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百十載長河浩蕩，九萬裏風鵬正舉。
2013年3月，習近平同誌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2018年3月，習近平同誌進一步定義了中國的偉大民族精神：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
中國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澎湃新聞今起推出“中國精神”專欄專題報道，以弘揚民族精神、奮鬥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圈河農場風景
【編者按】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北大荒發生了滄桑巨變，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發展很了不起，非常鼓舞信心、鼓舞鬥誌。”9月25日考察黑龍江農墾建三江管理局時，習近平這樣點贊。
“中國精神”系列的開篇報道，就是建三江管理局八五九農場知青夫婦葛柏林和林莉口述的奮鬥故事。
葛柏林1947年9月生，1968年6月下鄉到八五九農場，1985年辭去分場場長，創辦家庭農場，先後入選黑龍江省勞動模範、“全國十大種糧標兵”，創辦的圈河家庭農場被稱為“中國最美家庭農場”，被評為AA級景區。
1
葛柏林：小時候喜歡什麼，大了以後自然就對什麼有感情。
我在浙江農村長大的，是最早的留守兒童。我父親在外當兵，把我送回諸暨老家。我跟著爺爺奶奶，他們下地種菜，我去薅薅草幫忙。後來，放學回來挖豬菜，挖筍，挖藥材，抓螃蟹，抓泥鰍。石頭翻開，螃蟹慌忙竄逃，鉆到簍子裏。搞一個竹編的籮，放進肉骨頭或者飯粒兒，搞根繩子和石頭沈到塘底下，過兩三個小時籮拽上來，裏邊有泥鰍，還有小魚小蝦，拿回家給爺爺下下酒，改善一下生活。8歲的時候，我挖了一個大冬筍，賣了5角錢，被奶奶沒收了，我哭了一場。挖藥材挺不容易，一次挖半斤一斤，到集市上賣幾毛錢，買一碗餛飩吃，我奶奶還說我不會過。
我12歲跟著父親住在合江農墾局，在農墾局大院搞小墾荒，種土豆、茄子、西紅柿。大院後面是個垃圾堆，垃圾堆旁邊是菜窖，挖菜窖挖出來黃土堆在旁邊。過去的垃圾不像現在有塑料袋、玻璃瓶子，除菜葉子就是煤灰，那時玻璃瓶子是好東西，還留著打醬油打醋呢。我拿鐵鍬平巴平巴，把黃土在上面覆蓋一層，種上了倭瓜、苞米、豆角。豆角順著苞米桿往上爬，家裏的菜基本不用花錢。
2
葛柏林：離農場場部70余公裏的三十七連有很多荒地。荒草甸子除了野草，什麼都沒有，人一進去，蚊子轟地炸開來。我想辦開發性家庭農場，自己開荒種地。
過去，墾區的體制跟蘇聯的集體農莊差不多，吃大鍋飯，每人每月35.2元工資，幹多幹少一個樣。1974年冬天，零下30多度，十連派出300多人去挖排水溝。天寒地凍，一鎬下去，像彈腦瓜崩兒似的，地上一個小坑。早上6點上工，晚上6點鐘回來，一個班分一段，結果這個班刨一個小坑，那個班刨一個小坑，一冬天刨了幾十個坑，不夠現在挖掘機幹半個小時。
那時，動不動就零下30多度，迎著風走一會兒，臉就凍白了，鼻子也白了，沒有辦法只能手使勁搓。不幹活凍死你，幹活吧，一天幹12個小時得累死，只能幹一幹歇一歇，幹一幹歇一歇。後來，我說你非得冬天去挖排水溝，夏天挖多好？冬天一天半方土都挖不出來，夏天挖六七方都很輕松，咱們得科學管理。
1979年我當上了連長，冬天全連放假，後來其他連隊跟著學了。
4年後，北大荒搞大包幹，十連由八九五農場最後進的連隊變成全場第一，在全墾區1000多個連隊中排名前三，2萬畝地贏利100萬。豆收和麥收時，每天都會餐，幹出100畝、150畝就收工上食堂吃飯，食堂擺著12個大菜，好煙好酒，酒是劍南春、瀘州老窖，煙是上海牡丹、天津恒大。
我們還隔三差五分東西，什麼都分，小麥收完了，分土麥子；大豆收完，分豆皮子、豆毛子；秋菜分白菜、蘿蔔；還分西瓜、沙果、葵花子，一家六大麻袋葵花籽。張瑞敏的青島冰箱廠欠200萬債的時候，我們連隊分了30萬現金，人均3000多元，等於我下鄉10年的工資。從1968年到1978年，我10年才掙3000多元。那時候有臺電視可是不得了，我們十連實現了家家戶戶有電視。
分獎金的時候，事兒就多了，平時不怎麼出力的想爭一爭，想多拿錢；平時幹得不錯的，又不好意思爭。我發現大包幹這種形式還不能實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得另找一種模式。那時，中央電視臺在播放美國電視連續劇《草原小屋》，一家人開一輛大篷車，到美國西部開發家庭農場，覺得挺有意思。我們就想自個兒也辦個美國式的家庭農場，美國人能幹，咱們也能幹。
當年我說，想有一塊自己的土地，那幫同學都笑我，說你不是做夢嗎，哪能讓你自己擁有土地，承包土地？終於等到了機會。
葛柏林：1985年，我已下鄉17年，從十連的統計、生產技術員、副隊長、隊長，幹到了三分場場長。我的勢頭在往上走，當時農場分場場長年齡在48歲左右，我才38歲，是最年輕的，有10年的年齡優勢。總局領導對我父親說，送小葛上大學，好好培養培養，趁著咱們這些老家夥都在，讓他挑挑擔子。
我三次向農場打報告，（要求）下來搞家庭農場。場領導對我挺重視，給我三個選擇：上柳河幹校或者八一農大學習，回來當農場幹部；去水利大隊當隊長；尊重本人意願，下去辦家庭農場。
我說，官場這個臺階是爬不完的，爬起來也累，我就下去搞家庭農場吧。
有一年過中秋節知青聚會，大夥兒喝了點兒酒就說了點兒掏心窩子的話，有人說想當官，有人想當老師，有人說想當兵。我說，我就想能有塊自己的土地，自己耕，自己種，自己收，過上過去員外的生活就不錯了。當時大家都說這不可能，社會主義嘛，哪能允許個人英雄主義和承包主義，那是不可能的，說我是在做夢、說夢話。當時老趙說要走仕途，大家就叫他“趙舉人”；我要當財主，他們就叫我“葛員外”。
我就想，自己要是有塊地，肯定能經營好，能做到要啥有啥。
林莉：葛柏林一直做這個夢，希望有塊地好好種一下，像繡花似的，建個像樣的地方，跟美國的家庭農場一樣，也是建設美麗中國的意思。
貸款5萬元，我購進60推土機、鐵牛55拖拉機各兩臺，大犁、重耙、輕耙、播種機、鎮壓器各一臺，油罐一個。我還在三十七連承包2000畝次生林，在周圍打了防火道。
我們借住的是三十七連的房子，那房子八面透風，冬天零下20多度，把水缸裏的水凍成冰坨。晚上，我和5名農工擠在2米來寬的土坑上，大家開玩笑說，必須喊著號子一起轉身。為解決資金，我領著他們打零工，給二道河農場拉沙子。
林莉：農工就是各連隊願意跟我們幹的職工，我們雇的，工資比農場職工高一倍。
葛柏林他們用火燒荒，拖拉機翻地，耙三四次才播種。大犁放在那裏被人拆走了零件，不能用了，只得從別處弄回了一臺。他們先開墾幾百畝荒地，後來擴成一兩千畝地。沒有食堂，他們就交夥食費，在三十七連搭夥。那要連隊的職工先吃，剩多少他們再吃，像受氣包子似的，吃得特別不好。我想，這樣時間長了身體就造完了，身體垮了什麼都完了，與其那樣還不如兩人破釜沈舟一塊幹。再說，家庭農場虧損了，就我那點工資也不頂用。於是，我也就打了報告，辭去小學校長，下來給他們燒水做飯，送水送飯。
葛柏林與林莉結婚照
3
林莉：什麼時候談的戀愛？1972年，北京缺少師資，來農場召老師那年。知青剛來時不讓談戀愛，談戀愛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馬上鬥你，開會整你。有一次領導在會上批評大家，一個知青站起來質問，你閨女多大？你什麼時候結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歲就結婚了。知青火了：“你怎麼18歲結婚了？我他媽都二十五六了，還不讓談對象！”打那以後就允許了。
葛柏林是八連的知青，1971年調到了十連，這樣我倆就在一個連了。他是統計，我是農工，我們是老職工介紹在一塊的。
第一印象？我當時覺得他特別土，穿一條帶補丁的褲子，補了兩個膝蓋，平常不愛吱聲。不過，我發現他對一些社會現象看得比較透徹，有頭腦。
葛柏林：我跟林莉談對象前私下裏沒有接觸，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號叫“林大浪”。
開始也有點誤解，後來一接觸這人不錯。她體育挺好，在學校100米、200米（短跑），鉛球、跳遠都是第一名。她又潑辣能幹，能和男的剽著幹。能幹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領導覺得她威脅太大。知青裏也鉤心鬥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較直，有些事情看不過眼兒，就跟領導對著幹，領導還不收拾她？那幫女的就貶她，叫她“林大浪”。其實，她是挺正統的一個人。
1975年，她回北京探親，說哪號從北京回來，坐火車到齊齊哈爾，拐到拉哈，讓我到拉哈車站接她，去查哈陽看我父母。拉哈車站到查哈陽約60裏地，那60裏地沒有直達車，有時候坐毛驢車，有時候坐“小蹦蹦”，有時候坐馬車，截啥車是啥車，沒車走路。我頭一次趕到拉哈沒接到她，我就有氣了，不來拉倒，就回來了。我媽說，可能晚點了，你怎麼這麼心急就回了？我說，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沒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沒等到她，我又回來了。回來後，她就打來電話了，說西安的老舅來了，晚回了幾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請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爺子老太太見林莉圓臉兒，高挑身材，倒是挺高興。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農場我們就領證了。準備了兩桌飯菜，老職工和知青們送個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結婚時，我已二十七八歲了。
我父母給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我家那時真挺困難，欠公家900多塊錢。我父親以前老出差，回浙江回杭州，戰友又多，他挺愛裝的，吃飯就掏錢，住旅館也掏錢，該報銷還不報銷，革命嘛！那時候，吃一個燒雞大概才18塊錢，徒工一個月工資也就18元，他拉下900多塊錢的饑荒，多大一筆數字？一直壓著我們家，我媽說做人要有誌氣，吃鹹菜也不能欠賬。
4
葛柏林：家庭農場第一年就贏利了，毛收入11萬元，當時一個人工作一輩子才掙4萬元多點兒。
有些人就紅眼了，說葛柏林的家庭農場沾了連隊多少多少光，於是農場就派計財科科長等人來查賬。查來查去，農場一分錢沒找回去，還給我們找回1萬多塊錢，當年毛收入變成了12萬。連隊給我們一畝地攤了20公斤的豆種，誰家撒豆芽呀，一畝地播那麼多種子，再說播那麼多它也不長，不結豆兒啊。本來我和連隊有約定，我們給隊裏幹零活，凡是1000元以下的就不算賬了，算義務勞動。連隊的森林著火，我們去車去人撲打，拉個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沒跟他們要錢。
他們說政策變了，把我承包的2000畝次生林收回去了。我來氣了，那塊地就不要了，給連隊了！你不老懷疑我們占便宜嗎？我們躲你遠遠的，找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開荒，重新種地！
1986年，我們搬到別拉洪河邊的荒草甸子。別拉洪河是滿語，有大水漫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好的地，水大淹不著、澇不著的，讓連隊開墾了，我們開墾的是人家不稀開墾的低窪地。沒地方住，我就買塊帆布，往拖車一搭就是棚子，五六個職工住在拖車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鋪。我和林莉也找塊破帆布搭個小棚子，貓腰住進去。外頭下大雨的時候，我們住的地方下小雨。沒地方做飯就外頭搭個鍋臺，林莉光著腳丫子在外面做飯。沒有自來水，就把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連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會很大，水也不深）裏的水燒開了喝，那會兒沒有那麼多汙染。
後來，蓋一間25平方米的小磚房，林莉有了廚房，不用光著腳站在泥水裏做飯了。
1987年，我們新開墾的地裏種上大豆，豆苗長勢好啊。
為賺外快，我們去二道河農場修路，掙了10萬塊錢，挺高興的。回來一看傻眼了，家裏2000畝地都澇死了，當年顆粒無收，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接下來幾年，家庭農場被貶得夠嗆，有人認為家庭農場挖了社會主義墻角，雇人是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家庭農場的糧食不許隨便賣了，必須賣給農場；化肥、農藥不給指標了，自己想辦法。我為了發工資，偷偷去寒蔥溝糧庫賣豆子，路上被抓住，分辯了幾句，對方拔出了手槍。承受不了政治和經濟壓力，家庭農場十有八九垮掉了。跟著我們幹的技術水平高的職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沒過多久又走了。工資不高，條件艱苦，寂寞難耐，經濟上沒出路，政治上沒前途，誰跟你幹哪。
1990年，農場只剩我和林莉了。我們吃野菜蘸大醬，喝泡子裏的水堅守著。我得了角膜炎，紅腫著眼睛行走在齊腰荒草；又挨了雨澆，發起低燒，躺了3個多月不退燒。
農場給我做工作，說趕緊洗腳上岸吧，別陷得太深，別賠得啥也不是，趕緊把地賣了，讓我回去當個副場長。
林莉：本來可以不遭這個罪。我有三次返城機會，放棄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學教師緊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當老師。那機會難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幹部子弟門子硬，當兵走了。沒關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戶口不要了，賴在城裏不回來了。他們寧可掃大街，掃大街的活兒也找不著，你是逃兵，沒有戶口，什麼都沒有，人家不給你安排工作，只好當無業遊民，父母認養了。
負責招考的是我家親戚，基本定了招我。那機會多難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談對象了，沒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興是真的。
1977年恢復高考，我本可以復習復習參加高考，離開農場，也放棄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覺得應該能考上，我那會兒當老師，（知識）扔得不多，不像他們幹農活不接觸課本。我小學老師、中學老師都當過，中心校校長也當了好幾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讓我回去接班，工資關系都辦了，我沒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這兒了。或者各回各地兒，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長期分居也不是個事兒。我還比較註重感情的，所以就選擇留在這兒。接班的名額給了我妹妹，她順當回去了。
葛柏林說，你看知青上山下鄉大幫來的，如果隨著大幫回去，住房沒法解決，工作沒法解決，二十多歲三十幾歲，回家吃爹的吃媽的，也不是個事兒。再一個，上山下鄉將近10年，年輕的時候在這裏學的是農業，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當老師，或是幹別的；他回去進工廠給師傅遞扳子，遞鉗子，伺候師傅，10年的農業底子就白費了。
當時考慮挺多，就沒有回去。不過，心裏也不好受，一個車皮呼嚕呼嚕來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們，總覺得有點兒沒著沒落的。
葛柏林：我也有幾次返城機會，佳木斯物資供應站調我，我沒去；檢察院調我，我也沒去；八一農大也沒去。
高考一起考？我倆讀過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會高一些。不想考，都30歲了，念書期間沒有工資，沒有住房，已有了兒子，你說我們怎麼辦？
2015年，葛柏林與林莉在圈河農場的家中。
5
葛柏林：在家庭農場最困難的時候，北大荒作家劉加祥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廣東的一本雜誌上，引起較大反響，幾位青年讀者來投奔我，一位西安讀者來信說：“農工都走了，你這麼困難，我想過來跟著你幹一番事業。”還有幾位廣西柳州的女青年也要來，我說有老婆，你們來不亂套了嗎？我說謝謝，哈哈哈。
有的家庭農場主把地賣了，洗腳上岸了。有人說，別人都不幹了，你怎麼還在地裏幹呢？那時，我還在開荒，規劃農田，讓它更適合機械化作業，700米以上不出角子。我還在投資種樹，挖溝修路。我們那塊地是低窪地，要用推土機隔一二百米挖一趟排水溝，澇時好把水排出去。
我高息貸款100多萬，雇人像燕子壘窩似的一點一點將四周壘成壩，個別窪地圍堰，用編織袋裝土圍起來，下大雨水流進溝裏，抽出去了莊稼就沒事了。有壩圍著四周的水就進不來。有一年發大水，四周的水比裏頭高一米五，要是不圍壩的話，莊稼就全軍覆沒了。
壩有多高？一米六七、一米七八。
有人說我這不是傻嗎？我這麼幹，有兩個原因，第一，家庭聯產承包制在中國，我認為不可能變，農民再吃大鍋飯，只能餓死；第二，農村的個體承包全都取締的話，國家怎麼安排這麼多人的生計和工作？我認為家庭農場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除農田基本建設之外，我還種樹，1990年至1991年栽紅松300畝，1994年植樹造林2000畝。
種樹不賺錢燒錢，那為什麼還要種？我從小在浙江，成天在林子裏轉。我是從林子裏出來的，一進林子就像到家似的，感覺非常親切，非常舒服。
我們開墾的那片荒地原來叫北大林子，地勢高的地方是林子，低處是濕地。知青在的時候，林子被砍光了。那些年，一到冬天知青就去林子裏砍樹，蓋房，取暖，做飯，用的燒的都是木頭。這片林子砍完了，砍那片林子，挨片兒砍，見林子就砍，爭先恐後地砍，等知青走時幾乎所有林子都被砍光了。
我們開荒時，那地方一棵樹也沒有，想找一根搭帳篷的棍子都找不著。生態平衡破壞了，樹沒了，野生動物都跑了，光剩耗子了。耗子特別多，開荒種地打了點兒糧，堆在倉庫裏，一百個麻袋有八十個讓耗子給嗑個稀巴爛，糧食流一地。
我在那兒建新點後就種樹，先建了3畝的苗圃。當年知青砍樹把北大荒禍害得夠嗆，（我）等於還債了，既為自己還，也為那些砍樹的戰友還。當年砍樹是命令，軍事化砍伐，你不砍行嗎？可是，樹苗存活率很低，有的被雜草吃掉了，有的被耗子嗑一圈兒嗑死了，有的被蟲兒咬死了，成活一棵樹，得補苗兒好幾次。
1997年，我買入進口大馬力Ｍ160，耙地由日80畝提高到日400畝，中國農民終於可穿白襯衣下地作業。那年秋天遇特大水災，買了5臺水泵日夜排澇，總算免遭滅頂之災。
對了，1996年還幹了一件傻事，用200畝熟地換回濕地中的小開荒。
我們那個開荒點在高崗上，高崗下面是一片濕地，三面環河，我們把濕地的口堵上，確保5000畝濕地常年積水，這樣一來，裏面的泥鰍、鯽瓜子就特別多。給我們蓋房子的施工隊用擡網擡了一個來回，擡到兩大肥料袋的魚。冬天，十連的一個小子去打魚，打了幾萬斤。冬天水一排，只要接一個網兜兒就能抓到魚，可是我們不抓。為什麼不抓？你把魚抓走了，鳥兒吃啥？幾萬斤魚都是小魚小泥鰍，你禍害多少生靈？不抓。
年頭旱濕地就幹了，濕地裏也有高崗，一條一條的，有人跑進去開荒，結果種一年賠一年，為什麼？年頭澇四周都是水，只能顆粒無收。我跟農場領導請示說要建一個濕地，領導挺開明，說行吧，你自建自管。我們就用一塊200畝的高崗地把濕地裏面的開荒地全部換回來，將整個濕地連成一片。
建濕地沒有什麼效益，圍起來得花錢，年年管理得花錢。為什麼保護？我們開墾荒地以後，鳥沒處下蛋，在草稞子裏下蛋，結果一犁地，把鳥蛋都犁碎了，有了濕地，鳥繁衍生息就有了地兒。大雁南遷的時候，可以在濕地落落腳，像驛站一樣，喝點水，吃點東西，完了繼續南飛。濕地又是地球之腎，補充地下水。
從長遠看，把北大荒原始面貌保留下來，子孫後代能看到亙古荒原是什麼樣，他的前輩是怎麼把這麼低窪的塔頭、草甸、蘆葦蕩開墾成稻田。濕地開發之後再恢復是不可能的了，破壞容易，恢復很難，保留下來的濕地從價值來講不可估量。
這是中國農民第一個自費建的1000畝濕地保護區。
林莉：每年種樹，十年林子就長成了氣候。30年種了100多萬株吧，也沒細數過。現在都挺粗的了，直徑得有30公分了。現在看那片林子可漂亮了，落葉松、樟子松、紅松，樹蔭下一片松針，特漂亮，還有核桃楸、山核桃。林子裏長著灰菜、蕨菜，8月下了雨，就可以進去采蘑菇了。
小動物都來了，麅子、黃鼠狼、狐貍、花貍棒子、小松鼠、貓頭鷹、還有一種像小雕那樣的，哧溜哧溜，飛得特別快。
黃鼠狼挺好的，它光咬耗子，不禍害農場養的雞鴨鵝，掀開帆布底下一堆一堆的耗子，那是黃鼠狼抓完了凍成一堆，貯備起來過冬吃的。我們打的糧挺多，有時候賣不了，快開春才能賣，一百個麻袋被耗子嗑不了幾個，生態平衡了嘛。
冬天就扔點吃的，天冷，雪大，那狐貍，黃鼠狼找不到吃的，我們不禍害野生動物。看到狐貍的時候少，它躲著人，有人看到一個大狐貍帶著一只小狐貍，在田頭翻地鼠。有人上濕地打林蛙，我們買了都放了。有一年地裏長了很多地老虎，老嗑豆子根兒，也沒打農藥，飛來很多烏鴉，把地老虎吃了。
葛柏林：我在全墾區20多萬個家庭農場中，從規模、現代化程度、糧食產量、銷售收入來看是拔尖的。2003年，我被評為“全國十大種糧標兵”。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肯定了家庭農場是現代農業生產模式之一。我們家庭農場現有林地4000畝，濕地1000畝，耕地6000畝，最高的年頭打了1500噸大豆，要是50噸一個車皮子，整整30節車皮。還有小麥，2000噸左右的產量。看到那麼多糧食，是什麼感覺？沒什麼感覺，年年種，年年賣，有時候也愁賣。
我們是中國最美的家庭農場。有大濕地、大農田、大農機、大森林、大產區，符合習總書記提出的綠色、可持續發展，在全中國找不出來第二個。
現在到我們家庭農場，門一推開，就像當初我想的那樣：庫裏滿滿的，想吃啥就吃啥，池塘裏有魚，圈裏有雞鴨，雞蛋、鴨蛋、鵝蛋一缸一缸的，基本實現了當初的理想。
我們這三十多年，走過了美國好幾百年的歷程，人家的家庭農場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祖祖輩輩經營，咱們三十年完成了，所以付出的辛苦肯定比人家多，是不是？
林莉：現在有十多個職工，六七個幹活的，四五個看點的，冬天有魚池，掃掃雪什麼的。我們倆歲數大了，都七十了，地就承包給別人了，我們就管管林子，收拾收拾魚池。林子本身沒有收入，有時候農場上我們那兒挖樹苗，也沒跟他們要錢，都是白挖。
空氣好著呢，氧吧似的。你要是在城市待慣了，上這兒住一個月放松放松，挺舒服的。那幫知青來了就說，知道農場像現在這樣，還不如不走。
兒子是北京戶口，從小在哈爾濱爺爺奶奶身邊長大的，大概十六七歲的時候回來跟著我們幹。他不願意待在北京，嫌北京太鬧騰。我妹妹的孩子早上6點多就出門，一個多小時在路上，來不及吃飯，就買小包子、灌餅什麼的，在公共汽車上吃。這兒的生活節奏比較慢，到點下班，到點吃飯，到點睡覺，挺美的。
我孫女在北京讀高中，也是北京戶口，想考北京公安大學，成績還行。
葛柏林：有知青回來，我就說，你們有本事的走了，這才把我們“冒”出來，要不然我們還“冒”不出來。
兒子兒媳婦都在家庭農場幹活，給他們發工資，比別人略高一點，也高不了多少。按照我的家庭農場的模式來說，農場主只有我們兩口子，兒子、兒媳婦都不是。
人家美國講金融世家、農業世家，咱們也不能斷檔啊，既然是從農業發展過來的，那兒孫輩的接著幹這個，農民世家，一代代地接下去。
9月28日，央視直播八五九農場13臺機車同時進行水稻收獲作業。 中國八五九網 資料圖
【采訪手記】
2008年，我到八五九采訪的第一位知青就是葛柏林。那時，葛柏林已成為農場的一張名片，采訪他不是件容易的事。農場宣傳部的朋友給他撥電話，說浙江有位作家想見他。他很給面子，開20來公裏車從他的圈河（圈河即別拉洪河，系烏蘇裏江下遊左岸一條支流，位於黑龍江省三江平原的東部。別拉洪河系滿語，意為“大水漫地之河”）農場趕了過來。
葛柏林見面就說，他是諸暨人，聽說浙江老家來位作家就跑來了。看來我借了浙江的光，否則他也許不會放下手頭的事情從那麼遠趕過來。他在靠窗的椅子坐下，臉像老農民似的呈古銅色，兩鬢沒有白發，不過已謝頂，穿著不大講究，一件白圓領T恤，外套黃、藍、白橫杠襯衫，襯衫兜別一支簽字筆，米黃色休閑褲有點兒皺皺巴巴。他的十指交叉放在腹部。讓我感到有點兒奇怪，這種坐姿通常屬於大腹便便之人，他的肚子卻一點都沒突起。
“寫作要看角度，有新思想年輕人才能接受。要具有中國的特色和國情，就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談起。”葛柏林說。
我當了19年記者，又寫了10多年報告文學，第一次碰到關心寫作角度，以及年輕讀者閱讀特點的采訪對象。我們在宣傳部聊了一個多小時，作家劉加祥過來後，葛柏林開著他的森林人拉我們去他的圈河農場。加祥是老朋友，什麼時候認識的已記不得了。他是八五九的，采寫過葛柏林，關系很融洽。
我們一進入圈河農場，葛柏林像變一個人似的，興奮像篝火似的燃起來，如數家珍地講解著他的農場、規劃和憧憬。農場還沒建完，湖邊的房子還沒竣工，烏蘇裏江邊的堤壩剛築起，上邊還堆著泥土，水麥草理直氣壯蓬蓬勃勃地生長著，堤下江水滔滔流淌，猶如熙熙攘攘、無窮無盡的人流。農場曠闊，樹林茂密，葛柏林說，這裏許多樹都是原始的，有些品種是珍貴的。
9年後，葛柏林的森林人再次把我拉到圈河農場，陪同我的還是加祥。葛柏林變化不大，穿著一件像迷彩服似的兩兜襯衫，下身好像上次穿的米黃色休閑褲，農場卻有了巨大的變化，路鋪好了，堤已築好，一幢幢別墅隱於綠蔭之中，處處郁郁蔥蔥，鳥語花香。在一幢裝修高檔的別墅裏，我見到葛柏林的夫人林莉，對他們夫婦進行采訪。
光陰猶如從山上滾下的線團，越滾越快，眨眼就是幾年。2018年成書前，我們又對葛柏林和林莉做了補充采訪，他們夫婦熱情配合，聊得很開心。葛柏林已71歲了，林莉也69歲了，按過去的說法已是古稀之年，說起圈河農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們還那麼富有激情。我們不由想到曹孟德的詩句：“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下鄉五十年，葛柏林和林莉在亙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國最美家庭農場”、AA級景區，先後榮獲“全國糧食生產大戶”“全國十大種糧標兵”稱號，當年毛澤東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他身上得以體現。
（文章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將於2018年11月推出的《大國糧倉：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實錄》，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