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青年報
《金薯傳習錄》首頁
《金薯傳習錄》，記錄了陳振龍將紅薯引入中國的經過
◎肖伊緋
寒冬又至，你想不想來上一個烤紅薯暖暖手再暖暖胃？其實，這一司空見慣的食物，原本不是中國土生土長，而是漂洋過海不遠萬裏“移民”過來的。
郭沫若激贊“紅薯之父”
豫劇《七品芝麻官》裏的經典唱詞：“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實際上，這出戲說的是明代嘉靖年間的事，比紅薯引入中國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幾十年，辭官的即使回家也是賣不成紅薯的。要知道，如果沒有福州人陳振龍（約1543—1619年），可能誰也賣不成紅薯——原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先生對此就深有感觸。
郭先生曾有一首《滿江紅》的大作，就是“為紅苕傳入中國370年而作”的，從郭先生寫這首詞的時間（1962年）反推，可知福州人陳振龍從呂宋將紅薯引入中國的時間約為1593年（明代萬歷二十一年）。那麼，郭先生是如何準確判斷這一時間的呢？
原來，1962年冬，郭先生在福建時，曾特地去福建省圖書館查閱一本奇書——《金薯傳習錄》。與世人熟知的《王陽明傳習錄》之類的寫大師“成功學”的書不同，這本《金薯傳習錄》專門寫紅薯的栽種方法、培育過程，而且據說世界上只有這麼一本存世，是世上孤本。
當年，郭先生親手翻開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刻印的《金薯傳習錄》，通過那些已然泛黃薄脆的紙頁字行，確切地查找到：明萬歷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陳振龍，在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購得薯“藤數尺，並得刈植藏種法歸，私治畦於紗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傳遂廣”。
這一有關紅薯傳種中國最明確、具體的記載，讓郭先生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與詩意，以“紅苕”（即紅薯）為主角來創作詩詞，揮毫寫下了《滿江紅·為紅苕傳入中國370年而作》這首詞作。
“隆慶開海”成就紅薯“移民”
明清兩代，“海禁”頗為嚴格。閉關鎖國，拒絕改革開放，以天朝大國自居自守， 陳振龍又怎麼把“紅薯”從菲律賓給引入中國的呢？他抓住了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的大機遇——“隆慶開海”。
明代自嘉靖“倭亂”發生後，帝國朝野曾發生過一場“海禁”問題的爭論。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放棄傳統的“海禁”政策，要不要開放本國商民的海外貿易。盡管很多人仍抱著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還是有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海禁”與“海盜”之間的關系，極力主張開放“海禁”，以根除“海盜”。
其中，1564年福建巡撫譚綸在《條陳善後未盡事宜以備遠略以圖治安疏》中指出，“海上之國方千裏者，不知其凡幾也，無中國續綿絲帛之物，則不可以為國。禦之怠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愈眾。私通不得，即掇奪隨之。”大意是說，沿海各國都特別需要中國的商品（諸如絲帛等特產），“海禁”愈嚴，這些商品的價格就愈高；價格愈高，走私活動就愈多；如果走私也被查處得愈厲害，那麼就只能滋生“海盜”了。用疏導而不是閉塞的辦法，開放“海禁”，化盜為商；進而以商富民，以富民求強國之道——從根治“海盜”到富民強國，成為當朝官員的共識。1567年2月4日，明穆宗即位，改元“隆慶”，奏議得到批準，開放海港，進出口貿易得以實現，史稱“隆慶開海”。
嘉靖四十三年，20歲的陳振龍就棄儒經商，從福州臺江乘船偷渡至呂宋(今菲律賓)經商，經常往返呂宋與福州之間。那時沒有合法的“行貨”可賣，只能悄悄地做些“水貨”生意。
原本下南洋淘金的陳振龍，卻在菲律賓被一種神奇的植物——紅薯所吸引。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所撰《金薯傳習錄》中寫到，當“目睹彼地土產，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詢之夷人，鹹稱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國之寶，民生所賴”，陳振龍立刻意識到這種經濟作物，如果引入到國內，將是一本萬利的大商機，他著手準備把紅薯帶回中國了。
直到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陳振龍已經50歲了，仍然在為引種紅薯的事犯愁。像菲律賓這樣的海濱小國，紅薯這種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國寶一樣的東西，絕不外傳也禁止出口的。陳振龍想盡各種辦法，試圖偷一兩個紅薯回國，都沒能成功。
據說，第一次把紅薯藏在藤箱底層，過海關時被查了出來，沒收加批評教育。第二次把紅薯的藤條編入一只藤籃，試圖拎著籃子蒙混過關，也被查了出來，這一次除了罰款還差一點坐牢。郭沫若先生所謂“挾入藤籃試秘航，歸來閩海勤耕織”之句，即是描述陳振龍的這次歷險。終於在1593年5月，陳振龍將紅薯藤編入船上的一根繩子中，吊在船舷下，經七晝夜一路漂回福州。
從“番薯”升級“土人參”
1593年，陳振龍一路艱險帶著薯種與夢想歸來的這一年，福建全省正遭到了一次“旱魃為虐，野草無青”的大旱災，福建巡撫金學曾為此大傷腦筋。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獻上《獻薯藤種法稟帖》，匯報其父帶回薯藤的經過，“敬陳種樹薯利益，並呈法則以濟民切”。金學曾稱贊陳振龍涉險帶種而歸，事屬義舉，批示：“既為民食計，速即覓地試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將薯呈驗。”
陳振龍父子就在福州的房屋後門紗帽池邊隙地試栽，過了四個月，啟土開掘，番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食同充饑，且生熟煨者均隨其便”。就這樣，菲律賓的國寶——紅薯，在中國落地生根，在當時的福州很快成了充饑的代糧之物。當時，明政府將這種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為“番薯”；又因為福建巡撫金學曾所倡議推廣，為紀念金氏首倡力行之功，當地人又稱之為“金薯”。
據《金薯傳習錄》記載，兒時的鄉村記憶也告訴我們：紅薯的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帶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幹旱”；它產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余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在登陸福州之後，它迅即成為晚明時代那個人口龐巨、機制古老的大帝國的代糧之物，養活了掙紮在天災人禍中的無數子民。
到了清代，紅薯由福建傳入了京城，還一度成為“禦膳”專用食材，搖身一變，改名為“白薯”。更有民間傳說，白薯被乾隆皇帝賜名為“土人參”，還治好了皇帝晚年頑疾“便秘”，因之身價陡增。
據《北京種植業誌》記載：“清代雍正八年，福建海關官吏將白薯呈送進京，只在圓明園內栽種，作為皇室禦用品，未能推廣。清乾隆十四年，新任直隸總督方觀承將白薯傳至直隸等地。乾隆二十二年，陳雲、陳樹（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的兒子）兩兄弟將白薯引到朝陽門至通州一帶種植。由於味甘美、產量高，其莖蔓又是家畜的好飼料，因而逐步擴大種植，一度成為北京地區重要糧食作物。”
《北京農業史話》則稱：“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福建海關監督諄泰恭進番薯（白薯）六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陳氏兄弟邀同鄉農友將白薯由膠州運種到京師農郊，傳授耕農種植、藏藤諸法。三兄弟所到之處，白薯繁植，百姓無不受益而稱頌不已。”
據這些史料記載可知，“白薯”傳入北京地區，正值“康乾盛世”之際。有專家進一步指出，正是因紅薯的由東南沿海而至京畿北方地區的廣泛傳播與大面積栽種，為“康乾盛世”的人口與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有力保障。
紅薯促成人口大國
至清代道光年間，福州烏山建成“先薯祠”，紀念陳振龍父子與金學曾引種紅薯、拯救災民的功德。民國時，改祠為亭，稱“先薯亭”。上個世紀90年代重修，2007年又再次修繕，於亭側立石刻《先薯亭記》，鄭重記述了這一段重要歷史。亭前懸有一幅黑漆燙金刻制的楹聯，聯曰：
引薯乎遙迢德臻媽祖
救民於饑饉功比神農
應當說，聯句將陳振龍等引種紅薯的功績，視作與媽祖、神農一般的蓋世神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與無上的尊崇。可不要以為，這樣的評價與尊崇，只是福建本地人感恩戴德的追懷先賢而已，陳振龍等引種紅薯的功績，是造福於整個中國，乃至對國際格局都有著重要影響的。
著名歷史學家夏鼐，曾於1961年專門寫了一篇《略談番薯和薯蕷》，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明確指出了“紅薯”自陳振龍引入中國之後的國計民生之影響。文章最後總結說道：
“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末年便已接近六千萬，到明代極盛時仍只有六千萬有零，清初以戰亂有所減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達一萬萬四千余萬，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萬萬以上。這樣的人口激增，雖然與版圖的擴大、田地的開辟，及賦稅的改變都有關系，但是與明朝晚年輸入原產於美洲的番薯，恐關系更大。由這一角度來看，考證番薯在我國出現的歷史，是有它的重要意義的。”
簡而言之，沒有紅薯的賤養代糧之功，中國就絕成不了億民之眾的泱泱大國。等到鄭板橋回家賣紅薯時，紅薯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快消品，生吃熟烤的紅薯已經在占有上億人口的市場份額了。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華北地區都還在不遺余力的推動紅薯栽種與副食品加工，1945年的《華北新報》仍在刊登《華北主要副食品甘薯，營養極富易於栽培》的宣傳文章，為民眾傳授相關知識，以官方為主導來推進全民種食紅薯的普及度。
新中國成立後，紅薯栽種與食用，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四萬萬同胞的人口基數增長至八億工農群眾，作為經濟尚不發達時期的代糧“重器”——紅薯扮演了重要角色。待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據農科專家測算，“今日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產國，產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而當時的中國人口，也將突破十億大關。
如今，紅薯被精加工成薯粉、薯糖、薯餅等，早已不再是代糧之物，更多的成為十三億中國人改換口味的休閑食品。
供圖/肖伊緋
附註：
紅薯入華曾走過三條“國際路線”
紅薯，在不同地區又名紅苕、番薯、地瓜等，其野生種群起源於美洲的熱帶地區，由印第安人人工種植成功，哥倫布初見西班牙女王時，曾將由新大陸帶回的紅薯獻給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將紅薯傳至呂宋（今菲律賓），葡萄牙水手則將紅薯傳至交趾（今越南）。紅薯傳入亞洲之後再傳入中國，是通過多條路線的。傳入中國的時間約在16世紀末葉，包括陳振龍一線，至少有三種可能的途徑：
一是葡萄牙人從美洲傳到緬甸，再傳入中國雲南；
二是葡萄牙人從美洲傳到越南，廣東東莞人陳益或吳川人林懷蘭將之再傳入中國廣東；
三是西班牙人從美洲傳到菲律賓，福州長樂人陳振龍將之再傳入中國福建。
據考，雲南、廣東、福建這三線的傳入，幾乎是同時進行的，是齊頭並進的。只是陳振龍一線的傳入，史料記載更為明確翔實，且經過後世研究者多次考證評述，知名度與影響力也因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