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離家時的周樹人內心自然滿懷惆悵，“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裏，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而當二十八年後他以“魯迅”之名聞名海宇，離鄉遠行對他來說，也早已是家常便飯，就在這一年的九月，他再次從客居十四年的北京啟程，前往東南沿海的福建廈門。故鄉漸行漸遠，甚至他最後一次回鄉，也是在七年之前，而那次回鄉，則是為辦理出售故鄉祖宅的手續。從此，他再未踏足紹興故土。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9月24日專題《故鄉：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的B02-B03。
「主題」B01丨故鄉：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四十周年
「主題」B02-B03 | 紹興：不再重返的故土
「主題」B04-B05丨北京：“魯迅”的誕生
「歷史」B06-B07丨《概念的歷史分量》：用概念撬動歷史
「主題」B08丨這份書單，帶你走進多面的魯迅
撰文 | 李夏恩
01
哀念：身在故鄉為異客
在魯迅的文字中，紹興成了“S城”，那裏的鄉人，在他的筆下也不憚嬉笑怒罵，仿佛他當年離鄉時眷戀不舍的離愁別緒，只是一場少年的稚嫩的思鄉病。待到成人，閱歷既廣，這種疾病便被治愈。思戀變成了怨懟，或灑上了辛辣的嘲諷，或拌進淒冷的酸醋。《孤獨者》裏人情涼薄的S城，《阿Q正傳》裏勢利市儈的未莊，《明天》裏閉塞怯弱的魯鎮，《藥》裏現場售賣革命者人血饅頭的“古口亭口”——小說中以紹興為原型的這些地點，全都是聚集了國民劣根性的烏合雜燴之地。早已被魯迅看熟了臉，“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魯迅從不吝惜揚起最辛辣的鞭子抽打在故鄉令人可鄙可笑的痛點上。
然而現實辛辣的鞭撻，在深沈朦朧的幻夢中，卻成為與眼前“昏沈的夜”形成最強對比的“好的故事”。
暗與光，辛辣與柔情，鞭撻與愛撫，魯迅對故鄉的情感如同一條灰色的鬥魚，在愛與恨之間迅捷地遊動，偶爾，才會在途中駐足停留，感受其中難以言喻的復雜，而這種復雜思緒的產物，就是魯迅的名篇《故鄉》。這是魯迅以自己1919年返鄉搬家的經歷而撰寫的小說。這一次返鄉也是魯迅對紹興故園最後的訣別：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盡管小說中這種復雜心緒，可以用“近鄉情更怯”來完美地解釋，但這似乎並不足以說明魯迅內心對故鄉更深的情感：“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仿佛也就如此”。近鄉情更怯的緣故是自己從外貌到心緒都發生了變化，而故鄉如斯，自己卻成了貿然闖入的異鄉客。而魯迅卻發現，發生巨變的不止有自己的外貌、年紀和心緒，還有故鄉本身。他的悲涼裏，更多的是一種舊日不再的失望：眼前這座蕭索雕敝的鄉村，分明與自己記憶中的故鄉差別甚遠，甚至連故鄉熟悉的鄉鄰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幅在他腦海中“神異的圖畫”中的主角，“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的十一二歲勇猛少年閏土，如今也全然不見舊日容顏：
“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裏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豐子愷為《故鄉》畫的少年閏土。
作為離鄉多年的遊子，與故鄉唯一的牽線就是記憶，而如今，無論是鄉土還是鄉人，都猶如一把鋒利的剪刀，將這條牽線霎時剪斷。活潑開朗的少年閏土成了唯唯諾諾的莊稼漢。被稱為“豆腐西施”的楊二嫂成了一個愛貪小便宜的市儈大媽，還得了一個半是嘲諷、半是嫌惡的“圓規”諢號。每個人都不過是在“辛苦展轉而生活”“辛苦麻木而生活”和“辛苦恣睢而生活”中三選一。流入不同生活軌道的人，彼此間也豎起了看不見的高墻，將人“隔成孤身”，使人“非常氣悶”，也將記憶隔開，成為不但不可及，甚至眺望也變得模糊的悲哀存在。
然而，魯迅之所以在《故鄉》中如此氣悶悲哀，必定是故鄉曾有過他所追懷，所眷戀，所不忍割舍的存在。以至於他在《好的故事》裏還會將它編織成轉瞬即逝的美好幻夢。不妨循跡回去看一看魯迅童年時代的故家。那是東昌坊口“新臺門”中的一座近兩百年歷史的古老大宅，六扇絲竹大門足以彰顯周家不愧是紹興的名門望族。魯迅自己也承認，作為“周氏的長男”，因此“物以希為貴”，備受家人呵護。他的童年玩伴，不止有《故鄉》中的閏土，還有一個綽號“和尚”的木匠，會親手給這位討人喜歡的周家大少爺制作木頭的關公大刀，供他玩耍。
他的家庭也給了他19世紀末傳統大家族所能給予孩子的最大自由。舉凡繡像小說、筆記稗史、神話傳奇，乃至維新風潮下出版的西學書籍，只要他願意，幾乎都被允許自由涉獵。魯迅的家庭教育，在他的晚年回憶《五猖會》中，透露出一個細節：當七歲的魯迅興致勃勃地準備去看廟會時，父親突然出現，讓氣氛一時變得很謹肅，還強迫他讀熟剛教會的二三十行《鑒略》，才能去廟會。魯迅只得壓抑性子強迫自己快快背熟，然後“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得到了父親的點頭首肯，他才被工人“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賀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童年那場廟會的熱鬧，魯迅已經“完全忘卻，不留一點痕跡”，但“只有背誦《鑒略》這一段，卻還分明如昨日事”。以至於在37年後，他仍在“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趙延年版畫《魯迅傳》中魯迅返回家鄉的情景。
盡管尋常看來，將玩心正大的孩子強摁桌前背書，多少有些忤逆天性，由此可以證明他的父親是個嚴厲不通情理的舊派文人。但魯迅的詫異，實際上他自己已經給出了答案——將玩耍作為努力後的獎勵，是讓他幼小的心靈能品嘗到成功的樂趣。這種細致入微的教育方法，在將溺愛縱容為保護孩子天性的教育觀念中，是很難理解的。由此，我們在將魯迅散落在童年回憶中的點滴串聯在一起：月光下刺猹的少年閏土，後院“百草園”裏“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無限趣味的短短的泥墻根，小珊瑚珠一樣又酸又甜的覆盆子，等等，便能輕而易舉地發現，魯迅對故鄉的眷戀不僅有據可依，而且相當濃烈。
真正讓魯迅對故鄉難以釋懷的，是這一切值得眷戀回味的美好，轉瞬即逝。祖父因科場弊案入獄，魯迅被送往外祖父家過著寄人籬下的乞食生活。他也描述了自己如何在高過身體一倍的當鋪前“在侮辱裏接了錢”，去給父親請醫生買藥治病。然而，醫治父親的重病，絕非像去廟會前背熟二三十行書那麼容易，竭盡全力也未必會得到成功的歡欣。父親臨終前，衍太太催促年幼的魯迅竭盡所能呼喚父親暫留陽世。但魯迅大聲的叫喊，仿佛只是給即將掙脫病魔平靜下去的父親，增添了緊張和痛苦：“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仿佛有一些痛苦。”
最終，魯迅只是得到父親較急的喘息和一句低低的回應：“什麼呢？……不要嚷。……不……”
父親的死在魯迅的記憶中留下了錐心刺骨的傷痕。而隨著當家人的離世，家境的衰敗也讓魯迅感受到了世態寒涼。在父親臨終榻前不斷催促少年魯迅呼喚父親的衍太太，再次扮演了一個愛嚼舌根的幫倒忙角色。她似乎是出於好心勸告魯迅典賣家當貼補家用，但最終卻傳出了周家長子盜竊家財的流言。按照魯迅的說法，這一流言，加上鄉人的涼薄和側目，最終逼他離開了家鄉。而隨著魯迅與家鄉漸行漸遠，離鄉的年頭越來越長，那些童年遙遠的溫馨美好往事，逐漸沈入了記憶深處，只留下“世態炎涼”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四字格言。只不過，將這四個字沈重扛在肩頭的魯迅，有足夠的才華和對時代敏銳的嗅覺，為其賦予更新的意義。
02
愚人：革命循環套中阿Q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上，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在著名的小說集《吶喊》的序言中，魯迅如此剖析道。仿佛少年時代遭受的苦痛，都成了洞破人性的資本，也因此成為魯迅創作的靈感來源。他越是深入發掘困頓與炎涼背後的暗影，就越認為自己挖到了國民性最深的劣根，而這種劣根不止於故鄉的親友熟人，只要善加取材提煉，更可由小見大，放諸全國。他在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間發表在《晨報》副刊的《阿Q正傳》的主角阿Q，可以說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這個人物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高一涵回憶當初小說發表時說：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
盡管這個小人物，不過是以魯迅的紹興老家為背景的未莊中的一個無業遊民，最終在辛亥革命後被當成替罪羊槍斃，但就像高一涵所說的那樣，幾乎人人都能從小說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這正是魯迅期望達到的效果：“我的方法是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倒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阿Q不僅是魯迅精心雕琢的中國國民劣根性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也蘊含著他所抱持的一種古怪的歷史觀：既然這個角色如此具有自我參照性，那麼如果時代的主流是成千上萬具備阿Q這樣或那樣特點的人物，那麼中國便永遠走不出歷史的循環怪圈。發生再多場政治革命，死掉再多的民眾，一切都不會發生改變。就像小說的第九章裏，阿Q糊裏糊塗被押上法場槍斃，在槍斃之前，坐在堂上的老頭子“和氣”地問他：
“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最後畫押時，“便宜你，畫一個圓圈”。作為阿Q最後的傑作，他“使盡了平生的力氣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誌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沈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這樣一個突兀的結局，自然是個反諷，但反過頭來去看那簡短、糊塗卻又對答如流的訊問，再看他筆下那個努力畫卻最終沒有畫圓的圓圈，那個向外聳出的尖，反而成了阿Q這個完美凝聚了萬千國民劣根性象征的典型人物中，最具個性也最凸顯個人意誌的一點缺陷。圓圈上這個突兀的尖，本應有可能成為打破歷史循環套的突破口，但它卻是被無意畫下的，並且畫得圓不圓，除了阿Q本人之外，也無人在意。而阿Q本人的最終命運，也不會因為這個圈沒畫圓而有任何改變——他終究要被處決，只是從“好看”的砍頭，變成了不那麼好看的槍決。
青年魯迅。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Q畫圈聳出的那個尖，也可以被視作辛亥革命的象征。這場革命，無論是在《阿Q正傳》中，還是在現實的紹興城裏，都像是歷史循環套中偶然聳出的一筆。小說中的革命，“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是象征性地把辮子藏了起來，以便“鹹與維新”。現實中的革命，作為親身參與者的魯迅看來，更加令人氣沮。據他的一位同鄉回憶，魯迅對革命的到來頗為積極，“一手拿了一卷傳單，一手也拿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很有信心地說：‘遇到萬一，這把鋼刀準能砍幾下的。’”
但等到十月七日，紹興光復，成立紹興軍政分府時，通告上的消息卻顯示，這個政府完全是由前清紹興官員程贊清和章介眉拼湊起來的騙局，不過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內骨子是依舊的”。在魯迅創辦的《越鐸日報》中，特意描述了這群披著新潮外套的醜角：
“穿操衣帶軍帽下鄉收租，別致。
吃烏煙，床邊掛指揮刀，別致。
吾日見二個轎夫，於午前十一句鐘擡一位科長大人進某署，於午後一句鐘又擡出來。敢問某科長於吃飯坐轎外，所司何事？或語余曰：某科長原是小提使之至戚，坐轎吃飯亦所應該，不錯不錯。”
譏諷與謾罵固然能發泄一時怒氣，卻對時局毫無裨益。歷史並沒有由於魯迅在革命中的嬉笑怒罵而有所改易，仍然在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晃蕩著在時代的舞臺上表演滑稽戲。對魯迅的故鄉來說，唯一改變的，就只有外表的樣貌，但也並非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展，更像是每一次變亂後的雕敝，以及紛紛出爐的投機人物，自以為成了時代的弄潮兒，上下沈浮。
《阿Q正傳》刊行於世的1921年，距離辛亥革命又過去了十年。兩年前的冬天返鄉時，魯迅見證了故鄉在革命與變亂的雙重震蕩下蕭索雕敝的慘淡景象，悲傷於自己不得不與熟悉的親情隔膜，和兒時的美好記憶道別。然而很快，這一年掀起的五四運動的風暴，將會以雷霆之勢吹遍整個國家。變革的種子已經種下，只是收獲怎樣的果實，對1921年撰寫《阿Q正傳》的魯迅來說，尚是個未知數。
結果，事實上也出乎他的意料。
03
復仇：鬼之為言歸也
怪客宴之敖在少年的頭顱前，揮劍砍下了王的頭顱，完成了復仇。圖片出自魯迅原著，昔酒編繪《鑄劍》，一頁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在前幾年，我讀《阿Q正傳》，便會聯想到因此而出名的魯迅先生。現在，聽說偏有人惡言惡語的說《阿Q正傳》是死去了，這真是豈有此理，簡直是應以‘放狗屁’奉敬了。據我看來，《阿Q正傳》豈只不死而已，而且，癩皮阿Q也從棺材裏伸出手來返魂了。”
1930年7月20日，一篇題為《阿Q後事如何》的雜文橫空出世，作者錦軒硬將19年前就已被一顆子彈送進微塵中的阿Q鬼魂拉回陽世，重臨人間。返魂的阿Q雖然仍保持了自己自命不凡的精神勝利法，但已經在新時代的潮流中脫胎換骨，“說話也漂亮了，似乎還能動動筆，吹牛的題材當然更多”，他的褡褳袋很沈重，裏面不僅有中國洋錢，還裝滿了不少外國洋錢，以及“鄉下人眼中從沒見過的‘盧布’”。
返魂復活的阿Q說起話來，也不像之前一樣臟話連篇，而是侃侃而談“前年創造社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
錦軒將其稱為“道地的精神勝利法，非阿Q而癩皮者決決乎說不出。”原先《阿Q正傳》中和阿Q互揪辮子的王胡小D們，也五體投地地推崇他為自己的領袖。
魯迅在創造阿Q這個形象時，或許也從自己身上尋出傳統的鬼魅作為材料，但決然不會想到，這個自己誕育的經典角色，有朝一日也會成為射向自己的一支諷刺的暗箭。這正是1930年代魯迅的遭遇，他名滿天下，也成為眾矢之的，同時成為追隨者恭維敬仰的神壇和謾罵者明槍暗箭的箭垛：創造社與太陽社的圍剿、禦用文人的連番謾罵，乃至於以他為名義領袖的左翼作家聯盟中“工頭”一面向他拱手問好一面又狠狠抽來的鞭子。
“敵人是不足懼的， 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 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 “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魯迅腹背受敵，卻又孤軍奮戰。他盡管也有自己的支持者，但仍然時時感到孤立無援。直到此時，故鄉又一次站在了他的身後。這一次，故鄉不再是魯迅撰寫小說取材的資料庫，也不再像《朝花夕拾》那樣，是他安放內心眷戀的回憶之地，而是賦予他一種古老的精神力量：
“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 ”
趙延年木刻版畫《魯迅像》。
魯迅的故鄉，一直流傳著眾多詭奇的傳說。其中就包括一位少年的復仇傳奇。在這則出自魏晉小說《搜神記》的傳說中，戰國時代的鑄劍大師幹將莫邪為楚王鑄劍，劍成，幹將自知必死，因此藏起了雄劍，囑咐妻子生下男孩，待其成人，便要為自己報仇。這個名叫眉間尺的少年，卻因為遭到楚王通緝，報仇不成，在一位山客的勸說下，眉間尺主動砍下了自己的頭顱，把劍和頭一並交給山客。終於砍下了楚王的頭顱，報仇成功。
這則復仇故事，必然讓魯迅印象深刻，因此才會將其改編成小說《鑄劍》。在小說中，魯迅化身為那位神秘的山客“宴之敖”——這正是魯迅曾使用過的多個筆名之一。他找到心心念念復仇的少年，拒絕了“義士”的稱號，嚴冷地對他說：
“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幹凈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裏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
故鄉的傳說，讓魯迅化身為純粹的復仇者，以筆為槍，挺身出戰，也讓他人生的最後歲月，成了一場狂放而恣肆的復仇大戰：不僅僅為了那些惡意攻擊他的人，也為了那些死難於血泊的無辜少年。從“三·一八慘案”到“四·一二清洗”，再到“左聯五烈士”——他要借了他們年輕的頭顱去引誘敵人，成為箭垛，乃至於自己死後，也要揮劍斬下仇敵的頭顱，與之同歸於盡。1936年9月5日，沈病中的魯迅，直截了當直視自己步步逼近的死亡：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0月19日，淩晨5點25分。魯迅病逝。
撰文 | 李陽
編輯 | 劉亞光
校對 |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