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0日，湖南長沙，“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視覺中國/圖）
2012年，袁隆平戒了煙，很少再去遊泳。在他身邊工作二十多年的秘書辛業蕓察覺到，他在三亞不再去激浪大海，只在僻靜的水域短暫遊了遊。位於長沙的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水稻中心）裏，為他而建的遊泳池漸漸荒廢了。袁隆平很少表露痛苦，直到辛業蕓詢問，他才說，最近氣喘厲害，憋不了氣了。
他一直引以為傲的身體開始抱恙，有兩三年時間頻繁發燒，入院打針，查不出病由。2013年，83歲的袁隆平接受央視采訪說，身體不行了，“我是感到有點悲觀了”。
辛業蕓對他的健康盯得緊，他一有頭疼腦熱，辛業蕓就緊張地盼望把病痛“趕快扼殺在萌芽狀態”。但袁隆平不以為意，堅持認為自己沒問題，只是有點氣喘，不願遵照醫囑住院。他性子倔，誰也勸不動，“有好多情況下我們眼睜睜看著他拖了，加重了，最後是沒有辦法”。
麻將還是照打，他有十年的固定牌搭子，最後的階段打得尤其多。辛業蕓憂心忡忡，怕時長過度，但為了讓老爺子高興，大家只能順著他。“我覺得他要分心，不能讓他的思維停留在病痛上面。”辛業蕓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2021年3月，袁隆平像往常一樣往返於長沙和三亞的水稻基地，在三亞不小心摔了一跤，情況急轉直下。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走完了他91年的一生。
由於對雜交水稻的開創性研究，這位歷史教科書上家喻戶曉的國民科學家，被視作讓中國擺脫饑餓的關鍵人物。袁隆平一生在農田裏勤懇工作，是追求科學至死方休的明證。他的離去引發了規模浩大的悼念，連他身邊的人此前都沒有想到。
“不下田心裏不踏實”2019年1月至8月，騰訊新聞《時代我》團隊跟拍袁隆平，記錄了他最後一段生活，雖然有過鄭重的介紹，但他身邊總圍著許多人，下一次再來，袁隆平還是分不清他們是拍什麼的。副導演賴章萍負責采訪他，深入交談已經不可實現，只能在他耳邊大聲喊，或由秘書轉達。
但只要涉及水稻，袁隆平又變得對答如流。“他抓住幾個關鍵詞就知道你講的什麼意思。”袁隆平的辦公室秘書楊耀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袁隆平腦子裏有活地圖，一聽到地名，就會清晰說出當地的經緯度、平均溫度和水稻的生長情況。
袁隆平接近九十歲依然每天下田，“不下田心裏不踏實”。住所後邊就是一塊試驗田，水稻中心的學者李建武說，袁隆平去的次數可能比負責那片田的年輕同事還多。水稻抽穗後，袁隆平要去數清試驗田裏的穗數，再抽查一根穗上有多少粒谷子。下屬上報了數據，他拿著計算器左算右算，達到了設定的產量目標，他就高興了。
就在2020年底，袁隆平還在三亞參加了兩個小時的會議，親自主持，部署了二十多個基地的產量目標。後來住進病房，他常把學生召集來，詢問水稻的布點和驗收情況。
袁隆平對產量的追求從不止息。接受央視采訪時，他說如同貪財之人總想追求更多財富，“我是貪產量”。
“高產是永恒的主題。”李建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近些年他們也關註米質，註重口感的改善和突破，但袁隆平強調不能因此犧牲產量，“我們現在耕地面積減少得很厲害，如果產量降低了，可能不利於糧食安全”。
即使雜交水稻研究已有成熟的發展，每一項技術的試驗過程仍然充滿了失敗和曲折。外界看到的只是不斷突破的數字紀錄，對研究人員來說則是數年的試錯和消耗。從畝產800公斤增長到900公斤，一共花費了七年。袁隆平不會表現出急切，他深知水稻研究最關鍵的就是耐心。
但在另一些時候，袁隆平充滿了緊迫感。辛業蕓說，假如袁隆平需要一份材料，會站在她身邊，要求她立刻打印出來，“哪怕一秒兩秒耽誤了，他也很急迫，他會覺得是不是電腦出問題了，怎麼這麼慢。”
賴章萍形容袁隆平是個“倔老頭”，紀錄片團隊這樣總結對他的觀察——“不服老，不服輸，不服氣”。顯而易見的要強寫在臉上，他拒絕拄拐和攙扶，“不承認自己老了的感覺”。他熱衷競技性項目，打排球、下象棋。打麻將時，贏了開心，輸了也會罵人。
紀錄片裏，有一次袁隆平買回了豌豆，吃飯時卻沒見這道菜。保姆拿來了荷蘭豆、毛豆，就是沒有豌豆，袁隆平反復堅稱一定有。他的較真身邊人早已習以為常，事後證明他傲人的記憶力這次也沒有出錯，豌豆老老實實下了鍋。
2019年，為了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向李克強總理爭取對海水稻研究的支持，袁隆平字斟句酌地修改相關的談話內容。那時他只能走一百米以內的路了，辛業蕓建議完成的信函讓別人轉交，袁隆平拒絕了。
他曾在一次采訪裏細數歷任領導人來看望的情形，然後像個頑皮的孩子狡黠一笑，“每次領導來了，我就打個報告，要點經費。”
“我相信他知道，有些事情必須要他親自出面，才能夠做好。”賴章萍對南方周末記者解讀。
“挑戰權威肯定要有一股子牛勁才行”在農場裏找到雄性不育株、寫就水稻歷史上關鍵一筆的時候，34歲的袁隆平只是偏僻的安江農校裏一位普通的中專教師。
如今已很難體會水稻雜交的設想在當時看來多麼不可思議。公開反對雜交水稻研究的權威專家不在少數，一次會議上，中科院的雜交玉米專家斷言水稻沒有雜種優勢，袁隆平當場和老先生爭論，對方拂袖而去。
當時更大的背景是，來自蘇聯的米丘林、李森科學說盛行，否認基因的存在，斥責歐美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唯心主義和階級敵人。依照當時的無性繁殖學說，兩個物種可以通過嫁接或胚接等手段，創造出新的品種，袁隆平依此進行過嘗試，花費三年一事無成，開始對無性雜交的“一貫正確性”產生了質疑。
1960年代，袁隆平從報紙上看到DNA雙螺旋結構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恍然大悟現代遺傳學已經進入了分子水平，鼓吹李森科主義完全與科學相悖。這種看法頗有些大逆不道，袁隆平不敢公開看摩爾根遺傳學的書籍，有人經過時就用《人民日報》偷偷把封面遮住。
1961年的一天，袁隆平在安江農校的試驗田裏選種，無意中發現一株鶴立雞群的稻株，穗子大、籽粒飽滿。雖然花了一年培育，收成大失所望，但他由此想到，也許這是一株天然的雜交稻，如果存在雄性不育的水稻——通俗叫作“母水稻”，雄蕊退化、雌蕊正常，就可以讓它和外來的花粉繁殖後代，產生大量雜交種子。
接下來的功夫就是尋找他設想中的稻株。1964年夏天，水稻開花最盛的時候，袁隆平每天拿著放大鏡在成千上萬的稻穗裏大海撈針，14天後，大約查看了十幾萬稻穗後，終於從洞庭早秈品種中發現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
1966年2月，這篇關鍵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發表在當時最權威的《科學通報》雜誌上，趕上了不久後就要因“文革”而停刊的末班車。
此後袁隆平開始得道多助，幾位不同層級上頗有眼光的官員註意到這項研究，國家科委向安江農校發函，要求支持袁隆平的工作，恰好把他從政治批鬥的危險中解救出來。
不過對這位大膽青年教師的阻撓並未因此休止，試驗不止一次遭到蓄意破壞，最嚴重的一次仍是一樁懸案，秧苗全被人為拔除，袁隆平跳進兩丈多深的井裏搶救出幾根秧苗，才使得前四年的工作沒有中斷。
後來，袁隆平帶著助手輾轉多個省份展開試驗，遇過臺風和地震，從危機中搶救種子和秧苗。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農場技術員馮克珊在海南找到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命名為“野敗”，用它進行遠緣雜交，為研究打開了突破口。
雜交水稻從開始研究到真正成功，袁隆平花費了九年。倔強的性情讓他在一條道上走到了黑，“挑戰權威肯定要有一股子牛勁才行。”楊耀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美國學者唐·帕爾伯格在著作《走向豐衣足食的世界》裏談到“野敗”的發現，從統計學上來看，這明顯是小概率事件，可是這種奇跡居然發生了。袁隆平自己的認知是，“機會成就了有心人”。
2014年10月10日，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領銜攻關的湖南漵浦縣橫板橋鄉紅星村超級稻基地，經專家組現場測產驗收，百畝片平均畝產達1026.70公斤。這標誌著中國超級雜交水稻第四期畝產1000公斤攻關目標獲得成功，再創世界紀錄。圖為袁隆平院士和工作人員一起吃工作餐。 （視覺中國/圖）
“不會有世俗的東西羈絆他”羅孝和1970年加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科研小組，此時雜交水稻研究已有省裏大力支持，袁隆平把“野敗”培育出的稻株分送給十幾個省市，全國上下共同開展雜交水稻的培育。
袁隆平培育出的“南優2號”畝產喜人，全國陸續選配出了多個秈型雜交水稻組合，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個在生產上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國家。1975年年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批示，立即在南方13省推廣雜交水稻。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大面積種植。
在身邊人看來，袁隆平的過人之處不僅是科研能力。羅孝和是兩系雜交水稻的元勛，他出身於農村家庭，自認不擅長書寫和表達，只會實踐，袁隆平則博覽群書，對很多問題“想入非非”，同時“聯系面廣”，能得到包括華國鋒在內許多重要人士的支持。“他是天才，我是做不到。”84歲的羅孝和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76年，《人民日報》首次報道了袁隆平和雜交水稻成果，隨後幾年，雜交水稻的產量突破和改革開放的時代轉軌同頻共振，中國人對饑餓的恐懼逐漸緩解。1981年，國家科委和農委聯合召開授獎大會，把國家首個特等發明獎授予了袁隆平等人。
回到安江農校，袁隆平的主要工作轉向科研，有了些名氣，但依然是學生眼裏普通的老師，留下的是赤著腳上臺講話、領完獎回來又鉆進田裏的形象。
安江農校1979級學生馬小平比袁隆平的大兒子年長兩歲，玩在一起，袁隆平擔心兒子的成績，把馬小平叫到傳達室，特地送給他從國外開會時帶回來的煙。其他老師在一旁勸，這不行，他還是學生。“小馬，你多大了？”“20了。”“那可以抽煙了。”袁隆平把煙塞給他，叮囑他幫忙帶攜兒子的成績。
“袁先生真正是一個很開明、很寬容的老師。”袁隆平的第一個博士生武小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一年冬天在袁隆平家，師生二人圍著炭火盆烤火，為了一個問題爭執起來，袁隆平脾氣上來，把火鉗往炭火盆裏一丟，走了，夫人鄧哲在一旁笑。
武小金相信自己正是因為敢言得到老師的認可。“我並沒有因為他是權威，拍他馬屁、順著他來，該爭的還是爭的。”雖然事後證明，那次的爭論還是袁隆平對了。
據武小金觀察，袁隆平判斷後繼者最重要的標準就是下田的頻率。“他經常在田裏看到你，這個人得分百分之六七十了，你還有點想法，他就更加認可了。”
後來湖南省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和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擔任主任。盡管作為中心的“大家長”和絕對權威，袁隆平曾對媒體坦誠以告，自己並不擅長領導，“人事關系比較復雜，他不像我的對象是植物，比較單純，人哪，他名堂多死了。我不懂管理，非常遺憾。”
他有“特權”，不用按時上下班，學生時代得到的老師“愛好自由，特長散漫”的評語，是他認可的自我寫照。
面對上級，袁隆平亦有類似的單純。“不管是多大領導，他有事不見就不見了，該走就走了，‘三十分鐘搞完了吧？’‘沒有其他事情了吧？’”隆平高科前總裁顏衛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不會有這樣的一些世俗的東西在羈絆他。”
有一次袁隆平在省委禮堂做報告，所有湖南省委常委坐在臺下。他發言完畢，忽然向大家介紹起自己的夫人，強調軍功章有她一半，鄧哲站起來接受掌聲。湖南日報記者劉愛民回憶這一幕，“他不太拘泥於官場，率性得很。”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從事水稻研究後，農田作業和日照的痕跡越來越顯露在袁隆平日漸精瘦的身材和溝壑叢生的臉上，與人們心中的親切老農形象愈加接近。不過從成長環境來看，袁隆平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政府官員，母親是教會學校出身的知識女性，從小教他英語。
袁隆平祖籍江西，生於北平，在抗日戰爭的動蕩流離中度過年少歲月。考大學時，他不顧父母反對報考農學。分配到安江農校時，家人擔心那裏偏僻，袁隆平說，“我有辦法，我會拉小提琴。”
饑荒的慘狀根植在他的記憶裏。袁隆平曾餓到雙腳無力，中斷了遊泳。有一次夢見吃扣肉，醒來才知是南柯一夢。
人們常把袁隆平研究水稻的決心理解為報國利民，他自己更願意把它歸結為青年時不切實際的幻想：小學參觀資本家的園藝場，葡萄、桃子結得漂亮；看見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裏，伸手就可以摘窗外的水果、喝牛奶，養成了對田園之美的向往。
中國科學院院士、植物生理學家許智宏對《紐約時報》說，“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顯：他對水稻及其生長方式有細致入微的觀察。”
在央視《面對面》的采訪裏，袁隆平說，“你講大道理，為了國計民生，為了糧食安全，也起一點作用，但內在動力，這是天生的，為什麼有這個動力？到現在我還沒找出來。”
辛業蕓覺得外界對袁隆平的形象有些錯覺，比起農民，他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學者，案頭堆滿國際前沿的研究資料，“具備世界的視野”。
事實證明袁隆平對雜交水稻的貢獻確實超出國界。早在1926年，美國人瓊斯發現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現象，提出水稻具有雜種優勢。1966年，日本琉球大學的新城常友已經實現了三系配套，但沒有獲得高產，停留在了理論上。真正獲得突破的是袁隆平。1980年，美國福特基金會收到中國科學院邀請，同意他們派一個小組來中國研究，他們驚嘆不已地發現，中國人已經學會了種植雜交水稻。
1982年，袁隆平在菲律賓參加國際研討會，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斯瓦米納森請他走上主席臺，屏幕上方打出了醒目的黑體字：“Yuan Longping，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
“雜交水稻之父”在國際上聲名漸隆。袁隆平向國際水稻研究所捐贈了關鍵的水稻品種，用於開發熱帶地區也可生長的雜交品種。他和團隊向印度、東南亞和非洲等許多地區教授了雜交水稻種植技術。2004年，他獲得世界糧食獎，2006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他不喜歡被擡高”袁隆平的晚年生活總是被人簇擁，拜訪者絡繹不絕。楊耀松說，袁隆平的原則是簽名合影一律不要錢，水稻中心方圓幾公裏內到處是他的題字，“他是一個有求必應的人”。唯獨工作、寫文章時不能打擾他，否則他會發脾氣。
一次采訪，袁隆平皺起眉訴苦，自己想回江西老家看看，但家鄉總是興師動眾，“什麼書記、縣長都來了，萬人空巷，反而不好”。他跟記者認真討論起“微服私訪”的可能性，戴上口罩、帽子、墨鏡。
“我是喜歡自由自在的，現在就沒有自由了。”袁隆平在自傳裏談起名利，他否認自己完全沒有名利思想，只是盡量看淡，現在找上門的人多了，“說句實在話，這些事太多了，很有點煩人”。
作家陳啟文起初不想接下為袁隆平寫報告文學的任務，媒體的長槍短炮包圍他，難以接近，就算真坐在他面前，完全的“平視”也不太容易。
寫他的文章汗牛充棟，袁隆平不喜歡很多人把他塑造成“典型”“勞模”，頂著烈日、爬滿螞蟥地昏倒在田地裏，都是假的。據陳啟文說，袁隆平為此生氣，看得渾身起雞皮疙瘩，什麼偉大的科學家，我不就是個種水稻的人嗎？
“他當然不喜歡被擡高，他自己沒把自己看得很偉大。”陳啟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08年，陳啟文去采訪袁隆平，中途站在門口抽煙，袁隆平也走出來，給他遞了一根煙，一起談起抽煙的好處。袁隆平對他講，他喜歡“有點不好習慣的人，反而像普通人”。至於他自己的缺點，肉眼可見，抽煙、好勝、“該發脾氣發脾氣”。
袁隆平對維持自己的完美形象似乎沒有興趣。一位當地媒體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袁隆平和他的秘書采訪後都不會要求審稿。2009年，以他為原型的傳記片《袁隆平》上映，雖然他在其中客串了幾分鐘，但他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自己沒有看這部電影，也不想看。
袁隆平一生較少陷入爭議。就連昔日的質疑者李昌平，在他去世後也進行了反思。作為三農問題專家，他曾給袁隆平寫公開信，質疑雜交水稻的普及讓常規稻種子變少，請求“給農民留幾粒真正的種子”。袁隆平從未回信。李昌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只是為了引起對常規稻的關註，借袁隆平說事，“並不是說袁先生有什麼錯誤，給袁先生多高的榮譽也沒關系”。
1996年，湖南郴州農民曹宏球為了感謝袁隆平，要為他建一座雕像，他給袁隆平寫信告知這個想法，希望他回寄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供工匠參考。袁隆平當即口授回信拒絕，請對方務必不要浪費錢。
這座漢白玉雕像還是做成了，鄉親們敲鑼打鼓，放鞭炮舉行了“開光大典”，媒體進行了報道。陳啟文在《袁隆平的世界》一書裏寫到此事，他去郴州看過這座雕像，高度一米六，比袁的實際身高還矮個幾公分，原因是“一米又六”諧音“有米又有肉”。
袁隆平告訴陳啟文，他深感不安，好幾天沒睡好覺。他借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自嘲：“因為我藐視權威，所以命運懲罰我，使我自己也成為權威。”
拍完了袁隆平的紀錄片，賴章萍想起最多的是他坐在自家客廳裏看天氣預報的畫面，“外面一切的光環，跟他都沒有關系，他其實就是在自己那個樸素的世界裏面關心著他的水稻。”
生命末尾，袁隆平留下的遺誌還是他多次提及的兩個夢，“禾下乘涼夢”和“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袁隆平生前的重擔，武小金一直不理解，直到參加追悼會，看見人山人海和漫山鮮花，他忽然感受到把水稻研究繼續下去的壓力，“老百姓和國家對他這麼重視，他總覺得每時每刻好像都要有突破、有更新，他才滿意。”
（感謝張明萌、湯禹成、董誌剛為采訪提供幫助）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實習生 董慧 呂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