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瑞蕻
周定一
西南聯大高原文藝社部分成員合影
南湖詩社部分師生合影，（右四）趙瑞蕻，（右六）周貞一，（右七）周定一
1938年，西南聯大中文系部分師生於雲南蒙自合影，二排左三為周定一
一封寫自三十一年前的信
◎趙蘅（趙瑞蕻之女）
11月10日，立冬三天，天空呈現大片的藍。突然收到一條陌生微信：“我是周伯昆，我父親是您父親的好友周定一，請與我聯系，謝謝！”
周定一，我敬仰的大名啊，他是父親在西南聯大的同學，我曾隨穆旦研究者李方拜訪過他，至今還記得簡樸公寓窗外可以俯瞰二環路上的車流。當老人一聽說我父母的名字，那樣驚喜的眼神，很快拿出一張老照片，給我指哪個是我爸，哪個是他。我一直遺憾沒能最後送他老人一程，這下好了，和他的孩子聯系上了。“您好！很希望和周叔叔的孩子們認識，見過令尊一面，非常敬仰。”
剛過兩小時，伯昆又來信，文字後送我一個破涕而笑的表情。隨信還發來一張圖片，是他床頭邊的小書架。書架上有周定一的文集，嶽南著的三部《南渡北歸》。書架右起第四本竟是《下一班火車幾點開？》 “您竟有拙書，太意外榮幸了！”他說：“我是從你的大作《下一班火車幾點開？》認識你的。我們的父輩有著相同的經歷，成為摯友。我們是同輩人，我長你幾歲，在同一個大時代裏的我們，心歷是相通的，因而看你的文章既熟悉又親切，不時地翻閱一下，也勾起了我的記憶。從我的名字你就知道我生於昆明，是長子。我在北京讀了小學、中學和大學。在遼寧錦州工作17年後，於1985年到加拿大，後來又到美國工作直到退休。現在我們老兩口住在洛杉磯，大女兒一家在北京，小女兒一家在聖地亞哥。發一張與夫人的旅遊照片，我們先熟悉一下，再聊！”
從這張背靠大海，身著紅襯衣男士的臉型看，真有點像印象中的周老先生呢。我回信說：“謝謝伯昆兄告訴我這麼多，讓我感慨不已！我們真是失散的兄弟姐妹，西南聯大讓我們找回了家。我的經歷你從拙書上已了解，起碼2006年出版之前這段。這十幾年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應該說更豐富更繁忙了。雖然已70多歲，多種老年病纏身，但精神狀態一直還行，這多虧有從小到大的愛好，更主要是明白了自己從哪來，應該擔負怎樣的責任。所以還得好好活下去，爭取多做些事，尤其是傳承聯大精神，這方面需要我們這二代三代，堅持下去。再聊，明天我要去驗車。問候嫂子和孩子們，祝全家安康幸福！”
一個周定一的長子，一個趙瑞蕻的次女，遠隔東西兩半球，在這個疫情肆虐世界的情況下，開始了網絡交往溝通，一點點彼此熟悉。
過了5天，15號這天我收到一張圖片，是一個拆開的南京大學舊信封，熟悉的爸爸筆跡，收信人“周定一教授啟”，地址是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伯昆特意註明：“我父親的信件以及圖書等，我們都捐給了重慶的一名收藏家。你父親寫給我父親的這封信，也在他那裏。寫於1990年4月4日，郵戳記錄的發信日期為1990年4月7日”。提到的重慶收藏家，我不由得想起，也在今年，紀錄片《九零後》導演徐蓓曾來信告訴我，她在重慶一家舊書店裏發現我爸的書和書信，我托她問問老板價格，如果可以我想買回來。沒想到那老板托她轉告叫我放心，說一定保管好。我想很可能周家後代捐出的這些信件，也收藏在這吧？
思緒飛速帶回上個世紀90年代。1990年早春，憂國憂民的爸爸突然查出心臟病，我被媽媽的一張加急電報從連天的會上叫回了南京。正如爸爸信中所說，他住進江蘇省人民醫院，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這是他第一次發作，他在信中感嘆不已，也有些後怕，他不是不知道這病來勢兇險，醫囑種種，他都知道，戒煙是其次，但他好激動的詩人性格是一大克星。什麼事到他那，都會感慨，天馬行空聯想一番。發病9年後，也是在2月，他的生命終止在這同一疾病上了。
人的秉性真是難改，越老越難。1999年去世前這9年裏，不甘寂寞的老爸一直在和時間賽跑。寫回憶錄，重翻《紅與黑》……他的使命感，緊迫感，既是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又在糟踐著自己的生命，奮筆疾書，力求完美，以致達到油燈耗盡，殫精竭慮的地步！
這些年我一直在做爸爸的遺稿清理出版工作，從潮濕發黴環境裏搶救出來的大批材料，在幹燥的北京家裏有了最好的安置條件。其中大量的信件裝滿一大抽屜，一包包他親自捆紮的、上面還寫著“最佳書信（保存）”“珍貴資料，妥為保存！”等字樣。每每撫摸這些變黃破損的紙物都會心疼，淚水盈眶。
我家有寫信傳統，爸媽擅長寫長信，父親的信尤其有激情和學問，我笑他報喜不報憂，按現在說法可謂正能量。晚年他給我寫得最多，所以我了解他惦記的人和事，早年在西南聯大求學無疑是他一生最重要最懷念的歲月。
90年代，開始有了復印，父親如獲至寶，常光顧附近復印店。冥冥中感到時日不多的他，開始有意將自己要寄出的信先復印再寄出，因而給我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書信筆跡。其中致聯大師生的比重很大，有馮至、許淵衝、鄭敏、杜運夑、巫寧坤、江瑞熙等。可惜從沒見過他寫給南湖詩社同仁周定一的信，時隔31年，今天這封信我居然能見到，實在幸哉！寫到這，我還要感謝馮至女兒馮姚平曾將我爸寫給她父親的信復印件寄給我，她比我更早整理父輩的工作，給了我很大啟發。
2018年我終於有機會到昆明出席西南聯大80周年校慶，還結識了南湖詩社女詩人周貞一的女兒趙明和。我們相伴去了蒙自碧色寨，在蒙自海關文法專業課的展圖上，見到了南湖詩社的合影照片，看到年輕的我的父母恰好站在一起，那種激動難以形容！
19日，我將萌發的念頭寫信對伯昆說：“伯昆兄好！想和您商量一件事，擬將家父寫給令尊的信發表一下……我和你各寫一篇，從我們各自的角度寫寫自己的父親和南湖詩社、那一代人。您看如何？”伯昆很快回復：“好的，很願意寫點你所說的老一代人的故事。這兩天我在聖地亞哥有些事，等回到洛杉磯就動手寫點。你的書隨身帶著，看到16頁，你提到我父親曾給你一張南湖詩社成員的照片，並註明了人名。你能否將那註有人名的照片找出來發我，因為我都沒見過，也許對我回憶會有幫助的，謝謝！”
23日，伯昆如期交稿。讀罷深為感動和啟發，我作為寄信者的女兒，寫下此篇，正值感恩節，感謝天上的父親賜予我生命和堅毅，以此紀念父親106歲誕辰日。
2021年11月25日
趙瑞蕻致周定一信
定一兄：
我才從醫院治療休養出來幾天，你的信楊苡送到病房裏給我看過了。你寫這封信時（3月21日，信封上的郵戳是24日），我已在醫院裏快一個月了。我一直身體不錯，感覺良好，每天還騎自行車。真沒想到上月25日夜間突然感到心胸很不舒服，……診斷為突發急性心肌梗塞，但不嚴重。……我想如果那天夜裏出了事，搶救不了，我今天就不可能寫這封信給你了；再也不可能像那年在沈（編者註：沈從文）先生家裏與你相見了！我又想到你上次到南京來，真不巧，我回故鄉去了，有失遠迎，與你歡聚暢敘的機會，實在抱歉！真希望今秋會有機會在北京見面。
你給我帶來了佳音，使我病中頓覺愉快，回憶起五十多年咱們在蒙自上學，共同創辦“南湖詩社”的情景來。蒙自地區文藝界同行朋友們組織“南湖詩社”，當然是件大好事，令人欣慰。你已寫信去，也等於代表我們幾個尚健在的老同學了。我等幾天也應該回封信，謝謝他們。我那時寫了幾首詩。其中一首較長的叫“永嘉籀園之夢”是回憶故鄉，懷念親人，痛恨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之作，原稿早失，僅記得開頭幾十行，是描寫溫州城西“落霞潭”風景的（紀念孫浩讓先生的“籀園”就坐落在落霞潭畔）。關於描寫蒙自我們學校風物（包括南湖一帶）的，有我1943年在重慶寫，發表在當時《時與潮文藝》上的《回憶燕蔔蓀（William Empson）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是專寫蒙自的）。也許你早已看過了。1983年出版的拙作詩集《梅雨潭的新綠》的自序中也曾說到蒙自和“南湖詩社”。
林蒲夫婦兩人在美國教書多年，前幾年我們曾通過信，不知你和他們有聯系否？劉重德兄1987年夏曾在北京開全國譯協會議時重逢，也是幾十年未見面了。查良錚早逝，他就是突然死於心臟病。他政治上蒙冤多年，受盡折磨，真是不幸！不過，他勤奮努力，在創作和翻譯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令人欽佩。向長青學長自分別一直未再見，沒想到他也去世了。你如遇見王般、李鯨石兩兄時，定代為問候。鯨石兄十多年前曾來南京一遊，來看我們，留便飯暢敘，十分高興。而兆吉兄好多年未通信，未見面了。都十分想念！
我和楊苡今年春節（除夕）曾打長途電話給兆吉和師母，問候新年。最近又通話一次，因為此間“譯林出版社”決定出版沈先生著作選集英譯本（約出8卷），真是件大事，難得之至。師母很高興同意了。下月是沈先生逝世兩周年了，我們應再多寫點東西紀念沈先生吧。現附上馮至先生最近在《香港文學》3月號上發表的評論拙作《詩的隨想錄》的一文復印本，請看看。其中正好有談到沈先生的一段。
你如見到呂叔湘先生，請代問候致意，十分想念！祝他健康長壽！
余再談。
祝
安康，全家好！
瑞蕻
1990年4月4日
父親周定一和他的詩社同學們
◎周伯昆（周定一之子）
我父親周定一去世後，我們兄妹將他的全部書籍、手稿、信件等都捐贈給重慶一家兼有收藏性質的“喜馬拉雅”書店的老板劉景活先生了。
前幾日，劉先生將趙瑞蕻先生寫給我父親的一封信發給了我，我看完後就把這封信轉發給了趙先生的女兒趙蘅。
這封寫於1990年4月的信說到“南湖詩社”和當年趙先生與我父親一起在詩社中的幾位詩友，如查良錚（穆旦）、林蒲夫婦（林振述，陳三蘇）、向長青、劉兆吉等。
南湖詩社的建立緣起於湘黔滇旅行團時期，創始人是劉兆吉和向長青。劉兆吉當時承擔了在聞一多先生指導下搜集民間詩詞的任務，兩人常常一起寫，一起討論詩歌。向長青提出到達昆明後約一些愛好詩歌的同學組織詩社，出版詩刊。後在朱自清、聞一多等老師的支持和鼓勵下，於1938年5月10日在蒙自成立南湖詩社。因文法學院坐落於南湖之濱，便定名為南湖詩社，社員主要有向長青、劉兆吉、劉重德、劉綬松、陳士林、陳三蘇、李敬亭、周定一、林蒲、趙瑞蕻、穆旦等20余人。此後不久，蒙自文法學院遷到了昆明，南湖詩社也改稱“高原文藝社”了。
“南湖詩社”的詩友們所寫的部分詩，如今我們可以從《西南聯大現代詩鈔》一書中讀到。
父親生前很少向我提及“南湖詩社”，當年他在蒙自寫的“南湖短歌”，還是我偶然從他的學生邵燕祥先生寫的一本詩歌評論集《我的詩人詞典》中讀到的。寫於1938年的“南湖短歌”全文如下：
我遠來是為的這一園花。/你問我的家嗎？/我的家在遼遠的藍天下。/我遠來是為的這一湖水。/我走得有點累，/讓我枕著湖水睡一睡。/讓湖風吹散我的夢，/讓落花堆滿我的胸，/讓夢裏聽一聲故國的鐘。/我夢裏沿著湖堤走，/影子伴著湖堤柳，/向晚霞揮動我的手。/我夢見江南的三月天，/我夢見塞上的風如剪，/我夢見旅途聽雨鳴。/我愛夢裏的牛鈴響。/隱隱地響過小城旁，/帶走我夢裏多少惆悵！/我愛遠山的野火，/燒赤暮色裏一湖波，/在暮聲裏我放聲高歌。/我唱出遠山的一段愁，/我唱出滿天星鬥，/我月下傍著小城走。/我在這小城裏學著異鄉話，/你問我的家嗎？/我的家在遼遠的藍天下。
邵先生寫道：這首詩那流暢的話語，跳蕩的節奏，使我一下子體會到，當年大學生經過逃難式的長途跋涉，終於在大後方小城鎮安頓下來那份愉快心情。
我雖然沒有我父親的那種經歷，但讀著詩仿佛身到蒙自，到達了與戰地和被日寇占領了的淪陷區反差很大的平靜小城，在南湖邊既有幾分陶醉，又撩起了難以排遣的對故鄉的思念。我父親寫的這首詩即景生情，其實是心靈的表現，詩短而韻味悠長。“我愛遠山的野火，燒赤暮色裏一湖波”這一句尤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趙瑞蕻先生信中提到的幾位詩友中的向長青我比較熟悉，我叫他向伯伯，是我父親北大的同學。上個世紀50年代，他和我母親都曾在北京業余群眾藝術館工作。他瘦而高，成天香煙不離手，左手的手指熏黃了，一口湖南長沙話，高度近視。頭發長得總是把左邊的眼鏡片遮住，僅存的幾幅西南聯大時期照片中的向伯伯也是這樣的。他具體的工作不很清楚，大約是編輯或搞創作。每次我到藝術館，都見他在圖書館內看書或寫作，看我來了總是問上一句：“你父親可好？”每每遞給我一塊糖，不知為何此時我總想起孔乙己。80年代某日，向伯伯夾著一個手稿本到我家裏，他把本子交給父親，說你先看看，能不能出版。他走後，我翻閱了一下本子，都是詩，年代從3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我想肯定有在“南湖詩社”寫的一些詩。不過沒幾天，我父親還沒看完，不知為何向伯伯又把手稿本拿走了。現在查看《西南聯大現代詩鈔》，作為“南湖詩社”發起人之一的向伯伯，《詩鈔》中卻沒有收錄一首他的詩，遺憾！向伯伯1985年去世，不知道現在那手稿是否還在他的子女手中。
趙瑞蕻先生在信中還說起林振述、陳三蘇夫婦，他們兩人是我父親西南聯大期間的詩友，而且陳三蘇還是我父親的同班同學。
林振述筆名林蒲，當年是北大外語系的學生，雖然與我父親同在一個學校，但彼此都不熟悉，是“一二·九運動”讓他們相識並成為畢生好友的。
1935年他和我父親都參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運動的大遊行。父親說：那天，北大的遊行隊伍經西交民巷趕往宣武門，去迎接準備進城的清華隊伍，打算會合後再遊行到西城，要把賣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鬧個地覆天翻。可是，隔著城墻的兩支隊伍到宣武門，城門緊閉，兩邊都有軍警把守。北大的同學派代表去與軍警交涉，而他們無動於衷。
高大厚重的兩扇城門並不是緊挨著地面的，留有不到一尺的空隙。這時門外清華的一位瘦弱的女同學趁軍警不備，臥在地上以極快的速度從門下空隙滾身而入，站起來猛力去拔城門鐵閂，向城外大喊：“衝呀！”幾乎同時，北大的林振述同學也跑過去幫那位女同學一起拔門閂，但城門又被軍警立刻閂好。清華的那位女同學和林振述被軍警一陣痛打，並關押起來。群情激憤，學生們堅決要求釋放被關押的同學，迫於壓力，他們後來被釋放，大家鼓掌高呼，歡迎他們歸隊。
林蒲和陳三蘇夫婦後來雖然身在異國，但他們始終對祖國懷有眷戀之情。1972年他們組成全美保衛釣魚島訪問團訪問中國，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並進行了長時間交談。而那時，我父親正在河南幹校接受再教育，與他們未能相見。直到1994年林蒲夫婦回國省親，在老同學任繼愈家，闊別幾十年才再次重聚。
小時候我喜歡看《西遊記》《水滸傳》還有《三國演義》，零花錢大多用於購買上面那三種作品改編的小人書或者單行本。父親見我課後成天就是看這類書，有一天對我說：“有那麼多可讀的書，不要只看古代的這三種，目光要放開放遠些才是。”
幾天後，父親為我買了兩本書，其一是法布爾的《昆蟲記》，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我好奇地接過書翻開看，父親在一旁說：“《昆蟲記》插圖好，雖然說的是昆蟲，但裏面有大道理；《獵人筆記》文字優美、生動、樸實，仔細看，能看到一幅幅俄羅斯的風情畫卷。”於是《昆蟲記》和《獵人筆記》就成為我常常翻閱的兩本書，越看越覺得父親寥寥數語的評價非常精準。
父親的友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成就的文人，如詩人穆旦、杜運燮，作家沈從文、老舍、汪曾祺、邵燕祥等。父親本人的文筆也相當不錯，在中學時代寫的作文就被葉聖陶編入《中學生範文》叢書中，年輕時也曾活躍於文壇，寫過一些詩歌。後來因為種種緣由，走出文壇而全力投身於語言文字研究。他很少對子女談及他的這些友人、他的作品。他說，平平常常、平平淡淡最好，不要當NAME-DROPPER（言談中常以親切、隨意的口吻提到顯要人物以拔高自己身份的人）。
父親晚年也印了一張名片，正面有自己的姓名和電話，至於頭銜，只印著：語言工作者。
2021年11月23日
本版供圖/趙衡 周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