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不是管仲寫的，就像《周公解夢》不是周公寫的，《黃帝內經》不是黃帝寫的。就算我們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至少也可以斷言《管子》的絕大部分內容都不是管仲寫的。
《管子》的真正作者到底是誰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非但不止一個，而且來自不同的時代，時間的下限很可能到了漢朝。這些作者應當都是管仲的仰慕者，喜歡研究政治學、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正是因為作者太多，創作的時間下限又太靠後，所以書中的觀點和立場五花八門，諸子百家的內容哪家都有一點，很像是一部匯集成書的論文集。這就造成分類上的麻煩：它到底算是道家、法家還是別的什麼家呢？分到誰家都有理，分到誰家也都不合適，那就算它雜家好了。
從戰國到漢朝初年，這部論文集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流傳著，既有單篇論文的單行本，也有這幾篇或那幾篇論文的合集。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裏給管仲作傳的時候，說自己讀過《管子》的某篇某篇，最後說：“《管子》太流行了，到處都有，我就沒必要多介紹了。”
司馬遷偷這一點懶，給後人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因為時代風氣很快就變了，《管子》很快就不流行了，它的身世就越發讓人看不清了。到了漢成帝的時候，皇家圖書館整理圖書，皇族學者劉向到處搜羅《管子》名下的論文，一共找到564篇。
我們不要被這個數字嚇到，因為有很多篇章都是重復的。經過劉向的編輯、審定，最後確定為86篇。但是，劉向的兒子，我們已經很熟悉的劉歆，提到過在法家著作的分類底下，另外還有《管子》18篇。這很可能是從那564篇原始素材裏單獨分離出來的。
從劉向整理之後，86篇本的《管子》就成為定本。但天下已經“獨尊儒術”，亂世的熱門書也就變成了大一統時代的冷門書，慢慢變得殘缺不全了。今天我們讀到的《管子》就是以劉向86篇為底本的，但有些篇章只剩下題目，全篇內容一個字都沒留下來。
管仲雖然不是《管子》的真正作者，卻可以算是這部書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我們在讀《管子》之前，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管仲。
如果你想對管仲有一個粗略的時間定位，可以這樣來記：管仲和孔子分別生活在春秋時代的一頭一尾，春秋以後是戰國，荀子生活在戰國末年。
當歷史進入春秋時代，周天子對全國的控制力嚴重減弱，權力厭惡真空，於是實力派諸侯積極爭奪霸主地位。今天我們提到“霸”這個字，很容易想到稱王稱霸、橫行霸道、霸權主義這些負面意思，其實原本不是這樣。我們看“霸”的字形，上面是雨字頭，下面是“革”和“月”，這個字原本是指一種和月亮有關的天象。把它當成霸主之霸，其實是因為同音假借，代替了伯父的“伯”。我們讀先秦古書，會發現“伯”和“霸”通用，“伯”應該讀成“霸”，意思是“老大”。所以“霸主”的意思是：雖然各位諸侯都是平級關系，但他是大哥，別人都是小弟，小弟就該跟著大哥混，聽大哥的話。
“伯”的本字其實是白色的“白”，“白”的古音是bó。它是象形字，表示大拇指，所以引申為“老大”，用來表示顏色是後來發生的假借。今天我們聽京劇和評書，“白”的發音仍然是bó，這就是古音的延續。更嚴格一點來說，bó應該讀成入聲。入聲在現代漢語的四聲系統裏已經消失了，如果勉強讀一下的話，那麼它和第四聲bò比較接近。
在詩詞裏邊，這個字屬於平仄系統裏的仄聲，押韻的話屬於入聲韻。這些內容之後再仔細介紹，現在你只需要知道，白、伯、霸這三個字原本的讀音很可能都一樣，而且最接近bò的發音，於是發生了文字學裏所謂的同音通假。我們初中語文課講古文裏的通假字，只講某個字和某個字通假，但不講為什麼通假，我這裏講的就是通假發生的一種原因。
當你單獨看“霸”這個字，從雨、革、月的組合來分析它的涵義，你可以做出很復雜、很深刻的解讀，但漢字的構成和演變其實遠沒有這麼單純。
話說回來，春秋爭霸主，就是爭做諸侯們的大哥。做大哥既要有實力，也要講江湖道義，所以春秋時代的諸侯爭霸和戰國時代的列強互毆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還很有道義感和貴族精神，後者完全沒有底線。
春秋先後出現了五位霸主，合稱“春秋五霸”，第一位是齊國的齊桓公。
齊桓公很好地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帶著諸侯小弟們敬奉周天子，維護世界和平，而他之所以取得了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就是他用對了國家總理，這位總理就是管仲。
齊國在今天的山東一帶，原先並不算強大，直到有了管仲。管仲的治國方略，用《史記》的原話來說，就是“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通貨積財”意味著發展商品經濟，增加物資儲備。“富國強兵”不用解釋。“與俗同好惡”意味著一種社群主義外加保守主義的立場，順應人民群眾的喜好。
換言之，經濟發展先於意識形態。所以管仲雖然大張旗鼓搞改革，卻不像王莽、王安石那些改革家遇到那麼多的阻力。管仲的新政既不唱高調，也沒有好高騖遠，更沒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每項新政都很順應民心。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三百六十行各有各的祖師爺，妓女供奉的祖師爺就是管仲，因為正是管仲創立了國營紅燈區，既緩解了社會矛盾，又增加了國庫收入。這種改革當然“與俗同好惡”，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
當時的齊國，在性觀念上確實比較開放，所以鄰近的魯國人很看不慣他們。但管仲沒那麼多顧慮，既然國內有這種風俗，好色又是人的天性，何不順應風俗與人性來發財致富呢？
我們看《管子》第一篇《牧民》講治國綱領，有一句名言是“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所謂四維，就是禮、義、廉、恥。單從這話來看，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道德家的樣子。但是，完整的表述是這樣的：“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chǔ），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意思是說，國家富裕了，遠方的人自然會來歸附；土地開墾得多了，人民就會安居下去；儲蓄夠多了，大家才會講究禮節；吃穿不愁了，人民才會要臉；君主不違背禮義，貴族集團才會和諧穩固；四維得到伸張，君主才容易治理國家。
這幾條綱領真的很有管仲風格。雖然也重視禮義廉恥，但一來不把禮義廉恥當成目標本身，而是當成一種行政工具，二來不把道德優先化、絕對化，而是認為先有物質基礎才有禮義廉恥，所以經濟發展要放在道德建設之前。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更好地為國家服務，而不是相反。換言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富國強兵的副產品。
這就出現了一個難題：一般來說，人越富裕，就越是貪生怕死，怎麼才能讓這些富裕起來的老百姓拼死作戰，這是一個管理學上的難題。如果你是管仲，你會怎麼解決這個難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