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只有通過置身於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歷並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只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白他自己的生活機遇。”張輝喜歡引用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這句名言，他是一名抑郁癥陪伴者，同時也是一名抑郁癥康復者，通過“陪伴者計劃”張輝開始理解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共同困境。
“陪伴者計劃”是中國抑郁癥互助社區“渡過”從2018年開始推出的治療和康復的項目，通過讓抑郁癥康復者為患者及其家屬提供陪伴服務，用他們患病感悟來理解患者，為他們提供支持，制造出更有利於病情康復的生活環境，並用他們的經驗和教訓幫助患者及家屬少走彎路。
抑郁癥“過山車”
張輝是一位陪伴者，這也就意味著他曾經也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在患病那幾年，張輝體會到了情緒起伏的“失重感”。
2014年大三時，張輝變得拖拉起來，每天不想起床，不想上課，老師布置的實驗作業也不想做。當時，他正要申請出國做交換生，好不容易辦完交換生手續，去了西班牙，在異國風情之下，張輝反而更加絕望。這裏沒有朋友，語言也不是很通暢，他開始變得更煩躁。
這種煩躁體現在他身上是兩個極端，這周他可能意誌消沈，只想賴在床上，別說出門，連去吃飯都覺得沒有興趣，而下周他可能就一個鷂子翻身地從床上起來，四處奔走，泡吧逛街，瘋狂地刷信用卡買東西。
張輝形容自己的狀態是“過山車”，一開始中間還有幾天平穩的過渡，後來幹脆就變成了一天一個樣。
班主任老師註意到他這種狀態，推薦他去找心理老師，心理老師也判斷他是雙相情感障礙，讓他去醫院仔細檢查。
“你這個是病，要吃一輩子的藥。”在北京安定醫院，醫生的診斷讓張輝很煩躁，他心裏想：“我沒病。”
沒有治療，張輝的情況依然糟糕，盡管醫生建議他多參加社會活動，但學校老師從安全角度出發，讓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在閉塞的房間裏，看到焦急的父母，張輝更加痛苦。他很愧疚，覺得自己這麼大了，卻不能立足社會，還要給父母帶來麻煩。那幾個月，張輝足不出戶，一句話都不說。盡管父母試圖找他談話，但他一句也不想聽。最後還是住院治療才略有好轉。
病癥一直困擾著畢業後的張輝，雙相障礙的他只能在狀態好時工作，這讓他無法適應全職工作，只能兼職幫人處理一些文章和書稿的編輯工作。
在編書稿的過程中，張輝開始有了新的人生感悟。他從小說中學到不同角度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也能從作者身上發現很多真實的東西。“我發現一部作品其實不是一拿出來就是成品，可以不斷的修改。比如那個作者，他寫得很好，但錯別字很多。”這些讓張輝意識到，世界上的事情並不是十全十美的，自己也沒有必要非得追求完美。
在這期間，張輝加入了關心抑郁癥患者的公益機構，認識了抑郁互助康復社區“渡過”的張進老師。
專業的“陪伴者”
兩人初識時，正是張進發起“陪伴者計劃”不久。
2018年6月，張進發起“陪伴者計劃”，這是他自己患抑郁癥後的第7年。在張進患病的過程中，媒體人出身的他將自己的患病經歷寫成了書稿出版，陸陸續續有很多患者和家屬找到他，他們在交流中發現精神疾病非常復雜，而且治療並沒有標準化流程。結合自己在治療中走過很多彎路，張進感慨，如果當初有個過來人指點自己一下，該有多好。
隨著病況好轉，張進開始反思自己從患病到治病的經歷，結合他從多方面學習到的心理知識和精神疾病治療案例，他發現現有的治療體系存在嚴重的不足。目前中國的精神疾病治療主要是醫療衛生系統和心理咨詢系統——即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咨詢師，但他們都有各自的局限，共同的缺憾是，他們都無法為患者提供全程的幫助。
於是，“陪伴者計劃”誕生了。張進希望那些心理疾病康復者能夠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現在患者身邊，與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一起，組成一個三位一體的治療方式，打通“生物（醫療）-心理（咨詢）-社會（陪伴）”這三個環節，對患者給予全程指導、陪伴和撫慰。
張進總結其為：“短期是治療，長期是成長，全程是陪伴。”
張進看過張輝的情況，也進行過專業評估，認為他可以成為“陪伴者”。此後的每一個“陪伴者”，都由專業人士進行面對面評估，有一些陪伴者會先在“渡過”的社群裏做一段時間的管理員，待通過考察後才能轉正。
從2018年開始，張輝以“陪伴者”的身份，陪伴了近百人。其中多數是青少年，其中還有的人跟張輝一樣，也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
陪伴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線下交流的，有打電話或者視頻的，有在微信上文字聊天的。張輝發現，求助者有很多都是家長，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我孩子得了抑郁癥，怎麼辦？”
作為曾經的抑郁癥患者，張輝現在可以很理解這些患者家長，他告訴家長們，孩子選擇不見你、不跟你說話，並不是他討厭或者恨你，其實他也很難受，很內疚，他們會覺得“我作為兒女讓父母承受了這麼多痛苦，我不配活著”，所以他們才把自己關起來。
作為陪伴者，張輝的一個任務就是為患者和家長建立更多的連接，然後再慢慢退出來。因為陪伴者很難一輩子陪在患者身邊，但父母卻能夠這樣做。“我覺得，父母是最好的陪伴。”
張輝曾經接到過一個來自江西的求助者，對方是一名邊緣型人格的男生，平時有經常性的自傷行為，一旦有情緒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用刀子割傷自己。對於這位求助者，張輝只是陪著他聊天，陪他一起打遊戲，那些二次元的東西，張輝也一知半解。雖然張輝自己覺得，這種聊天頗有些“尬聊”，並沒有多麼親近，但從那個男生的反應來看，有人陪著他玩遊戲聊天，有人能夠聽他講講自己的經歷故事，就已經很滿足了。
在這個過程中，張輝也幫助男生與他的媽媽建立起更多的聯系，他會跟男生說，有些問題你可以去問問你爸爸媽媽，他們能夠幫你解決。通過這種引導，男生與媽媽的關系開始親近起來，經過張輝半年多的陪伴，男生都沒有再出現自傷行為。
當然也有一些家長並不是很容易接受陪伴者的建議，也就無法成為孩子身邊真正的陪伴者。
最擔心的事兒
“陪伴者計劃”的任務原則是案主自決，這一點類似於社工，且不是純粹的公益活動，陪伴者是按照時間來向求助者收費的，收費的價格很低，即便是等級最高的陪伴者，一個小時也只需要3、400元。
對此，張進解釋，收費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求助者來說，付費的才會珍惜，才不會隨意消遣陪伴者。另一方面陪伴者花費自己的時間和經歷去幫助求助者，理應獲得報酬，雖然報酬不高，但這對陪伴者來說是一種認可，同時由於陪伴者多是心理疾病康復者，他們也需要社會認同，獲得報酬能夠更好的幫助他們回歸社會。
事實上，陪伴者或多或少都能夠從“陪伴者計劃”中獲得心靈上的收獲。張輝發現，不斷的講述自己的經歷，並沒有因此而影響自己的情緒。他覺得有人能夠聽他講自己的故事，能夠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別人重視，對別人有幫助，這其實對自己是一種療愈。
當然，由於陪伴者本身就是抑郁癥康復者，不斷地提及自己患病的過往，也會導致個別陪伴者出現情緒反復的問題。按照項目要求，如果陪伴者發現自己在陪伴過程中情緒受到了較大的影響，或者是回溯自己過往經歷後有不適狀況，就要立刻停止陪伴，由專業心理咨詢師介入。
同時，為了防止類似事情發生，陪伴者管理團隊會定期安排心理督導，一方面幫助陪伴者提高陪伴能力，另一方面也讓陪伴者認清自我。
對於大部分陪伴者來說，真正困擾他們的到並不是自己的狀態出現反復，而是無法給求助者提供幫助時的失落感。
張輝在陪伴中就發現，並不是每個求助者都能夠有明確的求助方向，也不是每個求助者都能在陪伴者的幫助下擺脫引發困擾的環境和事件。
有一次一個女生陷入抑郁在網上直播自己喝得爛醉如泥的樣子。後來張輝約她到北京陪伴她。張輝能夠感受到，這個女生與男朋友之間的關系對她是個傷害，但無論他怎麼做，那個女生都無法完全放棄這段關系，總是會回到關系裏去繼續痛苦。張輝發現對待這樣的事情，自己其實什麼都做不了。
起初，張輝深深地陷入到無法幫助到求助者的自責中，但接到的案例越多，他開始慢慢釋懷，他明白有些事情是不能替求助者解決的。但無論怎樣，能夠在一個人需要的時候給予陪伴，也對他們有足夠的幫助。
陪伴者“禁區”
這種無助感，其他陪伴者也有。劉昕也是“陪伴者計劃”中的一員，在他陪伴的過程中，有一個案例印象最為深刻。求助者是他的發小，他有很明顯的抑郁癥狀，劉昕建議他去看醫生，診斷是雙相情感障礙，醫生建議他治療，但他的媽媽始終覺得孩子沒有病。去年七月時，這個男生自殺身亡。
這件事讓劉昕很遺憾，他覺得自己當初沒有做好，應該更堅決地讓他媽媽帶他去住院治療，如果那樣很大可能會救下朋友一命。
“我們的陪伴就是幫助患者增加社會連接，讓他們學會如何去生活。”劉昕說，陪伴者並不是老師，並不能教給求助者如何去生活，但可以給他們創造一個寬容的環境，一個理解的空間，一個支持的力量，讓他們自己去摸索，想明白如何去生活。“當然，有的人很快就能夠擺脫自己的狀態，有的人則需要很長時間，幾年都有可能，我最長的一個陪伴有兩年時間。”
在陪伴的過程中，陪伴者經常會遇到求助者有尋短見的情況。負責“陪伴者計劃”日常管理工作的鴻雁老師說，根據項目的規定，碰到這種情況就要電聯家屬，將高危風險進行告知，並且向家人推薦專業機構對求助者進行心理危機幹預。
“陪伴者計劃”對於陪伴者的任務有明確守則，除了心理危機問題外，在用藥上也必須嚴格遵守，陪伴者可以和求助者討論藥物的使用，但不能建議求助者用藥或者換藥，並且一定要叮囑求助者用藥前必須咨詢專業醫師，在醫師的指導下用藥。
劉昕現在就是精神科專業的研究生，他也同樣不會輕易給求助者建議用藥，即便對用藥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也要讓求助者去征求專業醫生意見。
學習精神科專業後，劉昕對於“陪伴者計劃”可以從專業方面進行評價，他認為陪伴者對於病患來說是有直接幫助的。在國外對待精神疾病的患者時，往往會由一個醫生配合幾個風格和流派不同的治療師，其中還有社工的深度參與，這一整個團隊為一個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生物、心理和社會的三維治療康復服務。其中社工的工作與陪伴者非常接近。
只不過，“陪伴者計劃”來源於“渡過”這個抑郁癥患者互助社群團體，他與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是割裂的，三者無法像國外那樣信息共享，這還有待中國精神衛生治療康復方面的進一步完善。
劉昕參與“陪伴者計劃”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接觸了幾百個求助者，其中他去陪伴青少年求助者的次數在所有求助者中名列前茅，這可能跟他精神科專業的背景有關系。在這些求助者中，有成年人，也有老人和兒童，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8歲。
8歲的孩子如何陪伴？這也是劉昕面臨的一個新挑戰。他發現，年齡小的孩子往往並不是抑郁癥，有些只是適應障礙，比如新換了一個學校出現了超長的應激反應期，這種情況如果不進行幹預，才有可能會發展成抑郁癥。但小孩子不像成年人有那麼強的自救意識。對於這種情況，劉昕還是從遊戲入手，平時不喜歡打遊戲的他，會跟著孩子一起打遊戲，由此來建立連接，然後開始聊天，有些孩子會把自己的夢告訴他，他也會幫助孩子去解夢，通過這種方式來逐漸了解孩子存在問題的真正原因。
不能忽視的家庭病因
對於這些年齡小的孩子，陪伴者與家長的交流更為重要。劉昕認為，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家庭環境肯定是無法規避的環節。有一些父母覺得孩子有精神問題，於是找陪伴者來陪伴，還有一些家長因為孩子患病也焦慮煩惱甚至抑郁，他們也需要調整和改變，只有整個環境都調整，對於患者才有最好的效果。
臘梅是一名陪伴者，同時她也是一名抑郁癥患者的母親，在“陪伴者計劃中”她接到的求助者也同樣以患者家長為主。看到那些家長的狀況，臘梅有時會想起自己，她兒子在患病期間，她也曾備受煎熬，也曾深陷焦慮。
但是臘梅現在已經釋懷了，她把這原因歸結於不斷的學習心理學的相關知識以及通過陪伴家長來獲得的成長。
現在，臘梅會把自己帶兒子看病的經歷，當做一種教訓講給求助家長聽，讓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便於盡快找到幫助孩子並讓自己走出焦慮的出口。
臘梅的兒子曾是重慶重點中學的好學生，模擬考試能考到600多分，目標就是清華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但從高二開始，他就出現各種癥狀，上課就頭疼，晚上就失眠。起初，臘梅和丈夫擔心孩子大腦得了什麼病，但照了片子並沒有發現什麼。後來在一個偶然的問診中，醫生才建議他們帶孩子去看看心理科。
精神科醫生診斷是嚴重焦慮，但只開了一些中成藥。藥吃了還不到一周，兒子就開始抵觸治療，不再吃藥，可是癥狀仍然困擾著他。
臘梅和丈夫帶著兒子四處求醫，有的醫生說孩子沒病，有的醫生說是雙相障礙，有的醫生說是抑郁癥。每個醫生有每個醫生的治療方案，開了很多不同的藥，這更讓臘梅焦慮，兒子到底是怎麼了？在這兜兜轉轉中，孩子也陷入到一種很崩潰的狀態，有的藥物導致他嗜睡，他在課堂上睡著了，醒來更覺得自己有負罪感，還有的藥物對他沒有作用，反而加重了癥狀，他甚至還出現了自殺的傾向。
在四處問診的過程中，臘梅的兒子仍舊堅持復習為高考做準備，參加了各種復讀班。2017年、2018年和2019年他三次準備高考，但臨到了考試時癥狀就會越發嚴重，結果反而一次都沒考成。在這期間，孩子也一直嘗試自救，但都沒什麼效果。
直到2019年，臘梅帶著兒子到北京回龍觀醫院就診，醫生經過兩個小時的問診，建議他不要再強迫自己考試復習，順其自然，直到這個時候全家才下定決心放棄高考。
現在臘梅兒子的情況比較復雜，自我效能感很低，覺得自己有病什麼都幹不了。他曾說：“媽媽，我以後真的不能工作了，我幹什麼都不行，也不能結婚了，我就能湊合活著就不錯了。”
兒子現在這個狀況，臘梅也沒辦法，現在如果停藥，他就會失眠，而如果吃藥，就會嗜睡，這導致他每天渾渾噩噩。
臘梅成為陪伴者後，會參加社群的心理專業培訓和陪伴者督導，她會和專家聊起兒子的情況。現在她反過頭來看認為，自己當初帶著兒子四處投醫問藥的做法欠妥，兒子當時只是嚴重焦慮，但使用各種藥物後，反而把他的病情搞復雜了。
臘梅現在也對青少年抑郁有了自己的思考，她認為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比成年人的更復雜，她回想起兒子患病的經歷，她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時她和丈夫對精神疾病完全不懂，認為就是身體上的疾病，治好了癥狀就什麼都好了。所以，丈夫還一直讓兒子堅持復習，期盼他治好後能參加高考。“但其實，孩子的病根就在考試的壓力上，這個問題不解決，吃藥是不會治本的。”
通過陪伴者的經歷，臘梅認為，心理健康知識對於預防青少年心理問題非常重要，她希望學校可以將這類知識納入日常教學中，讓孩子們了解自己。而對於已經患病的孩子，她認為根本無法靠父母來解決，必須要借助外界的力量，如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和治療師等。“當年如果我們家有一個陪伴者，幫助我們了解抑郁癥，孩子可能也不會走那麼多彎路。”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子淵
編輯/葉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