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原創稿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情講述長征故事，強調“今天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從長征中走出來的”“我們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偉大長征精神、學習偉大長征精神、弘揚偉大長征精神”。值此紅軍長征勝利85周年之際，讓我們重溫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一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中的故事，感悟長征精神，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長征路上，抱定必勝信念，戰勝重大風險挑戰，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圖片來源：《百年歷程中的偉大精神：長征精神》)
方誌敏：“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
方誌敏、劉疇西率領部隊一路北上，在到達黃山北麓太平縣譚家橋時與敵軍遭遇。年輕驍勇的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身負重傷，不久壯烈犧牲，年僅22歲。軍團政治委員樂少華、政治部主任劉英等8名師以上幹部都相繼負傷，從而影響了紅十軍團廣大指戰員的戰鬥情緒。
敵軍分三路圍追堵截，紅十軍團艱苦轉戰，部隊減員達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不回師閩浙贛根據地。這時已經是1935年1月，正值寒冬，紅軍官兵仍穿著夾衣。蔣介石集中近20萬兵力，在贛東北設下層層埋伏，對紅軍形成包圍之勢。
敵軍組成多路“搜剿”隊，縱橫穿插，把紅十軍團主力分割成數段。紅軍經過長途行軍作戰，十分疲勞，陷入敵重圍之後，彈盡糧絕，傷亡不斷增加，又遇到天氣驟變，雨雪交加，許多指戰員幾天粒米未進，僅以草根樹皮充饑。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們仍頑強戰鬥，同敵人血戰到底。敵人野蠻殘忍，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把能搜出來的糧食全部徹底燒掉。由於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敵人就放火燒山，有些走不動的紅軍傷病員被活活燒死。最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只有一小部分同誌突出重圍，至1月下旬大部分壯烈犧牲。軍團主要領導人劉疇西、方誌敏先後不幸被捕。
面對敵人的嚴刑和各種誘降，方誌敏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他在獄中寫下《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不朽名篇，滿懷激情地謳歌祖國的偉大和美麗，痛切地訴說人民所受的蹂躪和屈辱，表達以鮮血和生命拯救祖國的決心。
“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
“不錯，目前的中國，固然是江山破碎，國弊民窮，但誰能斷言，中國沒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呢？不，決不會的，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淒涼的荒地!這時，我們民族就可以無愧色的立在人類的面前，而生育我們的母親，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的攜手了。”
方誌敏說：“我是一個黑暗的憎惡者，我是一個光明的渴求者。”“我真誠的愛我階級兄弟，愛我們的黨，愛我中華民族。”面對敵人的屠刀，他在英勇就義前大義凜然地宣誓：“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
方誌敏、劉疇西等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敵人黔驢技窮，無計可施，蔣介石只好下令“秘密處死”。1935年8月6日淩晨，方誌敏和劉疇西在南昌城北下沙窩的秘密刑場英勇就義，方誌敏年僅36歲，劉疇西年僅38歲。
從血戰湘江到翻越老山界，34師師長陳樹湘受傷被俘後絞腸壯烈犧牲
從11月28日到30日，紅軍以慘重代價，終於保住了向湘江前進的通道，使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直屬機關得以通過湘江。
紅五軍團擔任總後衛，該軍團第三十四師轉戰於灌陽、道縣一帶，最後彈盡糧絕，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身負重任，不幸被俘。敵人聽說抓到紅軍師長，高興得發了狂，擡著他去向上級邀功領賞。陳樹湘乘敵不備，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了腸子，壯烈犧牲，年僅29歲。
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是長征以來最緊張最激烈的一次戰鬥。廣大紅軍指戰員雖英勇奮戰，但由於“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指揮，使紅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湘江一仗，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指導的破產。血的事實使大家認識到，只有結束“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紅軍才能取得主動，長征才能取得勝利。
紅軍渡過湘江以後，部隊疲勞，序列不整，軍委決定在西延休整一兩天，然後再按照原定計劃前進。此時的蔣介石計劃將紅軍殲滅於湘江以西，防止紅軍進入貴州與紅四方面軍及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為此，蔣介石劃分了湘、桂、黔三省的守備區域。
在上述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仍然決定繼續西進，北出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於是，紅軍進入桂北越城嶺(土名老山界)山區。
陸定一撰寫的《老山界》一文描述了紅軍長征中翻越第一座高山的情景，通篇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滿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來了。從山腳向上望，只見火把排成許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與星光連接起來，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還是星光。這真是我平生未見的奇觀!
大家都知道這座山是怎樣的陡了，不由得渾身緊張，前後發起喊來，助一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
“上去啊!”
“不要掉隊啊!”
“不要落後做烏龜啊!”
一個人的喊聲：“我們上天了!”
大家聽了笑得哈哈的。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頭頂上一點點排到天空，向下看，簡直是絕壁，火把照著人的臉，就在腳底下。
……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們這樣笨重的隊伍所戰勝了。
正如陸定一所說，以後“當我們走過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後，老山界的困難，比起這些地方來，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確實，老山界與後來長征中的萬水千山相比，翻越過程中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可為什麼那麼多老紅軍在回憶錄中都談到了老山界，都對翻越老山界刻骨銘心？
事實上，紅軍翻越老山界時遇到的困難是雙重的，有自然險境的阻擋，還有當時低落的心情。當時正值紅軍遭遇湘江失利，人員損失過半，許多人對革命的前途感到困惑與迷茫。下一步紅軍向何處去？成為紅軍指戰員最關心和最擔憂的問題。
當時毛澤東的詞中“驚回首，離天三尺三”一句，一謂山之高，二謂危機之嚴重。但紅軍畢竟從這個“離天三尺三”的縫隙中闖了過來，這預示著中國革命將迎來光明的坦途。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理解了，為什麼老紅軍對翻越老山界刻骨銘心。翻越老山界這座高山，紅軍將士不僅振奮了士氣，而且對革命的前途問題，也開始有了一個逐步清晰和正確的思路。
遵義會議的召開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位於遵義城中軍閥柏輝章的公館裏舉行。這是當時遵義城內最好的建築，北面主樓上有一小客廳，可容納20余人。會場就設在這間客廳裏。當天，天花板上吊著一盞煤油燈，中間放著長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擺成了一個半圓形，客廳裏燒著一盆驅寒的炭火。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會議由黨中央負責人博古主持。
會議一共開了3天，氣氛緊張激烈，發言的聲音很高，每天總是開到半夜才休會。最後，會議作出了下列重要決定：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去討論；政治局常委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此後，在紅軍轉戰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軍委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其後，鑒於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舉行的遵義會議，沒有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對多年來黨的工作中所有重大問題取得一致的正確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因此，會議決議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並沒有探討造成軍事指揮錯誤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義會議明確回答了紅軍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指出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同時改變中央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而這些成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
鄧小平曾說：“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誌。”
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是我們黨和革命事業轉危為安、不斷打開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證。
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
會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
為了配合中央紅軍作戰，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3月下旬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實際開始了長征(也有認為紅四方面軍長征從5月開始)。
5月下旬，中央紅軍向川西北挺進。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但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方針，堅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勸說無果。9月9日，張國燾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中共中央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肅省疊部縣俄界(今高吉)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央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並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撤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從河南羅山縣出發開始長征。1935年9月15日，紅二十五軍到達陜西延川永平鎮(今永坪)。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紅軍陜甘支隊(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西吳起鎮。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轉戰於川康地區。1936年7月上旬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在此期間，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率領下不畏艱險，英勇奮戰，並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鬥爭；任弼時、賀龍等率領的紅二、紅六軍團的到來進一步加強了紅軍團結北上的力量。10月上旬，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紅二、紅六軍團在完成策應中央紅軍的任務後，又面臨國民黨軍130個團的重兵“圍剿”。1935年11月19日，紅二、紅六軍團主動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開始長征。
1936年7月2日，紅二、紅六軍團到達川西北的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紅二、紅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編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7月上旬，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下旬，紅二方面軍到達甘肅隆德西北的將臺堡(今屬寧夏西吉)地區，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以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在會寧和將臺堡地區會師為標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文章節選自《文獻中的百年黨史》第14、15章，李穎著，學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