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並非無用，它是對工具理性的反抗，它幫助人們重新認識到，在成王敗寇之外，還有更寬廣的世界。歡迎來到硬核讀書會·宗城專欄“只是讀書”。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塵埃落定，獲得者是坦桑尼亞小說家阿蔔杜勒紮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獎理由是：“因為他對殖民主義文學寫作的影響，對難民在不同文化大陸之間的鴻溝中的命運毫不妥協和富有同情心地滲透”。
他的代表作《天堂》《海邊》《最後的禮物》等至今沒有中文版，也因此，這位學者型的“小眾”作家對大部分中國讀者而言是極為陌生的。但或許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帶我們進入更為廣闊的文學世界，並誠實地面對人類社會當下的境況。
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項，諾貝爾文學獎對我們更“有趣”的地方，是每年人們都會根據賠率榜來猜測誰會獲獎。賠率榜上有常客，也有新人，但其實，那些常被討論“有可能獲獎”的作家們，也是諾獎給我們留下的豐厚寶藏。今天，我們就進入這些“陪跑”作家的世界。
每年諾貝爾文學獎，最受人矚目的顯然是獲獎作家，而賠率榜的常客一次次被提起，卻又一次次陪跑，成為眾人或是調侃或是唏噓的背景板。
人們所談論的，大多也是米蘭·昆德拉、阿特伍德、村上春樹這些大名鼎鼎、已經不需要諾獎傍身的國家作家，但是在賠率榜上，還有不少討論寥寥卻作品優秀的作家，值得被我們看到。
01
安妮·卡森
寒冷深邃的加拿大，如今是一個文學大國。它不僅誕生了愛麗絲·門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這樣的小說家，也孕育出豐盛的詩歌文化，詩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1950—) 就是這其中的佼佼者，毫不誇張地說，她的文學成就絕不遜色於門羅和阿特伍德，在詩藝上，她可以跟狄金森、畢肖普這樣耀眼的前輩相提並論。
安妮·卡森。
安妮·卡森出生於1950年，現住加拿大蒙特利爾。她多才多藝，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散文家、文學批評家、視覺設計師和古希臘文化研究者，並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學位。
自然、神學、（流動）性別、愛欲、邊界、生死，這是安妮·卡森詩歌的幾個常見主題。
在獲得諾獎之前，她就已經是國際詩壇公認的傑出詩人，出版有《愛欲這苦甜》《玻璃、諷刺和神》《紅色自傳：詩體小說》《夜》《如果不是冬季：薩福殘篇》等多部作品，並於1997年獲普什卡特詩歌獎、1998年獲古根海姆獎、2000年獲麥克阿瑟天才獎、2001年獲格裏芬詩歌獎。2001年，她憑借詩集《丈夫的美》榮獲T.S.艾略特詩歌獎。
《安妮·卡森詩選》
[加] 安妮·卡森 著，黃茜 譯
譯林出版社，2021-1
安妮·卡森繼承自古希臘著名的女抒情詩人薩福的文學路徑，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曾盛贊安妮·卡森，認為她“是個博學的詩人，但她又不止於此。在與薩福等古典詩人的連接中，她的詩歌靈活運用宗教、神學典故，交織於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體驗。在《水的人類學》中，她對準了生命中的‘失去’，營造出命運的無常:‘水是那種你沒法抓住的東西。和人一樣。我試過了，爸爸， 兄弟，愛人，真正的朋友，餓鬼及上帝，一個接一個， 皆從我手中離去。’”
詩人本身的古典詩學的教育，讓安妮·卡森早早從直白抒情中跳出，穿梭在神話與現實交織的廣闊空間。
學者的身份，也讓她自覺在詩歌中與前人對話，例如在《紅色的自傳：詩節小說》中，安妮·卡森搜索希臘詩歌的斷章殘簡，重寫了赫拉克勒斯與怪物吉裏昂的神話故事；在散文詩《沈迷中的男人》裏，她創造性地將修昔底德、弗吉尼亞·伍爾夫與當代的影視文化結合。
而在《愛欲這苦甜》這篇博士論文裏，安妮·卡森致敬了自己的文學偶像薩福。薩福不僅是古希臘的抒情詩人，也是西方女性文學出發點一般的路標性人物。
安妮·卡森從“愛欲”這一經典主題出發，回到古典學譜系，梳理了薩福及其追隨者如何閱讀和闡釋“愛欲”，乃至由此引發的妒忌、欺瞞、謊言、消失、仇恨。
02
米爾恰·卡塔雷斯庫
在中文世界，關於米爾恰·卡塔雷斯庫（Mircea Cartarescu，1956—）的介紹並不多，截至2021年，他的中譯本只有《生命邊緣的女孩》，他被中文讀者認為是詩人，一個沒怎麼聽說過的詩人。
但在東歐，卡塔雷斯庫其實是技藝精湛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和文學評論家，他和奧爾加·托卡爾丘克類似，都是一名萬花筒式的星群寫作者，他的作品不僅具有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也深入描寫了羅馬尼亞人的內心世界，作為當今羅馬尼亞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是一位“充滿好奇、激情、想象的存在的勘探者”。
米爾恰·卡塔雷斯庫。/ Wiki
卡塔雷斯庫出生於1956年6月1日，他的詩集《車前燈，商店窗口，照片……》和長篇史詩《黎凡特》曾兩獲羅馬尼亞作家協會獎，部分詩歌中譯收錄於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羅馬尼亞當代抒情詩選》中。
步入21世紀，他的創作重心轉向小說，代表作是《炫目》三部曲，《炫目》由《左翅》（1996）、《身體》（2002）和《右翅》（2007）三卷組成，耗時十五年才宣告完成。
德國之聲說:
“卡塔雷斯庫在書中回憶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溯及父母的家族史，亦有對寫作與意識本身的反思，並將諷刺、科學，以及夢境、噩夢、幻想和超現實的情節融為一體，及至1989年的冬天，布加勒斯特街頭的塑像紛紛蘇醒，變成了活人並加入革命，故事也在此時戛然而止。可惜國內仍無中譯本。”
《生命邊緣的女孩》
[羅馬尼亞] 米爾恰·卡塔雷斯庫 著， 張誌鵬 等譯
花城出版社，2021-3
從外網對此書的介紹來看，此書的寫作方法類似於托卡爾丘克在《太古與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裏的創作，都是打破了傳統文學的邊界，把小說、詩歌、散文、日記、神話等不同體裁混合，運用豐富的文學技巧、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形成一種多重鏡像般的藝術魅力。
從20世紀到現在，對文學體裁的打破、百科全書式的創作，這是中歐作家努力的一個方向。
在大國敘事之外，政治小國如何書寫屬於自己的文學，如何建立自身的主體性和文學風格？
早在赫爾曼·布洛赫和穆齊爾的時代，他們就交出了《夢遊人》和《沒有個性的人》，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
而今，以伯恩哈德、托卡爾丘克、卡塔雷斯庫等作家為代表，東歐作家繼續一次次文學的自我革新，他們以令人驚嘆的想象力和對文學的理解，證明了東歐各國並非文學邊地，而是文學共和國裏至關重要的地方。
03
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
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Scholastique Mukasonga）是來自盧旺達的法國作家，中國讀者對她或許並不熟悉，但她已經是當代非裔作家的代表人物，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勒諾多文學獎、西蒙娜·德·波伏娃獎，了解諾貝爾文學獎的朋友會知道，她也是歷年文學獎的賠率熱門，但她和村上春樹一樣，每次都陪跑。
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wiki
她的代表作是小說《赤腳女子》和《尼羅河聖母院》，作為盧旺達大屠殺的見證者，穆卡松加的創作猶如一次次對準歷史深淵的探照。
她堅定地反對種族主義，批評以強權或多數之名興起的大屠殺，在《赤腳女子》裏，她書寫了一個有關記憶傳承的故事。一位圖西族婦女遭遇了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她竭盡全力保護自己的孩子，而她的女兒選擇記錄下他們一起生活的記憶，避免這位母親的故事被遺忘。
《赤腳女子》英文版封面。
穆卡松加的家人在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中被害，她在《赤腳女子》《尼羅河聖母院》中反復書寫著歷史的陰翳。例如在《尼羅河聖母院》中，種族主義和屠殺同樣是小說中的重要背景。
此書開篇看似與大屠殺無關，它書寫了一座尼羅河附近山脈上的天主教寄宿女校，那裏紀律森嚴、思想保守，氛圍猶如石黑一雄在《別讓我走》中描寫的黑爾舍姆寄宿學校。
但越是封閉的地方，越令人渴望反抗，可是書中的人物沒有想到，他們將會面對怎樣的歷史暗流，隨著敘事的推進，我們將看到種族仇恨、政治鬥爭和保守思想如何一步步演變，成為一群普通人生命中的夢魘。
04
塞薩爾·艾拉
塞薩爾·艾拉（César Aira,1949—）是阿根廷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在拉美文學界，他被譽為“博爾赫斯繼承人”，波拉尼奧毫不吝嗇地贊美他:“當代極少數最偉大的西班牙語作家之一。一旦你開始閱讀他的作品，便不會想停下來。”
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前曾預言：“2020年，艾拉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塞薩爾·艾拉。/wiki
近年來，艾拉是諾獎賠率榜的常客，但他本人並不在乎諾獎，甚至擔心諾獎會打擾他來之不易的平靜生活。
艾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位咖啡館作家，除非風暴大雪，他每天雷打不動，在阿根廷街頭的咖啡館寫小說，並以一年一到兩本書的進度出版。
從1975年到2017年間，艾拉創作了八十多部文學作品，其中大部分為中篇小說或者小長篇，代表作如《女俘艾瑪》《音樂大腦》《野兔》等。近些年，艾拉的代表作被楚塵文化等出版機構引進國內。
艾拉的語言生動活潑、富有音樂感，他的作品以想象力豐富、不拘一格著稱。
他有一個有趣的習慣，每寫完一本書，就不再改動，但他寫作字斟句酌，可能一天也就寫作幾百字，寫完了就放下了。
西語文學翻譯家、《野兔》譯者趙德明認為：“縱觀艾拉三十多年來的文學創作，他十分在意寫作手法的藝術創新，原創構思講究‘智慧’，寫作手法講究‘新奇’，敘述話語講究‘怪異’，整個故事情節安排要‘碎片化’。”
比如《野兔》中的論述：
“這正是存在於一種想象系統內部的悖論：要想生成所有的形象，系統本身就必須是真實的那麼好了，看看我們的黑色、一成不變的天空和我們的巖石吧。也是同樣的道理，黑暗的點會取代光明的點。我們才是星辰，是生活的生動記憶，在時間的邊緣不分晝夜地存活著。不管有沒有上帝或天空，意義都將存在。要繼續相信自己，也許我們得付出額外的精力，可是我們並不在乎。我們做的夢不少，是因為我們睡得多啊。”
《野兔》
[阿根廷]塞薩爾·艾拉 著，趙德明 譯
世紀文景 x 楚塵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9
塞薩爾·艾拉是一位靈性作家，他的文字召喚讀者，回到我們童年時對時間風物的“自覺性吸收”。
在小說《磚墻》中，艾拉寫道:
“神秘主義者和詩人們所夢寐以求的，對現實的直覺性吸收，是兒童每天都在做的事。在那之後的一切都必然是一種貧化。我們要為自己的新能力付出代價。為了保存記錄，我們需要簡化和系統，否則我們就會活在永恒的當下，而那是完全不可行的。……我們看見一只鳥在飛，成人的腦中立刻就會說‘鳥’。相反，孩子看見的那個東西不僅沒有名字，而且甚至也不是一個無名的東西：它是（雖然在此出於謹慎應該使用動詞成為）一種無限的連續體，涉及空氣、樹木、一天中的時間、運動、溫度、媽媽的聲音、天空的顏色，幾乎一切。”
艾拉認為:童年之所以令人懷念，並非因為它是一個天真無憂的純潔烏托邦，而是“一種無比豐富、更加微妙和成熟的智力生活”，那是相比成人視野，更為清澈和不受馴化的意識活動。
隨著我們長大，我們看似更成熟了，其實也更加被社會的框架所限制，被考試、社會規則、世俗成見所禁錮，於是，人的感官自由並沒有因長大而豐富，反而可能慢慢消退。
未經反思的長大增加的不是“智力”，不是感受力，而是經驗與承受社會禁錮的耐力，但天真而感傷的詩人之心，會在往復規訓中磨滅殆盡，直至我們回頭，發現它和童年一樣消逝。
05
米亞·科托
米亞·科托(MiaCouto，1955-)是莫桑比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也是非洲後殖民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
作為一個白皮膚的葡萄牙後裔，米亞·科托的人生與他的文學一樣具有傳奇性。他雖然在血統上屬於殖民者，但在莫桑比克獨立戰爭爆發後，他卻和當地人一起抗爭殖民者，成為留在莫桑比克的白人少數派。
米亞·阿托。
跨文化和國族的經歷，開拓了米亞·科托的文學疆域。
他的文字既沒有白人殖民者的傲慢，也沒有落入控訴文學的窠臼，他書寫殖民與後殖民，但寫作範圍大大拓寬，人類社會、野生自然、巫師與神話、記憶、歷史與莫桑比克的日常生活史，都是他書寫的對象。
在歐洲，米亞·科托是文學獎的常客。他在1992年發表了首部長篇小說《夢遊之地》，這部小說獲得了1995年莫桑比克作家協會虛構作品獎，並在2002年的津巴布韋國際書展上當選為二十世紀非洲12大好書。2013年，米亞·科托獲得葡萄牙語文壇最高榮譽——卡蒙斯文學獎。2014年，他又獲得了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
米亞·科托的作品以瑰麗的想象力和對歷史的深厚情懷而打動人心。
從《夢遊之地》到《母獅的懺悔》，米亞·科托致力於找尋一種新的語法，重新講述莫桑比克乃至非洲的歷史，在《夢遊之地》的“序”中，他寫道:“我們需要文學和詩歌前來拯救記憶的浩劫”。
《夢遊之地》
[莫桑比克] 米亞·科托 著，閔雪飛 譯
大方 | 中信出版集團，2018-10
米亞·科托正在被越來越多中國讀者看到。在2008年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與翻譯大會上，米亞·科托曾說:
“非洲深受本質化與田園牧歌化之苦，很多聲稱是純正非洲的東西其實不過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幾十年裏，非洲作家要去證明純正性：人們要求其文本傳遞出大家認為的真實種族性……確實有很多非洲作家面臨著特殊的問題，但我並不想因此便將非洲視為一個唯一、獨特、同質的地域。”
和許多關註現實，卻被現實的沈重所束縛的作家不同，米亞·科托遊走於現實與想象的通道，他沒有讓文學淪為政治的附屬，也沒有被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所束縛，米亞·科托的文字富有靈性，非洲的自然風物也是他寫作的對象。
這或許與他本人的經歷有關。多年以前，米亞·科托曾是一位生物學家，隨同獵人們去莫桑比克北部獵殺獅子，卻經歷了獅子吃人事件，幾個月內當地超過20人死亡，死者中大多數都是女性。
在一次上海書展的演講中，科托分享了這樣一個故事：
十年前，他在一個動物保護區遇到一個獵人，也是通靈者。在他們相處的最後一晚，已經失去視力的獵人說：“為什麼你現在對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見一樣？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夢來看。”
米亞·科托由此闡述道:
“我們是用整個身體來思考的。我們的大腦分散在身體各處，從頭到腳。思想並沒有自己的家，它在我們拜訪他人的時候發光。”
06
恩古吉·瓦·提安哥
恩古吉（Ngugiwa Thiong'o ，1938—）是歷年文學獎的賠率大熱門，但他和村上春樹一樣，每次都陪跑。
在全球文學生態裏，他是繼阿契貝後，影響最大的非洲黑人作家，也是肯尼亞的國寶級作家，發表過長篇小說《孩子，你別哭》《大河兩岸》《一粒麥種》等，還有短篇小說集、劇作《黑隱士》，以及政論集《回歸》《扣押：作家獄中日記》《政治漩渦中的作家們》《清除頭腦裏的殖民主義毒素》《置換中心：為文化自由而鬥爭》《筆尖、槍尖與夢想》等。
恩古吉·瓦·提安哥，/wiki
恩古吉的代表作在中國有譯本，但到目前為止，國人對他的了解還遠遠不夠。這位作家曾被授予“終身非洲作家”的榮譽，但他小時候是一個貧困農民的兒子。
1938年，他出生於東非肯尼亞的卡米裏蘇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祖國被英國殖民，周遭滿是槍炮廝殺的聲音。
恩古吉從小經歷了家族土地被白人殖民者掠奪、哥哥參加反英遊擊隊、母親因此被監禁三個月、叔叔因參加反殖民鬥爭而慘遭殺害等事件，對內羅畢的被殖民歷史有深刻記憶，因此在他成年之後，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反思語言殖民、文化殖民等問題，包括《教育與民族文化》《筆桿之槍：抵抗新殖民時期肯尼亞的鎮壓》《政治漩渦中的作家們》《筆尖，槍口下的威脅與夢想：後殖民非洲的文學與權力表現》。
從地域上來說，恩古吉屬於東非文學中的肯尼亞文學。
他的作品融合了斯瓦西裏語（肯尼亞國語，也是東非多數國家的通用語）和英語，既采用了英語小說的敘述方法，也在故事中加入當地方言和歷史故事。斯瓦西裏語文學源遠流長，在殖民歲月裏，大批非洲作家運用本民族語言，創作出反映反殖民鬥爭、文化差異、階級差異等涉及非洲與西方、非洲社會內部矛盾問題的作品，其代表作如作家夏班·羅伯特（1909—1962年）的小說《獨立戰爭史詩》《非洲人在歌唱》和《奴隸的自由》等。
《一粒麥種》
(肯尼亞)恩古吉·瓦·提安哥 著，朱慶 譯
99讀書人 |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7
上世紀六十年代，思想家法農創作的《大地上受苦的者》出版，這是法農的臨終絕筆，也是他獻給非洲故鄉的冷靜決斷書。法農運用精神病理學知識，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從心理、階級、文化和空間等層面講述了非洲人所受苦難的原因。
同時，他開創性地指出：
被壓迫者要意識到自己受壓迫的現實，但不只是把自己放在弱者、受害者的位置，而是在鬥爭中重塑主體意識，在殘酷的革命運動中發現自己的潛能。非洲人不要在歐洲的凝視中生存，也不奢求他人的憐憫，非洲人要活在自己創造的歷史中，通過革命等手段培育新一代的主體性，這樣非洲人才能超越殖民—被殖民的敘事，參與到全人類的解放事業中。
法農的宣言激勵了後來的非洲作家，讓他們用更廣闊的筆觸在書寫現實，而不只是一種服務於被壓迫者敘事的控訴文學。恩古吉的創作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
他一方面繼承了斯瓦西裏語文學的精神，另一方面主動融入肯尼亞英語文學世界，與國際文學接壤，在作品中探索後殖民時期非洲的現狀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