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發教授在1980年初提出了五四文學的指導思想是人道主義思想。（李宗剛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辦完朱德發先生的喪事，我回到北京，夜裏做了一個無比漫長的夢。夢中我在一片類似故鄉的水網中迷了路，怎麼也找不到家的方向。
醒來，我查閱了各種解夢大全，得到的答案多數是，夢見自己在水邊回不去了，是焦慮和懷念過往的意思。
我一直是武斷的無神論者，也幾乎從不相信各種詭異靈驗的東西。但這次，我卻非常希望能夠有一種解釋，這種解釋能夠解除我內心的一種巨大的失落，一種無法填補的真空。因為朱先生的離去，我生命中那個可以歸來的去處，那個可以敘說的和告白的人，永遠地離開了。
是的，再也沒有這樣一個坐標，一個精神的支點，一個可以歸來的港灣了。這是失去父親的感覺，雖然我的生父尚頑強地蹣跚在他自己暮色中，但另一位具有同樣意義的長者，一個精神之父，卻匆匆地去了，沒有給我絲毫的思想準備。
直到這一刻，我或許才明白了“師父”的含義，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光。
回想三十年前的1988，那時我以25歲之身，工作四年的閱歷，重新考回了母校，拜在先生的門下，從此我有了一位學業意義上的導師。可是對於“導師”的含義，卻真的是似懂非懂的，我幾乎是用了生命中最年輕和最富能量的30年，方才明白了他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原本的計劃，是要考取北京師大或者南京大學的世界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那時，面向中文系的學生招收世界文學碩士的學校，全國不過幾所，我實在不想放棄自己在專科學校四年教書生涯中積累起來的那點對於外國文學的熱愛。但是一旦遇到了他，一切便都被改變了。
他告訴我，他最希望發現和招到這樣的學生：有一定世界文學的視野，又以研究中國新文學為使命，他希望我能夠參與到那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與學術變革的浪潮之中。我被他所描繪的這樣一幅滔滔大河般的景致迷住了，我無法不攀爬到他的船上來。當然，另一個客觀上的無奈是，我的外語水平還遠達不到要求，改考中國現代文學，會極大地縮短我漫長的求學之路。
就這樣，我變成了朱德發先生的學生，他變成了我的導師。
“不過，還要多讀點書”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回憶，我是如何從一個生性懶散的年輕人，一個喜歡賴床做夢的奧勃洛摩夫，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還幾乎有了一種“獲得性勞作強迫癥”的，一旦放下手中的活計，便會沒著沒落手足無措，這完全是拜先生之所賜。
1988年秋一入學，先生就給布置了一個工作，與他合寫一本書。題目是出版社給的，由我們師徒三人來完成。選題是關於“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敘事”。那時我們剛接觸主題學的概念，尚未有比較明晰的“敘事學”理解，於是我就提議，將中國文學中不同時期的愛情主題進行一個梳理，由我承擔古代部分，且嘗試運用剛剛學來的“原型批評理論”來進行處理。原以為自己的冒失和不自量力會惹來先生的批評，但沒想到這一設想立刻得到了肯定，他的寬宥和從善如流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從此我便得上了那種“巴甫洛夫式”的反應癥。
說實話，今天看來這是一個偷懶的無奈之舉，除了賣弄一點點方法上的新意，實在沒有什麼所長。原本出版社要求我們將這本書寫成通俗讀物，但先生卻要求我們按照一部學術論著的方式去寫，剛剛步入練習之路的我們，要想寫成它，談何容易。可是反過來說，這也剛好滿足了我希圖有一點學術歷練的想法。
隔了一個酷熱的夏季，在這一年秋，我歷經了生命中最焦慮、也最充實的一段時光。每天耳邊響著他的催促聲，必須抓緊，再抓緊！我們幾乎每周都要與先生匯報、請教、商談接下來的寫法，終於在秋末，我們連滾帶爬，把字數湊夠。但沒想到，正是這本書，讓我體會到什麼是材料、觀點、邏輯和建構，也正是這本書，給了我問學之處的信心和勇氣。
其間是無數的日子……圍繞他身旁，求問，研習，登堂入室與耳提面命。那一年我畢業，按原單位的合同，需要回到魯北的那所專科學校任教，但是我因為那點成績，卻意外獲得了老師們的認可留校任教。只是依照當時的人事制度，原單位根本不放，拖了長達半年時間，最終還是先生親自找了分管教育的省領導，他的老同學，我方才得以脫身，成為了山師大的一名青年教師。
多年後回想，假如沒有這關鍵一步，沒有他老人家出手相救，我怎麼會有後來的一切經歷？之後的許多年，都是無法敘述的。我骨子裏的那些懶散乃至頹廢，一方面是被他的鞭策與督促改造了，另一方面是被他的寬容保護了。他常常說，“你是詩人氣質……”當他這樣說的時候，臉上總是露出寬宥的笑容，就像一個父親看著他的兒子，由衷地、無原則地認可著，“不錯，很不錯。”“不過，還要多讀點書”——直到世紀之交前後，他還在催促我，多讀一點文學社會學方面的新理論，不能滿足於文學性的談論。
多年後，我要離開山東，調往北師大，先生慷慨地應允了，還說，如果到那裏覺得不行，就再回來。
還有一次，他老人家偶然讀了我在某雜誌上發表的一個批評小輯，居然親自跑來我家，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清華，我很少表揚你，但今天我想告訴你，讀了你這兩篇文章，我以為你通了，像那麼回事了。”這是記憶中先生為數不多的鄭重誇獎。他總是這樣，很少表揚，但又讓學生總覺得自己還行；他總是鼓勵著學生，但又從來都不會廉價地誇贊。記得有一次我回山東看望他，他提起十幾年前我的一本書，說一位重要的長輩學者曾誇獎過我，我笑問他，那您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才告訴我？他也笑著說，“我怕你翹尾巴。”他這樣說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他真的太像一個父親了。
“勇往直前地 迎上去”
學生時代就給老師寫過書評之類的文字，但這麼多年過去，我才漸漸懂得先生在學術上的價值和意義。作為讀書人，他可謂出自寒門。畢業於曲阜師大，1960年代初分配至山東師大，叨陪末席，多年中只被指派帶學生學工學農，直至“文革”結束，四十來歲才有機會參與教材編纂。但就是憑著自己的敏感與韌勁兒，憑著從紮實的材料功夫裏得來的那些參悟，憑著從魯迅和現代作家的細讀中獲得的那些人文主義的滋養，他在1980年代之初乍暖還寒的文化氣氛裏，勇敢地提出了關於五四文學指導思想不是無產階級思想，而是人道主義思想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常識的道破，在那時不啻為踩響了一顆地雷。很多人其實聰明地繞開了，但朱先生卻勇往直前地迎了上去。
這是什麼精神呢，這就是堅持真理的精神，就是共工與刑天式的精神。先生正是以此為契機，獲得了他研究的價值和領地、勇氣與品性。至於他的五四文學研究的突破，他對魯迅和許多現代作家研究的精細開拓，他對於“文學史學”、“文學史思維”這樣一門具有哲學性質的學問的創建，他在作家群落與流派、現象與思潮研究方面的廣泛耕耘，還有在各種跨界領域的縱橫巡遊……都是以此為起點的順勢而為，自然而然罷了。
我不想在這裏羅列先生的著述，我只是想說，他終其一生，是想在學術研究中建立一種真理的幻境，以此來寄托他對當代歷史的思考，對於人生的反思，對於思想與精神生活本身的體味。他的一生，不愛吸煙喝酒，不愛交遊品茗，不愛下棋打牌，就是愛讀書寫作這一件事，當然，這件事的背後，是那一切的寄托。直到最近的十年中，他還通過別辟蹊徑的胡適研究，守護在新文學研究的第一線。其動力來自哪裏？難道僅僅是一種積久的習性麼？
回想起今春在青島，與先生最後一次一同參加活動，那時他還精神尚好，作了一個四座皆驚的發言。分別時望著他蹣跚而去的背影，料峭的春風中，我忽然想起了陳寅恪的詩句，“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真是感慨萬端。
轉眼生死已相隔
生活中的先生，是個十足可愛的人。他一生只講一口濃重的蓬萊方言，有時努力矯正一點，他以為是在講“普通話”，但別人還常常是半懂不懂。有人編造故事，說他在學術會議上與一位浙江籍的先生爭起來，浙江口音的先生在說“五四文學是‘人的文學’”的時候，“人”字的發音聽起來像是“神”字，朱先生立刻拍案而起，說“不對，是‘yin’的文學”，他將“人”字發成了“銀”字。遂有哄堂大笑。
我也曾背地裏講老師的故事，被有的朋友聽到，去求證我師，他老人家並不生氣，只說了“誇獎，誇獎”，又將“誇張”說成了“誇獎”。現在想來，如果我的老師沒有這些故事，他便離我們遠了許多，正是因為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那些可愛的質樸與純真，他那爽朗的笑貌與音容，才如此生動地長留於我們的記憶之中。
先生的身體一向很好，認識他四十年中從未見他籲嘆過困倦和疲累，抱怨身體衰老蛻化。每當問及他的身體狀況，向來都是“很好”，“沒事兒”，最差的情況他也會說，“還可以罷”。可是沒想到，就在最近的兩個月裏發生了如此迅疾的變化。6月底的一天，接到師弟的短信，言及“師父重病，眼下已無良藥”之時，我幾乎目瞪口呆，難以置信。急切趕回濟南，在重癥監護室裏見到病床上的師父的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我只感到他的大手緊緊地、緊緊地與我相握著，我怎麼也不能相信，不能接受，當我對他說，“老師，堅持住，就要好起來了”的時候，熱淚止不住地流下來。
在一路奔喪的火車上，我含淚寫了這樣幾句：“……半世行孤路，一生獨盤桓。尋燈望五四，舉火照人間。……此晚吾師去，定居在桃源。永享安寧地，功德無量還。”前半生他一個人辛苦奔波，終其一生都在情感上苦苦追尋，但這一切，最終都轉換和升華為他對於五四精神的詮釋與矚望，轉化為他對於社會進步的期許與實踐。而今他功成還山，必定居於他鐘情的桃源，那充滿著一切人間之愛與正義的精神原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