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昌平/主講 顧羽佳/整理
周代貴族創造了繁復的禮樂制度，留下了多樣的青銅彜器，他們的生活也令人充滿遐想，然而春秋早期貴族們的日子似乎遠沒有想象中的美好。張昌平教授從考古學角度出發，以北白鵝墓地的發掘成果為基礎，結合自己對同期青銅器的研究，展示了平王東遷之後的社會動蕩與文化重構。
本文整理自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張昌平教授的講座“此情可待成追憶——春秋早期的貴族生活”。該講座系由山西考古博物館主辦的“考古雲講堂”系列第二季第八場，本季主要圍繞“燕姬的嫁妝——垣曲北白鵝考古揭示的周代女性生活”展覽進行，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鄭媛主持。
張昌平教授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現為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歷史學院教授，國家級人才計劃入選者，曾任職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湖北省博物館，曾擔任法國高等研究院、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等學術機構的訪問教授。他的研究方向為商周考古、中國青銅時代青銅器，著有《商周時期南方青銅器研究》等多部專著，目前負責盤龍城遺址考古工作。
張昌平教授著《商周時期南方青銅器研究》書影
“此情可待成追憶”，即過去的生活很美好，現在則較艱難，這是基於周平王東遷後的社會場景與西周時期景象對比而萌生的題目，在張昌平教授過去研究的基礎上又添加“燕姬的嫁妝”展覽內容而形成。該展覽基於2020年垣曲北白鵝墓地的考古發現而開設。利用一年之內的發掘成果組織成型的展覽並不多見，這體現了國家近年來重視考古學研究背景下考古人做出的努力。在觀看展覽時，不僅僅要看其中的文物，還應關註展覽本身。看展品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而看“展覽”時，要留意主辦方定的展覽主題以及各單元的思想表達。如此次展覽，就用大紅色貫穿，很貼合“燕姬的嫁妝”這一主題。
北白鵝墓地的考古發現
“垣曲北白鵝墓地”雖未獲選“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涉及平王東遷後的社會格局、當時采邑的政治定位等方向的重要問題。兩周之際，社會文化面貌出現了新的特點：經過夏、商、西周早期等時段後，早期國家在西周中期已慢慢走向成熟，出現了許多規範社會行為的現象。在物質文化方面，社會階層歸並。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後，成套的鼎、簋、盤、匜等青銅器被用於宣揚社會禮儀和祭祀活動的莊嚴性。此時的青銅器有幾種常見紋飾，如竊曲紋（這是中間有一個眼睛，兩端有回鉤的中心對稱扁長形圖案，是一種想象動物的抽象化表現）、重環紋（旋轉90度後與垂鱗紋類似，可能用於表達動物軀體上的鱗片）等等。這些當時流行的紋飾除在北白鵝墓地中的青銅器上外，在晉侯墓地M93和M102中都能見到，其時代可以根據晉侯家族成員下葬的時間序列推定。而在山西之外的虢國墓地與蘇家壟遺址中出土的器物上也有類似的紋樣。
收藏於山西博物院的晉侯墓地M93出土的竊曲紋簋
晉侯墓地M102出土的重環紋匜（圖片來源於網絡）
北白鵝墓地的發掘工作尚未結束，目前已發現較為重要的有M1、M2、M3等墓葬。其中M1級別較高，在M3中還出土了“匽姬甗”這一重要“嫁妝”。而M2與M3被認為是夫婦合葬墓，根據當時的禮制，丈夫的墓往往較大，但在這裏夫人墓M2規格較大。春秋早期的墓葬中有時夫人墓比國君墓更大，這可能是由於女方家族更為顯赫。
收藏於山西考古博物館的北白鵝墓地M3出土的“匽姬甗”
兩周之際已經形成了標誌社會等級的成熟禮制。比如，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等規定被記錄在傳世歷史文獻中。實際上，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一樣復雜，並沒有一個簡單的標尺用於丈量社會階層。所以在不同的封國，諸侯的級別可能也不同。如山西晉侯墓地中的晉侯用五鼎，而作為周王親室的虢國國君用七鼎，在京山蘇家壟遺址中的曾國貴族則使用九鼎。因此九鼎未必專屬於周天子。但可以確定，在同一個封國內，鼎、簋的數量多少代表了階級的高低。在北白鵝墓地M1中出土了六件鼎和六件簋，其上飾有竊曲紋。此外，還有六件形制相同的鬲和十四枚編鐘。鬲的數量通常與簋相同，但正常情況應為“七鼎六簋”，該墓葬並未被盜，少了一件鼎的原因目前尚不知曉。雖然當時森嚴的規章在各個國家並未被嚴格地執行，但是禮制社會已基本成型。M1規模不是特別大，卻是一個級別很高的墓葬。因為同屬兩周之際的虢季墓（虢國墓地M2001）和虢仲墓（虢國墓地M2009）中就配“七鼎六簋”。就鼎、簋數量而言，北白鵝墓地M1墓主與當時數一數二的虢國國君地位似乎相當，但後者墓中還配有大量其他隨葬品，前者則似乎是強撐門面。
北白鵝墓地M3也有諸多謎團，其中出土了兩件關鍵的器物——“匽姬甗”和“奪簋”。“匽姬甗”上書“虢季為匽姬媵甗/永寶用享”，乃虢季為求娶匽（燕）姬而造。學者們可以通過此甗來猜測墓地歸屬。奪簋上飾有左右對稱的特殊竊曲紋，與兩周之際盛行的中心對稱竊曲紋不同，因此它的年代較早，可能在西周中晚期，與整個墓地的年代不一致。M3中還出土了一組編磬，編磬往往與編鐘一同出現，但在M3中未見後者。兩周之際的墓葬中若有編磬，墓主即使不是國君，也與之級別相當。而M3中出土的觶、方彜等冥器采用西周早期的形制，兩周之際往往只有高等級貴族才會隨葬此類器物，因此它們雖制作粗糙，但象征往日的身份。M3中僅有四件鼎，且彼此形制不同，乃是拼湊的結果，而非當時大貴族使用的“列鼎”。四件鼎中最小的一件與冥器類似，所以實際大概只有三件鼎，據此可以推斷此人下葬時的社會地位已較低。相對於他墓中四件相同但形制偏早的奪簋，這組湊起來的鼎顯得並不般配，春秋早期的落魄與西周時期美好的往昔形成鮮明對比。
收藏於山西考古博物館的北白鵝墓地M3出土的“奪簋”（其中之一）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滯緩的文化
西周中期時就已經確立了列鼎制度，社會生活開始走向程式化的格局，物質文化發展緩慢。到了春秋時期，社會動蕩，周王的地位下降到甚至不如一些諸侯。因此諸侯國的文化、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導向，甚至有些滯後的封國在戰國時期仍沿用西周晚期的禮制。以往學者通常將西周文化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周昭王之前是西周早期，周昭王之後周厲王之前為西周中期，而周厲王之後是西周晚期。“夏商周斷代工程”將西周早、中期進一步細分，而晚期未能細分。西周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可以細分為三個階段，是因為當時文化演變迅速，而西周晚期無法再細分則因為文化發展進入了滯緩階段。例如在西周晚期楊家村青銅器窖藏中的列鼎每件紋飾相同，鬲也整齊劃一，器物風格與“奪簋”大致同期，在兩周之際的虢國墓地、蘇家壟遺址依然沿用類似風格。在春秋中期之後，文化才再次經歷快速發展。
至於年代偏早的“奪簋”緣何出現在北白鵝墓地之中，應當先從這件器物的銘文入手。內容如下：
隹（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各（格）於大室。丼叔內（入）右奪，即立。王乎（呼）內史微冊令（命）奪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訟事眔殷八師事。易（賜）女（汝）赤（見圖片）巿（芾）、䜌（鑾）旂，用事。奪拜䭫（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令（命），用作朕皇祖中（仲）氏、朕文考釐孟寶尊簋。奪其萬年眉壽永用，子=孫=寶。
奪是西周晚期一位地位很高的貴族，周王親自在“太室”中對他任命。分配給奪主管的事務也很重要，主要有兩件：一是管理“陪都”成周，二是統帥主力軍隊之一“殷八師”。從現存器物來看，奪至少享有“五鼎四簋”待遇。奪可能是北白鵝墓地M3墓主人的先祖。張昌平教授認為，西周滅亡後，大概是奪的後人帶著四件簋流傳數代，最終用作隨葬品，以顯往日榮光。
“奪簋”（M3：35）器蓋銘文拓片
東遷之後的動蕩與混亂
春秋早期，今天的北白鵝村所在地距離新王都成周並不遙遠，甚至可能位於畿內，由周王親室統治，這與虢國的情況有些類似。當時局勢十分動蕩，到春秋中晚期的時候，王都成周附近鬥爭最為復雜，比如晉國曾一度想要稱霸，而楚國試圖“問鼎中原”。春秋三百多年的時間內，數十個諸侯國滅亡。因此當時的貴族也面臨很大的壓力。例如，虢國為周武王所封，其統治者曾輔佐周王，社會地位很高，但是周王東遷一百多年後，便被晉國所滅。晉國統治者雖是周王直系親屬，但原本社會地位並不高。不過公元前771年，晉文侯擁立周平王東遷，從而提升了自身地位。但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代晉，可想而知原本晉國大宗的貴族也承受了來自內部的壓力，直至滅亡。公元前661年之後，晉國滅耿、霍、魏、虢、虞等國，大批貴族走向消亡。
張昌平教授發現，雖然春秋早期許多貴族仍在維持舊有禮制，但他們似乎進行過“苦苦掙紮”。比如，在河南的義馬上石河墓地M93中出土了四件鼎和五件簋，看似等級較高，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其與北白鵝墓地M3情況相似。這些器物多徒有其表：其中有一鼎一簋明顯是冥器，尺寸較小；而四件簋和兩件方壺被發現時內部還有範土，蓋子無法打開。當時似乎希望用較少的開銷，制作出體現墓主高等級貴族身份的器物。在同一家族的上石河墓地M94中情形也類似，其中雖出土了體現身份地位的方壺和水器，只有較小的一鼎一簋，由此可以推斷，雖然墓主社會等級不低，但缺乏相應的財富。
盡管“燕姬的嫁妝”展覽營造了一種喜氣洋洋的氛圍，但是兩周之際的婚姻生活可能並不是現代人想象中那樣美好。西周時期就已形成“同姓不婚”的觀念，在不少文獻中有相關記錄。如《禮記·曲禮》中就有“取妻不取同姓”，《國語·晉語》中也有“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等等。但到了春秋時期，有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出現同姓結婚的現象。如《左傳》記載，“晉獻公娶於賈，無子”，此處的賈國與晉國一樣是姬姓諸侯國；而晉平公甚至有“四姬”，他因娶衛姬而被批評“失政”。是多見同姓而婚事件的國家。而北白鵝墓地M3中的“匽姬甗”可能就是同姓婚姻的案例，因為虢國和燕國同為姬姓諸侯。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與春秋時期同姓血緣關系淡化有關。此外，春秋貴族之間的政治婚姻也很常見，一些小國統治者希望通過嫁女來尋求強國的庇護，而強國之君有時也會用這種手段與他國結盟。
“燕姬的嫁妝”展覽
春秋時期禮器形式的變化除社會經濟因素外，還與周王室衰敗導致文化範式的缺失有關。例如在今湖北北部有一曾國，其地域範圍很大，超過了二百平方公裏。雖然這個封國不見於傳世文獻記載之中，但它掌握著金屬資源，非常富有。曾國國君實力也很強，使用九件鼎。但因為曾國所處位置遠離政治中心，所以其政治影響力還有待確定。曾國的青銅器非常程式化，沒有設計創新，比如，北白鵝墓地中所出的簋是口沿竊曲紋與器腹瓦紋的組合；而曾國的簋也基本只在口沿處飾有竊曲紋、重環紋等等，就像使用了固定公式。張昌平教授認為，紋飾的排布對藝術設計水平要求很高，而曾國的器物多是“照葫蘆畫瓢”。
程式化的曾國青銅簋（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遠離政治中心的曾國在文化水平上也有一些問題。比如，出土於今隨州的曾國青銅器“起右盤”，器型與西周晚期的盤幾乎完全一致。該盤上有銘文，且字形看似規整。
收藏於隨州市博物館的安居桃花坡一號墓出土的“起右盤”（《禮樂漢東——湖北隨州出土周代青銅器精華》，文物出版社，2012年）
銘文內容隸定如下：“隹（唯）起右自作用其吉金寶盤，迺用萬年[子]=孫[=]永寶用享[永]用之”。其中“子”、“孫”、“之”字及重文符號上下顛倒，而且銘文排字順序有問題，語句不通順。這類“反書”問題常見於春秋早期的器物上，由此可見器物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文化水平都不高，甚至可能不識字。
“起右盤”銘文（《殷周金文集成》10150）
1966年在京山蘇家壟遺址中出土了一對的“曾仲斿父方壺”，現分別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湖北省博物館。“曾仲斿父方壺”高約66厘米，重約32千克，體量較大。作為 “明星文物”，該壺受譽頗高，曾入選1980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偉大的中國青銅時代”（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等展覽。藝術史家杜樸（Robert L. Thorp）在“隨縣墓——再思五世紀”（The Sui Xian Tomb: Re-Thinking the Fifth Century）一文中稱該器為“紀念碑式的壺”。蘇芳淑在《賽克勒收藏的東周青銅禮器》（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圖錄中評價這件青銅器有“較之虢國更高的品質”。而在國內的《大聖遺音——中國古代最美的藝術品》圖錄中也將其列入百件收錄文物之中，並介紹道：“新的藝術生命，就要從傳統形式的束縛中脫穎而出了。”
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京山蘇家壟遺址出土的“曾仲斿父方壺”
方壺的樣式較為程式化，早期多以“十”字形背帶紋為基礎，之後在背帶紋之間添加龍紋等紋飾，亦有在壺腹使用半浮雕龍紋的情況。與之相比，“曾仲斿父方壺”似乎極具創新性。然而該壺上多層波曲紋布局的裝飾在西周晚期的許多圓壺上已經出現，如“幾父銅壺”等。同屬曾國的“曾伯陭壺”上幾乎每層紋飾都與“曾仲斿父方壺”相同。在中國古代，方形青銅器等級往往高於圓形器。一般在高等級的墓葬中，才有方壺出土，而“曾仲斿父方壺”的紋飾卻“抄襲”了更低等級的圓形器皿。
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曾伯陭壺”
曾國文化是周文化的分支，但到春秋早期時，它失去了發展方向，因此出現了很多問題。對照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兩件“曾仲斿父方壺”銘文，可以發現前者的“曾仲斿父”漏鑄“中（仲）”字。此外，與其他同期青銅器銘文對比，還能發現其文字分布不構成長方形，最後一行只有一個字等問題。但這對壺最大的問題是工藝不佳。張昌平教授在調查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那件方壺時，發現其內部透光。經檢查發現，該壺底部腹壁由於打入銷釘而形成裂縫，這是因為其底部在澆鑄後有缺陷而進行的修補，另一件“曾仲斿父方壺”也有類似問題。此外，在X射線成像中可以看到，該方壺頸部有薄厚不均的情況。這可能是工匠制範後發現壺蓋無法放入壺口，在內芯處填補一圈泥條擴寬壺口所致。因此“曾仲斿父方壺”在銘文、設計、工藝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問題。
除此之外，張昌平教授還指出，貴族在某個階段所用的器物就有特定紋飾。因為這是“禮器”，一定要遵守公共的原則，而不能自己發明規矩。在曾國青銅器中，鼎、簋一類的常見器物尚能遵循“禮制”，但方壺的制作卻出現混亂，這是曾國遠離政治中心的體現。任何一個復雜的社會中都有一定的制度。比如，古代埃及人像的腿長都會遵循固定比例，站姿也是固定的。因此“禮制”不僅存在於中國，而且存在於古今中外。能夠“從傳統形式的束縛中脫穎而出”可能會帶來藝術創新，但並不是合乎禮制的產物。
區域交流與文化重構
春秋早期並非僅有停滯與混亂的景象。周王失去統治力後，諸侯國之間紛爭不斷，在此過程中，一部分諸侯國得到發展。經過這段貴族的艱苦時期，大的地域集團產生，新的文化中心圍繞地域霸主形成。比如，晉國和楚國都鑄造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青銅器。由於失去了政治控制，地域之間的交流變得頻繁。北白鵝墓地M1中出土了幾個爪印形狀的金器。中國古代金器並不常用，因為黃金是非常光鮮的金屬，一般用於裝飾，而中國古人多用玉器實現此功能。另外，當時也沒有對金礦進行充分的開采。因此，黃金器物常與外來文化相關聯。在地處西方的晉、虢、芮等諸侯國遺存中尚有一些金器出土，但是在中原及南方的諸侯國兩周之際的遺存中，黃金非常少見。張昌平教授認為，M1中的爪印金器可能代表了西北方向的文化交流，而M1中的虎紋罐可能也帶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元素。
收藏於山西考古博物館的北白鵝墓地M1出土的爪印形金器
由於晉國所處位置偏北，帶有北方因素並不奇怪，但同時北白鵝墓地的青銅器中也有些帶有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風格。比如，M5中出土了一件青銅甬鐘，帶有很長的枚和特殊的變形龍紋。從南北風格的器物匯集可以看出，春秋早期遠距離文化交流變得頻繁。文化交流加上諸侯國兼並形成了春秋中期的社會格局。比如，在晉商博物館藏有一件銅鼎，器身與器蓋上都有非常規整精細的蟠虺紋。西周中晚期以來粗曠的幾何形紋飾在此時已經轉變為了精致的風格，這也體現了春秋中期地域集團形成之後“新興期”文化發展質的飛躍。
精彩的講座之後，張昌平教授解答了觀眾提出的如下問題：
Q：在鼎簋制度中，鼎內呈放的物品有沒有特殊的規定，如天子、諸侯、卿大夫的鼎中都有牛的出現，這是否與等級規定有關，是不是也在不斷演化？
A：九鼎制是經書中記載的理想狀態，九鼎中的“太牢”可能會用牛、羊等。但是在考古實踐中，我也曾關註鼎中的骨頭，發現鼎中發現其與文獻中記載的有一定關聯，但沒有必然的聯系。文獻是基於當時社會的背景，但是古代的經書並非檔案性的記載。所以經學家編書時會帶有理想性的規範，但是現實生活中並不會如此嚴格地執行。比如曾侯乙墓的九鼎中就盛放有大雁等動物遺骨。
Q：曾國既然比較“土豪”，曾侯乙編鐘的形式是否也非傳統規制？
A：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曾國早在商代末年就已存在，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期它在“隨棗走廊”都有較強的實力。春秋中期以前它是處在周文化之下的諸侯國，而春秋中期之後它與楚國關系密切，甚至成為其附庸，因此又受到了楚文化的影響。如曾侯乙的九鼎是平底束腰的“楚式鼎”。“楚式”並不是指楚國的發明，而是指在楚地區域內形成的文化風格。另一方面，在編鐘上曾國又保持傳統，如銘文中對格律的記述。宏觀上說，春秋中期以後，曾國以楚國的習俗為主，但也保留了自己的傳統風格。
Q：您認為郭家廟曹門灣曾國墓地的上限是落在西周晚期還是春秋早期？曾國文化在西周中晚期似乎出現了“斷檔”的現象，郭家廟的葬俗與西周早期的葉家山不同，您認為這中間經歷了什麼？
A：這個問題比較專業，我簡要回答。從考古學的角度上說，年代非常重要。但是實際上，從物質文化的角度我們很難定位絕對年代，西周到春秋也只是“一夜之間”。墓地的形成總體來說有兩種理解：我認為很多墓地在西周晚期就已經形成了，因為當時周王室對南方重新控制；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很多墓地是在春秋早期形成的，貴族東遷後建造了很多新的墓地。在晉侯墓地發現前，包括虢國墓地M2001和蘇家壟的“曾仲斿父墓”等，有時被學者歸於春秋早期，有時又被歸於西周晚期，原因就是我們無法判定一個絕對的年代界限。物質文化的變化和朝代的變化並不完全吻合，因此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理解。葉家山墓地被定為西周早期也並非通過器物年代序列，而是根據周昭王南征失敗這一歷史事件劃分。若無文獻記載，單純依靠物質文化，連推測“武王克商”這樣的朝代更替都很難。
Q：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春秋時期在禮制文化上是滯後的，但在思想文化上是進步的”？
A：禮制、文化體現了上層建築，而我認為這方面不存在進步與滯後。在缺乏政治控制的情況下，思想變化比較活躍，傳統與新興的東西會產生很多碰撞。在碰撞中一些諸侯國迅速變得強大，另外一些則很快滅亡。有些東西快速發展，而有些東西較為落後，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中都有類似現象。
Q：您在講座中屢次講到青銅器的紋飾，請問青銅器上紋飾的排列有沒有特殊的含義？
A：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了很多裝飾，而在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就形成了紋飾的系統。我們剛剛看到的竊曲紋中有一只眼睛，這是抽象動物的形象，此類還有獸面紋、蟠虺紋等。用一個詞總結，這些都是“虛幻的動物裝飾”。這也體現了中國古代藝術發展中抽象的特點，與西方的寫實風格不同。這些抽象動物紋飾到底有什麼意義，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國內外學者們也眾說紛紜。我認為獸面紋應該是有某種含義的，但是具體是什麼還有待研究。
Q：請問東周的紋飾相較於西周是傳承更多還是創新更多？
A： 我認為，可以把從二裏頭遺址到戰國中期的青銅器發展分為兩大階段，以西周中期偏晚為分界線。在此之前，青銅器紋飾強調左右對稱。形成鼎簋制度之後，青銅器的工藝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如晚商青銅時代“高峰”的婦好墓中幾乎每件青銅器的紋飾細節都不一樣。這時的青銅器多為觚、爵、斝等酒器，可供關系親近的貴族近距離觀看。而西周中晚期形成了列鼎，需要遠觀，所以一組鼎的紋飾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後，這一發展方向延續，模印紋飾大量使用。例如在侯馬晉國遺址中發現了許多陶模，用於在泥範上印出紋飾以鑄造青銅器。使用模印技術的青銅器就存在許多相同之處，符合青銅時代晚期器物紋飾的發展方向。除此之外，模印技術的應用使青銅器得以實現大規模生產，常有春秋中期之後的墓葬中出土大量青銅器。春秋中期之前，北白鵝墓地級別較高的墓葬中青銅器都較少，而在之後的趙卿墓中有上百件青銅禮器，曾侯乙墓中甚至出土了十余噸重的青銅器。這是生產、裝飾、社會需求互動的結果。
Q：進入春秋時代之後，從禮制上講，青銅器是為了追憶往昔。那麼從生活器皿的角度上講，是否又是一種思想文化的發展？
A：春秋早期之後，禮制的束縛減弱，產生了一些“激進”的思想，貴族對自身更加關註。比如西周晚期的“奪簋”用於紀念王對臣子任命的重要事件，上升到了很高的政治高度；而“匽姬甗”上的銘文則記錄了虢季為燕姬制作器物的家庭場景。春秋之後的貴族更強調自我，因此常見到某人“自作”某物的青銅器銘文，這是社會變化之下必然出現的格局。北白鵝墓地中出土的奩等各類化妝用的小型器物也是關註自我的體現。而且在不同區域裏理解可能也不一樣，比如在今山西至山東這一片當時經濟文化都發達的地區，貴族就更關註自身生活情趣。因此東周時期也是一個多彩的社會，而非一片黑暗。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多維的，我們應該從多個視角去看待。
Q：北白鵝墓地一共出土了七件精致的盒，在女性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其他精美的器物，您也提到過M2夫人墓規格比M3更大，是否可以認為，春秋時期女性的地位發生了一些變化呢？
A：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地位很高的婦女，比如在商代的婦好墓中有大量隨葬器物；中國青銅時代最大的鼎也有“後母戊”的自銘，可以理解為該鼎是為紀念母親而制作的。在商代除了紀念男性先祖外，還有許多紀念女性的青銅器。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兩周時期，所以才會有北白鵝墓地中更小的男性墓葬。此外，最近隨州棗樹林墓地M169中出土了曾侯夫人隨仲羋加的器物，楚王之女羋加在曾國風雨飄搖之際執掌政權，維系曾國王權統治。在一些特定階段，女性曾居於較高的社會地位，所以在夫婦合葬墓中有時 也可以看到女性地位高於男性的現象。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