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孩子的父母並非只有熊澤英昭一人。近年，日本發生多起親子間的殺人案。這些事件共同擁有的角色是，大齡“家裏蹲”孩子和想要殺死他們的父母。他們不上學、沒有工作，沒有任何親密的社會關系，生活在社會外的方寸之內。他們是社會的隱形人口，也是這些家庭藏在房間裏的秘密。
文 | 楊昕怡
編輯 | 鐘十五
6月1日，76歲熊澤英昭在東京練馬區的家中用刀殺死了44歲的兒子。熊澤英昭是日本農林水產省前事務次官。
殺人動機，只因長期“家裏蹲”的兒子，隨口對附近小學的幾句抱怨。這讓熊澤英昭事聯想到前兩天發生的川崎殺人事件，擔心兒子有可能會傷害周圍人。之後，父親殺死了兒子。
在這悲劇背後，是日本的“8050問題”，指的是父母80多歲、子女50多歲的高齡啃老現象。
想要殺死孩子的父母兒童節當天，熊澤英昭殺死了自己的兒子，隨後報警稱自己是兇手。
76歲的熊澤英昭有過一段平坦的仕途。他畢業於東京大學，先後就任畜產局局長、經濟局局長、農林水產省審議員，最後一躍坐上了事務次官的位置，成為部門最高長官。
2001年，日本發生瘋牛病問題。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一個不小的坎。2002年，因疫情長期得不到控制，熊澤英昭被迫下臺。
三年後，61歲的他又擔任了日本駐捷克大使。在旁人看來，即使在官場遇到了小風波，熊澤英昭也能化險為夷。
在離開官場後，他才碰見了真正的難題。從來沒有意料到的，但又無處可避。
44歲的兒子是那個叫他束手無策的出題人。
熊澤英昭44歲的兒子熊澤英一郎。圖/ 網絡
兒子熊澤英一郎是一個大齡“家裏蹲”，無業、長期閉門不出、沈迷遊戲。
在現實世界活動範圍甚小的他，喜歡在虛擬世界裏橫行霸道。
作為日本某網遊的狂熱愛好者，他用父母的錢瘋狂氪金。曾在自己的推特賬號上炫耀一個月為遊戲充值32萬日元（約合兩萬元人民幣）的賬單，“你們父母拼死拼活上班也沒有我氪金花的多吧”。
父親的官員身份也給了他狐假虎威的無限空間。熊澤英一郎經常在網絡上自稱“原事務次官的兒子”，多次用言語挑釁、威脅他人，甚至放話給其他遊戲玩家，“如果我告訴我爸，讓這款遊戲停止運營也是有可能的”。
習慣在遊戲裏打打殺殺的他，在現實生活中也有一定的暴力傾向。
母親曾經失手弄壞了英一郎的重戰機手辦，事後他在推特上用“大罪人”、“罪該萬死”等詞形容母親，還揚言只有在母親的葬禮上朝遺像拋灰，才能解自己的心頭之恨。
這不是英一郎第一次對母親懷有殺意。
在他發布的推文裏，母親是一個愚鈍可憎的形象，他為自己初二毆打母親而驕傲。同時，他還幻想著擁有一張殺人許可證，獲證後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自己的母親。
熊澤英一郎在社交平臺上稱曾在中學時家暴“愚蠢的母親”。圖/ 網絡
在行兇的6天前，76歲的熊澤英昭曾在家中遭到兒子的激烈施暴，導致身體上發現了疑似被毆打的淤青。當時，熊澤英昭也向妻子暗示，下次再被兒子毆打“不會手下留情”。
事後在接受警方調查時，熊澤英昭也承認：“如果不殺他，我就會被殺。”
熊澤英一郎的暴力，讓熊澤英昭在那個下午感到了不安。
6月1日，附近的小學在舉辦活動，不同往常的熱鬧。英一郎對窗外的喧鬧抱怨個不停，叫嚷道“真吵，我要殺了這些家夥”。為此，父子兩人發生了口角。
熊澤英昭立刻聯想到了兩天前轟動全國的川崎殺人案，小學生死傷的場景歷歷在目。他擔心兒子會是下一個兇手，也擔心自己會被殺。
右側房屋為熊澤家住宅，左側為小學。圖/ 文藝春秋
一番爭執後，他用料理刀刺死了兒子。“我想決不能給周圍人添麻煩，於是捅了他（兒子）。”熊澤英昭接受警方詢問時說。
英一郎倒在一樓房間的被子上，鮮血浸透了那床被褥。在不斷滲出的紅色裏，暴力終結了暴力。
想殺死孩子的父母並非只有熊澤英昭一人。近年，日本發生多起親子間的殺人案。
2016年，新潟縣三條市一名70歲的母親在殺死50多歲的兒子後自殺；此前，廣島縣福山市還有一個77歲的父親在家殺害了44歲的兒子。
這些事件共同擁有的角色是，大齡“家裏蹲”孩子和想要殺死他們的父母。
殺死兒子後自首被捕的熊澤英昭。圖/ 視覺中國
50歲還在啃老的“孩子”像英一郎這樣“家裏蹲”的人群，在日本被稱之為“繭居族”。據統計，全日本約有110萬“繭居族”，其中半數的繭居生活已超過7年。
他們不上學、沒有工作，沒有任何親密的社會關系，生活在社會外的方寸之內。他們是社會的隱形人口，也是這些家庭藏在房間裏的秘密。
目前，尚不清楚英一郎為何常年蹲在家中。
不過，熊澤英一郎能夠合理化自己的“啃老”行為——“為什麼把我生下來？既然自作主張把我生下來，那就到死前最後一秒為止都替我負責吧。”他在推文裏寫道。
擔負兒子生活的不僅僅有熊澤英昭，還有生活在千葉縣船橋市，78歲的母親佐知子。
在家中，兒子已將自己“封印”在二樓二三十年。兒子從不出門，就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母親佐知子也很難見到，“總是看到我騎腳踏車出門，他才下樓”。
用餐成了母子之間為數不多的、固定的交流方式，但交流不是在飯桌上，而是在飯後。佐知子通過兒子留下來的碗筷來了解兒子的狀態，這幾乎是她接受兒子信息的唯一途徑。
“以前他只是留下碗就上樓了，現在他學會洗碗了，也會順帶著擦擦桌子。”佐知子難掩臉上的欣喜。
每次提到兒子的名字，佐知子會無意識地壓低聲音，習慣性地用手指指樓上。兒子本是一個好學生，考上了一所不錯的公立大學，也曾工作過。但在一次卡車司機助手的面試後，兒子哭著回家，從此變得不愛與人交流，抵觸外出工作。
此後近30年的生活裏，母子兩人都靠著微薄的補助金飽腹度日。年紀大了，佐知子總在擔憂自己百年以後的事，兒子該怎麼活下去。佐知子甚至想找找有沒有適合老人的工作，能讓她在最後的時間裏為兒子攢上一些積蓄。
在這些大齡“家裏蹲”的家庭裏，父母的遺產多少可以直接換算成可為孩子“續命”的時長。
日本一個在家裏“繭居”的兒子。圖/ 網絡
在日本的一檔綜藝裏，節目組在街頭遇到了一名68歲的老人前田良久，跟著去了他口中“不得了的家”。
那是一個和“家”這一概念完全不搭邊的地方——掩在一棵大樹後面，地面上散亂著數十年堆積起來的垃圾，積灰的家具和吃剩的便當盒、酒瓶堆在一起，勉強能看得過去的只有地上一摞被墩齊了的書。家裏完全沒有下腳的地方，前田平時睡覺也是隨便鉆到一處雜物裏。
回憶自己的過往，前田坦言這是“對不起社會的人生”。他大學畢業後，父母相繼離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因喝酒而胰臟受損的前田，打算結束兩年半的工作，靠遺產生存下去。
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個預算計劃：每個月的花銷控制在五六萬日元左右。照如此計算，父親的遺產最多夠他再用8年。
8年後，前田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等待死亡。但對於前田來說，在自己繭居的四五十年裏，每一天都是在向死而生，“如果在意的人都死了，你一個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
殺人背後折射的日本社會“8050問題”據日本內閣關於“繭居族”的調查數據顯示，40歲以上的人數超過61萬人，占了繭居族總數的一半以上。2017年，佐賀縣40歲以上的“家裏蹲”甚至達到了71%。
80歲的父母負擔50歲的“家裏蹲”孩子，日本選取了兩代人的代表年齡，將“繭居族”老齡化問題命名為“8050問題”。
此次悲劇若沒有發生的話，熊澤英一郎將在6年後進入到50歲的行列。
不過，這些高齡“家裏蹲”並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
日本當局普遍認為，這是1980年日本泡沫經濟的後遺癥。在此之後，長達30年的經濟停滯期，很多時評稱之為“被奪走的30年”。
隨之一並被奪走的，還有無數年輕人的工作機會。也包括熊澤英一郎。
1990年，“就業難”落到了日本“第二批嬰兒潮”的頭上，僧多粥少的就業市場將很多年輕人拒之門外。運氣好些的，能找到一份短期的工作；而那些被時代推著走的大部分，只能待業在家，被歸類為“日本經濟體中的蛀蟲”。
這對於註重集體意識的日本人而言，無疑是一種“脫軌”。這些年輕人得不到理解，老一輩的父母習慣了安定的終身雇傭制，下意識認為找不到工作的孩子就是沒有出息。同時，他們甚至也不能自我理解，他們無法在脫離集體後，找到自己。
除了就業碰壁，校園霸淩也是另一大原因。很多“家裏蹲”在NHK的“繭居族”網站上留言表示，自己正是受到了校園欺淩才會選擇逃避社會。
“十幾歲在學校受到欺淩，23歲就大學輟學了，31歲開始家裏蹲。我只是社會的負擔，已經沒有拯救的價值了，只是想死。”類似的故事重復發生著。
恐懼、自責、愧疚，他們將無處釋放的情緒連同自己，鎖在小小的房間之內。
就業困難、失業、校園欺淩等問題讓眾多日本年輕人感受到愧疚、沮喪和壓抑。圖/ 視覺中國
據日本政府衛生部的一項研究顯示，80%的“繭居族”可能存在精神疾病。其中，又有大約三分之二可能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癥或精神發育遲緩，剩下的三分之一會出現智力發育遲緩的問題。
千葉縣精神病專科醫生齊藤和彥經過研究發現，這些“家裏蹲”癥狀各有不同，一些患者會交替出現暴力行為和幼稚行為，另一些則會表現出偏執、抑郁、強迫癥等心理問題，“繭居族內心是矛盾的，他們也會渴望和外界接觸”。
如何治療“家裏蹲”，齊藤將這一過程類比為“戒酒”——需要外界的幫助。
2009年起，日本厚生勞動省開始在全國各地設立“繭居族地方支持中心”，為有“家裏蹲的家庭提供就業輔導和心理援助，企圖讓繭居族走出房門，接觸外面的世界”。
各地的福祉之家為“繭居族”開設了特殊的培訓班，大多是以餐廳的烹飪以及接待服務業為主的工作培訓。據2018年秋田縣福祉之家的數據反饋，接受培訓的113名繭居族裏，順利再就職的有30人。
不到30%的成功率，卻足以讓那些擔心“繭居族”孩子生存問題的父母看到希望。在地方援助中心舉辦的家庭互助討論會上，不乏有頭發斑白的老人咨詢再就業培訓的方式和流程，“希望能在死之前看到孩子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互助討論會上，精神科醫生齋藤環給父母們講述了家庭溝通之於治療過程的重要性，“80%關於繭居族的成功援助案例背後都是因為家庭的有效溝通”。
在很多父母眼裏，“家裏蹲”孩子是生活的逃兵，甚至連自己也會厭棄懦弱無能的他們。然而，正是這種親密關系的疏離促成了惡性循環的發生。
很多高齡“家裏蹲”在開始選擇埋下腦袋，像鴕鳥一樣生活時，往往是因為對周圍的社會環境感到無望。“父母作為繭居族和社會的唯一連接，應該去理解自己的孩子，進行雙向溝通,也要及時和當地誌願組織進行交流，願意把問題和他人傾訴。”齋藤環說。
據日本官方統計，“家裏蹲”狀態持續7年以上人的比例，在2010到2015這五年內增長了一倍以上。圖為一名將自己鎖在房間內的成年人。圖/ 網絡
可惜，熊澤英昭未能深諳其中的道理。他的同事回憶，熊澤英昭很少說起自己的家庭，從未提到自己有個“家裏蹲”的兒子。
面對這道難題，熊澤英昭逼著自己，選擇了最為極端的解法。
6月1日下午，他朝兒子的胸口刺了十余刀，在口供裏說，“我只能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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