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老”、“杜陵”、“杜少陵”等，河南鄭州鞏義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余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備受推崇。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之。杜甫被世人尊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來到了杜甫的家鄉，怎能不拜謁這位聖賢呢？尤其是帶著正讀高中的兒子。從石窟寺出來，轉了一圈山路，在一座小山的頂上，終於找到了杜甫陵園。這裏正在整修，所以很是淩亂......
杜甫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愛國詩人，一生寫有3000多首詩篇，流傳下來的有1400多首。歷代根據杜甫行蹤有眾多紀念館和紀念遺址，表達對詩人的愛戴與悼念。令人疑惑的杜甫歸葬之地，或墓、或墓冢在全國竟有八座之多，分別是：湖北襄陽（今屬襄樊）；河南偃師、鞏義為杜甫出生地各一座；湖南的耒陽、平江各一座；陜西鄜州（今陜西省富縣）、華州（今陜西省華陰縣）；四川成都。哪真哪假，值得探究。
杜甫一生顛沛流離，晚年生活漂泊。據史料記載，杜甫晚年漂泊湖湘。於唐大歷三年（公元768年）冬，攜妻兒乘船離川至嶽陽。次年春舟居潭州（今長沙）。唐大歷五年（770年）4月，湖南兵馬使臧玠舉兵為亂，為避免戰火，杜甫半夜溯江往郴州投靠舅父崔偉。船至耒陽方田驛，遇大水不能前行，半旬不得食物。耒陽縣令聞之送予牛肉白酒。杜甫掉轉船頭返長沙賃居江閣。暮秋思歸故裏，孤舟入洞庭。因重疾復發，費資用盡，只得從溯汨羅江往昌江縣（今平江）投友求醫。不幸病逝於縣治寓所，葬於小田天井湖。其子宗武、孫嗣業留下守墓八年，其子遵杜甫遺囑將墳墓遷址河南偃師杜氏祖墳。
杜甫墓葬從平江到偃師市，有傳說雲：
夢催還鄉
杜甫少年時居住洛陽。一次，祭祖來到了土婁村杜預、杜審言墓前，被周圍優美的環境吸引住了。隨即就在土婁村建起簡陋的土室，安家讀書。
杜甫一生不得誌，到了晚年，流落江湘，貧病交迫，臨死前囑咐子孫：“生不能與遠祖當陽侯並列，死後要與之並葬。”當時家人因無力運其靈柩返籍安葬，只好暫時停厝嶽州。
四十年後，杜家的經濟逐漸好轉，在這一段時間裏，杜甫的孫子嗣業常常夢見祖父的形象。一天夜裏嗣業剛剛入睡，忽聽一陣馬蹄聲響，他轉身一看，一位白須老將騎著高頭大馬來到院裏，自稱是杜預。只見爺爺杜甫出屋迎上前去，白須老將說道：“你久留他鄉，我十分想念你，今專程來尋，快隨我一同回去吧！”杜甫高興地說：“盼之不得！”說罷就扶鐙上馬，騎在杜預身後飄然而去。嗣業醒來，竟是一夢，忽然想起祖父的遺言，立即叫起家人商量，決定遷爺爺靈柩北返歸葬。
旋風送骨
杜嗣業辭別家人，用包袱背起祖父的骨骸啟程北返。他來到長江岸邊，準備瞞過船夫渡過江去。誰知上船後就被船夫發現，要他下船，不然要把骨頭扔進江中。嗣業苦苦哀求，說明這是杜甫的骨骸。這時，同船的一個豪門公子，一聽說是杜甫的遺骨，就起了歹心，想害死嗣業，盜走遺骨，將來可以炫耀自己。於是，他買通船夫，準備把嗣業推到江中。當船渡到江心時，嗣業已經覺察到一點動靜，就把爺爺的骨骸牢牢地背在身上。當豪門公子使著眼色，兩個船夫就要動手時，忽然一股旋風卷來，刮得天昏水暗，船身劇烈顛簸，船上的人站立不定，只聽“撲通”一聲，豪門公子落進江中。船夫們嚇得瑟瑟發抖，趕緊拋錨穩船。但見旋風又把杜嗣業卷到空中，飄然過江，安穩地落在岸上。船夫們眼睜睜地看著杜嗣業身背骨骸，向遠方走去，個個目瞪口呆，慚愧不已。
百鳥定穴
杜嗣業經過數十天的艱苦跋涉，終於把爺爺杜甫的骨骸背到杜預墓前。周圍的百姓聽說是杜甫屍骨返裏安葬，無不高興萬分，紛紛前來贈送錢、物。有幾個陰陽先生出頭選穴，爭執不下，連續幾天，無法安葬。一天晚上，嗣業心裏煩悶，就在爺爺的靈柩前點香祭奠。突然感到疲困眼澀，昏昏欲睡，這時耳邊傳來爺爺的聲音：“嗣業莫憂，百鳥定穴。”他驚醒後想著“百鳥定穴”，十分高興，但又不敢相信。
翌晨，杜嗣業急忙到村外觀望，忽然頭上一群喜鵲飛過，他的心情萬分激動。隨著喜鵲的飛向走去，到了杜預墓地南面，也就是兩個村子的中間，這群喜鵲不左不右落在了一棵花紅似火的石榴樹下，“喳喳喳”叫個不停。杜嗣業想這就是“百鳥定穴”，叫來村人就在這裏掘起墓坑。
後來人們將杜預、杜甫墓前後的兩個村莊改名為前杜樓、後杜樓，表示對這兩個偉大人物的懷念。
學術界大多認為河南偃師或河南鞏義為杜甫的真正墓地，但也有學者與文物專家認為，湖南平江杜甫墓也可能是其的最終歸宿，而其他幾處墓冢，大概早就成了空穴，至多也不過是衣冠冢罷了。
地域之爭
河南說：杜甫是我國唐代著名的大詩人，他的詩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反映戰亂中人民的苦難，揭露封建社會腐朽的本質，素有“詩聖”之稱。杜甫是河南鞏縣人，早年遊歷過江南、山東一帶，後來飄泊於甘肅、四川一帶，最後離開四川，在湖北、湖南等地流浪，一直到死為止，都過著貧窮的日子。這位深為後人敬仰的詩人最後歸葬何處呢？
湖南說：《舊唐書·杜甫傳》載：大歷五年（公元770年）4月，杜甫從湖南長沙舉家南往郴州，行至耒陽時，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縣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應為大歷五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乃就地埋葬。對此，《耒陽縣誌》也有記載：“杜陵祠在縣北二裏，祠後即杜墓。”而且此墓仍存，位於耒陽市一中院內，封土圓錐形，基砌花崗石，周圍有石欄，正面嵌有青石橫額，上鐫“唐工部杜公之墓”及“（南宋）景定癸亥（1263年）孟夏，縣令王禾立石”等字樣。
另有一說認為，杜甫葬於湖南平江。依據是與杜甫同時代的詩人元稹曾說：“（杜甫）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嶽陽。”而且，《平江縣誌》也稱：“甫自蜀歸病，卒於潭嶽之交，宗武（杜甫之子）扶其櫬旅殯嶽陽四十余年。平（江）為嶽屬縣，南小田有甫墓，蓋權厝（cuo）冢也。”現存的平江杜甫墓系一磚砌墓冢，前有墓碑，周圍有磚砌墓墻。
湖北說：湖北省襄陽市杜甫墓位於湖北省襄陽市區西南2.5公裏峴首山處，因其祖籍湖北省襄陽市，故晚年定於與此，死後埋於城南峴首山上，墓碑上刻有“唐杜工部之墓”，為後人所立。
疑惑：詩聖杜甫的墓園，在全國至少有八處，如河南鞏縣、偃師，湖南耒陽、平江，陜西華陽、四川成都浣花溪等。究竟何處是真墓，何處為疑冢，千百年來眾說紛紜。經過研究、比較和考證，比較集中的看法在河南鞏縣、偃師，湖南耒陽、平江四外。
定論：杜甫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愛國詩人，寫有3000多首詩篇，流傳下來的有1400多首。杜甫一生顛沛流離，晚年依舊過著漂泊生活，歷代各地根據杜甫行蹤所至建立了眾多紀念館和紀念遺址，表達對這位偉大詩人的愛戴與悼念。令人心生疑問的是：杜甫歸葬地也很多，人們發現的，全國共有八座杜甫墓，究竟哪座是真哪座是假呢？就讓我們查閱史料，一探究竟。
杜甫生在鞏義，逝在湖南，八座杜甫墓分別是：湖北襄陽（今屬襄樊）；河南偃師、鞏義各一座，為杜甫出生地；湖南耒陽、平江各一座；陜西鄜州（今陜西省富縣）、華州（今陜西省華陰縣）；四川成都。究竟哪個是真的？逐一進行分析。
衣冠冢：首先，對於湖北襄樊杜甫墓，當地人及當地政府部門都說是衣冠冢；陜西富縣杜甫墓、華陰縣杜甫墓以及四川成都杜甫墓，依杜甫蹤跡所建，也只是紀念性墓葬。
暫葬耒陽：其次，值得我們細細考究的是湖南平江與耒陽兩座杜甫墓。公元765年，在成都失去依靠的杜甫攜全家開始了漂泊荊楚的苦難歷程，最終於公元770年秋卒於湘江的一條船上，時年59歲。可以說，杜甫生命的最後時光基本上是在湖南、湖北一帶度過的，杜甫在湖南去世，《平江縣誌》的記載：“甫自蜀歸，病，卒於潭嶽之交，宗武（杜甫之子）扶其旅櫬殯嶽陽四十余年。平為嶽屬縣，南小田有甫墓，蓋權厝也。”那麼耒陽的杜甫墓又是怎麼回事呢？
據《耒陽縣誌》記載：“杜陵祠在縣北二裏，祠後即杜墓。”而且此墓現仍存，位於耒陽市一中院內，鐫有“唐工部杜公之墓”及“宋景定癸亥年縣令王禾立石”等字樣。
靴冢：有專家認為，杜甫死於風痹。杜甫來到耒陽後，受到耒陽縣令的盛情款待，離開時因走得急，沒來得及回謝耒陽縣令，就順流下衡州了。等縣令來尋找杜甫時，只看到了一只靴子，以為杜甫已死，於是修了墓。耒陽當地人都認為，這座杜甫墓是“靴冢”。
歸葬偃師：43年後，杜甫的孫子杜嗣業將杜甫墓從湖南遷到了河南。據《舊唐書·杜甫傳》載：“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元稹寫的墓誌銘中有“葬當信侯墓次”，也就是說，杜甫葬在了當信侯（指晉代鎮南大將軍杜預，為杜甫十三世祖）的一側，杜甫祖父杜審言的墓也在此。唐代時偃師屬東都京畿，嗣業將祖父葬於偃師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杜甫的遺骸葬於偃師，為何鞏義還有一座杜甫墓呢？根據資料分析如下：第一，最主要的證據是鞏義杜甫墓前的一塊碑刻。這塊立於康熙十九年的石碑上，名為《鞏縣杜少陵先生墓碑記》的碑文中明確記載：“讀偃師縣誌雲，先生歸葬常附於當陽侯之墓側，復移墓於鞏縣”；第二，南宋姜少虞在《宋朝事實類苑》中也明確記載，杜甫墓在鞏義；第三，司馬光《溫公詩話》裏也說：“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第四，嘉靖四十三年的《鞏縣誌》、《河南府誌》以及明朝官員周敘的那句詩“杜陵詩客墓，遙倚北邙巔”，都進一步證實了杜甫墓就在鞏義的說法。
綜上所述可知，杜甫於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在湖南耒陽附近的湘江舟中與世長辭。當時家貧無力歸葬，暫葬在湖南耒陽。43年後，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其孫杜嗣業遵其父囑托，將杜甫靈柩歸葬於先祖墓旁，即偃師城西首陽山。後又遷於鞏縣（鞏義市），杜甫的兩個兒子宗文、宗武陪葬墓側，當地群眾稱“聖人三冢”。而留下了杜預的墓在首陽山。
懷著崇敬之情，拜謁“詩聖”......
家庭出身
杜甫出身於京兆杜氏，一個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
杜甫的祖為唐初詩人杜審言。杜審言很有才華，但恃才傲世。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鹹亨元年（公元670年）擢進士第，為隰城尉。後轉洛陽丞。武後聖歷元年（公元698），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卻在此時得罪同事郭若訥、長官周季重，兩人合謀誣陷杜審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並年十三，刺殺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審言因此不死，被武則天召入京師。又因欣賞其詩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員外郎。後因勾結張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詔回。
杜甫的父親為杜審言長子杜閑，生母為清河東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後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長大。杜甫有兄長，早夭，三個同父異母弟及一同父異母妹，杜甫在詩中常提及他們。但杜甫極少提到繼母。
年少優遊
杜甫因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1]，有誌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時代曾數次漫遊。十九歲時，他出遊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他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遊。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梁宋之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幹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誌，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來稚子餓死。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鳳翔)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鎬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
杜甫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註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汙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兩年後，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詩人病死在衡陽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後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杜甫的詩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詩風基本沈郁頓挫。
詩歌成就：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沈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沈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並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裏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詩歌體制：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嶽》等等。
詩歌風格：
沈郁頓挫：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沈郁”的特點，“沈郁”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沈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沈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沈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誌，“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沈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沈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裏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裏，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並蓄：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衝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沈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21]。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24]。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註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詩歌影響：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後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他在世時關於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於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範。然而，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杜甫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這一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的王安石、陸遊、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裏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魯迅也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裏似的”。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遊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後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裏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創作經歷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誌，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後世稱為“詩聖”，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並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
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傑”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讀書和漫遊時期（三十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遊吳越，5年之後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後杜甫再漫遊齊趙。之後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聖”的最後一次相見。此期間的代表作有《望嶽》、《房兵曹胡馬詩》、《贈李白》等。
困居長安時期（三十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並未得重用。
為官時期（四十四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西南漂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人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衡州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嶽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多少年來，杜甫給後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而且各執一詞，發人深思。
一、病死說：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於杜甫的死，書中是這樣寫的：“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二、賜死：此說最早出自於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後，後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並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傷”，唐玄宗死於寶應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麼能又在770年賜死子美杜甫呢？
三、自沈於水而死：此說源於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沈，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於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此說較為可信。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後的杜甫客居湖南，由於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思想核心：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沈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願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後世影響：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幹雲。
杜甫書法：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註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於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於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書畫相通”，這是中國藝術史及美學史上富於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杜甫知畫又知書，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學外，杜甫對其他藝術也很留心。例如書法，‘九齡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從小就開始學習書法，後來在他的《觀薛少保書畫壁》、《觀張旭草書圖》、《李潮八分篆歌》諸詩中，我們還可以窺見他對書法的興趣和修養。”又雲：“後人常以‘沈郁頓挫’稱杜詩，頓挫者，指詩的章法曲折，意境深遠。……這不是和書法的‘一波三折’等筆法相通麼？
唐·杜甫傳
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
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征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春天，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谷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采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甫於成都浣花裏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溯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
家庭：
妻子：杜甫於30歲時，暫時中斷了在齊魯燕趙間的漫遊，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築就陸渾山莊，然後迎娶了弘農縣（天寶年間改靈寶縣）司農少卿楊怡之女為妻。司農少卿為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副部長，與世代為官的杜甫家可謂門當戶對。妻子小他十多歲，想來是一位知書達理、聰慧賢淑的女子。遺憾的是杜甫並沒有用他的大手筆為愛妻立傳，甚至我們連楊氏夫人的名字也無從知曉，但杜詩中卻多處提及她，雖然片言只語，一鱗半爪，但從那飽蘸深情的筆墨中，我們對詩聖背後那個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偉大女性，還是不由得肅然起敬。
子女：育有兩子宗文、宗武；一女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