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鼎山鎮蟬池村，“玉娃子”王少連已經100歲了。
這個夏天，她住在小兒子家。眼前是青紗帳般的玉米地，雲很低，風吹過，一片靜謐。
她享受這樣的安靜。今年，她的身體似乎被按下“快進鍵”——初夏時，她還能拄著拐杖在農家小道上慢慢散步，立秋之後，就只能坐著輪椅出門了。
但她的精神依然健旺。面對來訪者，她瞇眼笑著，指指自己，再擺擺手，“不行咯，耳朵聽不見了，眼睛也看不清了。”
100歲的女紅軍、“玉娃子”王少連。李佳雨攝
王少連不到13歲就參加革命。她的眼睛，見過清末民初的辮子頭，見過動蕩歲月裏的身世沈浮，也見過全城百姓都要跟著紅軍走的壯烈。到如今，她被時光打磨成一位平靜的老人。
“我哥哥叫壬娃子，我就叫玉娃子。”時間越是臨近9月30日烈士紀念日，“哥哥”這個詞就被王少連念叨得越多。於她而言，這一天不僅僅是國家設立的烈士紀念日，也是她心中屬於哥哥的紀念日。他們兄妹已失散80多年，她仍期盼著，“會不會，其實他在哪裏，也兒孫滿堂了。”
烈士陵園 尋找哥哥
王少連的大兒子張必良覺得，母親對舅舅的念叨從今年4月就開始了。
“我們去了趟園子，去找舅舅王少福的名字，其實這就是個念想。”張必良提及的園子，是位於巴中市通江縣的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那裏長眠著25048名烈士，是國內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
從家裏出發，接近兩個小時的車程，老人一言不發。這是近一年多來，她離家最遠的一次。
年少時，王少連曾奔跑在巴中各座山的褶皺之間。那時，她年紀小，在紅軍隊伍裏當勤務兵，看犯人、守物資，隊伍槍支不夠，就給她發了一把馬刀。
“紅軍愛護窮人，顧著我們這些，所以就投紅軍。”那是“玉娃子”第一次對“革命”有了認知。她的媽媽、哥哥也加入了紅軍，兄妹倆還一起跟著紅軍學認字。身邊的親戚、鄰居、夥伴，也都進了紅軍隊伍。畢竟，作為川陜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巴中每10個人中，就有1人加入紅軍。
隨時都要打仗，隨時都在轉移。到現在，“玉娃子”已經說不清，全家是在哪一次戰鬥中走散的，她只記得，隊伍說走就走，擠擠挨挨的人群在小路上推攘著前進，轉個身，就找不到媽媽和哥哥了。那一年，她不到15歲。
如今，坐在輪椅上，100歲的“玉娃子”被兒子推進烈士陵園。
遠山青黛，天地無聲，老人想再去看看那面英烈墻。
“我們一個個名字看過，看壬娃子也沒得，看王少福也沒得。”其實，張必良早已知道結果。曾經，他們走遍了巴中的各個紀念館和陵園，找遍名單，都沒見到舅舅的名字。
彭香是烈士陵園的講解員，每一次路過英烈墻，她都會被訪客問到這些名字的來歷。她一次次講述著，“娃子”“女子”，這是川北地區對孩子的叫法，“沒人知道他們的家在哪裏，何時參軍，何時犧牲。他們在硝煙中長大，成為紅軍長征的生力軍。”
這是千真萬確的史實，類似的，在川陜蘇區將帥碑林鐫刻著13.8萬英烈的紀念墻上，叫“娃子”這類名字的烈士約占5%，近7000人。
依靠乳名 母女團圓
對於王少連而言，“玉娃子”不僅僅是乳名，還給她帶來過團圓的奇跡。
1964年，公社領導拿著一張印有尋親信的報紙告訴她，她的母親找過來了。
“玉娃子”的第一反應是不相信。在戰亂中和家人走散後，她靠著給人放牛、打零工回到家鄉，然後長大、結婚、生子，漫長時間裏，她曾反復回憶和母親、哥哥相處的時光，也接受了他們或已犧牲的現實。
但懷著最細微的期待，她還是回了一封信，就一個問題：“我的小名叫什麼？”
一個月後，她收到回信，僅僅三個字：“玉娃子”。但這三個字足夠讓她確認，失散31年後，母親終於要回家了。
王少連與大兒子張必良話家常。李佳雨攝
張必良保留著外婆的照片，她有著和“玉娃子”一樣柔和的輪廓，她叫許發英，曾任工農紅軍七十三團內務長。在和家人走散後，她繼續跟著紅軍，一路走到四川達維。她擁有和外表完全不同的堅韌，在戰爭中，她被敵人砍中頭滾下了懸崖，蘇醒後無法動彈，靠著吃身邊野草，撐到被村民救下。她的頭上，留下了兩道指寬的傷痕。
“後來，外婆在彭縣（今彭州）的紅軍療養院治療，她一直想要找到自己的家人。”王少連的小兒子張必誌還記得，外婆個性爽直，“她搞不來彎彎繞繞，習慣用帶腔調的口音表達反對，口頭禪就是‘啥滴哦’。”
他們聽外婆說過長征，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走，於是腳上先長出水泡，又長血泡，最後全部磨破。在張家兄弟的記憶中，這些都是外婆最驕傲的經歷。前年，他們專門去了一趟達維，在外婆走過的路上駐足良久，“她是真正的軍人。”
王少連一直遺憾，自己和母親共同生活的歲月太過短暫，母女相認10多年後，許發英安詳離世。“心裏啷個不痛？見娘，痛心腸。”直到現在，她想到母親都會哭，“你看隔了多少年，她31歲投紅軍，65歲我們才見面，她再也沒見過她的大兒了。”
“娃子”在哪 已無回音
紅色基因延續著紅色血脈。對於張家人而言，綠色軍營已經是他們家延續三代的夢想。從小聽著母親和外婆的故事，在張必良這一代，兄弟四人都曾入伍從軍，到了孫輩，從軍校到軍營，這樣的傳承還在繼續。
在整個巴中，12萬人參加紅軍，4萬余人犧牲。“一座小城裏，幾乎家家有紅軍，戶戶有烈士。”讓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紀念館館長薛元勛感嘆的，除了革命精神的傳承，還有和平年代的團聚。
2021年4月，王少連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 李佳雨攝
這些年，不斷有人來尋找親人。陵園管理局梳理現有資料，整理出未找到家人的、有明確籍貫的非四川籍烈士222人。目前，已幫助近40位烈士後人尋親成功。
作為陵園的解說員，彭香從那些尋找中，常常看到的是一個家族延續幾代人的堅持。這些烈士離家時，大多還是“娃子”。烈士王德元，犧牲時才25歲，他跟著紅軍離家後，再無音訊，他的哥哥將自己的孩子過繼到他的名下，他的孫子專門從廣東來到四川工作，為的就是找到爺爺犧牲的地方。
終於，2020年重陽節，革命烈士王德元從未謀面的兒孫來到陵園，這是一次遲到了86年的祭拜，彭香全程陪同。“他們帶走了這裏的一捧土，說是要帶爺爺回家。”
還有烈士吳展，犧牲時年僅34歲，他的小兒子從未見過父親，在經過80年的尋找後，已是耄耋老人的小兒子跪在墓前，終於叫出了生平第一聲“爸爸”。
“玉娃子”也想要這樣的團圓，但其實，張家人並沒有刻意去提醒她。
他們早已獲知了“壬娃子”王少福的信息。長征途中，爬雪山前，有人看見“壬娃子”昏迷在草地上，一直在“打擺子”。“要我說，肯定是莫得活了的。”張必良已經不知道母親是真的遺忘了，還是願意活在自己的世界裏，但他們覺得不管是哪種，只要母親開心就好。
四川巴中，農家小院。這是烈士紀念日前的一個普通黃昏，百歲老紅軍王少連坐在院子裏，搖著蒲扇，看著大兒子，樂呵呵問道：“我都100歲了，你好多歲了哦？”
“76歲了，我都76歲了。”
“哎呀，兒呀，你都有76歲了呀。”
……
——誰說這樣的瞬間，不是“玉娃子”的團圓呢。
封面新聞記者 杜江茜 李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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