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需要仰仗善意和運氣的手術。2枚肝臟、4枚腎臟、2對眼角膜從一對夫婦的遺體中取出，運到了250公裏外。特殊的告別後，原本屬於兩個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體中，有了重新運轉的機會。
這是一對礦工夫妻，因車禍搶救無效離世後，女兒為他們做了這個並不容易的決定。“希望父母來不及做的事情，會有別人替他們完成。至少那兩對眼角膜，能帶他們看到更多風景。”
在我國，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據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2019），每一百萬人中約有4人會捐獻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這對勤勞、熱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為國內夫妻同時捐獻器官的首例。年輕的外賣員和建築師得到了他們的眼角膜，45歲的貨車司機與病魔抗爭了兩年後，等來了一顆健康的腎臟。
根據捐獻的“雙盲原則”，他們不會知道夫妻倆的名字，感謝也無從說起。
冬天來的時候，和安徽省1200多名遺體捐獻者一樣，這對夫妻的名字會被刻進一片紀念碑林。按照慣例，明年春分，逝者家屬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們都會相聚在此。
他們在這裏默哀、送花、朗誦詩歌，但或許依然互不相識。
安徽省紅十字會在大蜀山文化陵園設立的遺體捐獻者紀念碑。 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那對熱心的夫婦
那是一個平靜的上午。
劉誌強到樓下跑步，人到中年，體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樓跑兩圈。早晨微風清涼，路邊的月季開得正艷，他停下來，拍了張照發給女兒們。
妻子盧麗還在廚房裏忙活。烙餅、煮粥、榨豆漿，她要在女兒們醒來前準備好一切。女兒們去上班後，劉誌強也準備去礦上工作，盧麗想去買點東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門。
電動車從熟悉的綠道穿過。十幾分鐘後，在一個十字路口，一輛貨車突然闖了出來。
發生意外的時候，二女兒劉夢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點左右，“媽媽”來電，她以為又要念叨讓她好好吃飯。一個多小時前，盧麗剛把飯送到女兒公司，還發了條微信語音，“菜如果涼了，你再加熱一下。”
但電話那頭傳來的是陌生聲音。“你爸媽出車禍了，快來！”劉夢佳仿佛被一道閃電擊中，渾身打顫，立馬趕去宿州的中煤礦建總醫院。醫生讓她把家長叫來，劉夢佳帶著哭腔說：“這就是我的家長。”
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劉誌強和盧麗躺在相鄰的病床上，靠呼吸機維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鐘探視時間。在那10分鐘裏，劉夢佳會幫父母捏捏腿，擦擦臉，握握手，說說話。
父母昏迷的十幾天裏，她每天都跑去問醫生救治情況，又一次次失望而歸。醫生有時候被問煩了，“還是昨天那樣。”家人不肯放棄，聯系外地的醫生會診，結論是相同的：腦部嚴重損傷，無法自主呼吸，沒有繼續治療的意義。
又過了一周，情況沒有絲毫好轉，甚至變得更糟。劉誌強夫婦處於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狀態，醫生希望家屬可以接受病人無法再醒來的事實，同時提出了另一種“活著”的可能——器官捐獻。
劉夢佳猶豫了很久，她試想，“如果他們知道，或許也會支持這個決定。”
父母有副好心腸。路上遇到騎三輪車上坡的老人，總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礦上處了幾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會來找劉誌強搭把手；鄰居們會和盧麗笑著打招呼，她們喜歡約在一起跳廣場舞，盧麗身材高挑，留著長卷發，跳起舞來仿佛會發光。
這不是個容易的決定。醫院的器官協調員李春偉很理解這種感受，器官捐獻要征求直系親屬的同意，哪怕有一個人不同意，也會終止捐獻。過往的經驗告訴他，這難免會和某些傳統的觀念相悖，比如“死者為大”，比如“完整地離開”。
平日裏劉誌強經常會下樓跑步，從小區外的綠道經過。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攝
兩個和十個
父母寵愛的小女兒首先反對。車禍發生前兩天，父母剛給她過了生日。盧麗舉著手機，記錄下女兒吹蠟燭的瞬間。那天買的荔枝還沒吃完，凍在冰箱裏。
劉夢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來得太快，留下的遺憾太多。
幹了幾十年礦工的劉誌強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計劃的“家庭旅遊”還沒能成行；父親節快到了，姐妹三人還在商量給爸爸買哪個款式的衣服；劉夢佳期待著，不遠的未來，父親會牽著她的手走進婚禮的教堂……
“之前沒有做的事情，讓別人來替他們完成吧。”劉夢佳終究還是說服了家人，“至少那兩對眼角膜，能帶他們看到更多的風景。”
6月15日上午，劉夢佳和家人一起簽下器官捐獻確認書。
在宿州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見證下，劉誌強和盧麗的呼吸機被撤下，被宣告腦死亡。他們的身體被藍色的布蓋住，醫生、護士和器官協調員圍在四周，低著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偉大的器官捐獻者默哀。”
窗外下著大雨，家人們第一次有了一起走進病房的機會，和劉誌強夫婦做最後的告別。
夫妻倆攜手走過了30多年，一直和和氣氣。今年5月20日，劉誌強給盧麗發了“520紅包”，告訴她“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盧麗開心了一整天，晚上拉著女兒“炫耀”。即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也是一起離開的。
父母走後，姐妹仨把微信頭像都換了。一張全黑的照片，點進去細看，會看到星星。她們相信“人死後會變成星星”，想念的時候，擡頭就能看見。
因為車禍去世的捐獻者，李春偉見過很多，“但夫妻倆同時捐獻器官的，這是國內首例。”
兩個小時後，器官獲取手術完成。2枚肝臟、4枚腎臟、2對眼角膜相繼被取出，裝入特定的儲存儀器，從宿州緊急送往合肥市。在那裏，器官移植團隊、手術室、麻醉科、輸血科的專家緊鑼密鼓地準備著。
不出意外的話，這些器官將很快會進入10位患者溫熱的體內，重新運轉。6位肝、腎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4位眼疾患者能重見光明。
6月15日，醫護人員在手術室向器官捐獻者劉誌強夫婦鞠躬致敬。 受訪者供圖
失而復得的眼睛
在劉誌強夫婦逝世的那個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醫院裏，她等待的眼角膜正從250公裏外趕來。
一周前，這位35歲的公務員因為細菌感染導致眼角膜穿孔，可能會永久失明，甚至傷及大腦神經。她還沒習慣這種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從眼眶蔓延到臉部和頭部，左眼的世界從“一層霧”慢慢變成“一張紙”，眼睛會不自覺地淌淚，走路時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醫生屈誌國提議她更換眼角膜，但得到這個器官需要難得的運氣。沒有合適的眼角膜，醫生也束手無策。
屈誌國從2008年開始負責醫院的眼角膜捐獻工作，他辦公室的櫃子裏裝滿了誌願捐獻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獻數據已經從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現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遠超於此。
梁嘉欣是幸運的，畢竟另一個接受眼角膜捐獻的患者已經等了5年。
這是個將近一米八的小夥子，皮膚黝黑，在建築行業工作，他需要把眼睛湊到儀器前，測出建築的精確方位。5年前，孫思城的眼角膜出了問題，醫生建議做移植手術，先登記信息然後等待。到今年6月，他連5米外的東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術床上時，孫思城一陣陣冒汗，手也緊張到發麻，盯著頭上的無影燈一動不動。他講述這段經歷時有些不好意思，這是他第一次做手術，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這麼個大小夥子，怕啥呢？”
手術很成功，康復後的孫思城有時會想，給自己捐獻眼角膜的人是誰，是男是女，多大年紀。一天，他看到一對去世夫婦捐獻器官的新聞，那個時間和自己的手術時間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許就是他們。
根據器官捐獻的“雙盲原則”，捐獻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曉對方信息。但孫思城的父親還是想跟醫生打聽一下，得知劉誌強年紀與自己相仿，還有三個女兒。他擔心孩子們會吃苦，“如果他們家有困難，可以隨時給我打電話，我們可以捐些錢。”
醫生搖了搖頭。父子倆又補了一句：“那祝她們健康，平安。”
梁嘉欣摘下紗布後，眼睛裏的霧氣散去。兒子好奇地盯著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媽媽，人家為什麼要把眼睛給你啊？”
該怎麼向一個6歲的孩子解釋捐獻的含義呢？“他們去世了，但想幫助更多的人。”兒子又問：“那就是死了嗎？”“對，他們的眼睛在媽媽身上活著。”
劉誌強夫婦的器官被送到安醫大一附院後，醫生為患者做移植手術。 來源: 醫院官網
“萬分之一”
腎臟移植的過程遠比眼角膜要艱難。
劉大勇和他的腎臟已經艱難支撐了兩年時間。劉誌強夫妻捐獻的腎臟送到了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簡稱“安醫大一附院”），在此就醫的劉大勇成為被選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開了十幾年貨車，跑遍全國各地，一天24小時基本都在車上，餓了就去服務區吃泡面。他說新疆和東北的風景很美，但開車太累。
兩年前，劉大勇被診斷為尿毒癥晚期。起初的幾次頭痛，他以為是累了，沒在意。一個月後，他突然發現眼睛充血，看東西有點模糊。劉大勇嚇蒙了，眼睛可是司機的命，他擔心工作不保，丟掉養活一家老小的手藝。
確診後，劉大勇常常感到呼吸困難，晚上睡覺起碼要墊兩個枕頭。食欲很差，身高一米七的他從138斤瘦到104斤，臉色蠟黃，黑斑爬滿身體。
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兒。多喝幾口就會感到心衰，無力。
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飯。從大腿上插一根管子，體內的血液被引到機器上，過濾排毒後，再送回體內。隨著病情加重，透析從每周一次，變成每周兩次、三次。這是常人難以承受的，每次透析完，劉大勇動也不想動，“整個人特別軟。”
車是徹底開不了了。劉大勇托人賣了那輛貨車，家裏女兒在上大學，兒子正讀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錢。妻子在老家壽縣開了一個宵夜攤，賣當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湯。夫妻倆常常從傍晚忙到淩晨。劉大勇幫著洗碗、端盤子，狀態好的時候，他還能幫忙炒飯、炒粉，“大家都說我的炒粉好吃。”
等待是漫長的。腎臟和肝臟的移植過程復雜，器官資源極度稀缺。據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仍有47382人在等待腎臟移植。捐獻的器官需要通過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分配，被選中的患者還需要配型成功。
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為供體來源。至此，公民去世後自願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約有30萬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2015年器官移植手術僅為1萬余例，捐獻器官數量與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數量間存在巨大差距。
截至2021年8月27日，我國實現捐獻35661例，捐獻器官106054個。每百萬人口器官捐獻率從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9年的4.16，但仍處於較低水平。
好消息在不經意間降臨。6月15日晚，宵夜攤剛開市不久。鍋鏟翻飛間，電話鈴聲響起，一看是醫生打來的電話，劉大勇妻子“高興死了”。
“有腎源了，你們想不想換？”電話那頭的醫生問。“換，肯定換啊，我們等了兩年多了！”
原本開到淩晨2點的宵夜攤，晚上11點就關了。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開車把他們送到合肥。醫院大廳，十幾個跟劉大勇一樣的患者在排隊等著抽血配型，最終會有4人接受劉誌強夫婦的捐贈。
從47382人到最後的4人，劉大勇幸運地成為那“萬分之一”。
“當時既想配型成功，又很害怕。”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在60%左右，劉大勇站在妻子背後，心情復雜。醫生開玩笑，“是不是有人逼你來的？怎麼躲在後面？”他尷尬地搖搖頭。
劉大勇成了那幸運的1/4。配型成功後按照排位，劉大勇本是第一個做手術的人，護士遞來藍色的病號服，讓他去衛生間換上，因為害怕，他磨磨蹭蹭十幾分鐘才把病號服換上。出來時，其他患者早已到場，他變成最後一個做手術的人。
“我想喝水。”這是劉大勇手術後醒來的第一句話。對於一個尿毒癥患者來說,水是極奢侈的,有時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潤潤嗓子。
護士端來一杯水，劉大勇用吸管抽了兩口，“那是重生的感覺。”
來遺體捐獻者紀念碑前獻花的人們。 受訪者供圖
“生命本來沒有名字”
手術兩周後，劉大勇回到家中。出院半個月，他重了十幾斤，臉色也紅潤起來。
他從宵夜攤的幫工變成了主力。有時候，他會想起給自己捐獻腎臟的人，“都是安徽人，他們會不會也喜歡吃淮南牛肉湯？”他決定好好愛惜這顆腎臟。開貨車和做餐飲都太辛苦了，劉大勇想再找一份工作，“掙錢是次要的，健康第一。”
明年6月，劉大勇會和另外3名“腎友”回到安醫大一附院一起過生日，並感謝醫護人員的付出。這家醫院有個傳統，為同一天做移植手術的患者慶祝“重生”，給他們送上蛋糕和賀卡。
“我們不會忘記器官捐獻者，也希望受捐者能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健康。”腎臟科護士長楊巧蘭組建了多個“腎友群”，指導移植病人的用藥和康復，也會定期對他們進行回訪。
器官移植後，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在接受劉誌強夫婦器官的10名患者中，8人逐漸康復。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後恢復不佳，無奈進行了二次移植，還有一名肝病患者手術後因感染離世。
器官捐獻員李春偉仍每天奔波於各家醫院，尋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器官捐獻的缺口還很大，我們的工作形勢依然很嚴峻。”
李春偉曾遇到一個40多歲的肝臟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沒等到合適的移植肝臟。病重時，他對妻子說：“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腎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離世。他的妻子撥通了李春偉的電話，希望能捐獻丈夫的器官。“作為患者家屬，我們知道等待合適的器官有多不容易，如果能幫到別人就足夠了。”最終，這名逝者的腎臟救了兩名尿毒癥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簽訂了誌願器官捐獻協議。
逢年過節，李春偉都會去慰問劉誌強這樣的捐獻者家庭，他希望自己的出現，能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忘記，他們的親人對社會做出的貢獻。”
火化後，劉誌強的骨灰被帶回了阜陽老家。這個17歲離家的少年，在51歲的時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盧麗的名字會永遠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園裏。那裏有一片遺體捐獻者紀念林，兩塊赭紅色的大理石相對而立，鏤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間的玻璃上印著紅十字，寫著“安徽省遺體捐獻者”。
花崗巖石碑像書頁一樣打開，1200多名器官捐獻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年份在前，名字在後，越靠前的年份，捐贈者的名字越長。
如今，石碑已經立到了第9塊，等到年底，劉誌強和盧麗的名字也會刻在上面。
春分的時候，逝者家屬和受捐的重生者們會相聚在此。他們在這裏默哀、送花、朗誦詩歌。
在醫護人員的帶領下，周國平的散文《生命本來沒有名字》一次次被念起：
當一個陌生得連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
遠遠地卻又那麼親近地發現了你的生命，
透過世俗功利，
向你的生命發出了不求回報的呼應，
這豈非人生中令人感動的幸遇？
（應采訪對象要求，劉誌強、盧麗、梁嘉欣、孫思城、劉大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實習生 汪媛 張弛 安徽合肥、宿州報道
編輯 李明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