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騎自行車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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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21年8月30日,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的第三子、喬治布什美中關系基金會的創始人兼主席尼爾·布什(Neil Bush),圍繞中美經貿合作前景、中美人文交流、病毒溯源、抗疫和公共衛生合作等話題展開對話。本文根據對話實錄整理,有刪改,未經本人審定。

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的第三子、喬治布什美中關系基金會的創始人兼主席尼爾·布什對話。圖片來源:CCG

世界上沒有適用於每個國家的單一體制

王輝耀:早上好,晚上好。我是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歡迎各位觀眾收看CCG全球對話系列的第12期節目。

尼爾,我記得你說你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75年,從那以後你一直定期訪問中國。鑒於你曾多次訪問中國,並親眼目睹了中國過去50年裏的發展以及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也許你可以對你所看到的中美關系作出一些評價。

尼爾·布什:我想先回顧一下1971年10月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投票。那時我剛好在紐約,當時我父親不知疲倦地宣傳“兩個中國”的概念,這也是當時美國政府的立場。然而最終的結果是他們被投票否決,中國被承認,臺灣被踢出局。中國代表團到美國後,我父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請他們到康涅狄格州我奶奶家吃午飯,以顯示美國人的熱情好客,張開雙臂歡迎他們,我當時就在現場。

從那時起,他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第一次真正的接觸。我父親對中國人民有感情,並對我們兩個偉大國家應該如何合作抱有很高的期望。

1975年,我和我的三個兄弟姐妹訪問了中國五個星期。我們在北京呆了四個星期,然後和我母親坐火車去了無錫、南京和上海。能夠以旁觀者的身份目睹中國在過去46年間經歷的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我在1975年看到的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太多自由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他們同樣貧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人無法自由地做出選擇,而這在今天顯然是無法想象的。

因此,46年後回看,如果回到1975年,我無法預測或想象中國會有數億人擺脫貧困,中產階級會像現在這樣快速增長,經濟發展會繼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為人們創造財富,人們能享受日常自由。坦率地說,在當時的中國這些顯然是無法想象的,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我與其他同事不同的地方之一是我實地到訪過中國,親眼看到了中國在多年間的成長。我得出了一些深刻的結論:沒有適用於每個國家的單一體制,每個國家都需要發展一個適合該國條件的體制,中國的制度對中國是有效的。如果你看一下自我到訪中國的46年以來,還有自中美正式建交以來四十多年的成果,結論不言自明。我相信美國的體制對美國有效,中國的體制對中國有效,我們需要尊重這一點。我一直很驚訝能夠見證中國的這種變化,沒有人能在46年前預言這一切。

王輝耀:你還記得你當年在北京看到的一些東西嗎?我記得你父親在天安門廣場騎了自行車,你和你父親剛來的時候你在做什麼呢?

尼爾·布什:我們有同樣的經歷。我們騎著自行車到處走,真的很有趣。我們騎車到了天安門廣場。我清楚地記得把車停在一個停車標誌前,交警在那裏舉著雙手,許多自行車在那裏停了下來,聚集在一起。當他們看到我們這些來自美國的長鼻子白人,幾乎從自行車上摔下來。

我們還去了動物園,去看大熊貓和其他動物。有很多人跟著我們,比看動物的人還多,我們把這次經歷當做一次友好的冒險。

我還觀察到一件事,也是我和爸爸在那次旅行中談到的,就是如果你觀察中國消費者走過一家自行車店、一家賣廚房用具或其他東西的商店,你可以從他們的眼中看到他們想要更多,他們想要一輛更好的飛鴿牌自行車或其他東西。中國人也有著誌向和渴望,正是這種對美好生活的誌向和渴望,成就了當下令人難以置信的增長和潛力的實現。

我對當時的場景仍然記憶猶新,而現在我回到中國,汽車到處都是。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著實令人震撼的轉變。高鐵和互聯網無處不在,這在1970年代我在中國騎自行車的日子裏是無法想象的。

1974年,老布什一家在北京。來源:資料圖

王輝耀:在四十多年的發展下,我們的確看到中國從一個自行車王國發展到一個汽車王國,當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

尼爾·布什:還有我提到過的高鐵。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部署高鐵方面都無法跟上中國的步伐。我曾多次乘坐效率極高的高鐵火車,它們很安靜、快速且幹凈。中國正在享受一種能力上的飛躍,在許多方面真的讓它與眾不同。是的,它已經從自行車之都變成了世界上的汽車消費之都,現在也在高鐵領域蓬勃發展。

國家間需要以成熟的方式解決衝突,以尊重的方式表達價值觀

王輝耀:在過去幾年裏,特別是在共和黨總統特朗普上臺後,我們看到中美關系惡化了不少。在我們現在處於不斷下行的情況下,如何能夠真正改善中美關系,回歸常態?

尼爾·布什:首先,你提到了兩國關系的惡化,我覺得有一些類似的因素導致美方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恐懼,這種恐懼反映在特朗普政府時期變得越來越嚴厲的言辭中,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退後和拒絕對話的孤立主義做法。

我父親的核心觀點是,國家、家庭和朋友都需要彼此保持聯系,以便更好地了解對方,以便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這樣,當衝突出現時,你可以以成熟的方式解決這些衝突。我們在過去的五年裏,與這一點背道而馳,也許甚至在這之前就已經變成這樣。

再加上美國的“美國優先”“建墻”、反移民和“我們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的種種問題想法,以及看到中國的經濟崛起到現在與美國經濟總量持平或僅次於美國經濟。你知道很多政治家害怕以這種方式失去我們的領先地位。

然後第三個因素是在美國的大環境下,我們沒有信息去了解中國,因此在政治上中國變成了容易受攻擊的對象。

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作為世界上重要的大國,面對這個崛起的大國,我們將如何反應?我們國家的很多人和很多政治家對此反應相當不佳,他們認為中國對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是一個存在性威脅。我們將與中國有問題,但我們會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有我們堅定支持的價值觀。我們將盡量以一種尊重的方式來表達這些價值觀,而不是以指責或貶低的方式。但我們會表達我們的價值觀,並希望我們能幫助塑造這種事情的結果。但最終的目標應該是盡可能多地以不同的方式走到一起,並以尊重和成熟的方式解決挑戰。

提高關稅是一個非常愚蠢的想法,這是對美國消費者的征稅,傷害了美國企業。特朗普和他背後的人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與一個國家有貿易逆差,我們必須通過提高關稅和平衡貿易來解決這個問題。但現實是,在全球貿易中,一些國家有質量好的商品,以較低的成本提供,較富裕的國家想要購買,而較貧窮的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買不起。因此會出現貿易不平衡,這沒有問題。經濟學基礎中沒有任何內容說貿易不平衡是不自然的、不適當的或不好的。所以這首先是一個愚蠢的論題。

深層地看,這種邏輯可能是要對中國人進行懲罰,以試圖讓中國經濟倒退。但這也是不合邏輯的。所以這是一個失敗的政策,需要被扭轉。

王輝耀:在過去的五六年裏,中美之間似乎產生了更多的誤解。但不幸的是,整個世界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挑戰。我們長期處於疫情中,現在還出現了新冠病毒的新的變種,而且它確實切斷了我們的聯系,至少在旅行方面。現在我們看到,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館在過去的3個月裏(從5月到7月)已經發放了將近85000個學生簽證,在浦東國際機場排了很長的隊伍——學生要回美國了。然而,美國學生仍然不能來中國。

因此,你認為我們應該在哪些方面真正合作?我們如何才能真正讓美國和中國專註於抗擊疫情,而不是指責對方?

尼爾·布什: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這也是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涉及影響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可持續性等一些主要議題,包括氣候變化、糧食不安全、與健康有關的一切。疫情算是最明顯和最緊迫的事項,但是由於氣候變化,我們還有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我們如何才能學會改變氣候變化的進程,使地球能夠在目前的軌跡保持發展繼續持續?

這些是大問題,顯然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必須合作。事實上,很難想象沒有中國和美國的合作就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顯然都需要從人性角度出發,共同解決它們。

我明白你對於那些指責的沮喪,特別是在疫情爆發之初,我們有來自白宮的消息,說:病毒只是會在這裏停留一段時間,我們只有13個病例,都會消失的……我們會有個口罩令,但我不會戴口罩……每個人都應該接種疫苗……但沒有真正的推動,在美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反疫苗運動。

我們沒有民族自豪感或民族動力來對抗疫情,而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應該相互學習,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心態,看看新西蘭做了什麼,澳大利亞做了什麼,中國做了什麼,以及其他國家做了什麼。我們應該分享現有的疫苗開發的最佳技術,並讓世界各地的制造商將他們的生產轉換為合格疫苗的生產,以便全球人口可以更容易地接種疫苗,防止疫情通過各種變體傳播。所有這些的事情都需要一個合作的環境,可悲的是,今天並不存在這種環境。我相信,事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王輝耀:是的,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有很多事情我們可以一起合作。但是中國現在GDP穩定增長,也許未來會超越美國。我們現在如何能接納彼此,和平共處?我記得你之前說過,美國的體制適合美國的國情,而中國的體制適合的是中國的國情。我們不應該試圖改變對方,我們應該更多理解對方,如何可以做到這一點?

尼爾·布什:我給你舉個例子,阿富汗問題是出現於我的兄弟喬治·沃克·布什總統時期,這與他和他的妻子相關。我的嫂子勞拉對如今高度受關註的婦女和兒童的權利有非常強烈的感受。1996年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新獲得控制權。在我看來,對於全世界關註這些婦女和兒童權利的文明國家來說,也許就好像他們被扔回了黑暗時代或石器時代。通過改變當地的領導層,文明國家將被激勵著一起工作,在那裏保持存在以維持穩定。

現在,美國人民有點厭倦了當救世主和保護者,他們是那些國家的盟友,但不是所謂巨大的支柱。美國人民選舉拜登時,他承諾撤軍,特朗普總統也做出了撤軍的承諾。一個更好的策略應該是,讓我們從世界各地的國家,找到我們共通的人性,一起工作。不是去建立一個國家,而是成為這些基本人權的保護者,這可能有些理想主義和天真,但我確實相信我們會將這一目標實現。世界正變得如此緊密相連,一切都比過去透明得多,所以在有錯誤需要糾正的地方,我們需要一起工作來糾正這個錯誤。

而且,有關如今非常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新疆少數民族的待遇,我只是希望中國非常開放而透明,告訴世界那裏發生了什麼,並且讓人們知道真相,以便世界能夠安定下來。同時,我完全贊成美國表達我們的價值觀,在有人權挑戰的地方,提出我們的觀點,來解決那些與人權有關的問題,這也涉及如今的阿富汗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

我想我要重申的是我父親經常公開說,美國和中國的雙邊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他在多年前說這句話是有先見之明的,因為它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得更加真實。鑒於我們作為地球上的人類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我還想說,全球化已經給了美國經濟一個機會。我們的GDP和個人財富巨大的推動力,以及我們在全球化世界中最大的夥伴,一直是中國。所以美國一直是貿易的受益者,這種貿易關系使我們的國家受益匪淺。毫無疑問,中國也是我們貿易關系的巨大受益者,而且隨著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文化交流和學生交流,已經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遊客來到美國。

現實是,我們從這種雙邊關系中受益匪淺。我們應該期待一種預測未來的方式,未來會更好。我們已經進入了這種瘋狂的時代,中國的崛起突然被政治家們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一旦我們能夠克服中國不代表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或我們的經濟或我們的自由或基本生活方式的威脅這一障礙,通過對話將建立更好的理解和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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