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然最後問關巧紅，你對我開槍，不怕打死我嗎？
關巧紅說，不怕。
李天然說，那你不愛我嗎？
關巧紅：傻瓜，那子彈是假的。
十年前鸚鵡史航給姜文推薦一部小說，張北海的《俠隱》。姜文一下子就愛上了這個故事，找到張北海先生，問這版權能不能給我。巧的是，之後高曉松也看上了這故事，也找到張北海先生，問這故事能不能賣給他。
張北海先生說，姜文買走了。
十年內，姜文拍了《讓子彈飛》、《一步之遙》，按姜文的話說，繞了一圈又給它拍了。
《讓子彈飛》火了之後，網上甚至流傳出《讓子彈飛2》的劇情梗概，高呼了一陣兒，姜文說不拍續集。
張麻子不適合被拍續集，霸氣外露，不適合被交待結局。如果按姜文的語氣講，結局是個什麼東西呢？
他只想拍眼前能看到的故事罷了，講述的時候自己來念，字斟句酌，姜文作品。
解讀姜文的電影，是一件容易又復雜的事情。容易的地方在影像是實的，總能感覺到一些東西，再不濟照顧到自己的情緒，產生喜惡。復雜在他是姜文，往往朝深裏頭看，在視覺層面的得到之上再懷疑自己：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嗎？
姜文自從做到了這一點，他的作品就已經超越了故事的講述，打破影幕，與觀眾直接對話。
批判才能產生哲學的進步，一部電影落幕後讓大多觀眾產生自我的批判，哲學家說，行，姜文你牛逼。
但姜文的本意並不是這樣，《太陽照常升起》有人說看不懂，姜文懷疑，這就看不懂了？
意思是，我是個導演，我在拍電影，我沒想拍一些讓人看不懂的東西。
說話還看不懂嗎？
觀眾的綁架是一種樂趣，至少姜文並沒有不樂意，意義往往建立在誤讀之上，也只有在姜文作品這兒，影眾才能獲得徹底的自由。有人選擇相信與不相信，有人選擇跟從與不跟從，還有人選擇，他媽的，帶勁。
確切了意義的傳達，甭管粗細，觀眾都想往那個意義上去靠，結合多少個背景弄出來一落腳，這類比較優秀的作品往往只能紮在人類的共同命題上，善大於惡，明大於暗，喜從於悲，樂生於苦，這類片子是，導演拍這個故事，首先意義上摸索地明白，至少舒服。國內影眾心目中的兩大神片《肖申克的救贖》和《阿甘正傳》就是這樣的作品。
姜文沒想過這麼遠，如果說他也提前考慮到了意義，是一個段落與一個段落拼切而成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青年馬小軍想獲得米蘭的認同，《鬼子來了》裏馬大三出於私人目的不殺日本人，《太陽照常升起》裏誰摸了林大夫的屁股，《讓子彈飛》裏張麻子為了復仇，《一步之遙》裏，到底是誰殺死了完顏英，《邪不壓正》裏，李天然就是要殺死朱潛龍和根本。
你總能提前到一些有效信息，把這個段落講出來。當試圖以一樣的口吻講述整個片子時，往往陷入困惑。
除了張麻子說了一句“一個土匪遇到一個惡霸”能拿來借用以外，其他的作品裏頭，試圖概括的時候，往往，操，不對吧，能是這樣一事兒？
不是這樣一事兒。
生活如果能被概括，姜文的電影就能被概括，夢如果能被概括，姜文的電影也能被概括。只不過，生活裏的事兒能被概括，夢最後的影像能被捕捉。
這就足夠了，在姜文看來這就足夠了，還想怎麼樣？
可是流行的東西都不是這個面目，人在時代裏往往不自覺，可商業是自覺的，它能搞清楚一系列生理激素分泌後產生的心理效果，影眾適應的節奏，也是時代的節奏，至少是時代性商業的節奏。
姜文不管這個，他得多傻？
攢幾百號人一起弄部作品，姜文說他的生活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秩序化，其余的時候，處理生活與他幼兒園時沒有差別，他搞不懂人情世故，搞不懂足球比賽時哪個顏色的衣服踢哪個門，也搞不清楚怎麼能讓他的母親開心。
他一直是個孩子王，未成年是孩子就不講了，50多歲的姜文帶一幫未成年去瘋不難想象。可姜文的本事在於能讓跟隨他一起做事兒的人也回到孩子的狀態，在這個狀態裏，彭於晏可以裸奔，房祖名能為了一個縹緲的困惑達到癡癲的狀態，葛優和周潤發能玩兒到用中文翻譯翻譯什麼叫作驚喜，馬小軍更不用提了，將避孕套吹成氣球，打架逃課，拍妹子，名副其實的孩子王。
姜文作品裏充滿了對成人世界的戲謔，這種戲謔不張揚：你那兒也就是玩兒，只不過有許多繁冗的包裝，我這兒的玩兒就是玩兒本玩，比你那個高級。
所以姜文作品裏頭人物的執念很重，執念一旦重了起來，意義就貼了上去。
姜文想獲得影評，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玩出來意義與為了意義去玩兒，這就是姜文與不姜文的差別。
竇文濤說，好家夥，我覺得那些應該是夢啊，你把夢給拍出來了，你不擔心觀眾對此造成的困惑嗎？
姜文說，我要是擔心，我就不拍了。
姜文試圖平等對話，為了一意義去費勁幾年，有什麼意思呢，我不傳達確切的東西，只講故事，人物是我認識的人物，我看到的是什麼樣子就拍出來什麼樣子，我覺得他們在我這兒應該說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你們瞧瞧呢？
氣息很重要。
對於姜文來說，我都在片子開始前寫自己的名字了，那你能說這不是我嗎？
曹雪芹寫《紅樓夢》那屋兒也是木頭石頭泥土和棉布，你說它是一屋，它能是一屋嗎？
姜文的費解在於探討本身，“探討”到底是一什麼東西？創作前頭就不能加一“我”嗎？
加了，而且是加粗，正因為如此，看電影的人開始講述建立在姜文身上的自己。
姜文給了影視這樣一種自由，然後姜文透過各種外界意義的累積說，這他媽的不是我。
《讓子彈飛》裏葛優接過來話茬，說，這是我。
照片到底是師爺還是土匪，黃四郎一眼就看得出來，猶豫是因為張麻子在場。
我們猶豫，是因為姜文在場。
姜文對歷史的興趣在“民國三部曲”裏似乎才被發覺，因為這名字起得好，“民國”，還“三部曲”。不過這肯定不是姜文的主意，片子對他是一部一部地拍，他不會為了湊齊“三部曲”去費勁。
《邪不壓正》十年前版權就買了過來，結果成了“三部曲”的終章，大兒子排行第三。
姜文在二十歲的年紀長成了五十歲的樣子，五十歲的時候依然是二十歲的容貌，在視覺上毫不費力的辨認，到了作品裏就讓人產生了疑惑：姜文這次說的跟上一部有什麼關系？
沒什麼關系。
姜文的神奇之處就在於每一部都是獨立的作品，但是忍不住細思索，總感覺他說的東西好像總有藏匿之處。
這些藏匿之處就在於姜文的興趣，姜文的興趣是人。
他一直在探討在各種生長的人，自然就是姜文的氣息。
《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馬小軍的生長與《邪不壓正》裏李天然的生長是一樣的，一樣的地方在於姜文的思考。姜文思考的妙處在於他能一眼看到框住人的邊界，然後用行為打破。他屢屢在觸碰邊界，但又到處回旋，一針見血不是姜文感興趣的事情，那太簡單，也太單向。
這或許就是我們說的私貨。
從《陽光燦爛的日子》到《邪不壓正》，姜文的作品在對人的探討中如果碰巧探討到了歷史，是因為人身上有歷史的痕跡。超越時代這事兒姜文沒想過，要不就拍一科幻，可科幻再到哪兒去，也是人在思考人。
《十三邀》采訪的時候，許知遠問姜文，你拍片子為什麼喜歡借助歷史來表達？
姜文反問，那能借助什麼？要麼借助未來，要麼借助現在，其實現在是沒有的，現在一瞬間就變成歷史了。
所以姜文並不是對民國感興趣，是對民國裏的人感興趣。而“民國三部曲”這個似乎最具噱頭的名稱是個謊言，姜文並沒有在角色身上試圖構建歷史性的框架，他對故事的著眼點很小，小到整部片子只需要完成一個主線劇情，其余的都是角色在說話。對於三部曲這樣似乎有宏大主題貫穿的名詞，姜文的不會為了一個概念去生挖口口相傳下來的歷史中的縫隙點。
況且姜文說過，哪有真的歷史？
人是必須要說話的，否則就不成為性格。姜文是電影的作者，所以他才會著迷於在海報上署名“姜文作品”。
姜文的新作品《邪不壓正》，很多人說看不懂。看不懂的原因在於這部片子臺詞的能量密度太大，子彈沒有飛一會兒，架起了機關槍。
人們習慣於在姜文身上獲得深意，這一次也總想透過面子看到裏子，結果姜文這次沒太想這樣做。
《邪不壓正》更像是姜文的一個回應，他開了一個影眾試圖通過主觀見解的建立獲得自己的樂趣的一個玩笑。對這部電影的註腳大多是對歷史背景的分析，姜文可以說，你說的那些我都知道。
再說就沒什麼意思了。
如果這些背景都對於理解影片有意義，姜文不會放過，他只是不想交待。
他也不止這一次不想交待。
《陽光燦爛的日子》改編於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鬼子來了》改編於尤鳳偉的小說《生存》；《太陽照常升起》起意於姜文坐出租的時候，司機跟他說了一句“你不就是演姜文那人嗎”；《讓子彈飛》改編自馬識途的小說《盜官記》；《一步之遙》改編於歷史上的“閻瑞生案”；到了《邪不壓正》，改編自張北海的小說《俠隱》。
姜文沒有去虛構過人物，那些人物都在那兒等著他。這也是姜文沒有想過在影片中介紹人物生平的原因。他癡迷於故事和故事裏的人，片段是他最感興趣的東西。
生活本身就沒有頭緒，姜文作品裏的人是活的，拍他們的生活，需要什麼頭緒呢？
各種各樣的人在姜文的作品裏一閃而過，他在哪個時代裏，就說出了什麼樣的話，他展現出什麼樣的動作和需求，也就呈現了時代的樣子。
所以當人們想知道的時候，就產生了困惑。
藍青峰到底是怎樣一人，關巧紅父親是誰，根本又是誰，李天然他去美國到底幹了什麼？
這些困惑不在影片裏，所以落不了腳。
姜文當然也知道，但他不理這些困惑。
他的影片就是闖進去了一些人，帶著各自的生活碰面，發生了一些姜文感興趣的事情。
我看到的，也想讓你看到。
人經常思考起點，在姜文看來，樂趣經常被掐死。
姜文喜歡撫摸。
姜文擺脫不了“姜文”，就像他擺脫不了“姜文作品”。
在姜文看來，各種劇作家都只不過是給生活起了個外號。
他給生活起的外號，叫《陽光燦爛的日子》，叫《鬼子來了》，叫《太陽照常升起》，叫《讓子彈飛》，叫《邪不壓正》，叫《一步之遙》，叫《邪不壓正》。
誰起的外號，就是誰的個性。
接受許知遠采訪的時候，姜文說他到老了就主動撤了，找一地兒，剩下還有三件想幹的事兒，第一件事兒是胡編亂造自己的三種自傳，第二件事兒是做一首曲子，第三件事兒是畫點兒眼前能看到的東西。
眼前能看到的東西到了紙上，就不再是眼前的東西。
姜文不太明白為什麼，就像他經常把自己的夢拍成電影，分享給影眾。
當有人拿出來周公解夢，姜文就開始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