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
洛城何郁郁，杳與雲霄半。
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
槐垂禦溝道，柳綴金隄岸。
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
高歌梁塵下，絙瑟荊禽亂。
我思江海遊，曾無朝市玩。
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嘆。
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
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
公元508年，《世說新語註》的作者劉孝標，從荊州動身，來到東陽郡金華山（在今浙江金華市）隱居。這一年，劉孝標四十六歲。回顧之前這四十六年的跌宕起伏，命運似乎從來未曾青睞過他。
《劉孝標集校註（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人生的曲折是從他八歲開始的。八歲這年（470年），劉孝標跟隨母親許氏回到山東老家，但非常不幸，他們被人劫掠，轉賣給了中山（今河北定州）的富人劉實。《梁書》上說劉實憐憫劉孝標，遂“教以書學”。不久，北魏朝廷聞孝標“江南有其戚屬”，就徙其前往桑幹（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區）居住。到南齊永明中，劉孝標才得以離開桑幹。
以上是《梁書》裏記載的劉孝標的早年生活，寥寥幾筆，沈重而隱晦，誘使人生出一番好奇心來。例如，孝標是何種狀態下被劫掠？當時一族之中親戚分屬南北的很多，何以獨徙孝標？《開元釋教錄》曾記載延興二年（472年）西域僧人吉迦夜曾為曇曜譯經，孝標參與了這次活動，並“筆受”五部佛經，曇曜當時在“北臺石窟”（即今雲岡石窟，在山西大同）活動，他又是如何到的大同？種種問題，均屬孝標早年生命歷程裏的謎團。
《梁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或言，孝標隱居金華山是其四十六歲時，離其卒年尚有十四年，既然要說其山中歲月，不言此十四年間光景，反而探求孝標早年，不亦“南轅北轍”乎？其實非是，蓋早年經歷實對於人生觀之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知早年經歷則無法理解對晚年的一些舉動。鑒於此，故而先對孝標的早年經歷展開一番探索。
欲求前言孝標早年經歷問題，可先依據史料能梳理出以下三個時間節點：皇興四年（470），孝標八歲，為人劫掠，販至中山。富人劉實為其贖身，教其書學；延興二年（472），孝標十歲，在北臺石窟參與曇曜之譯經活動。是年，劉孝標族兄劉休賓身亡。永明五年（487），孝標二十五歲，自桑幹來南。
雲岡石窟從上述所列可知，孝標至桑幹，至少為延興二年之後。那麼《梁書》中說因為其江南有戚屬，故而更徙之桑幹，實則為史家曲筆。延興二年時，劉孝標族兄劉休賓身亡，不久，其族侄劉聞慰南奔，北魏朝廷因此徙休賓之子文曄等去北邊。孝標既然與之沾親，則可推知孝標被徙桑幹，當因聞慰南奔之事。復次，《魏書》言聞慰南奔，只是說為“延興中”，按延興年號只使用六年，如此則“中”字所指，應是延興三年至延興四年間（473—474）。易言之，孝標到桑幹之年月，至少在延興三年以後，也即孝標十一歲以後。
《魏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孝標至桑幹年月既定，剩下問題即是其如何從中山到大同之問題。前輩宗教史大家陳垣先生在《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一文中以為，北魏皇興三年，獻文帝下詔徙青州民至京師，孝標即因此而到大同。其實此解釋存在瑕疵。第一，孝標自述籍貫為平原，當時屬齊州，並不屬青州，不在詔遷之列。第二，皇興四年孝標為人劫賣至中山，如果孝標當時在詔遷之列，劫賣之事就頗為可疑。合理的解釋恐怕只有一個，中山富人劉實其實應為一商人，孝標被其買下，與劉實一同去往大同。依此推理，則孝標到大同至遲在延興元年（471），也即孝標九歲以後，如此孝標方能參加延興二年曇曜主持之譯經活動。
收束論之，僅有一事略生疑問，即孝標自言“身充仆圉”（見孝標《自序》），可知其參與譯經時，尚是劉實之奴仆。以奴仆之身參與譯經活動，是否可能，尚需要討論（或是時孝標其實為一“半自由身份”，即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另外，按《開元釋教錄》之記載，孝標參與譯經活動是進行“筆受”工作，是年其僅十歲。十歲尚屬孩童之年，而孝標筆受譯經五部，實令人驚奇。從此觀察，孝標之早慧自不須說，最令人註意的恐怕是其五六歲時業已開蒙，在為人奴仆之前就有非常好的知識基礎。如此論來，《梁書》所謂劉實“教以書學”，當與事實不合。之所以如此書寫，或是參與筆受時，孝標之工作完成非常出色，有所聲名。而劉實作為孝標之主，因此分得美譽。
《開元釋教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除前述推理，《魏書》還記載有劉孝標母子“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一事。這裏也略作考察。從種種方面看，此事應該是孝標徙居桑幹之後發生的。畢竟，其在中山、大同時尚能依托富人劉實，無須尋求寺廟庇護。桑幹作為孝標舉目無親之地，到桑幹不久而出家，尋求依托，符合事理，也符合其參加筆受經文，初步了解佛門運轉而心生寄托釋迦的情感邏輯。更進一步說，“身充仆圉”需要聽命於人，而出家為僧需要自主權。這也是徙居桑幹之後才能發生的改變。
在孝標離開北魏，南奔蕭齊之前，孝標與其兄孝慶曾有一次被選拔的機會。可惜，兄弟二人均不被孝文帝看中，於是在一片“河南人士，才學之徒，鹹見申擢”的景象裏，孝標離開了桑幹，離開了北方。
《世說新語箋疏（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千百年後，已經無法推知四十六歲的孝標會如何回憶他這段艱難的少年歲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多年後在梁武帝的宴會上面對“令策錦被事，鹹言已罄”的局面，孝標不再看武帝臉色，而“請紙筆，疏十余事”時，湧現出的那種勇毅，是這段歲月留給他的寶玉。
作為一個南奔的士人，“貧悴冗散”一直是孝標的底色，二十五歲以後，四十六歲之前的際遇，放在南朝士人群體裏，不說暗淡無光，但起碼非汲汲榮利者所註意。金陵沈浮之後，劉孝標受安城王賞識，前往荊州。不久“復以疾去”。在江州回到金陵的路上，他寫了開頭的那首詩。面對險惡的宦途，孝標最終只有“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黃雀飛入王子公孫的私人庭院，就有被彈弓打落的危險。既如此，不如還棲山林，在林中享其天年。
浙江清涼峰，筆者攝金華山正是孝標看中的那片山林。在晉室南渡以前，作為百越之地的浙江，其山林是屬於蠻荒世界的。這除了意味著未曾經過人類系統的、大規模的開發之外，還意味著這裏是誕生神話與想象的基礎。金華山就是這樣被人所想象。在劉孝標的記敘裏，金華山曾被三國時江南地區的著名方士左慈所稱贊，認為金華山“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而在葛洪《神仙傳》的記載中，金華山則是赤松子黃初平的得道地。作為一處銜接神仙與凡世的神秘世界，劉孝標顯然對金華山非常中意，甚至超越了在南朝時名聲更大的天臺山。
《神仙傳校釋（中華國學文庫）》在佛道兩家記敘中，天臺山都是一處自帶超越凡塵光環的地方，釋帛猷故事的形成正是佛道先後“制造”天臺山的歷史的最佳註腳。與之相比，金華山僅獲得了道家人物的矚目，而缺乏僧侶有意的締造靈聖的記敘，這某種意義上凸顯了金華山與天臺山的不同。從此推論，作為同屬越中的名山，天臺山會比金華山更能獲得來自金陵那位“佛家天子”的關註。因此，某種意義上看，孝標選擇金華山，正是要逃開金陵的目光。
遠望金華山，筆者攝但道教信仰的擴大，終究會引起僧侶、士族們的關註。孝標曾記敘其在山中所居雲：“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可見在孝標之前，道團與僧團都已經在金華山上占地起廬，修行義理。與梁武帝關系緊密的沈約曾出任東陽太守，並在任上曾同金華的僧侶多有往來，以此推演，至少越中地方的士族們，對於金華山並不陌生。
在《南史·隱逸傳》的描寫中，隱逸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誌屈道，借譽期通。”而山林“巖壑閑遠，水石清華”，可以使在宦途中遭受的磨難士人得以到寬懷。金華山的水石草木，孝標記敘十分清晰，這與謝靈運在《山居賦》中鋪陳其居處的形勢、動植頗相似。從古人的生活而言，水石草木除了作為賞心悅目的風景，更重要的是其作為食材與藥材的生活資源。而食材、藥材一旦聲名在外，也會引起老饕和修士的關註。
《南史（點校本二十四史）》老饕、修士之於沈約一般的士族而言，與中下層百姓的關系更為密切。來往金華山中隨性的采摘食材、細致的揀擷藥材自然是一種野趣，但從一般的登山或遊覽邏輯上考察，在尋找野趣的途中仍舊需要一定的休息。從這個意義上，山中的寺廟觀宇就會成為非常不錯的中途休憩之所。易言之，山林是神秘的，在神話中甚至顯得有些私人，但山林間的寺廟觀宇會提供給往來於山中的人們一個公共場所，“神聖空間”因此得到一點凡俗味道。孝標選擇在寺旁起廬，一方面自然是早年曾“出家”的經歷與南朝尊佛的社會環境所致，另一方面則應當是作為公共性場所，孝標居近寺廟觀宇，日常生活不至於太過寂清。在一個神仙世界裏，他仍舊有機會接觸煙火凡塵。
當然，如果修士、老饕久未曾前來，孝標仍舊可以去離寺廟不遠的山中村落交遊。《山棲誌》記載說：“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䍤，清醥新熟。則田家有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鐏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讙呶，晟論箱庾，高談谷稼。嗢噱謳歌，舉杯相挹。人生樂耳，此歡豈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正是農歷中的臘月、正月之際，此時農業生產活動基本結束，山村進入“迎新年”的環節。一般而言，此時在山中也難碰見前來遊覽或者采擷食、藥材的訪客。於是，孝標在此由山居之主人轉換為山村之客人——他要到世俗的鄉村生活之中尋求清歡。身份移變之際，突出的是其自足於人間的樂態。這與早年辛酸的四處遊歷、中年郁郁不得誌的宦海苦行何啻天壤之別？
金華山大佛寺細細閱讀劉孝標撰寫的《山棲誌》，最令人註意的，其實還是他的早年經歷對其山居生活的影響。《誌》中有記敘其參訪宅東招提寺的一段，說自己“跕屣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煕煕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此處對於參拜廟宇的心理活動的描寫之細膩，讀之觸人心弦。這種服膺釋迦之狀，追溯源頭，自然是與幼時參加曇曜主持的譯經有關。至於言“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其中“求世忤物”、“怵惕之驚”數語，則是其早年被人劫掠販賣、受族人牽連徙居的心理陰影的余留。結合現代的醫學理論，似孝標六十而卒，也與這早年的顛簸折磨有關。
金華山風景清麗，給遍嘗人間酸苦的劉孝標非常大的寬慰。在退一步即是佛道締造的超俗世界，進一步則是修士、村民的煙火凡塵的邊際線上，金華山滿足了傳統儒家思想中“達人”與“浮海”兩難的處世要求，此後他在此講學、修身，直至生命的終結。
[明]李在《山莊高逸圖》（局部）誠如魏斌先生所言，“山林中的清曠之域，其意義不只是簡單的信仰生活，同時也是消弭身份阻隔、重組社會關系、重建社會流動的特殊場所”（見氏著《“山中”的六朝史》），孝標正是這樣一個註腳。略有不同的是，山林與寺廟觀宇結合形成的、兼具人文與自然的新景觀，一定程度上還治愈了士人在俗世中所受的心理創痕。從這個意義上講，劉孝標的山中歲月，為後人理解六朝山居士人群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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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孝標集校註》匯集了除《世說新語註》以外的劉孝標存世作品，共包含劉孝標創作的四首詩、十二篇文以及其《演連珠五十首註》。書後還附帶了校註者搜集的劉孝標研究的相關材料，是當下劉孝標研究、六朝文學研究乃至《世說新語註》研究必備之作。
整理者簡介
羅國威，一九四四年四月生，四川洪雅人。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中國文選學研究會理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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