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超在學術論壇中發言
劉超在案件現場仔細偵查，不放過蛛絲馬跡
文/羊城晚報記者 董柳 圖/受訪者提供
“剛開始幹這項工作，跟各種腐敗屍體打交道，吃不下飯，自己很難受，會做噩夢。到後來習慣後，看到屍體，就覺得是‘靈魂使者’在跟我們對話……”參加完廣州抗擊新一輪本土疫情、正在隔離酒店的劉超，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吐露了他從警30年的心跡。
身為廣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警務技術二級總監，58歲的劉超剛獲得“廣東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此外，他還有很多身份名片：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事技術標準化法醫遺傳學組副組長，中國法醫學會物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專家組副組長，法醫病理學公安部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
去年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劉超一心撲在疑難命案積案的偵破上，一年來，他已破了歷年久攻未破的疑難積案7宗，而DNA仍是他“進攻”的得力武器。
從領導崗位退下後 把主要精力用在破命案積案上
羊城晚報：去年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氣了？
劉超：雖然去年不再擔任廣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支隊長了，但過去二三十年廣州“積”下的一些命案沒破，始終是壓在我心頭上的大石。
我的前幾任支隊長總是在退休之前交代我：還有哪宗案件沒有破，希望你退休前給破了，也希望你把沒有破的命案轉給下一任。
刑偵人有種特殊的情懷——破案。破案最重要的是破命案，命案中最難破的是積案，這最考驗刑偵人的情懷和能力。所以，我去年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一年多來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破命案積案上。
羊城晚報：這些命案積案有什麼特點？
劉超：有些案件，是我二三十歲剛參加公安工作時就遇到的，案件現場——地上血流如河、屍體高度腐敗，當時沒有技術條件破案。雖然過去這麼多年了，但這些案件的現場仍歷歷在目。
羊城晚報：為什麼這些案件難破，是因為物證少嗎？
劉超：我們講的刑事案件疑難，不光體現在現場證據不多。案件因果關系不明、作案動機不明、案件性質不明——這樣的案件就很難偵破。
比如說，一個平時非常優秀、老實的人突然某一天到外地殺死不認識的人，現場證據又非常少，這種案件就很難破。
像發生在廣州黃埔的“2004·7·13”這個案件，嫌犯小時候曾跟父親在黃埔賣過蘋果。他作案之前本來想做生意，但錢不夠，來到廣州，轉來轉去，轉到了一家發廊店裏，發廊店就問他要不要住宿——二三十塊錢。他開始的動機並不想殺人，但在嫖娼過程中，因嫖資等問題，他現場就地取材作案殺人。他先殺了一個人，但這個過程驚動了另一人……這名男子來廣州的當晚就殺人，殺人後第二天就離開了廣州。回到陜西後，他在煤礦裏躲了六個多月，後來覺得風聲平靜了，回到村裏，此後再也沒有出過村子。別人欺負他，他忍著；別人欠他錢，他不敢要、不敢追。村裏人都說他是老實人、好人，作案後的十幾年裏他就這樣生活著。
羊城晚報：那是怎麼突破的？
劉超：靠DNA。我們抓人前有個小插曲，戶籍資料顯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幾，但我們根據案發現場分析嫌疑人應該是一米七幾。這種情況下，敢不敢抓人？我就拍板了，抓，絕對沒問題，因為我們有DNA這個強大的技術支撐。後來了解發現，約20厘米的身高“差距”，在於早年戶籍材料上的身高數據是自報的，不準確。得益於科技的創新與進步，這樣的積案就能破掉。
羊城晚報：你們抓他時，他什麼反應？
劉超：我們找到他時，他哭了，說的第一句話是“終於解脫了”。
所以回到剛才我說的，這個案件難破，難就難在他是偶然來廣州，作完案就走，回去後再也不作案，當了十幾年老實人，還結了婚，生了一兒一女。但即便如此，他也難逃良心的審判，他說他夜裏經常做噩夢。被抓後，他跟我們說想見老婆一面說句話：“老婆，我有時候發脾氣，是因為心不靜（凈），希望你原諒。”
後來，我陪他坐火車回廣州，他一路上非常配合，把整個案情、把這些年的心路歷程都給我們講了。
刑偵人發現重大案件線索時比什麼都興奮
羊城晚報：退下來後，您破了多少宗這類命案積案？
劉超：我和我們刑警支隊破命案的大隊，去年共破命案積案92宗。我以前做刑警支隊“一把手”也沒有破那麼多案件，為什麼？就在於現在心沈下來了，能專心破這些積案。我自己帶隊去摸線索、抓人的案件就有7宗，這7宗案件都是歷年歷屆專案組久攻未破的案件。破這些案件除需要思路正確、方法科學外，還要付出艱辛勞動。比方我剛說的那宗去陜西抓人的案件，我們通過半年多對案件檢材重新分析發現了線索，出差一個星期，利用DNA技術摸排線索。我牽頭從陜西、山西、廣東三個省組建DNA專家組一起分析，每晚總結到淩晨兩點後，清晨五點前就又要起床開始新一天的工作。
盡管辛苦，但破案後的興奮感，別人是體會不到的。為什麼一講這些案件我就滔滔不絕？因為非常興奮。
羊城晚報：破這些陳年命案，關鍵靠什麼？
劉超：DNA！我是搞DNA的嘛。
比如，今年3月，我帶隊去雲浮市天堂鎮抓了一宗命案的嫌疑人。這個案件是2007年3月發生在廣州番禺的一宗夫婦被殺的雙命案。我記得當時到案發現場時，整個地面都是血，腳根本沒辦法不踩到血，這個案件也是多年沒有破。
去年我們派了警力摸排，判斷應該是熟人作案，但就是找不到嫌疑人。我帶隊去，在雲浮天堂鎮，待了一個多星期，最終鎖定兩名嫌疑人。他們從小要好，來廣州後聽說這對夫婦家裏有錢，就敲門進去搶劫殺人，而且一人殺一個，殺完後訂立攻守同盟——無論誰說出去，另一個人也跑不掉。當年，在案發現場的眾多血跡中，我們只找到了嫌疑人的微量血痕。但我們這麼多年一直沒有放棄，最後靠DNA系譜排查把作案人找到了。
抓人的前一天夜裏九點鐘，我開車去陽春，到陽春已是晚上十一點半，馬上開現場會。次日淩晨約兩點半抓到其中一個嫌犯，連夜初審。第二天早上六點多，我們到工地把第二個嫌犯抓獲，整夜都沒合眼。
羊城晚報：經常這樣工作，有沒有因為感覺疲憊而不想幹了？
劉超：我們刑偵人發現重大案件的線索時，比什麼都興奮，絕對沒有累的感覺，所以我常說永不言累。我們把疑難命案給破了時成就感最大，這既是給死者一個交代，又能形成對犯罪者的震懾：只要作了案，正義遲早會來到。
最難辦的案：番禺滅門案中上千份檢材僅有一份含嫌犯DNA
羊城晚報：職業生涯中，對您來說最難辦的案件是哪宗？
劉超：2014年的廣州番禺滅門案——三代人六條人命。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4月29日，我到了現場，在那裏待了六天，這個案子是我經歷的案件中最難的一宗。一提到這個案件，我眼前就像放電影一樣回放著當時的場景——
這個案件是怎麼發現的？當時，樓下的鄰居發現樓頂老是滴水，上去敲門，敲了半天沒人應。小區保安來了後，發現這戶人家既沒有報裝修，業主電話也打不通，最後叫來業主親戚把門打開。門一開，就發現了屍體，於是就報案了。
我到現場去的時候，屋裏還有積水。這個案犯在屋裏待了20多個小時。案犯先是在小區踩點，然後買繩索，上網搜索怎麼躲避監控、怎麼不被註意，作案前又新買了一套衣服。然後他上到樓頂，把繩子拴在樓頂，順著繩索從窗戶溜到樓下住戶家裏實施搶劫。屋裏第一個人發現他後，他把對方殺死了，這個過程驚動了屋裏其他人，他殺紅了眼……案犯很殘忍，有個女被害人本來已跑出了門，又被他拖進屋裏殺了。
殺人後，案犯在屋裏清理現場抹掉證據，用拖把拖、用水衝、用火燒。他還把屍體身上的血跡全部衝洗掉，然後離開。
我們查看現場後，問題就來了：六個人同時被殺，是一個人作案還是幾個人作案？認定困難！滅門是因仇還是搶劫抑或其他原因？定性困難！我從4月29日到5月5日連續勘驗現場，其間，公安部準備5月3日派專家團隊來廣州指導破案，我們反饋說有信心搞定這個案件，公安部就決定再給我們兩天時間。專案組夜以繼日，壓力非常大。
5月6日，在上千份檢材中，終於在一份中發現了犯罪嫌疑人的DNA！得到這個重大突破後，我們當時主管刑偵的副局長帶隊抓人，十幾分鐘就抓獲了嫌疑人。
這個犯罪嫌疑人狡猾到什麼程度呢？他搶到的U盾、銀行卡，弄到密碼後暫時不去取錢，而是打算等警方把案件放下、放松警惕後再取錢。他拆下自己的電腦主機，把卡藏在電腦中，再把主機殼裝上去。
羊城晚報：作案的嫌犯有沒有想到你們能找到他？
劉超：他沒想到，做夢都沒想到，更沒想到這麼快。他覺得他的計劃是“百密”——衣服新買、繩子新買，連鞋都是新買的，頭發換了發型，走路變換姿勢躲避監控。為了躲避偵查，他精心設計了這一切。
現在看見屍體就像見到“靈魂使者”
羊城晚報：法醫這個職業比較特殊，經常跟屍體甚至是高度腐敗的屍體打交道，很多人甚至連法庭上的這種證據照片都不敢直視。您從事這個職業，心裏有沒有不適感或恐懼感？
劉超：剛開始幹這項工作，跟各種腐敗屍體打交道，吃不下飯，自己很難受，會做噩夢。到後來習慣後，看到屍體，就覺得是“靈魂使者”在跟我們對話，死者的靈魂在交給你這個尋找真相的任務。我們在現場照吃盒飯，吃完飯接著幹。
很多人看到屍體會不舒服，我們法醫把屍體物化了，看到屍體，就像一個愛車的人看到一輛最好的車一樣。久而久之，我們看屍體跟看其他東西一樣，不會再有難受之類的感覺，相反，找到真相是我們的工作。你身上有這種責任，越是疑難案件，越考驗能力、技術、韌性。
有時，到一個現場，一腳踩下去，踩到蛆啪啪啪啪響，回來以後，鞋底裏還有蛆，衣服兩三天都有屍體的味道。所以，如果去過這類現場，我們通常先回單位把衣服洗了、換掉，在單位睡兩天再回家。
羊城晚報：一個從事法醫工作的人從不適到適應，一般需要多久？
劉超：一個愛這個職業的法醫，大概三年之內就可以克服看到屍體後產生的各種不適心理，但也有學法醫的人最後幹不下去的，甚至有的還暈血，確實做不了這個工作。
羊城晚報：做這份工作30年了，您對正義、對生命的理解跟普通人應該有所不同吧？
劉超：我跟你說，有時候，我們去搜尋屍體，當屍體被挖出來重見天日的時候，現場頓時下起傾盆大雨。這樣的情形我遇到過四五次，由此我就感覺天道昭昭、法網恢恢。這也像是在提醒世人：每個人都要對生命有一顆敬畏之心。
人物簡介
劉超：專註DNA破案 多項成果填補空白
劉超是我國法醫遺傳學的主要創始人。上世紀90年代初，法醫DNA技術在許多方面均屬空白。他通過對6000多份惡臭難聞的腐敗屍體檢材進行反復實驗，歷經10年，建立了腐敗檢材DNA鑒定技術，指導建立了18個省市級DNA檢驗室，填補了這些地區空白；建成我國“部—省—市”DNA數據庫，實現數據共享和規模應用，僅廣東省就直接比中案件30多萬宗。
水中腐敗屍體死因鑒定是百年以來國際法醫學公認的重大難題。他歷經10年，帶領團隊在矽藻富集提取、定性定量、DNA檢驗等關鍵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果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為3100多宗案件作出鑒定。針對DNA檢驗關鍵試劑依賴進口的問題，他牽頭研制了高通量Y-STR等12種系列試劑，倒逼國外同類產品降價50%以上，該成果在全國推廣，僅廣東近年就偵破命案積案300多宗。
他制定國家行業標準6項，獲授權發明專利10件；12項研究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4項（其中3項排名第一）；榮立個人一等功2次，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等榮譽。
作者：董柳
來源： 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