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是一座建築，梁柱就是他的骨架，墻壁就是他的肌膚，雙腳留下的足印，猶如建築的地基，雙眼如同窗戶，敞開將四面八方盡收眼底。有的人是高樓大廈，有的人是低矮平房，有的人是華美的宮殿，而有的人則是簡樸的茅廬。
一座城市，正是由人和建築組成。人有生老病死，建築有興廢頹毀，城市也因此歷經興衰。人的命運與建築的命運，城市的命運生息攸關。而在時代的浪潮中，無論是人、建築，還是城市，都將接受衝刷淘洗，唯有經歷過一切的人，才有資格審視命運給自己留下了怎樣的印記。
今年的4月20日，是梁思成誕辰120周年，回望過去的兩個甲子。梁思成的一生，似乎從一開始就印證了上面的譬喻。作為20世紀最富傳奇色彩的建築學家，無論是他的學術生涯，還是情感經歷，都已久被時代反復洗刷，留到今天的，哪怕只是趣聞軼事，都會被當做屑金碎玉仔細珍藏。
如果梁思成是一座建築，毫無疑問，他應該是一座讓人仰之彌高的漢唐殿堂。但就像每一座殿堂，總要建在合適的城市中，才能向萬方敬慕者彰顯它的榮光。但當我們考察梁思成的一生時，卻發現時代似乎並未給他這座崇高華堂以合適建造的地基。二十世紀初傳統與現代的劇烈衝突如天人交戰，戰爭與革命接踵而至如驚濤拍岸，美好的理想被無情擊碎，輾轉流離成為生活的常態。但縱然如此，我們也能感受到，即使命運如無根浮萍，他還是從未放棄執著的信念和內心的期望。他所行經駐留的每一座城市，都留下了他打下的地基。
時代越是將他拋向鹽堿沙地、泥灘沼澤，就越能彰顯出這位出色的建築大師，如何在他內心的城市中構建起理想的殿堂。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16日專題《思城：梁思成的命運之城》。
撰文 | 李夏恩
刻印：一個北京，兩座城市
1920年代的老北京，圖片出自孫福熙著《北京乎》，開明書店，1927年版。
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帝都，恢弘壯麗的宮殿屹立在中軸線之上，紅墻高聳，金瓦輝煌，滿足一個人最雄偉的夢想。而在玉帶般的禦河岸邊，楊柳婀娜依依，遠眺青磚灰瓦，翩連阡陌，哼著京腔唱詞的老北京人遛著他們籠中千啼百囀的鳥兒。鴿子在空中交換著鴿哨悠長的問候，俯瞰著下方鱗次櫛比的店鋪，喧嚷的叫賣聲聲入耳。
這是一座由數百年歷史積澱的城市，奇妙而精彩的故事，猶如落英紅葉，隨著歲月的流動，緩緩流入記憶的池塘，沈澱為這座城市從容內斂而又雄渾豪邁的精神氣質。初來乍到者，或許會被它至高無上俯瞰天下的京師氣象所震撼，但如果能在這裏長久的生活，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便會從蛛網四布的胡同街巷中，伸出它幽深的觸角，俘獲那些好奇而敏銳的心靈，將他們融入到北京龐大的身軀之中。
對梁思成來說，沒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具有吸引力。它既是出發的起點，也是返程的歸宿。
1913年，十二歲的梁思成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他的父親梁啟超在紫禁城邊的南長街買下了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十五年前，在距離這裏不過數裏的紫禁城中，慈禧太後發布懿旨，處決了與他一起參與變法的八名同誌，砍頭的菜市口刑場，距離這處四合院也不過數刻之遙。只要往前穿過幾條胡同，便能抵達當年他躲避追捕藏匿的日本使館。
父輩在這座城市中的印記，或許也會以某種特殊的形式傳遞給自己的子女。1915年，梁思成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清華學校，他的同學稱他為“一個又政治頭腦的藝術家”。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梁思成是清華學生的小領袖之一。
但奇怪的是，梁思成似乎從未運用過他的政治天賦。父親對他在國學上的督促和培養，只是被他用作未來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工具。1924年他赴美前往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的既非國際政治也非外交，而是建築系。北京十一年的少年學習生活，一步步地將梁思成推向中國古代建築研究這一畢生誌業。但20世紀初北京政局的風雲變幻，卻似乎並未給他的人生留下太多的深刻的印記。
或許一件意外事故可以說明部分原因。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和他的弟弟思永等人從西山清華園來到北京城裏，參加國恥紀念日的示威遊行。這場遊行是為了銘記1915年的5月7日袁世凱政府簽署的“二十一條”將山東半島的權益從德國手中轉讓給日本這一奇恥大辱。由於這樣的遊行每年都會舉行，而死去的袁世凱早已成為一個萬眾唾罵的對象，所以整場遊行並無太大波瀾。但就在臨近中午，梁思成和弟弟思永騎著摩托車追趕遊行隊伍時，一輛疾馳而過的轎車突然撞向他們。思永被拋了出去，梁思成卻被壓在車下。
坐在車上的人是陸軍中將金永炎，在撞完人之後，這兩轎車疾馳而過。在次日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梁啟超描述了事故發生的經過。壓在摩托下的梁思成被仆人曹五抱回了家：
“出事後約莫二十多分鐘，思成漸漸回轉過來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勁握著我不放，抱著親我的臉，說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順的兒子，爹爹媽媽還沒有完全把這身體交給我，我便把他毀壞了，你別要想我罷。’（又說）‘千萬不可告訴媽媽’。又說：‘姐姐在那裏，我怎樣能見他？’”
梁思成在車禍後的話，幾乎就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一儒家孝道觀念的現實表達。對一位在清華學校接受八年西方教育的叛逆期少年來說，這種完全傳統孝悌之義的表達，多少有些不同尋常。這似乎證明，梁思成在內心底更認同中國傳統式的孝悌倫理觀念。而西方基於個人主義倫理的政治原則，並未得到他內心更深層的認同。自五四運動以來反抗舊式家庭倫理，打倒父權為口號的歷次政治運動，必然與他的內心認同的倫理道德產生極大的衝突——梁思成是一個容納西方文明的傳統士大夫，而不會成為一個積極參與政治的西式公共知識分子。
這段少年時代的車禍經歷，梁思成在成年後卻很少主動談起。但它給梁思成留下了一個終身的痕跡：由於股骨閉合性骨折和醫生的處理不當，梁思成的右腿短了一截。不得不在鞋後跟加上一個小墊子才能更好的走路。
梁思成事故受傷後腿上打著石膏拍的照片。在此之前，梁思成是一個相當出色的運動健將。盡管事故造成他終生不得不跛著腳走路，但在未來的田野考察中，他還是努力克服了這一困難。
另一個經常被梁思成的傳記作家所忽略的細節是，梁思成、思永兄弟並非這場車禍的唯二受害者。第二天，梁啟超經過六部口時，“見一個死屍橫陳，就是昨天下午汽車碰壞的人，至今還沒殯殮，想起來真驚心動魄”。
比起這位無名遇害者，梁思成兄弟卻因為是名門子弟，成為報刊一時競相刊載的新聞人物。肇事者金永炎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不得不親自道歉，而他的上級總統黎元洪，也因為梁思成的母親找上總統府來，只得“極力替賠一番不是”——北京這座城市，對梁思成和那位無名的受害者來說，並不是同一座城市。
古建：熾烈而浪漫的文化之戀
梁思成與林徽因，新婚燕爾的夫妻。
盡管梁思成很少談起自己少年時代的北京生活，但這座城市對他來說定然印象深刻。1928年5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從美國留學歸國，剛好遇到了一對年輕的美國夫婦查爾斯和芙瑞利·查爾德同行。在他們眼中，新婚燕爾的梁思成夫婦顯得格外迷人醒目。火車抵達北京後，梁思成和林徽因即刻成為了這對美國夫婦忠實的導遊：
“從景山到天壇，從玉泉塔到西山，參觀了各式飯館、戲院、街市、店鋪，甚至一探梁老先生有圍墻的私家花園，溜進叔叔阿姨的豪華宴會廳，會場設在養著小鳥，夏日花卉，有水池、樹木的內院裏。紫禁城裏是一間又一間空蕩寂靜的房間和冷然無聲的庭院。一切都呈現在眼前，夾雜著熱切和殷勤。”
梁思成夫婦所表現出的熱切和殷勤，與其說是全然出自中國人的好客傳統，倒毋寧說是一種充滿友善的自豪感。此時梁思成闊別北京已有四年之久，但這座城市的名聲和細節仍然清晰如昨。查爾德夫婦也描述了梁思成與林徽因的性格，林徽因“感情豐沛，愛開玩笑，對任何事都很堅持，走到哪兒都惹人註目”，而梁思成則是“溫文爾雅，有幽默感，神情愉快，對古代公共建築、橋梁、城墻、店鋪和民居的任其損壞或慘遭破壞，表示深惡痛疾。”
如果這對夫婦在多年後對新婚燕爾的梁思成夫婦的回憶可靠，那麼梁思成在這次回到北京時，就已經表現出對中國古代建築的深情摯意，以至於對這座古老城市中古代建築遭到毀壞的行為憤懣不已。這種強烈的情感，究竟是在何時形成的？多年後，梁思成對他的朋友們曾談起自己為何選擇建築這一行。
最初的原因，應該是因為愛情，梁思成在第一次拜訪林徽因時，林就告訴他自己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條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開始灼燒著他的內心：
“在賓州學習時，看到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古建築已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並寫出本國的建築史，唯獨中國，我們這個東方古國，卻沒有自己的建築史。當時西方學者尚未註意中國建築的發展和技術。但我感到日本學術界已開始註意中國。如著名學者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等，都對中國建築藝術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整理自己的建築史，那末早晚這塊領地會被日本學術界所占領。作為一個中國建築師，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同時，我在學習西方建築史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建築是民族文化的結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國有著燦爛的民族文化，怎麼能沒有建築史？！”
因恥後於人而激發出的義憤，是梁思成投身中國古代建築史的強烈動機，但在這種義憤激情波瀾沸騰的表面之下，他的心底，還湧動著一股浪漫的潛流，這是一種對建築之美和創造建築文明的人性暗藏心底的赤誠愛戀。在他寫於賓州大學留學期間的一篇討論漢代三層樓陶制明器的論文中，他想象了一位住在這座陶樓上的可愛小姐：
“她一定曾經細心撫弄她的嬌嫩盆花，並且擺在這個窗臺上，或者她一定曾經心事重重地斜倚在窗邊，默想著浪漫的白馬王子，他可能有朝一日，自遠方來請求她的父親把女兒嫁給他。”
梁思成對中國古代建築的情感，或許正如那位等待迎娶樓上公主的白馬王子，想象著她的孤寂、哀怨，想象著她在期待自己的到來，迎娶她與自己共結連理，將她擁入自己的懷抱當中，融為一體。
梁思成在論文中描繪的漢代三層陶樓明器，藏於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
1928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北京的短暫停留，讓這位海外四載的歸國遊子，再次感受到了中國古代建築的強烈魅力。按照計劃，梁思成以為自己會回到北京，在清華大學任教。但清華大學在提供一個建築學教席上顯得有些猶豫。而恰在此時，沈陽的東北大學籌備成立建築系。比起清華大學的猶疑，東北大學的邀請則幹脆許多。於是，梁啟超在梁思成做出回答之前，搶先替他做出了決定：“東北大學更好一些，因為在那裏開創一個建築師事業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成立一家事務所，從小開始，慢慢做大”。
梁思成就這樣與北京擦身而過。前往沈陽。東北大學的教職對梁思成夫婦來說，確實是個挑戰，但也同樣是個嘗試。梁思成在東北大學的教學，在很大程度上培養出他一種清晰的、富有感染力的表達能力，能夠將復雜的建築術語和概念以一種簡明清晰的方式闡明透徹。梁思成的開學第一課給許多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轉身在黑板上只一筆就勾畫出了一只可愛的小狗，問我們這是什麼？我們說是狗，他又在黑板上畫了個與狗同等大小的小屋，問我們這是什麼？我們說是狗窩。他點點頭，又在狗旁邊畫了一個大的房子我們這是什麼？我們說是房子。先生笑了，在黑板上寫上‘尺度’兩個字，然後說這就是尺度。”
東北大學的校區毗鄰沈陽郊區的北陵。這座清代初年的陵寢，安葬著前清的兩位開國之君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梁思成和林徽因將這裏作為他第一次丈量古代建築的試驗田。之後在他全國各地測繪丈量古建的考察，都以此為起點。
192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測量沈陽北陵的石獸。
梁思成在沈陽最意味深長的一件事，則是他試圖保護沈陽漂亮的鐘鼓樓。這兩座始建於清初崇德二年（1637）年的古老建築。在過去的三百年裏，一直都是沈陽的地標性建築。
每當晨昏擊鐘敲鼓之時，鐘鼓之聲便傳遍沈陽的大街小巷。但盛氣淩人的現代車輪，卻對日復一日晨鐘暮鼓的呢喃感到厭煩，日漸增加的人流與車流，也越來越將橫在路口的鐘鼓樓視為前進的障礙。1929年11月，沈陽市政公所呈報遼寧省政府，提請拆除鼓樓以利交通。聞聽此訊的梁思成想將他搶救下來，他向主政官員說明了自己的理由：
“毀壞容易保護難。它們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復了。為什麼你要選擇把它毀掉呢？”
但對主政的官員們來說，毀壞與保護，拆除與恢復本就是一對反義詞。既然已經做出了拆除毀壞的決定，就等於徹底否定了恢復保護的選項。除非眼光足夠超前，不然不會有誰會逆料到這些被一個命令輕易抹除的古老建築，有朝一日會成為世人追憶哀悼的珍寶。
沈陽鼓樓老照片，這座存在近三百年的地標性建築已經蕩然無存。
1931年7月25日，鐘鼓樓被徹底拆除。一位名叫金梁的文士記錄下了民間流傳的一個歌謠：“鐘鼓樓倒，白日鬼號。”一個半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從西門直入，沈陽淪陷。梁思成在東北大學的教職生涯也宣告結束。他帶著在東北大學積累的寶貴經驗，回到北京。這裏將為他提供施展拳腳的舞臺。
意味深長的是，梁思成在沈陽的經歷，多少像是一個預演。只是一如沈陽的那些官員無法逆料到被他們拆除的鐘鼓樓，將在半個世紀後成為這座城市心頭永久遺憾的傷痕，梁思成也無法預見自己在沈陽遭遇的一切，也將在北京這個更大的舞臺上演。
“太太客廳”
1935年前後，梁思成在北京總布胡同三號家中。地點位於今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院。2009年7月被拆除。
北京再度張開雙臂擁抱這位擦身而過的遊子，這一次，梁思成和林徽因決定留在這裏。他們買下了北京東城根北總布胡同三號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梁思成的朋友費慰梅描述了這座優雅清凈的小院：
“高高的墻裏是一座封閉而寬敞的庭院，裏面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沿著院子，每一溜墻邊一排平房羅列，屋頂鋪灰瓦。平房與平房間有走廊，方磚墁地，廊頂鋪的也是灰瓦。房間面向院子的那面是大片大片的門窗，鑲嵌著精致的木格子。格子裏糊了或掛著漂白的薄紙，讓陽光花花潑灑進來，而外人卻看不見裏邊。院子的北邊有一道中央門廊通往客廳，這個廳比別的房間大些，坐北朝南。梁家把幾個窗戶寬敞的下層窗框上糊的紙卸下，換成了光溜溜的玻璃，這樣視野範圍擴大了些。大片玻璃窗將外面的花草風景延進屋裏來，臨冬時，寒冽冽的北京，又迎來一片溫暖的陽光。每一片玻璃窗頂都懸著一卷紙簾，晚上可以放下來，室內室外頓成兩個天地。”
盡管北伐戰爭結束後，首都從北京移到南京，失去了京師地位的北京也改稱北平。但作為文化上的故都，北平的知識分子仍然可以安享優渥的生活。梁家雇了六七個傭人來維持這個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盡管林徽因時常用諧趣的口氣抱怨自己操持家務的苦惱和支使傭人的煩躁，有時也對梁思成埋首工作的迂訥輕加譏評，但這座小院裏總是充滿了歡聲笑語。
女主人的機智和幽默讓這裏成了北平文人圈裏著名的“太太的客廳”。總是纏在梁家的哲學家金嶽霖、直率的政治學家張奚若、語出尖銳的法學家錢端升，以發掘殷墟而名著於世的考古學家李濟、幽默機智的作家蕭乾和靦腆的“鄉下人”沈從文，以及知名社會學家陶孟和，都是這座太太客廳的座上賓。當林徽因在聚會上興奮地講話時，梁思成會在一旁叼著煙鬥點頭贊賞。
此時，梁思成也加入了一個足以讓他為之投入全部精力奉獻犧牲的民間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營造學社的創始人朱啟鈐，在政府中歷任要職，對中國古代建築也充滿了濃厚的興趣，“中國營造學社”這個名字，就取自宋代建築學家李誡撰著的建築論著《營造法式》——多年前，梁啟超也將同一部書送給自己的兒子，勉勵他以此為切口，鉆研中國古代建築學。
梁思成手繪宋《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圖樣要略。
從某種程度上說，營造學社這樣純學術的民間機構，只能誕生在當時的北平：它不能太商業化，也不能缺乏資金的運作；不能與權勢靠得太近，但也不能完全沒有權勢的庇佑。有想象力的退休官員、充裕的資金，以及華北首屈一指的文化之都，這三個重要因素都推動著梁思成可以安心加入營造學社，領取一份優厚的報酬，運用學社豐厚的資源，開始學術研究。他從清代的《工程做法則例》入手，步步深入晦澀難解的宋代《營造法式》，對其進行解讀。但僅僅是依靠文獻逐字逐句的解讀，並不能真正了解個中真諦。梁思成也像故宮中的老工匠求助，從這些親身實踐的老匠人口中，獲取解答古代建築學典籍秘密的鑰匙。
但作為一位接受過西方建築學訓練的行動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構想並不僅僅局限在文獻之上。作為昔日的首都，北平四通八達的交通，為梁思成和林徽因提供了外出考察的便利條件。以北平為中心，他們可以走遍整個華北，去踏訪考察那些可能留存於世的唐宋建築。作為文化都會，圖書館和大學豐富的藏書，也可以為尋訪古跡提供必要的線索。薊縣獨樂寺、正定隆興寺、山西應縣木塔、趙州橋、趙城廣勝寺以及給梁思成和林徽因學術生涯帶來狂喜的五臺山佛光寺唐代木構建築，這些重要古跡的考察之旅，無不以北平為中心和起點。
作為文化古都的北平，本身悠久的歷史也足夠讓人著迷。“一年來，我們在內地各處跑了些路，反倒和北平生疏了許多，近郊雖近，在我們心裏卻像遠了一些”，1935年，梁思成在《營造學社匯刊》發表的《平郊建築雜錄》（下）對自己過去一年來忽視了北平郊外的古建而表示自責：
“一年半前所關懷的平郊勝跡，那許多美麗的塔影，城角，小樓，殘碣於是全都淡淡的，委曲的在角落裏初稿中盡睡著下去。”
他特意像之前平郊考察中被忽視的天寧塔賠罪，自己“因為急於辯證它的建造年代，我們竟不及提到塔之現狀，其美麗處，如其隆重的權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細部上許多意外的美點，不過無論如何天寧塔也絕不會因其建造時代之輩證實，而減損其本身任何的價值”——對這位古建築學家來說，建築本身的美感，甚至足以超越它所蘊含的學術價值。單純好奇愛古的心靈，探訪古跡路途所見的美景，本身就可以給辛苦的行者以一種“神異的快感和美感”。
1936年，梁思成測繪天寧寺塔。
然而，這一切沐浴在和平陽光下優美的古代建築，僅僅兩年後，就將被濃黑的硝煙奪去優雅的神采。無可改變的現實與執著的信念之間，總是會橫亙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任何試圖在兩者之間搭建橋梁的努力，都難免會在灑盡血汗淚水之後，歸於空無，所留下的，唯有那些斷石殘磚掉落溝底時發出的一聲長長的嘆息。引領讀者探索古建之美的導覽者梁思成，也不得不拖家帶口逃離這片被醜陋的戰火肆虐侵蝕的城市。
逃難 轟炸 幸存
1936年，林徽因在山東滋陽縣興隆塔內測繪。
1937年9月5日淩晨6點，梁思成和林徽因匆忙叫醒隨眼惺忪的兩個孩子，摒擋行李，挈母將雛逃出淪入日軍之手的北平，匯入龐大的難民人流之中。兩年後，林徽因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起這段逃難經歷時寫道：
“熱臭的人叢中，他記起他那時的困頓饑渴和狼狽，旋繞他頭上的卻是那真實倒如同幻象，幻象又成了真實的狂敵殺人的工具，敏捷而近代型的飛機：美麗得像魚像鳥……這裏黯然的一掬笑是必需的，因為同樣的另外一個人懂得那原始的驟然喚起純筋肉反射作用的恐怖。他也正在想那時他在××車站臺上露宿，天上有月，左右有人，零落如同被風雨摧落後的落葉，瑟索地蜷伏著。”
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購置的房屋，如今成為這家人安全的避難所。多年前，梁思成的四弟曾質問父親為何作為一個著名的愛國人士，要在一個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住下來，還蓋了書房和藏書室？梁啟超的回答是：“你別把私事和國際事務混為一談。除了家庭之外，我最關心的就是我的藏書室。我需要我的書，所以呢，我必須確保那些書隨時可以使用。與其把書放在容易被學生縱火燒掉的皇宮裏，不如把它們放到附近城裏的外國租界區來得安全。”如今戰爭的爆發，讓梁家兄弟不得不佩服父親生前的先見之明。但天津也已經被日軍占領，魔爪隨時準備伸向租界。梁思成一家必須抓緊機會在事態惡化之前離開。他們搭乘輪船從租界碼頭出發，在青島轉乘火車，一路南下，抵達長沙。在那裏，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的聯合大學已經遷移到那裏，並決定在11月1日開學。
戰火的蔓延遠超人們的想象，開學23天後，日軍戰機對長沙進行首次轟炸。在這天的空襲中，梁家的房子險些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離大門十六米的地方。當時梁思成、林徽因、林母和兩個孩子都在家，“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於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事後林徽因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仍然心有余悸：“炸彈把我拋到空中，手裏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玻璃和門窗、格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
逃出坍塌的房屋，黑煙滾滾的街道更不安全。日軍的轟炸機向下俯衝，巨大的恐懼讓梁家人頓時停住了，他們靠攏在一起，“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承受那悲劇。”但炸彈掉在了街道的那頭。那裏正好有一家飯店正在舉行婚禮，新娘當場被炸彈擊中，血肉模糊的頭顱一直飛到街上。
這是梁思成一家第一次直面戰爭的血腥恐怖，但恐怖並非打算放過他們，而是緊跟其後，隨時準備威脅他們的生命。梁家再度踏上逃亡之路。從湖南長沙，到貴州晃縣，再到昆明。這次倉皇顛連的逃難之旅，讓梁思成感染了嚴重的炎癥，喉嚨扁桃體化膿潰爛，誘發牙周炎，不得不拔掉了滿口牙齒。但因為醫藥匱乏，拔牙時不充足的麻醉劑和術後感染，讓梁思成痛苦不堪。為了避免大量服用止痛藥引起藥物中毒，他只得半躺在一張帆布椅子上，用縫補破舊衣物來分散註意力。
梁家本以為這座彩雲之南的邊僥城市可以全身安定下來。因此，他們欣然接受了清貧的生活，並且再度充滿樂觀的參與到西南聯合大學校舍的設計建造當中。然而，現實的困境遠超梁思成的想象。當他欣喜地將西南聯大校舍的設計方案交到主持校務的梅貽琦校長手中時，得到的回復卻是經費短缺，方案難以實施，必須更改。在之後的兩個月裏，梁思成與林徽因將設計圖一再修改，每次修改都是每況愈下：從樓房到平房，從磚墻到土墻。到最後，除了圖書館的屋頂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可以使用鐵皮屋頂外，其他校舍都只能使用茅草覆頂。忍無可忍的梁思成衝進梅貽琦的辦公室向他高聲質問，但面對匱乏的經費，他只能渾身顫抖著接受這一現實，潸然落淚。
1938年9月28日，轟炸機震耳欲聾的咆哮再度響徹昆明上空，從此拉開了長達五年的昆明大轟炸的序幕。1940年11月，日軍的空襲越發頻繁，梁家不得不再次遷移。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梁思成寫道：
“不管我們逃到哪裏，我們都將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個小時，打斷日常的生活，打斷工作、進餐和睡眠來跑警報。”
這一次，他們的目的地是李莊。林徽因在寫給費慰梅的信中慨嘆道：
“盡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絕對不會往李莊這個邊遠小鎮投炸彈，但是，一個小時之前這二十七架從我們頭頂轟然飛過的飛機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種隨時都會被炸中的異樣恐懼……眼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遠離戰爭。不管我們是不是在進行實際的戰鬥，也和它分不開了。”
活著，創痕累累的努力活著
1940年代李莊鎮長江碼頭，圖片來自《發現李莊》，岱峻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戰爭的洪水中，李莊這個四川古鎮，猶如一座渺小的沙洲。雖然它曾是長江上的大碼頭，川南貨運的集散地，在過去的數百年間，曾張開雙臂迎接溯江而上的五湖四海的來客。但到20世紀初，它已經顯出雕敝的老態。古老的建築沈靜而寂寞，街巷中時草木生長，不知何時掉落的瓦礫殘磚，漸漸爬滿了青苔。在潮濕的空氣中細細碎碎地數著不溫不火的流年。
這份雕零的沈靜，在戰爭中被突然打破了。李莊的村民們，帶著好奇和驚疑的目光看著那些聞所未聞的學術精英們，像最普通的難民一樣，拖家帶口來到這座西南偏遠的小鎮。那些舉世聞名的學者教授，穿著半新不舊的長衫，撐著油紙傘從泥濘的小巷匆匆走過時，與最普通的長工別無二致。但他們或許也能意識到，隨著這些人的蜂擁而至，讓自己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小鎮，瞬間成為國際矚目的文化中心。從1940年到1946年，李莊的文化密度之高，恐怕在世界上都絕無僅有。作為當時全國最高學術機構的中央研究院下設十三個研究所，全部搬遷到了李莊。而梁思成一家也搬到了這裏。這裏也成為了他們戰時輾轉流離生活的最後落腳點。
戰爭中的流離生活與田野考察的艱苦迥然不同。後者即使再滿身泥濘，疲憊不堪，但心中總是清楚的知道，在這一番“自討苦吃”的探險之後，會有溫暖舒適的家在等著自己。但戰爭消滅了“家”這個詞尋常的含義，將其貶低為生物性的生存。在此基礎之上，任何對生存條件的改善，都算得上是“家庭生活”。
梁思成一家在李莊的生活，與營造學社的學術工作捆綁在一起。曾到李莊探訪梁家的費慰梅留下了這樣的記述：
“營造學社在李莊的總部是一座簡單的L形平房農舍，它的長臂是南北走向。這一臂的一側從南到北是一間打通的工作室，備有供畫草圖和寫字的粗糙桌凳。對面是女傭的房間、儲藏室和三個初級研究員的臥室排成一行。穿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就是向東延伸的L形的短臂。穿過走廊是兩間臥室，一間是外婆和寶寶的臥室，另一間是兒子的。再過去就是梁氏夫婦的兩間房，一間臥室，一間書房，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們的房間面北朝南，窗外是濃蔭覆蓋的、賞心悅目的一個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這間房裏，大家睡的則是光板和竹席。對面，在L形長臂的西側，是一處更大的天井，直直參天的樟樹，點綴著小叢的香蕉林。”
費慰梅的描述，多少會讓人產生一種幻覺，認為避居李莊的梁思成一家因禍得福，躲避戰火來到了一處桃源仙鄉。但李莊並非田園樂土，而是偏僻閉塞之地。當地人對這些拖家帶口逃難來的文化人的恐懼多於好奇。中研院史語所和體質人類學所的人體骨骼標本，讓當地鄉民相信這群不速之客是一幫食人惡魔。他們將其稱為“下江人”，“下江人到鄉下捉人來吃！軍隊還幫他們逮”的謠言很快傳遍大街小巷。
鄉民的敵意可以隨著時間增進了解而逐漸淡化，但居住環境的惡劣，卻無法改變。在梁思成女兒梁再冰的回憶中，他們居住的房子，絕非費慰梅筆下的田園農舍：
“四川氣候潮濕，冬季常陰雨綿綿，對父親和母親的身體都很不利。我們的生活條件比在昆明時更差了。兩間陋室低矮、陰暗、潮濕，竹篾抹泥為墻，頂上席棚是蛇鼠經常出沒的地方，床上又經常出現成群結隊的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煤油也須節約使用，夜間只能靠一兩盞菜油燈照明。”
但比起居住條件的惡劣，最令人困窘的，還是貧窮。梁思成勉力維系的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只得年復一年跑到重慶請求教育部資助，但討來所得無幾的資助，也很快被飛速的通脹抵銷。拮據的不僅是營造學社的資金，梁思成夫婦的收入也令人心酸。費慰梅提供了一個細節，她收到梁思成夫婦從李莊寄來的信件，“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紙，多半是薄薄的、泛黃發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包過肉或菜的。有時候，也有朋友給的寶貴藍色信紙。但共同的特征是，每一小塊空間都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天頭地腳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後一頁常常只有半頁或三分之一頁，其余的裁下來做別的用途。而那用過了的信封，上面貼的郵票一望即知，當時即使是國內郵件，郵資也令人咋舌。我們終於明白，為什麼一個信封裏裝了好幾封信，這樣一次寄出去，可以在郵資上來一次大揮霍。”
貧窮直接導致的就是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林徽因本來就患有肺結核，潮濕的空氣、清寒的生活和粗糲的飲食導致她舊病再度復發，變得更加嚴重，飲食不進，瘦得幾乎不成人形。梁思成的三弟梁思永在來到李莊後，也感染了肺炎，病勢沈重。梁思成雖然憂心，但也只能愛莫能助。生活和工作的重擔壓垮了他的脊背，不過四十多歲就已經背駝得厲害。
1942年，林徽因在病榻上與梁思成和梁再冰、梁從誡等合影。
梁思成一家人的貧病困苦，在李莊都已經相當有名。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特意向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寫信，為梁家爭取必要的醫藥費資助：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莊。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即tuberculosis，肺結核），臥床二年矣。思永是鬧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氣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們二人萬裏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盡當完，又逢此等病，其勢不可終日，弟在此看著，實在難過。”
然而，更不幸的打擊陡然降臨在這個貧病交加的家庭頭上。林徽因最疼愛的三弟林恒，抗戰爆發後，考取中國空軍，對敵作戰，不幸在1941年3月14日的一場空戰中為國捐軀。為了避免重病的妻子再受打擊，梁思成特意瞞著妻子，到成都辦理了林恒的後事。他要強忍悲痛，還要盡力安慰痛失愛弟的妻子。林徽因雖然身在重病中，但也勇敢地面對這一噩耗。
林恒像。1941年3月14日上午，日軍再次對成都發動空襲。在這場戰鬥中，林恒頭部中彈，墜機於雙流南門一帶，時年二十五歲。
然而，這哀慟太過綿長，以至於直到三年後，林徽因才拿起筆為她的愛弟寫下了一首悼詩：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沈默的光榮是你。
……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
小時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了，你死是為了誰！
困境與堅守
在李莊生活最困難的時期，梁思成和金嶽霖一起嘗試養雞。
貧窮、疾病、死亡盤旋在梁思成一家的頭頂，不時落下殘忍的炸彈企圖摧毀他們的精神。但梁思成還是在家人面前竭力表現出樂觀的一面。他從不在兒女面前愁眉苦臉。女兒梁再冰眼中的父親“仍然酷愛畫圖，畫圖時總愛哼哼唧唧地唱歌”。哪怕是家裏實在無錢，只得到宜賓委托商行去當賣衣物，他還會跟兒女們開玩笑說“把派克鋼筆、手表等‘貴重物品’都‘吃’掉了”：
“把這只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嗎？”
令人最驚嘆的是，盡管環境如此困窘不堪，但梁思成還是將營造學社成功地運轉起來。因抗戰而中輟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在停刊多年後，竟然在李莊這樣一個簡陋的村鎮裏再度復刊。梁思成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的重大發現，也刊載在最新復刊的雜誌上。從1942年開始，梁思成開始把精力放在撰寫《中國建築史》這一鴻篇巨制上。盡管他的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但他還是堅持每天和林徽因工作到深夜。
1941年梁思成、莫宗江在營造學社繪制圖紙。
在《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的開篇，梁思成批評了“近年來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趨向西化，社會對於中國固有的建築及其附藝多加普遍的摧殘”的現象。胼手胝足創造中國古代建築的無名匠師們，他們的傑作或隨時而變，或被後世摧毀改造。但在梁思成看來：
“中國建築既是延續了兩千余年的一種工程技術，本身已造成一個藝術系統，許多建築物便是我們文化的表現，藝術的大宗遺產。除非我們不知尊重這古國燦爛文化，如果有復興國家民族的決心，對我國歷代文物，加以認真整理及保護時，我們便不能忽略中國建築的研究。”
雖然中國的建築文化，乃是梁思成執著追尋的心頭熾愛。但他對人類文明的成果，卻同樣能表達出一種文化上的共情，如果戰爭的本質就是毀滅，那麼文明的意義便是創造與傳承。無論種族、性別、地域，文明的創造是共通的。一如戰爭總是在毀滅他國的同時，也在毀滅自己；對本國的文明尊重和熱愛，推而演之，同樣也會去尊重他國的文明。
梁思成的學生羅哲文在多年後，回憶起1944年夏天的一個細節。梁思成在重慶，每天都在中研院小樓一個單獨的房間裏，讓他用鉛筆繪出符號，標明古城、古鎮和古建築。在這幅地圖上，羅哲文認出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盡管從日本飛來的轟炸機對中國的文明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也在過去的數年裏，威脅著梁思成一家的生命，但在這些標明日本古建古城的地圖前，梁思成的眼中不再僅僅是敵我之別，而是屬於全人類的文明遺產。
歸途：橫過歷史的洪流
1945年8月10日。那是個熱的出奇的夏夜。梁思成正和兩位年輕的作家一起在重慶美國大使館的餐廳用餐。費正清坐在他的身旁。幾人閑談許久，望著長江對岸山上的燈光亮起，梁思成談起戰前他的青年時代，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時的軼事。突然之間，他不說話了，其他人也變得緊張和警覺，遠遠地傳來了警報聲。
“一開始是壓抑的嘁嘁喳喳，或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後是個別的喊叫聲，鞭炮聲劈劈啪啪地響，大街早已熱鬧成了一片，最後四處都是一群群喊叫著、歡呼著，鼓掌的人們，好像全城在一陣大吼大叫中醒過來了。”
八年的抗爭和堅忍，終於在這個晚上獲得了勝利的回報。梁思成穿過歡騰的人群，在一位好心美國飛行員的幫助下，搭乘飛機趕到宜賓，又坐船回到了李莊。
蒼白、消瘦的林徽因躺在床上，窗外，李莊的街巷已經變成了狂歡的海洋。她已經五年幾乎沒有離開家門了，這一天，在梁思成和兒女的陪伴下，她坐在轎子上，來到街頭，感受勝利的空氣。隱忍多年的苦痛終於能以興奮的狂歡發泄出來，人們敲打著一切能夠發出聲音的物品，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叮當亂響中，無數嘶啞的喉嚨反復重復著“勝利了！”的口號，喜極而泣的淚水在臉上恣意橫流。
就像所有歷經艱險的英雄一樣，梁思成和林徽因該回家了。然而經歷過炮火與流浪的洗禮，歲月殘酷的侵蝕，窮困與疾病無情的榨取，他們的身體，自然會留下這殘酷歲月的痕跡，一如戰後滿目瘡痍的國土，而舊日朱顏，又有幾分留存的遺痕？戰爭前，他們踏訪華北山川村落，所發現的那些古代建築，有多少挨過了戰火的摧殘？畢竟，數代人耗費數十年血汗建造起的殿宇樓閣，只需一炬，便會在一夜之間化為飛灰，一如一個人再寶貴的生命，一顆子彈就可以輕易終結。
但生命也同樣有它堅韌的一面，孤燈寒室的清貧、疾病傷痛的折磨、空襲轟炸的恫嚇，種種艱難困苦，如果不能徹底毀滅生命，反而會讓它得以淬煉升華，釋放出熾熱而炫目的生命之光。在戰爭最艱困的1939年，林徽因在一篇題為《彼此》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很尋常地過著國難日子的尋常人”：
“他感到無論如何在這時候，他為這可愛的老國家帶著血活著，或流著血或不流著血死去，他都覺到榮耀，異於尋常的，他現在對於生與死都必然感到滿足。”
毫無疑問，林徽因筆下的這個“尋常人”，正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但同樣也是她自己，更是千千萬萬在戰亂困苦中打熬著、忍耐著、期盼著的中國人。他們就像是在這片土地上散落著的古老建築，經過風霜雪雨、經過兵燹戰火，墻體會開裂老化，梁架會衰朽折斷，有些會在歷史中湮沒朽滅，但也有些會一代代翻新、重修。年老與年輕的輪轉，新與舊的交替，甚至拆毀與重建，就像人類生命的生生不息。歷史，也正是以這種最尋常不過的方式連貫在一起。
“我們今天所叫做生活的，過後它便是歷史。客觀的無疑我們彼此所熟識的艱苦正在展開一個大時代。所以別忽略了我們現在彼此地點點頭。且最好讓我們共同酸甜的笑紋，有力地，堅韌地，橫過歷史。”
1936年，林徽因與梁思成在天壇祈年殿屋頂。
撰文 | 李夏恩
編輯 | 宮照華；李陽；王青
校對 | 薛京寧；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