50多歲的患者看男科,醫生給他開了尿常規和B超檢查,後者需要憋尿才能做。兩個檢查原本在一個小時內就能做完,但患者喝了六大瓶水都沒有尿意。最後做完檢查拿到結果時,醫生已經下班了,患者只能重新掛號,兩天後再跑一趟。

與醫生更高效、清晰地溝通,也是陪診的目標。接患者的前一天晚上,吳小敬會仔細看一遍患者提供的資料,熟悉病史,提前查好患者住處到醫院的路線,通知患者什麼時間到達醫院合適,早高峰也得考慮到。閑下來的時間裏,她閱讀醫學相關的書籍,為了能更好地了解患者病情。

更多時候,她做的只是陪伴。今年6月,吳小敬接到一位40多歲的患者,被查出乳房長了腫瘤。她看了患者的報告,顯示腫瘤是良性。患者到了診室門口,整個人緊繃著。她安慰患者,“只需要做個小小的手術就能治療。”但到醫生面前,患者依然緊張到講不出話來。吳小敬能做的,就是替她羅列出以前做過的檢查,得到過的診斷,並記錄下醫生的反饋。

市場的挑戰

這門“陪”的生意並不新,但始終沒能發展為成熟的行業。2015年,一批陪診平臺曾獲得資本青睞,例如一家名為“安心陪診”的平臺,曾獲A輪融資3000萬元。10月14日,記者在相關平臺以“陪診”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有426家相關企業,其中約三分之一成立於2015-2017年間。處在存續狀態的,有254家。

在某消費點評平臺上搜索“陪診”,服務由醫療服務類公司、家政公司、診所等提供,全程陪診的價格在200-500元不等。除此之外,記者在某內容社區平臺上以“陪診”為關鍵詞搜索,除了明確標有陪診機構名字的帖子外,也有許多用戶以個人名義發布提供陪診服務的信息,半天收費在150元-200元之間。

用戶以個人名義發布的陪診信息。平臺截圖

要經營這門生意,尋找客源是陪診公司需要克服的首個難關。今年37歲的林元元在四月嘗試進入陪診行業,目前,她的團隊安安陪診提供在沈陽各醫院的陪診服務,團隊裏有3個全職陪診員,5個兼職陪診員。

起初,林元元的客源主要靠熟人介紹。在外地工作的親戚朋友幫忙發廣告到老鄉群裏,附上她的聯系方式。兩個月下來,只接到了十多單。目前,通過在社交平臺上進行宣傳,她的客源有所增加,但一天也不過三五單。她說,“這個行業我定義,還是養成系。”

許一帆也遭遇了相似的問題。平臺建立前,許一帆和兩個朋友用最直接的宣傳方法點對點擴展客戶——在醫院門口發傳單。許多傳單轉眼就進了垃圾桶。半年裏,他們一共成交了約300單。其中大多是零碎的任務,取藥、拿化驗報告、幫忙跑個腿,真正全程陪診的單子只占其中三分之一。平臺上線並推向全國後,他依然苦惱如何推廣,“沒有人知道我的服務。”

陪診機構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醫療市場中陪診服務與黃牛之間模糊的界限。26歲的李林靜是北京某三甲醫院的一名護士,從她學護理專業開始,就在假期或休息日做兼職陪診員。在她看來,找陪診的客戶通常“不差錢”,大多看中的是代掛號的服務。

這不是個例,許多找到陪診機構咨詢的人抱著走“綠色通道”插隊掛號、找黃牛的想法,而一些陪診機構也在打擦邊球。一位與某醫療健康公司合作的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他接觸的一些陪診服務供應商會為客戶提供掛專家號的服務。另一位不願具名的陪診員透露,她所在的陪診機構設有專門的調度臺,客戶急需專家號時,公司可以與院方溝通,在當天加號,但這種方式也不是百分之百成功。

這個灰色地帶讓李林靜意識到,一部分近似黃牛的陪診服務,會加劇就診過程中的不公,“客戶付出了金錢,掛到了這個號,但對那些沒有花錢,沒有掛上號的人來說,不公平。”

許一帆有自己的底線,他說,自己堅決不做“綠色通道”掛號,並試圖以低定價來劃清與黃牛的界限。在西安某醫院,患者掛一個專家號18元,黃牛價往往達到一兩百元。他的平臺代掛定價39元,“20元算是跑腿費。”不過,依然會有誤會發生。有個客戶下單掛號,要求掛到當天的號,許一帆沒法子。客戶還指責他,“收了錢還做不成事。”

許一帆所在陪診平臺的各類服務價格。

擺在許一帆面前急需考量的,還有員工的訴求。陪診員的人力支出是陪診公司的主要成本之一。目前,優享陪診西安團隊有約10位全職陪診員。陪診員們向許一帆反映,覺得酬勞太低。7月底,他不得不把收費調高,例如,西安醫院的全程陪診一項從168元上漲到188元。

但許一帆依然對市場有信心。他見到患者一窩蜂地從各個地方聚集到大醫院來,醫生一個接著一個病人見,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他說,“陪診能省時、省力、省心,起到疏導的作用。”他期待著,平臺的規範能建立與客戶間的信任感。

生死間的陪伴

2020年末轉行做陪診員之前,薛莉在金融行業工作了15年。對她而言,陪診是全新的領域。這份工作中,她更近地觸碰到人世間的苦楚與溫暖。

她會為親人間的相互關心掉眼淚。有的老人擔心影響兒女工作,請她不要告訴兒女自己病情惡化的消息;兒女則拜托薛莉向父輩隱瞞藥物的真實價格,“實際上2萬塊錢一個月,就給老人說200塊。”

林元元也熟悉老人們在病痛前的躊躇,在老齡化程度排名全國靠前的遼寧做陪診,許多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會找到林元元,拜托她陪身處家鄉的父母看病。

今年6月,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女孩聯系上她,請她帶母親去醫院檢查。老阿姨患有類風濕,頸椎和腰椎經常疼得受不了,腳也因為長期疼痛而變形。老阿姨不願去北京生活,獨自居住在沈陽。

那天在醫院就診時,老阿姨不配合,拒絕做檢查。林元元最初很苦惱,直到聊天時,老阿姨告訴林元元,她一直留在老家,是因為“我不想客死他鄉”。林元元心裏一陣難受,她看到老人倔強的背後都是對死亡的憂慮,明白老人拒絕檢查,是害怕查出更多的病來。她安慰阿姨,“這個病沒那麼嚴重,會好的。”

林元元陪診團隊裏的一名陪診員在陪伴老人做檢查。

做陪診以來,薛莉自己的生活與想法也在被影響與改變。她曾接到一個患者,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被查出乳腺癌,已經發生肝轉移。治療癌癥的靶向藥價格昂貴,她的丈夫忙於工作賺錢,沒有時間陪她看診,就請薛莉陪著太太去做檢查、輸液、化療。薛莉也是一位母親,孩子三歲半了。陪伴途中,兩個媽媽聊起育兒的話題。患者告訴她,孩子在得知她生病之後成績一落千丈,問她:“媽媽,我每天都很不安,你會不會死?”

薛莉心中觸動,從前,她想要去爭取好的社會資源、社會地位,讓兒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人生。而現在,她看得更淡了,“長久的陪伴和健康平安的家庭才是他最需要的。”

患者的經歷也常常觸發吳小敬內心的感悟。她接到過一對中年夫婦,丈夫前一天感覺不舒服,就找她幫忙預約了醫院檢查。在等待檢查期間,丈夫卻突發心臟病倒在地上。聞訊趕來的醫生也沒能挽留他的生命。

他的太太癱在一旁,整個人傻掉,周圍人和她說話,她沒有任何回應。逝者平常愛踢足球,才40多歲,沒人預料到他的突然去世。那天,吳小敬推掉其他客戶,陪逝者的太太到太平間登記、錄入信息,在醫院待到晚上8點多,直到其他家屬到來。

這種無常的感受,她在自己父親去世時也經歷過。今年大年初一,50多歲的父親在家休克,被送到醫院,她才得知父親已經是肺癌晚期。父親彌留的最後幾天裏,說不出話,只能吃流食。她陪在他身邊,給他量體溫、擦洗身體。

大年初十,父親離世。她無法接受,父親最後的時光不是按年計算,也不是按月,而是按天。

父親過世那陣子,吳小敬想放棄做陪診,她害怕再次面臨這些意外。但她發現自己能幫助到患者,無論是實際就診,還是情緒的安撫。這份工作的意義也變得不同了,她想到父親病危時,醫生、護士的安慰,她想,一點點幫助能讓患者和家屬在疾病面前輕松一些。最終,她選擇堅持。

在她常跑的腫瘤醫院裏,許多患者的病情難以逆轉,診斷書常常是生命最後的預告。有的家屬得知診斷後痛哭失聲,她會一遍遍勸慰。她希望患者能度過最後一段平靜的時光,“我們得接受這個事實,盡量不要在患者面前表現出來。”

她喜歡這份工作,讓她保持著對生命的體悟。她了解人們要經歷一個多麼痛苦的過程,因為這段路她也曾走過。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責任編輯:黃霽潔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