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夏，鼓浪嶼。耀目的陽光下，綠樹紅花掩映中，一幢幢老洋房裏，不乏各式各樣的新潮商店。
碼頭處，一艘雙層白色輪渡從廈門島跨越鷺江駛來。船上走下來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看行裝，大多是遊客。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似乎跟其他遊客沒什麼兩樣。身旁的人們卻不知道，這位名叫林聰明的老鼓浪嶼人最近頻繁回鄉，是為了更深入地調研島上的革命歷史。
時光倒回，91年前，淪為公共租界逾廿載的鼓浪嶼，已是別墅林立。
也是在一個炎熱的南國之夏，離如今的碼頭不遠處的舊路頭，一艘小小的木制舢板停靠到岸。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國人一邊下船，一邊機警地四面環顧，這位“商人”似乎沒有什麼特別。身旁的人們卻不知道，他要去往島中部的虎巷8號——當時的中共福建省委機關所在地，他有一個隱藏的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
天風浪浪，海山蒼蒼。
鼓浪嶼，這個東海波濤中“隱秘的角落”，這個廈門籍詩人汪國真筆下“月兒也香、琴兒也亮、海浪也多情”的優美小島，曾在福建乃至中國革命史上留下重要一筆。浪擊礁石，聲似擂鼓——這鼓浪聲，不僅是音樂之島的美妙和弦音，更曾是紅色之島的革命戰鼓聲。
廈門鼓浪嶼全景。新華社記者魏培全攝
一襲微波，佯為靜水而能流深
路頭，是“碼頭”的古舊說法。這很形象，因為在鼓浪嶼這座不到2平方公裏的小島上，走到路的盡頭就到了碼頭。69歲的林聰明這樣解釋。
島東的鋼琴碼頭到虎巷8號，在地圖上是並不曲折的600余米，走起來卻著實費點力氣——這座海蝕小島地勢起伏不平，路也忽高忽低，時寬時窄。連生長在島上的詩人舒婷都“經常在家門口迷路”，說那些“幽巷、苔跡的石壁和風格各異的小樓都是同謀”。
不過，林聰明對每一條巷陌都很熟悉。他頭發花白，身材微胖，但目光炯炯，步伐矯健。腳力好，這是鼓浪嶼居民的共同特征：因為島上罕見代步工具，爬上爬下全靠步行。
從鋼琴碼頭向西，沿中心商業街龍頭路、市場路走著，一路可見閩南傳統的紅磚厝、中西合璧的小洋樓，旁邊生長著蒼翠的榕樹，開著似火的鳳凰花。
“不愧是‘海上花園’‘萬國建築博覽’！”外地遊客會這樣驚嘆。文史專家則不禁感慨：“鼓浪嶼的歷史密度太大了，每座建築背後都有故事。”
走到與縱向的中華路交界處，若不仔細看，很容易忽略前方還有一個狹窄的小口可以繼續走向前，這就是虎巷。1916年，一只華南虎從島南對岸的漳州南太武山腳泅海上島被槍殺於此，巷子由此得名。
不同於威風凜凜的巷名，虎巷在縱橫阡陌中極不顯眼，最窄處還不到3米寬。正因如此，1930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機關轉移至此。當年早些時候，設在廈門島內的機關附近出現了可疑人員。出於安全考慮，時任省委書記羅明決定轉移到鼓浪嶼，尋找一個新的住所。
位於虎巷8號的福建省委機關舊址，現為鼓浪嶼紅色教育主題館。受訪者供圖
虎巷8號是個不錯的選擇。站在巷子裏，只能看見樓的側立面，建築布局、屋內活動都不得而知。走進大門，才看得出這是一幢二層磚木小樓，通往二層的樓梯另設在院門口右側的一小房內，相對獨立。
如今，這座南洋華僑私宅經修葺後，成為島上的紅色教育主題館。不過林聰明還記得2014年，這裏仍是民居。當時，退休一年的他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鼓浪嶼的文史研究中，租住於此的友人邀他前來小坐。基於自己對鼓浪嶼建築的調查，林聰明覺得這座老宅在全島1000多幢老建築中“很一般”，但卻感到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感。“我們花時間精力去保護公共租界時期留下來的歷史風貌建築，更要關註早期共產黨人留下來的紅色印跡。”
研究鼓浪嶼的紅色印跡，首先都會想問：為什麼省委機關要設在這裏？為什麼是在鼓浪嶼？
歷史上，曾叫做“圓沙洲”的鼓浪嶼風高浪急，人跡罕至，一直處於中原主流文化視野之外。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廈門於1843年11月成為通商口岸，與本島一水之隔的鼓浪嶼也隨之開啟了近代屈辱史。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被迫與10個國家簽訂《廈門鼓浪嶼公共地界章程》，鼓浪嶼遂淪為近代中國兩個公共租界之一。到省委機關遷至此的1930年，島上已有十余個外國領事館了，洋行、教堂、公館等更是不計其數。
租界雖是外國列強殖民統治的區域，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白色恐怖氛圍下，這裏卻有利於擺脫國民黨反動派的勢力。此外，“鼓浪嶼當時已是中華傳統文化、閩南民間文化、西方文化等高度融合的國際社區，復雜的多元文化環境也適合地下黨生存，相對比較安全。”文史專家龔潔介紹。
省委機關搬到虎巷8號後，十幾位工作人員對外宣稱是來廈經商的一家人。羅明及夫人謝小梅是大哥和大嫂。扮演傭人的郭香玉，其15歲的兒子黃若章任省委交通員，每天會到廈門市區一個秘密聯絡站，溝通文件消息。
不久後，省委軍委書記蔡協民及妻子曾誌搬進島東北福州路127號二樓，這裏也就成了省委軍委機關所在地。這座五層小樓依巖壁而建，從面海的客廳可以遠眺進島船只，屋後有多個邊門通道方便撤退，從樓背後高差近20米的鼓新路來看又仿佛是一層平房，少有人知可從此處直達海邊。
位於福州路127號的民居，曾經是福建省委軍委機關所在地。受訪者供圖
正是在樓下不遠處的黃家渡一帶海邊，蔡協民和羅明每周定時約見，像兩個朋友散步交談一般，完成軍委對省委的匯報和請示。
不到一年的時間，從這兩處隱蔽之所，一個個指揮全省革命的命令發出，一次次引領武裝鬥爭的號角吹響。
那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的廈門是產業工人相對集中的區域。自十九世紀中葉廈門被迫開埠通商以來，海輪運輸、電話、郵電、罐頭等諸多企業在此迅速興起。
1926年春開始，福建各地陸續建立起地方黨組織。但第二年即發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形勢嚴峻。當年12月1日，黨中央致信閩北閩南兩特委，指示要成立省一級黨組織，指出：“福建的產業工人成分固屬極少，但廈門福州的海員市政碼頭船廠等工人運動黨亦始終未嘗予以註意……福建臨委必須建立於廈門工商業發達及交通便利區域”。在革命低潮期，這為福建地方黨組織的革命鬥爭指明了方向。幾天後，福建臨時省委成立，機關隨後遷駐廈門。
“當時的廈門與中央紅色交通線密切相關。”文化學者吳永奇介紹，從上海乘國際郵輪，沿海岸線到汕頭和香港，輾轉可到達贛南閩西，這條交通線曾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溝通了黨中央和中央蘇區；作為沿途一站，廈門港對保障整條線路暢通有著積極意義，這也是省委機關設於此的原因之一。
此後，在鼓浪嶼上先後秘密召開了中共福建省第一、二次代表大會。1930年2月，在內厝澳路449號曾家園裏召開的福建省第二次黨代會上，通過10個決議案，對指導全省革命鬥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作出“福建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來”的前途判斷，提出實行“全省總暴動”的任務。這是受到當時黨內滋生的“左”傾思想的影響，過分估量了福建的革命形勢。隨後發動的一些公開集會暴露了部分同誌的身份，也間接導致當年8月省委機關轉移到更為隱蔽的鼓浪嶼上。
重修後的內厝澳路197號曾家園，曾經在這裏召開了福建省第二次黨代會。受訪者供圖
紛繁的戰火裏，地下黨員們在一片汪洋中“閃轉騰挪”著。歷史的巨輪，就這樣曲折地，乘風破浪地，向著遠方駛了出去。
萬國租界，洋裝在身而心許國
在林聰明看來，鼓浪嶼可能只是中國革命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這段歷史很短，但它不可忽視”。
1931年3月25日，省委機關遷到虎巷8號不到一年後，遭國民黨當局破壞。軍委機關也被迫撤離。此後，黨中央據情決定暫不恢復福建省委領導機構，分設福州、廈門兩個中心市委。
原本就處於隱蔽戰線的鼓浪嶼革命活動，變得更為艱難而隱秘。但是，救亡圖存的紅色脈絡，在小島上從未斷絕。
只是，那些在當時就藏得越深越安全的往事，如今顯而易見的更是寥若晨星。林聰明尋找著，終於在故紙堆中認識了一位革命老人何加恩。他在鼓浪嶼上求學、教書、入黨，還以詩歌寫革命史，讓後人可以透過詩意一窺當年中共廈門中心市委領導的地下鬥爭——
“在晨曦中，日光巖升起一面紅旗/鐮刀與鐵錘，壓倒反動派的旗幟/巖下遠近的洋樓窗口，有無數的人在瞭望紅旗/祖國一定勝利，人民跟共產黨站在一起！”
日光巖奇石疊壘，洞壑天成。登臨極頂，可俯瞰全嶼，遠眺鷺島。在何詩中，1932年，為了鼓舞群眾，革命者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在這淩空聳立的數十米巨石上，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升旗儀式”。
曾任廈門中心市委執委的何加恩，和其他同誌守在島上的一個重要聯絡站，就是泉州路54號——神州醫院。從1932年到1934年，這裏掩護了眾多地下黨員，營救了不少進步學生，還為蘇區培養了一批醫務人員。
位於泉州路54號的民居，曾經是臺灣籍醫生李應章開設的神州醫院以及中共廈門中心市委聯絡站。受訪者供圖
醫院的開設者李應章，是一位臺灣籍醫生。他曾領導全臺灣第一個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農民鬥爭——二林蔗農事件，後險遭日本當局逮捕，避走廈門，在鼓浪嶼行醫謀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他任神州醫院黨支部書記，以醫生的身份從租界方面搜集情報。可惜兩年多後，由於叛徒泄密，李應章再次撤離，輾轉抵達上海，繼續支援革命。
其實，在鼓浪嶼，海峽兩岸共享的愛國記憶開始得還要再早一些。那是在明末，鄭成功屯兵於此，演武整軍，借著閩海雄風，收復了被荷蘭殖民者侵占38年的臺灣。島東南現今矗立一巨型鄭氏雕像，似乎仍在憑崖禦浪，觀之不禁吊古撫今。
滾滾浪濤從深水的廈門港流經臺灣，流往海外，也在近代席卷著革命的雙鯉從大陸流向遠方。文史專家彭一萬介紹，當時黨在鼓浪嶼的工作，為國內革命爭取到海內外更廣泛的支持。
興實業以救國的黃奕住、不願降日而避禍琴島的林爾嘉……自此近代諸君以降，鼓浪嶼上不乏港澳臺僑胞的愛國印跡。島上的華僑文化展館內，陳列著華僑王雨亭寫給其子王唯真的一封“抗日家書”——
“不能因為‘舐犢之愛’而掩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這是鼓勵兒子以身報國，也是明曉大局聊以自慰。家書百余字，字字情深而意堅。
空間上的離鄉，令華僑的家國情懷更切，這種心理在租界內亦然。當時在鼓浪嶼，行政、司法、教育等公共生活各領域的控制權均受外國人把持，島上國人受盡盤剝，繳納名目繁多的“專屬”稅捐。所謂的“華洋共榮”，只是主權受犯的隱語。繁華背後，無盡滄桑。
中西文明的此種碰撞，擦出了民族自尊的火花。英華中學，這所由英國基督教會創辦於19世紀末的教會學校，旨在培養宗教人才，曾一律實行英式教育。然而，知識促生覺醒，嚴格的管控擋不住進步思潮湧入校門，何加恩就曾在此教書並傳播革命思想。教會學校的性質，反而被加以利用，作為革命宣傳的掩護。
1938年5月10日，日本侵略者進犯廈門當晚，在英華中學禮堂裏，廈門青年戰時服務團成立。108名成員主要來自中共廈門工委領導的廈門各界抗敵後援會以及社會各界的其他救亡團體。次日淩晨，團員們就前往漳州等地開展抗日宣傳。他們在街頭唱著集體創作的歌曲：“我們是鋼鐵的一群！擔起救亡的使命前進！武裝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戰鬥的火力，衝向敵人的營陣……”
抗戰勝利後，英華中學聘請了一批進步教師，其中有多位共產黨員。學生們接受著民主愛國教育的洗禮。他們獲取精神食糧的另一處所，就是位於今龍頭路53號的啟新書店。1946年3月至7月間，這家小小的書店常常人頭攢動，擠滿了前來閱讀民主刊物的學生。
1946年的啟新書店老照片。受訪者供圖
啟新書店的開辦者黃猷，是抗戰勝利後黨組織派來廈門恢復地下黨工作的第一位黨員。他的任務之一是以英華中學教師的身份領導開展運動，其次就是利用當時民主書刊可以出版發售這一時機傳播進步思想。黃猷是廈門人，他抵押了自家老宅，換得30萬法幣，作為開店的本錢，又找來老同學林華擔任管理員。
現年97歲的林華回憶，當時來書店最多的就是島上的大中學生。很多人沒錢買，就免費在店裏看個不停。
短短四個月後，由於《雙十協定》被破壞，民主刊物遭查禁，啟新書店停業。不過，在此期間，已成為中共黨員的林華常常和熱心讀者交談，為組織物色新的對象。他後來將英華中學學生黃奕策介紹入黨，隨後該校成立了第一個學生黨支部，英華的黨員們又發展了島外一些學校的學生。“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華說。
那時的中國大地，侵略鐵騎方退，內戰烽火又起。國統區學生的愛國熱情持續高漲，集中力量開展學生運動成為黨的一個工作重點。
在鼓浪嶼上，不少學生都是地下黨支部聯系的潛在對象，租住在內厝澳路197號的三名英華中學學生也在此列。後來，一名二十多歲的“家庭教師”，經常來此為他們進行課後輔導。他就是受省委城工部指示來到廈門建立組織的中共黨員王毅林。借補習之名，城工部廈門市委機關也設立在這一民居中。林華回憶，到1949年初，城工部黨組織已經有180余名黨員，大部分都是學生。
星星之火，在東海的浪濤中閃爍著。氤氳的水汽中，它燃燒得仿佛有些艱難。但它仍發著光，且越來越亮。
滿目盛景，血色傳奇來路維艱
在文教宣系統工作了大半輩子，林聰明還是喜歡稱自己為“三丘田農民”。他成長的三丘田位於島東北，是一個依海而生的聚落。父親是船工，年少時的林聰明還會搖著舢板，幫忙在廈鼓兩島間運載乘客。
鼓浪嶼周邊滔滔汩汩，看似波瀾不驚，但可能暗潮澎湃。島上的人們自古驅濤為犁，耕洋為田，似乎這裏的革命事業也帶著點海的特性。在鼓浪嶼的隱蔽戰線，鬥爭往往激烈得悄無聲息。
1949年秋，這裏的旗尾山成為解放軍登陸廈門的第一站。此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相繼解放了福建多地，國民黨軍隊集結三萬多兵力退守廈門。戰鬥的關鍵，就是佯攻鼓浪嶼以吸引國民黨守軍。
10月15日，閩南的秋日，海面風平浪靜。夕陽落山後，戰鬥打響，不料突起大風，吹亂了進攻的船隊。在敵軍的猛烈炮火下，承擔該作戰任務的解放軍第31軍271團遭受重大損失。團長王興芳帶領部隊在旗尾山海邊強行登陸，展開殊死搏鬥，最終殲敵一部，我部傷亡嚴重。10月17日，廈鼓二島宣告解放，王興芳等1000余名將士英勇犧牲，幾十名支前船工獻出生命。
父親告訴林聰明，當年戰鬥結束時，他搖著舢板幫助解放軍收殮遺體。不少烈士犧牲後，腿還深陷在灘塗中；潮水漲上來，好像仍直直地站著。
鼓浪嶼英雄山上為紀念解放廈門犧牲的烈士們而建的浮雕。受訪者供圖
王興芳就葬在了當年的戰場。據說，他曾交代戰友，如果犧牲了要埋在鼓浪嶼，“面向臺灣，看著臺灣解放”。這座因明鄭水師插尾旗於此而得名的山，後來更名為“英雄山”。每年清明，山上木棉花開，紅彤彤一片。
如今，漫步鼓浪嶼，不時會偶遇當年國民黨修築的鋼筋混凝土碉堡。據林聰明調查，現存共28座，日光巖頂遊客的觀景平臺就是其中一座。
遊客在鼓浪嶼日光巖頂遊玩。新華社記者姜克紅攝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在兩岸緊張對峙的年代，廈鼓二島仍處於鬥爭前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林聰明在前身為英華中學的廈門二中讀書時，就是學校的武裝基幹民兵。他還記得，那些站崗放哨的夜晚，伴著風聲水聲，總能清晰地聽到金門島的喇叭聲。
數十載過去，硝煙消散，昔日對峙前線也漸轉為兩岸交流前沿。二中的學生們在課余參加的不再是戰服團、民兵連，而是豐富的文體活動，今年初成立的紅色講解隊就是其一。四五十名中學生將從這個暑期開始，為遊客講解島上現存的八處紅色遺跡。
上圖為廈門二中如今的校園，下圖為英華中學老照片。受訪者供圖
本學期初，一聽到要成立講解隊的消息，曹暄同學立刻就報名了。“‘紅色’這個詞很打動我。”她說，“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石。”
選拔很激烈，報名的有一百多人。二中副校長周毅說，雖然時間已遠，但身處英華校園，孩子們在空間上離革命的歷史很近，因而總會有特別的感觸。
曹暄的家並不在鼓浪嶼。她一開始覺得，在這樣美麗的旅遊區讀書仿佛是很浪漫的體驗，直到入學後才逐漸了解到那浪漫背後的曲折與激蕩。“我想通過我的講解，告訴更多人那段深刻的歷史。”
的確，鼓浪嶼太美了：那紅磚白墻，那綠樹紅花，美得像是個浪漫的傳奇。濃墨重彩間，人們險些忘了現實曾經的殘酷與灰暗。
例如，在島上召開的福建省第二次黨代會，據傳就是佯裝成一場婚禮。在中西合璧的小樓中，代表們打扮成前來賀喜的賓客，還煞有介事地放鞭炮、發喜糖。可是，那是在城市工人運動受到嚴重破壞的戒嚴環境中。這一所謂的傳奇，只是迫不得已的安排。喜慶之下，是生與死的緊張。
究竟是為什麼，一波波共產黨人明知可能會犧牲，還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林聰明覺得，研究革命歷史不只是講故事，重要的是關註歷史背後的人，關註共產黨人的精神——
曾前後五次在土地革命時期擔任福建省委書記的羅明，在這一曾出過叛變者和潛逃者的艱難職務上，任職時間最長，歷經血火考驗；曾任代省委書記的王海萍及妻子梁惠貞，均家境優渥，但為了信仰與出身的階級決裂，雙雙英年犧牲；曾任省軍委機關秘書的曾誌，為了革命送出過三個兒子，兩位伴侶也先後捐軀……
“回顧這段歷史，仿佛就是與革命者對話。”林聰明說，“他們相信，堅持下去，總有人會看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這是“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
而功力必不唐捐。時空流轉，潮漲潮落，三角梅謝了又開，一度時髦的拉毛白墻在風吹日曬中逐漸斑駁。曾經的公共租界已是滿載厚重記憶的世界文化遺產，遊客來此緬懷紀念，也來此休閑玩樂。虎巷8號的大門再也不用緊閉著；它大方地敞開，傾吐著艱辛的往事。老校園來了新面孔，但年輕的聲音卻依稀沒變。
總有一些人沒有忘記。總有一些事不應被遺忘。
在龍頭路53號，啟新書店舊址上，一間小小的書店今年7月1日“重新啟航”。店主是37歲的鼓浪嶼人洪家士。他說，書店將主營紅色書籍，仍然延用那個令人神往的名字。其實，在這個門牌號上存在過許多店鋪，啟新書店的四個月，在時間上不算什麼；而且，在旅遊區賣書可能賺不了什麼錢。不過，洪家士總是想起他的同鄉，那位為了啟新書店而抵押掉房子的黃猷。一這麼想，他就覺得做得很值，“人總要有點情懷”。
洪家士特意去了趟廈門島，把這個消息告訴林華。老人聽後很開心。
啟新書店舊址，是二中學生將要講解的八處紅色遺跡之一。可島上的紅色印跡，遠遠不止八處。在那段隱秘的歷史中，一定還隱藏著更多不為人知的偉大。
廣袤蔚藍中的這個小島，它地處偏遠，卻從未偏安；它文藝十足，卻不失熱血；它彌漫著異國情調，卻懷揣一顆愛國心；它風景如畫，但最美的風景，是那些曾經前赴後繼的身影。
在鼓浪嶼，沿襲閩南傳統，很多房子都是用清水紅磚建成的。聽說，這種磚，雨打風吹下，年歲愈久，就紅得愈深。 （記者康渺、褚萌萌、付敏）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