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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嘍大家好！我是小烏，歡迎回到腦洞烏托邦。
在之前的視頻中，我跟大家分享了盲視覺，分享了超憶癥。今天我們繼續來聊我們這顆不可思議的腦子。今天的故事要從一宗冤案說起。
● 冤案
1980年10月12日下午6點半左右，在美國西雅圖-塔科馬機場（Seattle-Tacoma airport）以南的一個偏僻郊區，一名17歲的少女被殘忍的強暴了。少女跟警方說，兇手年齡大約在30歲左右，開著一輛藍色的小轎車，留著胡子，是白人男性。警方按照少女的描述立刻展開了搜捕行動。同一天晚上，31歲的男子史蒂夫.提圖斯(Steve Titus)和他的未婚妻在西雅圖的一家餐廳用餐。史蒂夫.提圖斯是一家酒店的職業經理人，有過一段婚史。在經歷了上一段失敗的婚姻後，他終於又遇到了另一個願意與之攜手共度余生的人。晚餐結束後，史蒂夫 和未婚妻開車回家時，被警方攔了下來。因為好巧不巧，史蒂夫的車也是藍色的，而史蒂夫也留著小胡子，是白人。警方對史蒂夫進行了例行問話，並且拍攝了照片。
第二天，警方將所有疑犯的照片放在了受害者眼前。受害者少女指著史蒂夫的照片說到，“他看起來是最像的”。就這樣，警方立刻逮捕了史蒂夫。庭審中，受害者的證詞，從“他看起來是最像的”，變成了“我肯定就是他！” 1981年3月4日，史蒂夫被判一級謀殺罪。盡管他再三申明自己是無辜的，但還是被送進了監獄。事實上，案發當天下午，史蒂夫一直在父母家待到了6點多，因為那天是父親的生日。隨後他開車去見未婚妻，時間上來算根本不可能在6點半趕到案發地點。
對司法系統徹底失望了的史蒂夫決定另辟蹊徑，自己為自己洗刷冤屈。他聯系了當地「西雅圖時報」的記者保羅·亨德森（Paul Henderson），列舉了70多條自己是無辜的證據。保羅·亨德森對史蒂夫的案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立刻開始調查。保羅發現，在史蒂夫被指控強暴的案件發生前的6天，同一地點也發生過類似的案件。而那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一名15歲的少女。當保羅·亨德森拿著史蒂夫照片找到那名15歲的少女時。少女無動於衷，表示從來沒有見過史蒂夫。保羅·亨德森在「西雅圖時報」上針對史蒂夫案件的一點進行了大量的報道，最終引起了警方的重視，案件重啟調查。
不久後真正的兇手愛德華.李.金（Edward Lee King）被捕，當指控史蒂夫的受害者看到愛德華.李.金的照片時，失聲痛哭，邊哭邊說道，“天啊，我究竟對史蒂夫.提圖斯先生做了什麼啊！”
1981 年6月，史蒂夫被宣判無罪。但此時，他已經失去了工作，未婚妻也離開了他，還拖欠了大量的律師費。1982年，史蒂夫把當地政府告上了法庭，並提出了兩千萬美金的賠償要求。可沒等判決下來，1985年，36歲的史蒂夫就因為長期壓力過大，死於突發性心臟病。幾個月之後，史蒂夫的訴訟得到了庭外和解，他的兒子代表他獲得了280萬美金的賠償。
史蒂夫案件中的受害者少女並非有意要栽贓他，而是在案件的調查過程中產生了某些與事實不相符的錯誤記憶。美國曾經針對過去的300件冤案進行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其中3/4都是因為受害者的錯誤記憶導致的。後來，DNA鑒定被廣泛應用於司法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冤案的發生概率。
史蒂夫的案例引起了心理學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F. Loftus）的註意。為進一步探究人類記憶的可靠性，上個世紀90年代，洛夫特斯設計了著名的「商場迷失實驗」。
● 商場迷失實驗
洛夫特斯隨機招募了24名受試者，從他們的父母和多名親屬那裏搜集來了關於這些受試者童年的幾個生活片段。然後把受試者逐一的叫進房間來，進行談話。洛夫特斯把四個童年生活片段寫在了卡片上交給受試者。其中三個片段都是真實的，還有一個是虛構的。而這個虛構的片段每一個受試者都一樣，內容大意是，在受試者五六歲時，他在一個商場裏迷路了，當時他感到非常的恐慌，甚至不停的哭泣，最後在一位老爺爺的幫助下，找到了家人。
在受試者看完卡片之後，洛夫特斯要求他們寫下自己記得的內容，還特別提示說，不是真實的就不要寫，記不得的也不要寫。
結果24名受試者中，有6人，也就是25%，表示他們記得曾經在購物中心迷路。甚至有有一些受試者還為情景添加了不少細節。其中有一位受試者說，他記得幫助他回家的老爺爺穿著一件藍色的燈芯絨外套， 頭有點禿，戴著眼鏡。當他在見到母親時，母親還叮囑他，下次不要再亂跑了。
最後，洛夫特斯告訴24位受試者，這4個記憶片段中有1個是虛構的，讓他們圈出來。可即使是這樣，仍然有5名受試者堅信商場迷路的事件是真實的。盡管他們的父母和親戚都表示，他們從來不曾在商場裏走丟過。
1995年， 洛夫特斯基於商場迷失實驗發表了論文「錯誤記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實驗的結果是令人震驚的，但同時也引來了不小的爭議。一些學者指出，洛夫特斯實驗的樣本量只有24個人，太有局限性了。還有人說，兒童在商場走失本來就是一件發生概率比較高的事件。也有可能這些受試者中的部分人真的在商場走失過，但是出於某些原因，家人不願提及罷了。
然而，關於錯誤記憶的實驗並非這一個。上個世紀70年代，洛夫特斯在進行商場迷失實驗之前，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實驗。她給參與實驗的受試者展示了一張車禍現場的模擬照片。然後讓受試者估計一下，車禍當時的車速有多快。
洛夫特斯發現，當她用“撞上”這個詞時，受試者估計的平均車速是54.7公裏/小時。當她用“撞毀”這個詞時， 受試者估計的平均車速是65.9公裏/小時。
緊接著，她又問受試者，在剛剛的照片裏是否看到了玻璃粉碎。結果，“撞上”這個詞的受試組中有14%的人說，看到了碎玻璃。而“撞毀組”有足足32%的人，現場有碎玻璃。但事實上，照片中，根本就沒有碎玻璃。
這就說明我們的記憶很有可能被錯誤的信息所擾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認為，記憶功能就像是錄像機一樣，把信息儲存在人的大腦中。當我們進行回憶時，就會自動播放當初錄下的內容。可事實上，回憶的真正工作方式並不是錄像機和播放電影的關系。記憶形成時，大腦只會記下一些比較重要的碎片。在我們進行回憶時，海馬體神經元會重新組合這些碎片。而此時，如果遇到一些不連貫之處，我們就會按照自己當下的邏輯和信念進行填補。心理學家將這稱為“重構式記憶”。
關於“重構式記憶”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實驗，那就是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家巴特利特
● 幽靈戰爭實驗
實驗的過程是這樣的。上個世紀30年代，巴特利特找來了一批受試者，讓他們閱讀一則印第安的民間故事。在讀完之後，努力回憶並且復述這個故事。故事的大意是這樣的：
一天晚上，兩個來自尤格拉克的青年準備下河裏抓海豹。他們聽到了戰爭的嘶喊聲。於是躲到了岸邊的一根木頭後面。這時，一支小獨木舟向他們駛來。獨木舟坐著5個人。這些人對兩個青年說，“我們想帶你們一起去河上遊跟敵人打仗，你們覺得怎麼樣？”
其中一個青年說，“我不去，因為我可能被殺死。”另一個青年跟獨木舟上的5個人去了。
戰士們逆流而上，到達了卡拉馬另一端的一個城鎮。戰鬥開始，許多人被殺死了。就在此時，這個青年聽到其中一個戰士說：“快，我們回家去，那個印第安人已經被打死了。”這時他想：“噢，他們都是幽靈啊。” 因為他並沒有感到不適，但他們卻說他被射死了。
獨木船返回尤格拉克。青年上岸後回到家裏，生了火。他對大家說：“看，我和幽靈一起去打仗了。我們的很多同伴都被殺死了，攻擊我們的敵人也死了不少。他們說我被箭射中了，但我並沒有感到不適。” 他講完這些話後就安靜了下來。當太陽升起時，他倒下了，有黑色的東西從他嘴裏流出來。他的臉扭曲了。人們跳了起來，大聲驚叫。
“他死了。”
這個故事咋看之下，讓人很摸不著頭腦。一是因為其中涉及印第安文化，對於不了解的人，讀起來有些困難。第二，故事中有一段話說：就在此時，青年聽到一個戰士說：快，我們回家去，那個印第安人已經被打死了。這時青年想：“噢，他們都是幽靈啊。” 這段話邏輯上顯得非常突兀，感覺中間少了一些過渡和銜接的內容。而事實上，故事的晦澀難懂是整個實驗設計的一部分。
其中一位受試者，在看完故事後的15分鐘，做出了這樣的復述：
兩個男子在尤格拉克河岸邊。一條載著5個人獨木舟出現了。這些人打招呼說，“你們願意和我們一起去和敵人作戰嗎？”其中一個男子去了。他和敵人奮戰。傍晚，他回到家，和朋友們說，我去戰鬥了，現在回來了。很多人都被殺了，雖然我也中箭受了傷，但是我並沒有感到疼痛。朋友們說，你肯定是與幽靈打的仗。
到了早晨，他得了病，倒下了，臉色很蒼白，接著掙紮著，尖叫著，他的朋友們也非常害怕。終於他不再動彈了，嘴裏流出了黑色的東西，扭動了一下身體，躺在那裏，死了。
可以看出即使是馬上進行回憶，故事內容也發生了變化。變化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那些不合理的部分已經被剔除，整個故事更加簡單易懂。受試者在回憶時，還對男子死亡的部分擴充了很多細節，讓這個過程變得生動和形象。
時隔兩個月之後，受試者在一次被要求回憶故事的內容，這一次，他是這樣復述的：
兩個男子在河邊，不一會兒一條獨木舟出現了。船上的人說，“你們願意和我們一起去打仗嗎？”其中一個男子去了。
傍晚，他回到家後，跟朋友們講，他參加了一場大戰，雙方都死了很多人。說著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晨，他生病了。朋友們都來看他。
他說他在戰爭中受傷了，可一點都沒有感覺到疼痛。他的病情很快惡化了。
扭動著身體，慘叫一聲，倒地而死，嘴裏流出了黑色的東西。朋友們說，他肯定跟幽靈打過仗。
這次回憶整個故事變得更加容易理解，而那句“朋友們說，他肯定跟幽靈打過仗。” 被放到了最後，也更符合邏輯。不過，故事的主體和框架都沒有丟，“和幽靈打過仗”這個關鍵的細節也還在。
直到兩年之後，受試者再被要求回憶故事的內容，他只簡單的記得，兩個男子在河邊，其中一個男子參與了戰爭。回來之後，病情惡化了。嘴裏流出了黑色的東西，死了。至此，“幽靈戰爭”這個關鍵的信息也消失不見了。
巴特利特認為記憶的本質是大腦神經網絡的激活。神經網絡會主動地把信息進行加工和編碼，使之變得“更有意義”。在每次回憶時，新的元素可以很容易地融入，現有的元素也會丟失或者改變。
總的來說，錯誤記憶可以分為自發性錯誤記憶和植入性錯誤記憶。顯然，巴特利特的幽靈戰爭實驗就屬於自發性錯誤記憶的一種。
我之前在祝由術那期視頻中，和大家分享的保羅·英格拉姆案件就是植入性錯誤記憶，或者記憶被篡改的一個經典案例。
1988年，美國華盛頓州瑟斯頓郡的一名警長保羅.英格拉姆被兩個女兒指控包括長期虐待，性侵，騷擾等多項罪名。英格拉姆一家人都是基督教活水會的成員，他的兩個女兒艾瑞卡和朱莉曾經參加了一次當地教會的年度靜修活動。在活動上閱讀了一些有關撒旦祭祀儀式的文獻，隨後還接受了催眠。靜修活動結束，回到家後，兩個女兒就把父親告上法庭。甚至還指控父親保羅參與過“撒旦教”的祭祀，謀殺了25個嬰兒，埋屍後院。
一開始，保羅當然不承認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但是在5月的審訊後，保羅寫下了認罪書，並且詳細敘述了所有作案細節。盡管警方，自始至終都沒有在保羅家後院找到那所謂的25具嬰兒屍體，保羅仍然被判處了25年監禁。入獄後不久，保羅突然後悔了，上訴說，自己並沒有犯罪。
這起案件引起了記憶研究專家，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理查德·奧夫謝教授的註意。奧夫謝教授在查看審訊記錄後認為，5個月的審訊過程中，保羅被給予了高度的心理暗示，導致他的記憶被篡改了。比如說，審訊中，警方會問“你怎麼擊打你女兒的頭部？” 而不是問“你是否擊打女兒的頭部？”
奧夫謝教授為了證明這一觀點，在保羅身上又進行了一次“實驗”。他將保羅請到了審訊室，說到“你曾經逼迫你的兒子和女兒發生亂倫關系，而你就在旁邊看著。這個事情你還記得嗎？” 按理說，保羅當然不記得，因為這兒就是奧夫謝教授胡編的。一開始保羅堅定地否定。奧夫謝教授接著說到：“先別急著否認，這樣對你很不利。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當你沈迷邪教時，你就會這麼做，這很自然，不是嗎？我是來幫你的。早日面對你的問題，你就可以早日解脫。下面你來描述一下你把他們關押到地下室的場景吧。” 就這樣，奧夫謝教授趁熱打鐵，一步步引導保羅視覺化自己的想象，並且表述虛構的作案細節。實驗進行到第二天，保羅就開始慢慢地“回憶”起所謂的犯罪當天的地點，時間，以及他如何威脅自己的孩子們等等。
到了第三天，奧夫謝教授再次來到審訊室，問保羅說，你是否要撤回昨天的認罪書？保羅堅定的說，不。他說他是罪有應得。短短三天的時間，奧夫謝教授就成功地將一段莫須有的“犯罪”記憶植入了保羅的大腦。
事實上，在某些性侵案件中，父親給年幼的女兒洗澡這個回憶，在多年後，常常被催眠、解夢、視覺化等技術挖掘成“性侵犯”的記憶。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美國都籠罩在撒旦恐慌的氛圍中。一些心理醫生用強制性和暗示性的“回溯療法”迫使患者面對所謂的“童年時期”的創傷，認為這些創傷是隱藏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的。但事實上，這種“回溯療法”極容易誘發錯誤的童年記憶。一些無辜的人被指控進行撒旦儀式，活埋和虐待兒童。這些人中，有部分仍在監獄服刑，而這所謂的“罪行”可能從來就沒有發生過。1984-1986年，撒旦恐慌的鼎盛時期，被指控通過撒旦儀式虐待兒童的人越來越多。哪怕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兩年間警方也把將近30個人扔進了監獄。而這些被定罪的案子後來幾乎全部被翻案。一個叫做約翰·斯托爾的木匠，曾經被判刑40年。翻案時，已經在監獄裏蹲了20年了。
斯科特·尼芬和布倫達·尼芬夫婦被他們的兒子指控，各自被判刑240年。後來證實，他們兩個兒子的指控是在心理醫生的強烈誘導下得到的。尼芬夫婦入獄12年後，兩個兒子才推翻了之前的證詞，他們得以釋放。尼芬夫婦的一個兒子表示早年的催眠回溯也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精神損傷。
近幾十年來，科學界對於記憶的研究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獎獲得者，日本神經生物學教授利根川進（Susumu Tonegawa）和同事們利用光遺傳學（Optogenetics）技術，成功地將虛假記憶植入小鼠的大腦中，並將實驗結果發表在了「科學」雜誌上。
實驗中，研究人員先將小鼠放置於房間A中。小鼠悠然自得的轉了一圈，對A房間產生了情景記憶。研究人員用光敏感通道蛋白對形成記憶的細胞進行標記。記錄A房間記憶的神經元在這裏用紅色表示。
第二天，小鼠被放置到了完全不同的房間B中。記錄B房間情景的神經元用灰色表示。此時，實驗人員給小鼠電擊，讓小鼠產生了恐懼的記憶，小鼠整個身體都僵住了。同時，研究人員利用藍光激活了昨天記錄A房間記憶的神經元。
第三天，小鼠故地重遊A房間。而在原本悠然自得的A房間中，小鼠也因為恐懼而僵住了，盡管它從未在A房間被電擊過。這表明，小鼠產生了虛假記憶，認為自己曾經在A房間也遭受過電擊。而當小鼠被置於C房間時，則不會因恐懼而身體僵硬。
科學家成功地將一段根本不存在的“恐怖”回憶植入了小鼠的大腦。這不禁讓人頭皮發麻，在未來，人腦的記憶的植入或篡改也會變得如此輕而易舉嗎？
洛夫特斯（Elizabeth F. Loftus）教授曾經將人腦比作一個維基百科的網頁。你可以自己上去修改，同時別人也能幫你修改。在普遍的認知中，記憶與我們的真實生活緊密相連。某種程度上來說，記憶就是你的身份。你所看到的，所經歷過的，所記得的定義了你是誰。而這些關於記憶的實驗似乎在告訴我們，那些你堅信不疑，曾經發生過的事，也許根本就不存在。這，可能才是曼德拉效應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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