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育飛
1909年的冬天，在大清王朝即將走向終結的時候，一位名叫恩光的學部官員，雇傭了一名昵稱“成”的仆人。這位貼己的仆人在短暫服侍幾個月之後，遭到恩光家人的集體冷落，他們勢要將他驅逐出去。宣統二年（1910）四月初七，“成”揮淚辭別他的主人，離開恩光宅邸。這場突然的離別，徹底曝光了“成”與恩光的關系。他們並非簡單的主仆關系，而是有著特殊情意的戀人。
始於宣統元年（1909）元旦的《恩光日記》，在這場主仆揮別之後，筆鋒陡轉，思念激增，屬情的詞語充斥篇章，令這一日記成為難能可貴的“言情日記”。1910年，恩光六十歲，“成”的年齡未知。根據他後來結婚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測他此時年齡應當不超過三十歲。這場轟轟烈烈的“老少戀”不僅為研究中國近代愛情提供新鮮材料，也提醒人們註意“情感”始終是日記重要的特質。
一頁“情書”：宣統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記稿紙
恩光生於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卒年未詳。他少年時家境貧寒，至十六歲時已開始為吏生涯，艱辛備嘗。光緒十七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得奉職通州西倉，家業得以稍富。嗣後在國子監和學部任職。宣統元年九月，恩光曾恭送孝欽顯皇後奉安清東陵。宣統二年，曾在任京師圖書館任職，擔任學部考試遊學生的外場庶務官。宣統三年，他還任文廟工程處監督。
由於他家住在齊化門附近（宣統元年十月、十一月日記兩次提及），我們有一些理由推測他可能是畢業於同文館的恩光（字仲華，1859-1924？）。這位恩光，姓伊爾根覺羅氏，隸滿洲正藍旗，據《同文館題名錄》，其人家住“齊化門內小牌坊胡同”，早歲家境貧寒，入同文館後修習德文、英文，光緒五年以考英文、算學獲賜恩科舉人。光緒十二年在許景澄（1845-1900）保薦下任駐德使館二等翻譯官。光緒十五年回國。光緒十六年任總理衙門譯員，光緒十七年或任泰陵工部郎中。光緒十五年後履歷上與《恩光日記》有所出入，故暫無法確定是否為同一人，俟續考。
恩光《潛雲堂日記》始於宣統元年元旦，終於1913年歲末，其中宣統元年、宣統二年頗為斷續，至1912、1913年日記較為完整。日記影印收錄於《歷代日記叢鈔》第160冊，今有許慶江、董婧宸二人整理本《恩光日記》（鳳凰出版社，2021）。
《恩光日記》，恩光著，許慶江、董婧宸整理，鳳凰出版社，2021年
在這部日記中，恩光把自己構築為一個“失意人”的形象。無論從事業還是精神世界而言，恩光都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他四十幾年的宦海生涯，僅僅獲得一階的升遷；一生的情感在晚年遭遇巨大轉變，最終不被外人理解，且被對象拋棄。年老體衰的恩光不斷使用煩悶、憂愁、養屙等詞匯描繪自己的身心狀況，一再展示他的種種不如意。當他把這些記錄於日記時，往往是“太息識”“黯然識”“不寐，泣識”。他無法在平靜狀態下寫作！
恩光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下私人事務和情感，他睡不著，犯了失眠癥，一邊嘆息一邊寫，一邊哭泣一邊寫，黯然神傷的他偏要把這些都記進日記，似乎惟其如此，內心的愁悶才能紓緩二三。而周遭往往是孤燈一盞，窗外是樹影斑斑，有時遙遠的鐘樓傳來三兩聲鐘響，提醒他夜又深了。恩光自覺描繪下這樣的“此時此刻”，形諸日記，則是：“雨後，明月照窗，綠陰滿院。夜深沈靜，岑寂涼淒。一燈縈然，枯坐如醉。當此璄相，思懷倍切，覺身心恍惚，直如在夢寐間也。子正，黯然識。”（宣統二年五月十七日）正是在這樣的深夜，如癡如醉的恩光恍惚如在夢中，迎來情緒的噴發。有時哀嘆窮愁，有時哀嘆命蹇，有時想念愛人，有時抱怨家事。總之，許許多多的深夜，恩光這麼度過，他也把這種深夜感慨的“此時此刻”寫進日記。
在恩光深夜感性的囈語中，有一種聲音特別強烈，有一種情感尤其濃郁，那便是他對愛人無與倫比的思念，那種熾熱之情，力透紙背，至今讀來，絲毫不亞於“五四”時期新文學家們“天狗”般的吶喊。以宣統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記稿紙為例，可見其文字生情，情溢於言，言為心聲，而聲復直擊人心的描繪。
宣統元年六月二十日日記
滿紙流情的宣統二年（1910）六月二十日日記雲，“訪緣，戌初刻，訴委曲。不見則念念不釋讀，見面又似有千言萬語，一時難罄。懷想若此，情何以堪？惟禱佛天默佑，早得相聚，望切感切。展轉不寐，月照窗紗，獨對雙燈，醜正太息識。”這些灼熱而糾結的文字，明明是熱戀中人語，卻確然無疑地出自大清國的官員，一位六十歲的老人之手。他絮絮叨叨的這些文字，太像情竇初開的少年男女的戀人手記。更令人驚奇的是，恩光不止一次在日記中如此描繪。有時候，他簡直是哭哭啼啼的林黛玉。有那麼一天，恩光在日記中寫道：“想緣，度日如年，一日三秋，信不誣也。精神支離，胸膈橫塞，病矣。疾痛在心，荊棘滿目，孤孑淒楚，日坐愁城，精神漸消，心氣日減。有無窮之煩惱，無片時之歡忻。飲食遞少，困郁加多。耳順之年，尤須奔波，強顏酬世謀生。知己蔚懷，隔閡咫尺，能不萬分懷想乎？癡孽力疾識。子正。”（宣統二年六月二十日）在此之前，公事繁忙，債務催迫，家中則是冤孽不斷，郁悶心疼的恩光在這天的日記裏大大發抒郁結之情。“緣”成了他的精神念想、情感寄托，茫茫苦海中的救命稻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刻骨銘心的思念，此時恩光體會到了。可惜情感雖獲得療救，精神稍感慰藉，子夜燈下反身細想，恩光卻仍不能拖著愁痛的身心，面對滿目瘡痍的家，去強顏應世以撐起支離的社會角色。思緒至此，苦痛極矣。窮極返本，恩光轉念又回到溫馨的情感港灣，再度想起他的“紅顏知己”。現實的困頓隔閡與情感的密切想念中間，隔著巨大鴻溝，更激發恩光無窮的思念，於是他自稱“癡孽”，癡的是情，孽的是如苦海般殘酷的現實。
五月二十日日記稿本，是恩光情感大爆發的寫照。這頁日記稿本上，不僅有如上慨嘆時乖運蹇的窮愁之嘆，有思念未遂的萬千哀怨，更有山盟海誓的祈願。這些日記正文外增添的文字，令這頁稿紙成為恩光情感的真實寫照。在慣常的日記寫作中，恩光在稿紙上留下諸多空白，而這頁稿紙上欄線內的空白處，卻填滿許多緊湊的小字。在欄線上方的空行中，寫著這麼一段話：“日日默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真經，阿彌陀佛，仰求垂憐保佑，早得相聚同處，終身不離，世世同生，如願如願，念念不忘，南無阿彌陀佛。”這段文字並未註明日期，不過據其書寫習慣，應當書於本日前後。就其內容而言，可見恩光已無法忍受和戀人的長久分離，而將“在一起”的心願訴諸菩薩保佑。所謂“終身不離，世世同生，如願如願，念念不忘”，以疊詞禱語出之，余音裊裊，其情可感。
同是這頁稿紙的天頭，文字甚多，都是六月十八日二鼓寫下：
一水盈盈，重門深閉，玉人夜從何路來吾夢境也？計剪燈細語，當在近屆黃花爛漫之際。《翰海》孔願之作。六月十八日二鼓偶錄。
“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慈儉為寶。”（《老子》、《梁退庵隨筆》同時憶及 ，偶錄）
其中有《老子》、梁章鉅《浪跡叢談》中的話，恐是恩光誤記。“習伏眾神”一句源自桓譚《新論》，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始標作者為“莊子”。此外《翰海》卷三收錄揚雄《復桓譚書》也載有此句，恐怕恩光的誤記來源於此。由此可知，這段文字或也在六月十八日所錄。至“慈儉為寶”，則與《老子》有關。恩光雖然兩次強調“偶錄”，但這些語句並非偶然，而與日常生活多有關系。“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似乎針對家人使用各種伎倆而言，“慈儉為寶”則寓含箴勸家人慈愛儉樸之意。
至於書劄中語，出自明人沈佳胤所輯尺牘集《翰海》中孔願之《寄朱景周書》，不過恩光在抄錄時似乎作了修改。原書中“當在林鶯喚友、梁燕將雛之際”被修改為“當在近屆黃花爛漫之際”，給人增添更為絢麗的畫面想象。當然，或許恩光所見者為別本。這封書劄曾被朱光潛認為“雅到俗不可耐”（《古代書牘略談》）。雖是俗，但對此時的恩光而言，僅僅“玉人夜從何路來吾夢境也”一句，就能令他感同身受，何況信中還有對於下次會面必成的期待，無怪乎恩光筆錄於此。
根據恩光日記記載，這一天是“中伏”，天氣“酷熱特甚，揮汗如雨”。悶熱的天氣外加煩悶的心緒，使得這一頁氤氳著濃烈的情感，散發著夏天曖昧的氣息。
與仆人李成相愛之始末
“緣”究竟是誰？為何恩光要在日記中對他訴說如此濃烈的思念之情？
仔細梳理恩光日記，不難發現，“緣”即是恩光的仆人李成，日記中稱作“成”、“成兒”、“成僮”、“成棣”、“緣”、“源”、“緣心”、“元”等。為何恩光要在日記中更改仆人姓名，以各類昵稱取代“成”的稱呼？這一切始於宣統元年（1909）四月初七日的一場家變。那場家變最終迫使李成離開恩光家，而恩光對李成的稱謂隨即發生變化。恩光郁結於心的情愫就此一瀉而不可擋了。
“成”在宣統元年（1909）十月開始服侍恩光。初次出現在宣統元年十月初十一日日記中，“回家掌燈，成兒伺候”。此後數天，“成”與其他仆人“鴻”、廚役“羊”等一道培植花木等。日記中未見兩人親密情感，至十月底恩光攜帶成、祥兩仆參與清東陵祭祀活動，兩人關系日益親密。十月十八日日記雲：“攜成、祥二仆圍爐飲食，頗覺境新意暢。”十一月二十四日恩光宿於南關店，“成為鋪陳，伺候周致，甚適慰。”至十二月底，家中人察覺此事，大肆排擠。恩光日記寫道：“最近得力一人，反為泯不知恥眾輩過事排擠，妄造蜚言，辱詈搜剔，日夜媒孽，總使不令一朝居所遇，合家如此，而天良何在？”盡管恩光並未點名此人為何，但宣統二年四月日記及五月七日日記將這一謎底揭曉：
四月七日，欲攜成遊萬壽寺，少紆積郁，忽構讒誣，令人憤懣。昏瞀之間，不辭泣淚而去。服事六個月，並未一日離，一旦為闔家眾人攻去，實屬可恨可傷。至廿一日，婉小廝長齡於次日說和歸來，而隔日變生多梗，事又不遂。長齡小子模棱可惡，而家孽更生別計，真令人痛恨終身也。廿六日，見緣方悉。是晚大風雷雨……幾墜溝渠滅頂，否緣挾持，恐難保也，則死生之共信然。
五月初七日，……午初晴，緣心遇，遂步大街乘月，少敘各歸。淒楚展轉，今日整一月矣。如夢。（旁註：若度一年，何苦如是？殆前生孽與？）
這兩則記載清楚表明“成”與“緣”（“緣心”）即是一人。此人宣統元年十月隨侍恩光，此後與恩光情好日密，甚至還在大雨中救過恩光一命。然恩光家人似窺破兩人之間秘密，必要將“成”逐出家門。宣統二年四月七日，成最終含淚辭別恩光。此後五月初三 、初五，恩光均與“源”有約。至五月初七日，“成”離開後一個月，恩光與“緣心”再度相遇，時距“成”離家正一月，則“成”即“緣”，“緣”即“成”。此後日記中“緣”、“成”錯雜記載，大體而言，兩人關系親密時，記“緣”多於記“成”。二人關系疏遠時，則多記為“成”。恩光以這樣的小心思，表達他私密情感的親疏。
恩光與李成的感情並不被家人看好，在將李成逐出家門之後，家人們對恩光仍不放心，甚至追蹤他的行蹤。宣統二年五月十六日，“九鐘餘，（恩光）至四慶園約緣，久候，同飲食，未暢敘，即步馬路往萬生園。至東邊，忽遇鴻由西邊飛來，此誠尋隙搜剔，過於刻薄。乍見意外，懊惱萬狀，百分屈忍，勉維解釋，苦心勸告，誰能見憐寸衷？萬字樓支離對坐，六刻出園。成雇人力車自回，余攜鴻乘車歸家。是日情形，實堪悲憤，與成尚多傾話，均未果，恨極。晚思訪，陰雲未去。明月當午，滿院清陰，獨對青燈，伶仃孤苦，寂無人聲。涼風瑟瑟，幽淒黯淡，觸懷思想，能不感傷乎？子正初刻，不寐泣識。”在恩光看來，另一位仆人“鴻”的到來，並非偶遇，而是家人必要根絕他和李成的關系。這種尷尬的監視狀況，令恩光感覺十分羞辱。然而，他並沒有辦法抵抗家人的逼迫。
盡管在清代，狎玩孌童和小廝或相公較為普遍，但在公開的範圍內，人們仍然謹慎地將這種關系置於較為隱蔽的境地。在各類愛情關系之中，這種情感始終無法躍居主流。這也導致即便在最為私密的日記中，同性之愛的公開記載相當罕見。杜鳳治《望鳧行館宦粵日記》中雖透露同治年間京師狎玩相公的消息，但杜鳳治的記載十分簡略，且絲毫不流露情緒性的評語。同治五年（1866）五月至七月短短三個月中，杜鳳治盡管在40天的日記中都記載與“梅”、“蕙”兩位相公的交往，但至多止於“聯床夜話”，並不透露更多私密信息。且杜鳳治此時家眷尚在浙江紹興，他是孤身一人羈旅京城的。然而恩光的狀況與杜鳳治差別甚大。從恩光後來對李成發瘋般思念來看，他和李成的情感在那段時期顯然十分濃烈，也許是如膠似漆到令家人無法坐視不理。
對明清時期的人而言，描繪自身的情感世界常常面臨私欲和公德的衝突。高壓和強制的社會令一切過度和越軌的情感表達變得困難，但充滿活力的豐富的個人情感世界卻又始終想要尋找合適的出口。在此，日記成為直白書寫個體情感的有效載體。
從四月初七日李成離開恩光家後，“緣”開始占據恩光日記的中心。日記中，幾乎每天都有“緣”字出現，如“訪緣”、“念緣”、“約緣”、“詣緣家”、“想緣”、“到緣寓”……想而不得的時候，恩光就念佛，有時候“佛”即是“緣”，即是他的情人李成。李成令他心神不寧，恩光的日子過得恍惚如夢。他在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記寫道，“懷緣，心神不定五十日矣。可嘆。”然而他自己不願打破這種愛的恍惚狀態。似乎，惟有通過日記的書寫，恩光才能略略緩解思念的苦痛。五月三十日日記雲：“自四月初七日，匆匆恍惚，日夜懷想，直在夢寐之間，至今心神迷惘，寢食皆廢棄。緣耶？孽耶？無時獲釋。佛天憐佑，早得即日完聚，終身感誦無已。”茶飯不思的恩光束手無措，只能禱告佛祖和老天爺保佑，讓他們早日聚首。此外，稍紓這種刻骨銘心的思念，也許仍要靠寫日記完成。五月三十日日記剛記下此種念想，六月初一日日記中恩光再度表達類似想法：“念佛，望元。癡情若是，殆有前因，望即歸來相聚，終身不離。”八月初一日日記雲：“念念念經，書緣，每日朝夕存想者也，速如願慰，幸幸。”念佛已無法讓恩光心情平靜，而李成暫時也不能回歸恩宅。於是，恩光為李成在外頭租住房屋，按月提供費用。盡管此時恩光早已負債累累，然而為了心中熾熱的情感，他早已不管不顧。他心甘情願為李成付出，而對於家人索錢的行為，則一概視為孽債。妻子來要錢，恩光在日記中寫道：“婦索月費，噎氣。此生萬不能逃，死而後已，冤哉！”
宣統二年六月日記中的“緣”
在恩光看來，家中人毫無天理良心，是“畜輩”，“實未有絲毫之義理，安心作對，可恨可恨”。家人有意拆散的行為，令恩光更加思念李成。他有時吃完飯，急不可耐要見李成，日記記為“奔緣寓”。如果訪而未見，則不勝落寞。如宣統元年六月初五日，“懷緣，進城，步大街，欲訪未果，無聊歸家，尤覺孤寂，可嘆。”總之，恩光此時已經犯了魔怔，他對李成是“動止觸物 ，時刻感想”。
這種思念令恩光發狂，他對不斷記載思念或許也感到厭倦，故而更改日記書寫體例。八月初五日日記雲，“此後念佛、緣，默誌之，日有遇則書之。”不再記載每日的思念，而只記載他們的相遇。然而一個月以後，思念的情愫又占據上風，他自訂的書寫體例再度改變。九月十七日日記雲：“每日時憶及緣，輒念念，後有遇，登計，餘總識之。”此後十幾天恩光日記中不再記載思念李成，推測他另外備有簿冊，專門記載思念次數，以便歸總。這真是一位癡情的男子！
為了消弭漫長的相思之苦，恩光不斷努力，朝著他和李成相聚的目標邁進。七月份，彼時學部下轄京師圖書館落成，恩光極力謀求守護圖書館藏書的職位，以便二人早日完聚。於是七月初八日日記雲：“懷緣，念念在抱，默禱成全，則相聚在邇矣，時須運動。”經過持續不斷的運作，恩光順利獲得這一職位，並從家中搬出，居住在圖書館旁。十月初二日，恩光和李成會面，商量移到圖書館新宅同居。十月初六日，恩光剃發刨須。十月初七日，李成搬來和恩光同居。從此恩光日記中記載變為“緣侍，晚同榻抵足敘話”。然而，這種狀況再度被家人發覺。十月初十日，“惡婦無故非常取鬧，天乎！直是逼迫速死以了宿孽耶？何苦是之苦命！痛哉！”他的妻子鬧上門來，令恩光無法應付。在恩光看來，家人仍舊沒有放棄拆散他和李成。十月十二日日記，“連日家人輩異常悍逆，萬分強忍，自嘆命苦無憐而已”。按照彼時道德準則，處於劣勢的恩光除了在日記中抱怨，哀嘆命運殘酷之外，實在也並無他法，只能忍耐。
在度過一小段甜蜜時光之後，恩光和李成的感情卻迅速降溫。首先是開銷日益增大，原本負債的恩光註意到開支繼續增加。十一月初六日，“成購套壺椰子，甚細。連日煩悶，浮費流水，奈何！”而李成也經常告假回家，外加此時恩光公務不順，心情重又回到愁悶狀態。所謂“內外之不順心，公私之不合理，忍耐無法，聽天由命而已。”由於二人關系變冷，日記中也不再稱李成為“緣”，轉而將其記作“成”。不安分的李成開始逐日外遊，至於宣統元年（1910）二月二十二日，恩光在日記中寫下：“初鼓，雇馬車回廟，鎖門不開。成外出浪蕩，不可信任，自恨。”兩人關系至此再不復往日甜蜜，而日記中再也沒有出現“緣”字，一律標為“成”字。至於1911年十二月，李成自行結婚，他與恩光的另類感情也基本結束。直至1912年五月中旬，“成僮含淚辭去，無錢養留。三年侍奉豢養，一旦別尋衣食，曷勝惋嘆。”兩人結束主仆關系後，仍有來往，1912年八月十四日，李成贈送恩光花糕，恩光認為他“尚有良心”。不料八月二十六日，李成來恩光家，談未片刻，“陡然拳打腳踢，不分皂白，謾罵無禮。……茍延殘喘之際，更復直奇變悖逆之野蠻無教之事，命何以堪！孑身忍耐，不能早亡，尚有此等孽障，命薄可嘆極。”兩人的關系，竟然以這樣狼狽的局面收場，令人欷歔。
在恩光與李成感情漸冷的日子裏，恩光與家人的關系逐漸緩和。宣統二年正月，恩光的孫兒保泰降生，給他帶來許多歡樂，他時常回家看望孫兒。至於宣統二年八月，恩光重又攜帶李成回家看視孫兒。恩光的家人看來原諒了他從前的行為。
就在他的家庭生活即將恢復平靜之際，整個社會的動蕩卻已現端倪。幾個月之後，遙遠的武昌爆發了革命，隨之而來清帝遜位，恩光賴以生存的大清王朝覆亡了。這對恩光的生活而言，又是一大變化。正在此期，恩光又開啟了另一段戀情。
言情詞匯與恩光的三條情感線
在談論恩光1912年以後的新戀情之前，有必要先回顧下恩光情感世界中的三條情感主線，以便更為清楚地認識他的感情世界為何有新的波瀾。恩光情感世界的波瀾形諸日記，是采用一系列充滿感情色彩的詞句精心書寫，故而分析那些充滿感情色彩的詞句，就成為蠡測恩光情感世界的重要指征。
情感是一系列可以傳達的信息，是個體與內心世界並外部世界溝通的特殊“語言”。日記中偶爾一現的情感表達/語言，是個體對身心狀態和周遭世界的審慎對話，既是情緒的疏導，也是心靈世界的重建。在此，我們嘗試將恩光日記中充滿感情色彩的詞語制作一個表格，以見出恩光在1909年至1910年5月間的情感狀況。之所以選取這一時間段，主要在於1909年恩光尚未在日記中透露和李成的愛情關系。而1910年只標記至五月份，則由於當年四月份李成被恩光家人逐出家門，在整個五月份，恩光的情緒出現極為激切的變化，充滿感情色彩的詞匯也大量增加，然而，也不免出現一些雷同。以五月份為例，已足以說明恩光如何運用這些詞語在日記中表達自己的心情。同時，也可由此窺見日記是否足以承擔作者的情感表達。
《恩光日記》情感、心境詞語略表：
由於這部分日記記載並不連貫，我們不能以此斷定恩光平均每月的情緒變化，卻正是這種不連貫的記載特點，以其隨機性，揭示恩光整個情感和心境的不穩定。從日記中頻繁使用的詞語來看，恩光大量表達了感傷、煩悶 、黯然、悲憤等情緒。在此，我們以意大利學者P.史華羅（Paolo Santangelo）《明清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詞語研究》中提出的五種情感類別為參考，分析恩光此時的情感世界和心境。史華羅根據情感和心境將中國明清文學作品（主要為小說）中的詞語分為以下五種情感類別：
1．消極反應類型（恐懼、懷疑、焦慮、驚異）；
2．積極反應類型（愛、感動、喜歡、希望）；
3．滿意反應類型（快樂、美感、宗教情懷、歡愉、滿足）；
4．攻擊性反應類型（憤怒、仇恨、妒忌）；
5．不滿反應類型（悲哀、沮喪、羞慚）。
利用史華羅的分析框架，很容易發現，恩光的情感基本處於消極反應、不滿反應這兩大類型，偶爾還有一些攻擊性反應類型。恩光的情感世界極為消極，時時處於不滿和壓抑之中。日記中極為難得的積極和滿意反應的情感詞語是“爽人心目”和“適慰”。前者出現在宣統元年三月十七日，面對皎皎明月，恩光感到“爽人心目”。至於“適慰”，則出現在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記中，當天李成在旅店服侍較為周到，故出此語。由此，並不難理解恩光的情感狀態。在日常生活中，他找不到歡樂和積極的出口，所遇人事均令他不快，帶來的只有無窮的煩悶和憂愁。惟有深夜自然的風景與悉心照料他身心的仆人李成，才能帶給他安慰和歡樂。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在李成被逐出家門之後，恩光每日都長籲短嘆，陷入深深的思念和欲罷不能的煎熬之中。
宣統二年五月日記充滿感情色彩的詞語
史華羅所著《明清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詞語研究》
在那些充滿感性色彩的言情詞匯之外，《恩光日記》還有“債”與“孽”兩個關鍵字眼值得關註。《恩光日記》中充斥著諸多與“債”有關的詞匯，如孽債、債累、宿債、家孽、家眾之孽、前生孽、冤孽、宿孽等等。這兩個字構成的詞語頻頻出現在日記中，既與恩光現實處境有關，也是他虔誠信佛帶來思想觀念的認識所致。
宣統年間，恩光已經債臺高築，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補貼家用。饒是如此，仍然收支難以相抵。每年年底都是“虧累過甚”。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記所雲：“家業已罄，負債累累，心力已竭，尚須支持措籌，只求速死，宿債即償。”日記中第一次出現嗟窮嘆命在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二日，“連日煩悶抑郁，自傷認命而已。……此增彼損，永不留餘，自是貧賤之兆，奈何呼天。”次日日記又是，“煩悶之至。惡婦偷當衣服數件，抽筋贖出，合銀二十兩二八，傾家蕩產甚矣！冤孽可嘆可恨！……可憐。”由於家庭收入入不敷出，甚至連妻子開始偷當東西，而恩光致力於支撐整個家族不至於徹底頹敗，只能忍耐負重。沈重的家累和不斷的債務危機，促使恩光不斷使用“債”、“孽債”等詞語。連同財務危機所造成的“債”還有妻兒家眷逼迫的債務，童仆偷竊欺瞞的債務。此外，“債”與“孽”還是佛教思維方式的體現。恩光虔誠信佛，宣統元年一月初三日，“每日默誦佛經五遍。（永遠如是）”日記中常常有禱佛的記載。《法苑珠林》中業已指明“債負”是一種罪業。而恩光不僅將窮困視作一種罪業，也將妻子的逼迫看作必須承擔的罪業，此外，他個人與李成的情感被眾人厭惡，也被他視作一種必須背負的罪業。他在日記中反復使用“債”、“孽”等詞語 ，並希望早早死去，以便一了所有孽債，即是這種思維方式方式外化。
於是，日記中遇到夫妻關系、債務危機事，常雲“孽債何日償清耶？”至於外放直隸州為官，也是“家孽所迫，萬難忍受”。“孽”與“債”在恩光不斷的書寫下，成為他抵禦外來侵害的心理防禦機制。一旦遭受委屈和逼迫，他便將之視作前生命定的“孽”與“債”，故此內心盡管煩悶恨極，也能有效化解。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記雲：“支各種孽債，前世今償，不死不已。”十二月廿六日日記又雲：“人生之苦命孤獨若我者甚鮮，不即死，宿債孽未償清也。何罪若是！”雖說欲一死謝之，卻終於能頑強地活下去。“孽”與“債”的熟練使用也令恩光能夠小心翼翼呵護他的小眾情趣，而不去管外界的風言風語。甚至，在李成變心之後，恩光也可以憑借這兩個字求得自我安慰。不管世路如何淡薄，恩光已認定自己為背負罪業之人，故而生活中的風浪可令他受傷，卻終不能將他擊垮。
自然，恩光也時時冒出逃避的想法。對他而言，最好的出口似乎就是逃離此處的苦海，無論是現實的搬遷離家，還是祈求佛陀庇佑，似乎只要離開家中的是非煩擾，他的心就能獲得平和。如宣統二年三月十五日日記雲，“家孽所迫，萬難忍受，惟願早離苦海，逃生遠飏，永感佛天憐佑無極。”宣統二年四月日記：“遭此家眾之孽，早早得以逃往他方，以免悒郁而斃，幸甚禱甚。”宣統二年五月初六日，“予近數月食不飽，寢不安，惟日夜默祝逃生，誰憐苦衷。”雖然他曾從家中搬離，最終卻難免回歸家庭。他終於無法徹底擺脫給他帶來無窮煩惱的家，於是只能在苦海中自傷自憐。
從《恩光日記》所述來看，家人是恩光情感世界中重要的一端，盡管這條感情線充滿苦楚，恩光卻不能不仰賴這條情感線。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條情感線出現問題，恩光才轉而尋求情感世界中的第二條感情線：與同性戀人之愛。除此之外，由於恩光年事已高，與仆人的情感關系也在他生活中也顯得特別重要。這三條感情線在恩光情感世界中占據主要位置，其間的波動與關系的轉變，令他的日記情意滿滿，跌宕起伏。充滿感情色彩的詞語也因此在這部日記中構成一股股湧動的情緒流。
恩光與妻子等家人關系似乎相當不睦。在這個家中，似乎是恩光一個人在悉心經營。他在日記中自述，家中“一草一木，余一人慘淡經營，未有一協助者。數十年節儉整理，而毀於家人輩眾，此或前生所負，今世償還耶？”苦心經營家庭生計之累且不說，家中人還時時令他不快。1910年六月十三日日記，“在家逐日無一言，孤寂何堪！荊棘尤復悖逆，令人氣結。”對於妻子，恩光似乎從未有好言好語。他將妻子稱為“獅吼”、“惡婦”、“孽婦”。有時看詞曲《獅吼記》，他也別有感慨。他送妻子錢，是供奉孽婦銀錢；和妻子吵架，是“惡婦無故取鬧”，是“惡婦無意間嘔氣，此孽何日了”；他為妻子置辦飲食，則是“午後起，為婦置饌，忍心”。總之，他和妻子的關系頗有些“前世造的孽，今世作夫妻”的意味。家中的瑣瑣屑屑均令他不滿，而他的家人似乎對他只有無盡的索取，絲毫不關心恩光的情感需求。恩光在日記中憤而說家人“無一稍具天理人心者”。家庭生活的重重危機，可能使恩光將小小的情感出口視作逃離苦海的孤筏，故而這位六旬老翁的日記才那麼濃情熱意。
恩光與李成的關系前文已經述說較多，此處專論他與仆人的關系。李成原來也是仆人，離家後，主仆關系方才一變而為情人關系。看來在恩光的情感線上，一些情感線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惟此處專要論述的是普通的主仆關系。由於年老體弱，恩光對仆人十分倚重，且投入相當多情感。然而他先後雇傭的三個仆人長齡、葉翔、鴻都最終被證明為不可靠。他的仆人總是背著他偷竊財物當賣。如1911年八月十九日日記，“翔取回偷竊朝珠當票十兩一紙。狼心狗肺，實令人憤恨。”即如李成，最令恩光傷心，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記記載：“成僮畜養三年，無一不周，以為親近可靠。旅居在外，左右有人，處之若家人父子，蓋亦由有所激之耳。孰意無行無恥，殊屬異常。”“奴子葉子祥豢養八年，已偷竊七年矣。”1911年十月二十日日記，“回廟寓，爐冷無煤，已早著三小子買煤，逾時未回，而長齡近加疲玩疏懈，此二役直比畜生尤加倍。命蹇運乖，何致遭遇如是。活地獄幾時逃出耶？躬自升火想炊，更為畜輩預計。人生至此，……苦況訴誰？長嘆而已。”辛亥鼎革以後，恩光這樣的旗人仍維持一個大家族，然而收入不敷，而童仆早已難以管束。變賣家產，對主人不聞不問，甚至於恩光需要自己生火做飯。種種情形，令恩光和奴仆的情感線也逐步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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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