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
盡管兩個（天主教）多明我會修士蓋斯帕?達庫茲和多閔哥?那伐雷特有關中國的記錄含有各種偏見成份，但是就在他們的書出版以來的一個世紀中，關於中國的詳細知識已經大大地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瑪竇對中國的長篇敘述和分析，以及耶穌會員從中國寫給他們各級上司的信件，這些文字作為對上司的尊重和為了取得他們的更多的支助而很快地被出版。而且那時有不少教會支助的中國歷史書籍，年代較早的如Juan Mendoza1587年寫的歷史。平托的書傳閱範圍較廣，雖然讀者——正確地說——並不確定平托所說有多少是真實的。馬可波羅的著作仍然廣為流傳，盡管馬可現在也陷入某種可否被相信的問題。那伐雷特在他的Tratados一書的開場白中指出，1665年一次討論中國的晚宴上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誰是最誤報中國人的？威尼斯的馬可波羅，還是馬逖尼神父？”馬逖尼[1]是當時在中國的一位耶穌會會員，一本剛剛出版但被發現有許多錯誤書的作者——令人感興趣的是其中有些錯誤直接抄自馬可波羅的書而不是由於馬逖尼自己的觀察。討論得出結論說“倆人所寫東西不少是希臘神話中的怪物。”
那次討論後的幾年中對於中國的了解開始崛起於新的來源，官方使者的報告——1644年明朝垮臺後，清政府開始允許外國使節去北京。為了抓住這個機會，開拓那伐雷特在他的Tratados一書中討論到的對華貿易，在不到十年中，從西方派去了四名使節：1668和1687年從荷蘭派去兩名，1670和1678年從葡萄牙派去兩名。緊接其後的是兩名俄國使節。十八世紀初羅馬教皇也派了兩名使者，試圖澄清自從利瑪竇以來仍舊未解決的關於中國人祭祖和祭孔問題的神學爭議。
這些使者雖然來自傲慢的西方獨立主權國家，但都服從中國人對皇帝以示尊敬的累贅儀式——包括九次的俯地磕頭和使用自貶的語言——中國人認為是外國進貢關系的一個基本部分。西方人為了取得他們的短期目標而不顧他們自己最近才提出的關於主權國家之間正確的外交接觸方法，不知不覺地認了清王朝認為中國優越他國的觀念。
盡管不幸的結局，但總的來說，這些使者的作用是把大量關於中國的信息帶給西方，使得爭論經歷一個主要的轉向：從傳教士的範圍進入現實報道的自由空間，有些報道則言過其實。
第一本充分報道一個外國使者在北京經驗的書籍由荷蘭人Olfert Dapper在Van Hoorn1667年訪問清朝廷以後出版。其中詳細介紹了覲見儀式的過程，和對年輕皇帝康熙皇帝的評價。但事實上這是一個葡萄牙的耶穌會士，法倫西斯哥?皮門特（Francisco Pimentel）神父，1670年以葡萄牙使節隨員的身份到了北京寫的報告，他是第一個在他的報告中介紹具體事項的人。皮門特的公開評論並沒有擺脫他的傳教士先輩的影子，他贊揚中國皇帝“他的疆域遼闊，城市繁榮，商品豐富，稅收巨大，宮廷深幽，宮殿輝煌”——使得任何歐洲君主“感覺渺小”。但是當他談到在進行磕頭禮儀時很難不讓帽子掉下來這樣俗氣的細節時，他開始嘲笑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自大。談到其中最主要和神聖的中國外交禮儀中的一場，盛大官宴，他的敘述充滿了想象力：
在第一次的兩場宴會中，他們把一只還帶著兩只大角的羊頭端到我面前，把我嚇了一跳。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找到我的，什麼樣的記號使他們認識我，為了不自誤和不想兩天站在同一行列的位置上，我並不坐在同一個地方。羊頭沒有清洗的很幹凈，看它的毛我知道它是一頭黑色的羊。不要驚訝我用如此清楚的詞句談到這樣低等的事，因為我相信這使我反對某些人誇大中國文明優於我們歐洲，要把中國文明加於我們頭上的熱情和關註……我承認中國人的禮貌，中國的壯觀和富有，但是總的來說這些低等的事情是不可忍受的。
皮門特把他的刺人之詞也用於自傲的北京城，自從馬可波羅時代——當時北京被稱為Kambaluc，按常規都是贊揚它在地理上的合理布局，它的伸展範圍和商業的活躍，然而皮門特註意到另一些事情：
夏天非常的熱，灰塵擾人，那麼多的灰塵，當我們上街後，我們的頭發和面須都象蓋了一層面粉。臟的水，晚上數不清的蟲子鉆進我們的衣服，我們在的話就咬我們。蒼蠅無數並纏擾不休，蚊子就更糟糕了。所有東西都貴。街面沒有鋪墊過，據說它們過去鋪過，是韃靼人因騎馬而命令拆毀的，在中國他們不懂什麼是馬蹄鐵，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灰塵，下雨時泥濘不堪。
皮門特警告讀者，當他們想到北京時要意識到不要從他們自己的文化出發與北京做錯誤的比較：
有些聽說這個首都壯觀的人會以為它象裏斯本，羅馬，或巴黎，但是為了他不至於搞錯，我要警告他，他進入這個城市後將會覺得他到了葡萄牙一個最貧窮的村莊，房子建得很矮，因為它們不可超過皇宮的高度，而且建造地很粗糙，大部分的房墻是土粘的，或者摻和石膏的籬笆做成，很少是磚砌成的或有外表的裝飾，整個中國都象這樣。
這些話也許暗示皮門特參與的葡萄牙使節團在獲得貿易保護，降低關稅，或爭取他們的公民在北京的居住權方面並不比荷蘭人成功。但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派出的一支由茲邁羅夫（Leon Vasilievitch Izmailov）率領的俄羅斯使團就較為幸運了。茲邁羅夫1720年帶給中國的兩項要求——允許在北京建立一個俄羅斯東正教堂和增加在華貿易商會的數量——被現在是老皇帝的康熙所認可。康熙也不完全反對俄羅斯的第三項要求，在北京設立一個永久的俄羅斯領事站，盡管因為他自己的官僚政治設置了巨大的障礙而使這一主張最後被放棄。
茲邁羅夫使團在增加西方人對中國的知識方面也起了作用，使團中有一位年輕的蘇格蘭醫生，約翰?貝爾（John Bell）。他在1714年獲得愛丁堡大學的醫學學位後懷著激情到了俄國，想在沙皇彼得的宮廷中試試他的運氣。沒多久他就被派遣隨俄國使團到波斯出訪；從波斯回來後，當他知道茲邁羅夫要率團去北京，就申請擔任使團的隨行醫生並成功獲得該職。貝爾關於中國的文稿標誌著一度無論是明確或不明確地從天主教立場出發，關於中國的主流傳統寫法起了根本的轉變。現在不再著迷於中國人宗教信仰的內含，或者政府部門確切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非正式的，探索性的，人道的，和有些懷疑的觀點，完全與新時期普遍的態度相一致。
皮門特神父在描述他所出席過的宮廷宴會時有批評也開開玩笑，但他不試圖深入理解這類經驗。而約翰·貝爾碰到同樣的事情就不是當作令人討厭的經驗加以描述，而是給予解釋。貝爾寫道：
我不可能不註意到這裏的人不尋常的宰羊方式。他們用刀在羊的兩根肋骨之間劃開一個口子，然後把手伸進去擠壓羊的心臟直致心臟衰竭；用這種方法，所有的羊血都保留體內。羊死後，饑餓的人等不及羊肉按常規被清理一下，就粗略地割下胸肉，後腿肉，羊毛和所有的東西，放在煤炭上炙烤；然後刮去殘留的毛吃掉。這是我親眼所見的，沒有一點剩余，甚至於沒有用任何調味醬汁。
由於貝爾是隨俄國使團旅行，他經陸路從聖彼得堡到北京，而不是如大多數西方人走海路經廣州或福州進入中國。於是他第一眼看到的目的地是“著名的墻沿山峰朝東北蜿蜒。我們一行中的一個人高叫‘大地’，好像我們在海上看到了陸地……長墻看起來從一個高坡到另一個高坡，相隔一定距離有一個方型的塔臺，即便這樣短的一段，已是非常壯觀。”親自看到中國後，這種美好的印象更為增強。“現在每一件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都讓我們感到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貝爾寫道：
我們的路線現在是在一條小河的南邊，到處是雨天從山上衝落下來的大石頭。站在山的懸崖上可以看見零零星星的村舍和開墾出的田地，很像那些印在中國瓷器和其它中國產品上的風景畫。大多數歐洲人認為那是想象出來的，但其實那是自然的。
以這種細心觀察的新時尚，沒有一件小事逃過貝爾的註意。日常生活的細節，人們怎樣進行貿易和解決問題的小伎倆都令他感興趣：
我在這個村子借宿的地方正好是一個廚師的房子，這給我一個機會去觀察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微不足道的的事情上。我的房東在他工作的廚房時，我去訪他，我看見六個水壺並排放在爐竈上，每一個下面都有一個竈口可通以小木棍和稻草為燃料的柴火。他拉動一根皮帶使一對風箱送風，在很短的時間內所有壺的水都開了。水壺是由鑄鐵制成的，很薄，裏外都非常光滑。因為鄰近人口眾多的城市，缺乏燃料，促使人們想出最容易的方法保存食物和在冬天保暖，冬季有兩個月非常冷。
為了精簡敘述，一個廚師可以算做是一個君主了：
君主交叉著腿坐在他的寶座上。他穿著一件黑貂皮短外套，毛面在外，用羊皮鑲邊；裏面穿一件黃色絲綢束腰長衫，上面繡著帶五爪的金龍圖案，這是只有帝王家族的人才可穿的衣服。他頭上帶著一頂用黑狐皮做面的小圓帽，頂上我看見有一個型狀似梨，大而漂亮的珍珠，珍珠底下帶著一簇紅絲線做成的流蘇，這是這個強盛帝王的裝飾。寶座也非常簡單，是木制的；但完全由手工雕做而成。離地面有五個低臺階，面朝觀眾；每一邊有一張塗上色彩的大屏風用來擋風。
茲邁羅夫曾千方百計地避免向康熙磕頭，但是被主持儀式的中國官員所強迫執行。貝爾不帶敵意，不加修飾地描述了這一事件：
儀式的主持把大使帶回，命令所有的人跪下，向皇帝頓首九次。每三次後我們站起來，再跪下。我們因腰痛想不再進行這種以示尊敬的儀式，但沒有成功。儀式的主持就站在旁邊，用韃靼話發出命令，宣告“morgu”和“boss”，第一個詞意思是鞠躬，其次是起身；這兩個詞我是不會馬上忘記的。
這一經歷並沒有減少貝爾對統治者康熙的崇拜，對康熙他寫道，“我不可能不註意這個古代君主在每一場合所表現出的良好風度和親和力。盡管他接近七十歲了，在位六十年，他仍然頭腦清醒，不知疲倦；而且，在我看來他比許多親王，他的兒子們還精神。”貝爾不讓他所經歷的事情羞辱自己的能力是和他在他的敘述中介紹新奇的事情相配合的，他的敘述是親善和充滿自信的。“良好風度和親和力”並不是早期對華訪問者對皇帝的正式評語，而出自貝爾之口，聽來非常自然。
就在宮廷接見和進行磕頭儀式之後不久，貝爾和使團的其他成員被邀請出席有皇帝的九個兒子參加的宴會。酒宴的同時還有一系列的戲劇，雜技表演，帶戲劇的場景和聲光效果。貝爾再一次地對細節加以關註，通過他細心的眼睛我們第一次認識到中國人本身對西方人也感興趣，看客現在成了被看者。在宴會行將結束時，親王已安排了幾個笑劇，盡管聽不懂但那對我來說似乎很有趣。最後出現在舞臺上的人物是一個歐洲紳士，西裝革履，他的衣帽都鑲著金銀邊。他脫下他的帽子向所有從他面前走過的人一一行大禮。我留給人去想象，一個中國人做這樣可笑的慣禮是如何笨拙的樣子。
當然中國人通過此過度地表達說外國人自己是多麼可笑，親王意識到他的客人“可能不高興”，揮揮手讓演員撒去。由於這唯一的一次例外拿外國人取笑，貝爾被中國的小醜表演和令人不可思議的雜技魔術技巧所著迷：“我不得不佩服變戲法和技藝的嫻熟，很少國家可以象中國人做的一樣或超過中國人的。”
在親王家看演員演出時，貝爾已經懷疑迷人的女角色是否是女的演的，還是男孩或青年人扮演了婦女的角色。但他沒有發現他們的性別。然而曾在信奉穆斯林的波斯逗留過的貝爾在大街上一眼註意到北京婦女在看使團經過時不自覺地“除去面紗”。當他更全面地了解北京後，他寫到“我發現在大多數商店，男人和女人都沒有面紗。他們非常殷勤，到每一家商店都會有人端給我一杯茶水。”
在貝爾談到的一段插曲中，這種殷勤導致了麻煩。貝爾說，和一個好客的，“把他的杯子到處亂放”的“中國朋友”處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後，“最後，他拉著我的手，希望我讓大使回來並仍和他在一起；而且他給我選擇我是喜歡他的妻子還是女兒，我不可做而衷心感謝他的殷勤，我想對此提議的接受是不適當的。”貝爾其實還沒有結婚（許多年後他娶了一位俄羅斯婦女為妻，並把她帶回蘇格蘭老家）。不過，盡管他拒絕了這一特殊的選擇，貝爾對中國婦女仍是有興趣的，他發現中國女子“除了長得美還有許多良好品德，她們很幹凈，穿著得體。她們的眼睛是黑的，很小，以至笑起來時就幾乎看不見了。她們的頭發烏黑發亮，巧妙地打一個發結盤在頭頂上，並裝飾著她們自己制作的花朵，看上去非常合適。較好看的人很少出外而有良好的皮膚。”
如同許多在貝爾之前的西方觀察者一樣，貝爾註意到“只要一個女孩來到世上，她們細嫩的腳就被緊緊地綁起來了以阻止它們的生長，偶爾才換新綁帶”，但是他對綁腳的反應給這一已有大量評論的風俗一個新的曲解：“所有階層的婦女大部分時間待在家裏，小腳使她們不可能走遠，而讓她們產後的月子做的好。”
如果“較好看”的婦女——也許包括聲稱要給他當新娘的那位——臉色蒼白，而留下的則是其他“接近橄欖色”的婦女。這樣的女人“小心地塗脂抹粉，弄得恰到好處”。雖然說到此處貝爾痛苦地指出他所說的只不過是風聞而已，但他似乎確實對北京的下層社會有詳盡的了解：
也許容易想象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城市，一定有許多懶惰的男女，但我相信，這樣的人在北京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城市為少，而且比不如北京大的城市少。為了盡可能地防止不規矩的事，政府適度地允許，或默許在某些地方，在郊區，妓女的接待和娛樂。妓女受她們所居房屋房東的管教；不允許到處亂跑。我被告知，這些賣淫女子有單獨的房間，每個人的價錢，她的美貌和才藝如何以相當易讀的文字寫在她的房間的門上；欣賞的人直接按此價付錢；這意味著進行這類事不會造成吵鬧和打擾鄰裏。
貝爾對於某些十六世紀觀察者如利瑪竇所談到過的北京男妓現象沒有做任何評論。也許在滿族人1644年取得中國以後，某種程度上較禁欲的滿族人已有效地禁止了這樣的活動，或至少將他們從街上趕走了。但是更細微的變化也可能發生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中國男人開始被標識為“懶散，女人氣”，貝爾自己就引用過此語。
總的來說，貝爾對中國人的評介是肯定的，似乎為未來的貿易和外交展示了良好的前景。在做生意方面，中國人“誠實，遵守最嚴格的交易信用和法規”。但不知是否真的，“不少人欺詐成習，騙取的技術很高”，這是因為他們“發現許多歐洲人像他們一樣非常熟諳騙取的藝術”。在基本的中文知識方面，因中文是單音節的特點，對貝爾來說就平常交談而言“容易掌握”，雖然他承認“需要大量功夫和相當的能力才能掌握一個中國讀書人所知的中文字”。在茶，絲綢，緞面，瓷器和棉花上有著非常大的貿易機會，因為“應受極大地贊揚的是”中國人“對完成的每一件事都很有耐心”。軍事上，中國不可去碰：“只有一個企圖征服中國的國家有成功的可能，”貝爾總結說，“那就是俄羅斯。”盡管中國與外隔絕，可從東南方海上攻擊，但貝爾想，歐洲君主怎麼會“想去破壞他自己的安寧，和這樣一個強大的，與他們的鄰居保持和平，滿足於在他們看來自己占支配地位人民的安寧呢？”
鑒於貝爾評論的總的傾向，在貝爾回到他的蘇格蘭故鄉幾年後，據傳他的鄰居看到他穿著可能是在出使中國時獲得的袍子在大雨澆註的荒野的故事，對我們來說也許就並沒有什麼可驚奇了。出版他的回憶錄已計劃很久了，當這些回憶錄最終於1763年出版時，事先就定購了此書的傑出人物名單保證了它的成功。
1743年訪問過中國的船長喬治?安遜（George Anson）離開中國時帶著對中國政府和人民與貝爾在幾乎所有方面絕然不同的觀點。可以說，安遜所到之處也完全與貝爾不同。貝爾是一個胸有大誌但出身平凡的蘇格蘭人，在中國首都做頭面人物的隨從，不用對大舞臺上發生的事情負責。然而安遜出身於有勢力和交際廣泛的家庭——他的一個叔父是英格蘭的大法官，他要對他的船員的生命負責和保護他剛收繳的西班牙式大帆船，他因此可能享有50萬英鎊的利益。不僅如此，安遜在中國口岸不受歡迎，而貝爾在中國是官方認可的。
喬治?安遜具體代表了大不列顛擴張主義者新形成的狂傲個性，自信，好戰，對弱者毫不留情，對拖延沒有耐心。他當時指揮的木艦“HMS Centurion”（百夫長）號有六十枝槍炮，出師不利。他曾在好望角失去他的六艘船艦中的三艘，當他經澳門和香港到廣州要求停靠時，從英國帶出的961人中，只剩下335人。安遜在1743年6月20日收繳一艘從Acapulco駛往菲律賓的年度馬尼拉大帆船在膽量和航道技術方面曾是一樁漂亮業績，但是百夫長號自己也嚴重受損，完全不能遠航。因此，當他7月14日拖著戰利品到達廣州時，他想他的麻煩就要結束，然而相反的是，麻煩只是剛剛開始。
以安遜的看法，一艘定義上不從事貿易的木艦不應付費，而應提供所有必要的領航和給養，他自己應受到總督的接見。但被中國官員告知沒有船可以免費，他的通航會受到阻礙，總督沒空見他（而且天氣太熱）。他不聽一名中國領航員的指導，威脅要把此領航員吊在船帆桁端上除非照他的做而強行北上。毫不令人驚奇，中國當局沒有幫助安遜，對他的每一項要求敷衍了事。直到九月底，給養還沒有落實，總督也沒同意接見，他的一名船員在岸上遭到搶劫並被毆打，一個備用中桅從百夫長號的甲板上偷走，安遜的脾氣達到發作點。
安遜的記錄充滿著從這一死路開始的不斷陣痛，清楚地反映了他認為只有將堅定和強硬的態度結合才能達到他的目地和使他的船再度上路的個人信念。但是他所得出的關於中國人結論，尤其是他斷然放棄從佩雷冉到那伐雷特出現在西方人記錄中比較歐洲和中國文化的部分，比具體細節的評論還具影響力。雖然他說意識到“一個歐洲人也許不可能忽視中國的習俗和生活方式”，但在分析中國人的動機時受到局限的感覺並沒有妨礙他的判斷：
的確，可以毫不懷疑地說，在玩詭計，撒謊，和依戀各種錢財方面，許多中國人難以與其他人相比較；而這些才能的綜合，以及它們在特別急需時應用的方式常常超出一個外國人可知的程度：所以雖然也許可以安全地總結說，中國人這樣玩弄本船長是有利可圖的，但不容易了解影響他們的個人觀點。
為了加強這些陳述，安遜列舉了全部他所碰到的不誠實的中國人在買賣上的做法，從把石頭填塞進雞鴨體內到給豬灌水，並得出結論“這些例子可以作為這個常常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推薦為具備所有值得贊賞的品質的國家行事方式的樣本”。似乎還嫌不夠，安遜描述他所雇傭的翻譯怎樣為了獲得好處而討價還價，還顯露他願意欺騙中國人和他暫時的雇主。安遜認同對中國人的不誠實沒有辦法，那簡直是天生的觀點。為了進一步顯示與贊賞的觀點的不同，安遜記錄了中國翻譯將英文字與中文句法混在一起（也就是後來所知的“洋徑浜”英語）的回答，在中國西方生意人聚集的地方這正成為共同的現象。而那時，所有西方關於中國的文章都已將中國人說的話譯成流利口語化的英語，以反映原本中國話的自然順暢。安遜記錄他的“語言學家”給他說的話以顯示“中國人真的非常無聊，但好時髦，不可救藥”，他也許確實正確地記錄了中國，但他也轉了一個彎。
安遜對於他在廣州一帶看到的中國軍事防衛不以為然，他嘲諷甚至中國人穿著展示的“盔甲”都不是鋼鐵做的，而是“一種特別的閃亮紙頭”做成的。由於“居民的膽小和缺乏適當的軍事法規”，中國註定亡在“不僅任何強大省份的權力企圖上，而且小小侵略者的蹂躪上”。缺乏基本的創造技能是中國工業的性質，對此他多加了點註意：
大量在中國人中間開設的奇品異物制造足以表明中國人的聰明和勤勞，大多數其他國家都熱切尋覓這些奇品異物。但是，盡管手工技藝是中國人最重要的本領，然而他們的能力只不過是第二等的，因為日本人在兩國都有的機器制造業方面遠超過他們；大量例子表明他們不可能競爭歐洲人機器的靈便。的確，他們的主要優點在於仿造；相應於很差的勞動條件而不斷地培訓出各種吃苦耐勞的仿造者。
在美術方面，安遜發現中國人並不好：“也許可以真實地說，他們美術中的欠缺完全是由於人的特點造成的，崇高或精神的東西沒有相遇。”甚至中國自誇的書法遠沒有達到以前曾有的水平，是“頑固和荒謬”的結果。安遜解釋道，當其余的世界忙於學習可感知的字母系統時，中國人表現出他們典型的頑固不化：
只有中國人至今仍然不理會那差不多是非凡的發明，繼續堅持用粗糙和原始方法以任意造就的記號代表字句；那種方法必然需要多達人的記憶無法掌握數量的字，使書寫成為一種要經大量練習的藝術，對此一個人也只可能部分地熟練而已，閱讀和理解所寫的東西則伴隨著無窮無盡的含混不清和困惑；因為這些記號之間的連接和詞所表達的意義不可能通過書本保留，而必須通過口頭傳說代代傳遞。
安遜清楚地表明他的觀點不是反映中國的文學和文化傳統，而是來自於他與清朝官員的爭辯，這些爭辯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翻譯和中介人而進行的：
對已習慣於所有動詞關系使用變化的人來說，在這樣一個復雜題目上去證明如何不確定是很明顯的，這樣做時只需通過三四道手。因此容易做出總結，由這些復雜符號記錄的歷史和過去時代的發明常常證明是難以理解的，許多學習和吹噓這個民族的古老的事例是絕對有問題的。
還沒有安遜以前的人曾進行這樣不對路的爭論：中國語言本身是一個自信遊戲的巨大形式，結果不僅困惑中國人自己也困惑那些搞欺瞞的人。這一爭論僅讓歷史學家好奇，事實上在安遜的書於1748年出版以後即便沒有立即在歐洲流行，但也傳布較廣，影響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其中有孟德斯鳩和赫爾德。
在藏有安遜一書的人當中，有一人是喬治?馬嘎爾尼勛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他於1793年代表東印度公司和喬治三世國王到了中國。馬嘎爾尼的智慧是無懈可擊的，如果有人可以對貝爾和安遜相對立的觀點做合情合理地綜合的話，那就是他了：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受教育，伯克[2]，伏爾泰（Voltaire），約翰生[3]和Joshua Reynolds的朋友，他也曾作為外交使團的一員出使過凱瑟琳大帝的聖彼得堡，做過（拉丁美洲）格林納達的總督——在那裏曾於1779年被法國人俘虜——1780到1786年間為（印度）馬德拉斯市的總督。讀過安遜的文章，也許貝爾的（盡管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原始的訂閱單上），馬嘎爾尼曾經仔細讀過四卷本於1735年出版，由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du Halde）寫的中國歷史，萊布尼茲和伏爾泰談到中國的哲學論著。他曾服務過的凱瑟琳大帝也是一個中國文化的狂熱愛好者，並給她自己造了一個完全模擬中國的小城，馬嘎爾尼訪問過那個小城。
在馬嘎爾尼接觸了正反兩面各種各樣的信息和觀點後，他傾向於贊賞中國的一方，這顯示在他於1793年八月初到達中國後不久所寫的日記中。站在甲板上看著中國人卸下他所帶的禮物和行李，他發現“中國水手非常強壯，工作的不錯，做事時邊唱邊吼，但很有秩序和守規矩，每一人似乎都理解將要做的事並做好他那份事”。中國婦女也看上去是健康和有活力的：
她們走步如此敏捷使我們想象她們的腳並沒有按中國人通常所做的那樣被搞殘廢。的確，綁腳的做法，尤其是在下層社會，現在在北方省份已不如其它地方那麼多了。這些婦女經過不少風吹日曬，但無病態，留長一律是黑而粗糙的頭發，整齊地編成辮子，用一根釵子固定在頭頂上。小孩非常多，而且幾乎不穿衣服。
將這些各種各樣的印象匯集在一起，馬嘎爾尼記錄道：
我被她們的外貌所震驚，不禁要象莎士比亞的米冉達在“暴風雨”中那樣叫喊：
噢，奇跡！
多麼多的美人啊！
多美的人啊！噢，真是美好的新世界
有此美人存在！
馬嘎爾尼帶了一批喬治三世給清朝乾隆皇帝的禮物—包括望遠鏡，一臺行星，天空和地球儀，一個大透鏡，氣壓計，分枝燭臺，鐘表，汽槍，刀劍，德比瓷花瓶和瓷雕人物，和一輛馬車，他要得到皇帝重要的讓步：結束對在廣州行商和只能與一小部分得到許可的中國商人做生意的限制，對英國居民開放幾個新的口岸，長期關稅協定，在北京設立一個永久的英國使館的權利。這些目的與七年前約翰。貝爾隨行的俄國茲邁羅夫使團所求的目的沒有什麼不同，但是馬嘎爾尼是英國皇室的代表，自以為是不列顛民族驕傲的旗手，因此，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特別是拒絕服從他認為是受屈辱的事，其中磕頭是一個的主要的例子，他更接近於安遜而不是茲邁羅夫。
適當地反映了他自己所重視的事情，馬嘎爾尼的許多記錄詳細解釋了他與中國和澳門官員就磕頭的問題所跳的“優雅芭蕾舞”，直到取得可接受的安排。按馬嘎爾尼的記錄，1793年八月15日清朝官員結合他“不可能不欣賞的”“藝術，服飾，和暗示”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他們開始將談話轉向在不同的國家流行的不同型式的服裝，假裝特別談到我們的服裝之後，似乎更愛好他們自己的，因為其寬松和不必縛帶子，而且不阻擋或妨礙，他們說，所有人都已習慣的，在皇帝出現於公共場合時曲膝和跪倒。他們因此認為我們的膝扣和襪帶是多麼地不方便，暗示我們在去朝廷之前最好除去這些障礙物。
但是這一論爭很快變得令馬嘎爾尼和他的隨員厭煩，盡管一些“非常巴結”的滿清高官向他們示範了磕頭。經過幾星期的口角，馬嘎爾尼同意單腿下跪並同時低頭，這個問題才解決——清朝官員要他雙膝下跪——雙方決定親吻皇帝手的細節可以免除。
當馬嘎爾尼終於被八十三歲的老皇帝乾隆接見，送上他的禮物和正式提出改變貿易條件時，反應是禮貌但含糊的。這最初並沒有令馬嘎爾尼泄氣，他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他的舉止威嚴但和藹，謙遜，他對我們的接見是非常親切和令人滿意的。他是一個很好的老紳士，仍然健康有生氣，看不出已是一個六十以上歲數的人。”“和藹”也曾是貝爾選用來描述乾隆的祖父康熙的詞。馬嘎爾尼用這詞好象部分是因為皇帝對待大使十二歲的小聽差喬治。山頓的態度，喬治曾在船上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跟一個私人教師學習中文，可以在正式謁見時用中文和皇帝進行簡短的談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乾隆從他自己的腰帶上拿下一個繡花的小包送給喬治。
盡管這個和其它說中國好話的評論可在日記中到處找到，但馬嘎爾尼此次訪問的主要感覺卻是小心謹慎和蹣跚地走在討厭邊緣的某種疲憊。他發現他對中國人生活和社會風俗的真正的感興趣遠沒有得到欣賞，還曾使中國人懷疑他“做危險的謀劃”。他每時每刻都覺得被“很近地觀看，我們所有的風俗，習慣和正在做些什麼，甚至最平常的事，都被觀察，還帶著提問和超過所有我們曾從中國歷史中讀到過的妒忌”。當馬嘎爾尼向一位清朝大臣顯示他對中國歷史的某些方面真有了解時，他發現那個大臣“對我們的知識並不在乎而是對我們的興趣感到驚奇”，而且中國人斷言英國人尋找“對他們不適合，對我們無用的”知識。在後來成著名的一段文字中，馬嘎爾尼將清代中國比喻為“一艘舊而瘋狂的頭等軍艦”，“用她的龐大和外表”長期壓其鄰國為其下，但是卻命定在無能的長官手下“在海岸邊撞個粉碎”。
但馬嘎爾尼仍能心平氣和地看到在中外接觸的幾個地方，例如在廣州，英國在試圖修補差異的過程中做錯了所有的事：
我們盡可能地與他們疏遠。我們穿著與他們可能是時尚的衣服不同。我們相當不懂他們的語言（我想，他們的語言不會很難，因為小喬治?山頓已學會流暢地說寫了，許多場合非常有用）。所以我們幾乎完全得依賴我們所雇的幾個中國人的良好信用和品德，通過這些人我們所說的話才馬馬虎虎地被理解。我想Pan-ke-qua或Mahomet Soulem想要進行皇室交流的做法達不到什麼目地，如果他們穿著長而漂亮的衣服，帶著女式的帽子和穆斯林的頭巾，只能說中國話或阿拉伯語出現在我們那兒的話。
回想他和乾隆及大臣們的會面，經過長時期的談判和派遣使團的巨大花費，結果卻一事無成，馬嘎爾尼對中國的長壽皇帝加了這樣的評論：“於是我好象看到了‘所羅門王[4]全盛’。我用這句話因為那來自完美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在童年時看過的一場木偶表演的情景，那個情景給我印象極深以至我當時想它真的代表了人類偉大和幸福的最高境界。”
通過將所羅們的形象與渺小的木偶聯系起來，馬嘎爾尼提出了關於東方和西方相遇的問題，與貝爾所觀察的不相上下。在他的記錄的其他地方，馬嘎爾尼給了一個較完全的例子。他回憶道，在他出使的初期，有人給他看過一張在北部城市天津印刷的大幅紙張，上面是中文版他送給乾隆皇帝禮物的清單。這個奇特的清單在他的船只停靠在那兒以後就在城內傳閱開來了。英國的禮物據說包括：
幾個不到十二英寸高的侏儒或小人，但是肢體和智慧不遜於投彈兵；一頭像貓一樣大的象和一匹如鼠一樣小的馬；一只像母雞一樣大的的獨眼鳥，它以木炭為食，而且通常日吞五十磅；最後，一個魔枕，不管什麼人放上他的頭即刻就能入睡，如果他夢見什麼遙遠之處，例如廣州，福摩塞（臺灣），或歐洲，馬上就到了那裏而未經旅行之勞。
從這樣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和訪問中國的人之間已經開了一個深淵，使得真正的相互理解問題百出。就這一新的內容而言，盡管國際貿易和外交的大問題依然存在，但是它們的深層意義表面上通過彼此的協議正在減少為虛無飄渺的理想國不合邏輯的胡話。
【註釋】
[1] Martin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中文名為衛匡國，1643年來華，1661年死於中國杭州，著有《韃靼戰紀》，《中國新地圖冊》等書。
[2] Edmund Burke（1729-1797），英國歷史哲學家和政論家
[3] 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國作家
[4] Solomon：古以色列國王之子，以智慧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