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東不西”到“承東啟西”：中部之變與中部之問
半月談記者 徐海波
在我國版圖上,中部六省勾勒出一條南北貫通的大國“脊梁”,匯聚著全國1/10的土地和近1/3的人口。本世紀之初,在東南沿海大發展、西部地區大開發的對比下,中部開始有些黯然失色,“中部塌陷”之言不脛而走。
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形成東中西互動,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政策為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謀篇布局。近期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更是中央統籌兩個大局、順應新時代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
近些年來,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就,挺起了發展的“脊梁”，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崛起勢頭正勁。同時，仍有一些難題亟待中部六省解答。
進行裝載作業的武漢新港陽邏港集裝箱碼頭 肖藝九/ 攝
政策密集地，磨劍試鋒利
在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同時,國家相繼推出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區域發展戰略。而中部在哪裏?不少中部幹部群眾擔心被遺忘、受冷落。
黨中央高度重視中部地區發展。2006年、2012年和2016年,出臺了《關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幹意見》《關於大力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若幹意見》《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6—2025年)》等文件。
中部地區已成為政策密集地。特別是近期發布的《意見》,明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重點發展任務,專門要求“完善促進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政策措施”,從建立健全支持政策體系、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體政策。
“不東不西,不是東西。”曾經,這句調侃的話時常掛在中部幹部嘴邊,顯得有些苦澀。不臨邊不靠海的中部,內需乏力,出口不足,經濟劣勢明顯。
如今,這句話換了一個新說辭——“不東不西,承東啟西”。在我國東中西協同發展的新格局下,面對經濟由東向西梯度推進的重要機遇,中部地區展露出“承東啟西”的獨有優勢,成為東部地區謀求發展的腹地,也是西部地區開放的靠山,占據天時地利。
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高鐵時代的來臨,中部地區的內陸中心地位日益突出。武漢、鄭州等地發達的高鐵網成為其獨有的競爭力,九州通衢,通達全球。在“一帶一路”倡議、“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帶動下,中部地區在對外貿易和拉動內需中充當著急先鋒。
資源富礦“挖出”創新能量
湖北是科教大省,科教優勢是湖北最大的“富礦”。近年來,湖北致力將科教優勢轉化為創新資源,釋放出巨大的創新能量。中國光谷,這片曾被武漢地圖遺忘的“兩厘米”,聚集了80萬高科技產業大軍。
合肥當屬中部地區耀眼的“新星”。被網友稱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城市,合肥年均增速長期在15%左右,遠超全國平均水平。這背後除了行政區劃調整等原因外,少不了合肥近些年高舉創新大旗而結下的創新碩果。
與武漢、合肥相比,鄭州底子比較薄弱,尤其是科教短板突出。但河南牢牢抓住其最大的優勢——人多,發展勞動密集型高新技術產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富士康落地鄭州,直接帶動了鄭州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
孔雀不再東南飛
人口眾多是中部省份的顯著標簽。中部地區長期扮演著“勞務輸出地”的角色,“到南方去”成為許多年輕人的時尚。“不僅孔雀東南飛,麻雀都東南飛”。
如今,“返鄉創業就業”成為中部鄉村新的口號。最近發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數據顯示,鄭州以1260萬的常住人口力壓武漢,首次問鼎“中部人口第一城”。長沙這座被稱為“反炒房第一城”的城市,以人口增量數據證明了低房價帶來的優勢,成功晉級“萬億GDP、千萬人口大城”俱樂部。此外,合肥人口增長也取得歷史性突破。
當前,中部地區搶抓難得機遇,發揮特殊優勢,挖掘巨大潛力,發展和崛起勢頭良好。但不可否認,仍有以下四大問題困擾著中部,制約著中部高質量發展。
能不能攜手共進?
中部地區以黃河和長江兩條橫向軸線連接各路“諸侯”。如何讓毗鄰區域形成攜手共進的“朋友圈”,形成上下傳導、多層聯動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中部地區一體化程度總體不高,區域發展一體化面臨不少障礙。空間居中的中部省份,難免與周邊地區“東張西望”“左右逢源”。
長期以來,中部省份之間,經濟黏合度不強,相互合作不深,各地發展方向不一,比如安徽主要考慮融入長三角發展,湖南等考慮融入珠三角發展,山西則考慮融入京津冀發展。
只有攜手合作、優勢互補,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才可“後發制人”。不少專家學者建議,中部地區需加強合作,互補優勢,聯手發展,共謀大業。同時，提倡理性競爭,避免同質競爭,反對以鄰為壑,推進資源共享。
誰是中心?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中部地區實現高質量發展,同樣需要一個“龍頭”。中部六省的城市雖在地理上同屬中部,在區位上卻分屬不同的城市群。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倡導的長江中遊城市群到底應該納入哪些城市的問題,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反復過程，從“中三角”到“中四角”再回到“中三角”。
不僅如此,河南、山西更傾向於與北京、渤海灣經濟圈合作,鄭州領銜的中原城市群則涉及山東、河北等5省。而合肥已被正式納入長三角城市群,湖南一直對“泛珠三角”比較感興趣,太原則心儀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概念。
長期以來,以哪座城市為中心來引領中部崛起的問題,一直爭論不休。相當長時間內,武漢、鄭州之爭不相上下,直到2016年,武漢、鄭州同時入圍“國家中心城市”,爭執聲才漸漸遠去,中部地區也邁進“武漢鄭州”雙龍頭的時代。然而,近些年隨著長沙邁入“萬億俱樂部”和合肥的“異軍突起”,爭相執中部牛耳的“硝煙再起”。
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CBD 馮大鵬/ 攝
大城市如何帶動大農村?
中部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大城市周邊都環繞著大農村。這是中部人的自豪,也是他們的煩惱。
在中部六大省會中,武漢是副省級城市,資源豐富。幾乎與中部崛起戰略同時提出的“武漢城市圈”發展規劃,以武漢為龍頭帶動周邊8個城市協同發展。同樣,鄭州、合肥等城市周邊也夾雜著不少農村地帶。
能不能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拉一把周邊的“窮兄弟”?中部幾個主要城市都被寄予厚望,它們雖在省內“一城獨大”,但產業梯度不明顯,產業鏈條不相連,想要形成輻射效應,帶動“大農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何擺脫資源詛咒?
資源詛咒是經濟學上的一個現象，指的是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地區,發展反倒不如其他地區。中部資源豐富,歷史厚重,然而,一些地區沒有擺脫資源依賴癥,曾一度陷入資源詛咒的怪圈。
針對此,中部地區要著力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做大做強先進制造業,積極承接制造業轉移。尤其應促進河南食品輕紡、山西煤炭、江西有色金屬、湖南冶金、湖北化工建材、安徽鋼鐵有色等傳統產業向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發展轉型。
《意見》中除支持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外,還在積極承接制造業轉移,推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提高關鍵領域自主創新能力等方面點明了“重大機遇”。從崛起到高質量發展,無疑牽住了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
（刊於《半月談內部版》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