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恒禮
中國的傳統節日，五十六個民族加在一起，足有一千四百個之多。漢族人口比重最大，所以漢族節日傳承者眾，顯示度最高。倘算上那些如今大多數人已不過的節日，如中和、上祀、寒食等，漢族地區節日數量大致在二十四五個（僅指全民性節日，不包括地域性節日）。其中影響最大者，自然是春節。
節之大者
之所以如此說，理由有四。第一，節日時間最長。從法定節日角度看，大年三十放假，正月初七（初八）上班，時間長度在一周左右。但法定節日概念出現得較晚，春節的歷史要比法定節假日的出現早得多。春節在國人心目中屬民俗節日範疇，倘以民俗節日論，春節開啟的時間較早。民諺雲“臘八祭竈，年下來到”，這裏的“年下”指的就是春節，俗稱“過年”。臘八（農歷十二月初八）、祭竈（農歷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是春節開啟的兩個重要節點。若以臘八為起點，則春節在農歷臘月初就已到來；若以祭竈為起點，則新年來到前，春節已運行一周有余。一般認為，元宵節（正月十五或正月十六）標誌著春節的結束，但在黃河中下遊地區，過去還有一個“填倉節”，又名“添倉節”“天倉節”，時間在正月十九或正月二十五（不同地方填倉日期不同，一般黃河中遊地區以正月十九為填倉日，下遊以正月二十五為填倉日），主要祭祀火神或農神，祈求農業豐收。按舊例，“填倉節”過罷，春節慶祝活動才告結束。由是觀之，春節時間當在32天至47天之間。一個半月，時間之長，不僅國內絕無僅有，放眼全球恐怕也無出其右。
第二，分布範圍最廣。春節分布範圍絕不局限於中國版圖以內，早在隋唐之前就已溢出國門，實現國際化了。
第三，節日歷史悠久。春節的名稱出現較晚，在1913年才有這個說法。但春節作為農歷新年之實，在漢代就已確立。漢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當時人們過春節的情景：
正月之朔，是謂正旦，躬率妻孥，潔祀祖邇。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無大無小，以次列於先祖之前。子婦曾孫，各上椒柏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
大年初一，家人團圓圍坐在一起，其樂融融，欣欣如也的場景，是兩千年前中國人過春節的景象。這番景象放在今天，也毫無違和感。從漢朝算起，春節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第四，春節是中國節日海外影響最大者。至遲在隋唐，春節就已走出國門，成為鄰國的節日。最早接受春節的是與我國接壤的朝鮮、越南等國，載體是中國歷法和典章制度（其實歷法也屬於典章制度）。據《隋書》載，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首”。《元嘉歷》是南北朝時南朝宋通行的歷法，後傳入百濟，成為朝鮮半島的歷法。朝鮮官修史書《高麗史·歷誌》也說：“夫治歷明時，歷代帝王莫不重之。周衰，歷官失紀，散在諸國，於是我國自有歷。”由此可知朝鮮半島在周代以後就有歷法，繼承的是周代的歷法。唐時朝鮮曾多次派人到中國求取歷書。朝鮮史學家金富軾所著《三國史記》載，公元624年，高句麗“遣使如唐，請頒歷”。公元674年，新羅“入唐宿衛大奈麻德福傳學歷術還，用新歷法”。用中國歷法，必然接受中國人的時間概念和時間方案，於是春節、中秋節至今仍是朝鮮半島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日本大約是在欽明天皇十四年（553年）獲得了中國歷書，先後使用過中國的《元嘉歷》、《麟德歷》（在日本叫作《儀鳳歷》）、《大衍歷》、《五紀歷》、《宣明歷》，直到1873年由於“明治維新”才改用西歷，但春節習俗一直保留至今。其他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春節文化影響至今仍發揮著效力。
家國慶典
人們通常認為，春節是與家和團圓有關的節日。但其本質是迎春。迎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農歷是按黃河流域的氣候特征編訂的。《尚書·堯典》記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這是關於我國古代制定歷法的最早記載。堯統治的區域位於黃河中遊，2005年列為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首的陶寺遺址，出土了最早的觀象臺，有人據此猜測陶寺可能是堯的都城。黃河流域冬季氣溫低，不適合農耕，整個冬季，人們靠儲備的存糧生存。存糧有定數，如果冬季過於漫長，就會發生糧荒。歷史上常有黃河流域發生春荒的記載，原因就在於此。立春節氣溫度回升，糧食生產得以恢復，這就是立春重要的原因。
從歷史上看，古代歲首不一定都放在立春前後。殷商的歲首定在十二月寒冬，周朝定在十一月冬至前後，秦時以十月初冬為歲首。可見確定歲首帶有很強的主觀性。漢朝建立以後仍沿用秦朝的歷法，直到漢武帝時期，進行歷法改革，頒布《太初歷》，新年才確定在立春前後。這一制度安排從本質上看是由農耕文明的生產周期所決定。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農耕都不是一家一戶之事，是關乎國家運命的大事。定立春為歲首帶有強烈的禮制色彩，春節的制特點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迎春禮。迎春禮至遲在東漢已出現，《後漢書·祭祀誌》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騎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由此可知，迎春禮在漢代已形成。《後漢書·祭祀誌》中記載的迎春禮乃天子之禮，即由天子或天子委派的大臣主持的國家祀典，其地點在都城洛陽的東郊，去城八裏，築壇三尺為之。《月令章句》解釋，“東郊去邑八裏，因木數也。”也就是說，之所以選擇東郊去邑八裏築壇，是因為古人的五行觀念。五行中的“木”，對應數字為八；選擇東郊，是因為“木”屬東方；車騎和服飾均為青色，是因為青色是植物（木）的顏色。立春之日首都以外的地方也要舉行迎春禮，《後漢書·祭祀誌》載：“縣邑……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郭外。”可見迎春禮在漢代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舉行的祀典，是春節期間的國之大事。
祈福禮。新年伊始，萬象更新，人人都希望新年交好運，弭災，增壽，添子添福。祈福的對象依然是天——抽象化或具象化的天。祈福儀式自“祭竈”始。祭竈表面祭祀竈君，實則向天（玉皇）祈福，竈君不過是老天爺安插在人間的攝像頭，它記錄人間善惡，集中向天匯報。第二次祈福是在大年初一淩晨，過去許多人家設“天地棚”，供天地全神，晨起第一要務就是祭拜天地以求福報。第三次是在大年初五或初六，俗稱“破五”“送窮”，祭祀對象為財神，財運即福。第四次是在正月十五，俗傳這天是“天官下降”的日子，古人認為“天官賜福”，既然送福氣的人都到家門口來了，焉有不接之理？人們去三官廟燒香或去燈場接福。最後一次是在正月十九（有的地方是正月二十五），俗稱“天倉”，向天祈谷，求豐收。
祭祖禮。祭祖是春節期間宗族內部的一項重大典禮。大家族的祭祖儀式極其隆重，《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對此有詳盡描述。宗祠祭祖常於除夕舉行，籌備工作從進入臘月開始，魯迅小說《祝福》描寫了民國時期江南地區的春節祭祖禮。祥林嫂之所以精神崩潰，就是因為族人拒絕她參與祭祖禮。宗法社會，個體存在只有依附宗族才有意義，人生最高目標不過就是“光宗耀祖”，位列宗祠。祭祖禮一年只有一次，意義重大，因此中國人無論離家多遠，都要在除夕之前趕回家過年。
春節家國化與古代社會家國一體化的結構特點有關。古代，國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既是政治領袖又是家長。春節期間的節慶活動，始於小家，隨著節日活動的逐次展開延伸至大家（家族），最後擴展到整個社會（國家）。家國化和儀式感才是春節文化的核心。
神聖與挑戰
一系列莊嚴而神聖的儀式，讓人們對春節高度關註，充滿虔敬。當下不少人認為“年味兒變淡了”，表面看是虔敬之心的弱化，實質是與春節的儀式感、神聖性消退有關。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不斷加深的現代化進程。這種進程，顛覆和重塑了原有的知識結構、風俗習慣、生產和生活方式。現代性帶來的衝擊讓春節神聖性遭遇挑戰。
知識體系的重構。農業時代的知識體系被工業化時代的知識體系取代，天從神秘莫測的權威演化為領空和大氣層，春節從儀禮時間變成“黃金周”；陰陽五行的知識體系從大眾變得小眾；“迎春禮”在消失多年後以文創產品的方式向遊客表演。
鄉村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廣大農村正經歷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鄉民變市民，鄉村變社區，身份改變的同時，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面臨解體。許多村民（重要是中青年人和低齡兒童）長期生活在外域，只在春節等少數時段返鄉，成為住在本地的“外來者”，傳統社會的親緣與地緣關系發生動搖。
生活的商品化。計劃經濟時代，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界限清晰而明確，但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年代，生產與消費的界限變得模糊。我們管陌生的顧客叫“親”，春節最熱鬧的地方不是家庭和社區，而是商品消費場所；最頻繁的應酬不是發生在血緣和親緣之間，而是發生在商業夥伴之間，基於商品交換基礎上的社會交往擠占了原本屬於血緣和親情的節日時空。
社交便利化。春節是社交的重要場域，隨著互聯網發展和移動終端普及，社會溝通成本大幅降低。以前，社交要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和體力，據《東京夢華錄》載，宋代春節，“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城內熙熙攘攘，街上往來盡是拜年的人群。這樣的場景如今不復存在，現代社會人們通常采用微信拜年，社交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人情的廉價和儀式感的減弱。
重塑與回歸
春節，作為千百年來國人心中最為隆重的節俗，在新的時代場景下，依然有必要延續心中的神聖。
在傳統儀禮的基礎上擴大春節的核心內涵。春節習俗的兩大核心，一是祈福，二是敬祖。這兩大核心均可與新時代的社會文化訴求對接。傳統的春節祈福和敬祖主要以家庭或宗族為單位，祈“己”之福，敬“己”之祖。我們可以嘗試把“祈福”和“敬祖”由“家”擴展為“國”，由“宗族”擴展為“民族”，在傳統祭祀的基礎上增加國家祈福儀典和祭祀人文始祖的內容。
春節作為全體中國人的神聖時間，全民性是其重要表征。鄉土社會的春節主要由會社和宗族承擔組織民眾的職能。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有效地動員和組織民眾確實是面臨的新問題。思路有兩個：一個是利用現有的群眾性社團組織。如文聯，有各級各類文藝家協會等，政府需要對其加大支持力度，幫助其具備動員能力，擔負起組織民眾的職責。另一思路是利用現代教育體系，在中小學廣泛開展鄉土文化活動，一方面可以培養少年兒童才藝，另一方面，增進下一代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培養對傳統節日的感情和興趣。
（作者系河南大學教授，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