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趙瑞蕻
譯作《紅與黑》
聯大後人會後合影
◎趙蘅
被朱自清先生表揚過的年輕詩人
都說人傑地靈，溫州出生意人，也出文人，守著雁蕩山、梅雨潭，又有謝靈運這樣的山水大詩人，陶冶了父親一生追求美和詩意的情操。一顆文學的種子早早在他的心裏種下，伴著同情心，熱愛故鄉和中華文化，以及對不公正和黑暗的義憤。所以當七七事變發生，京津三所大學搬遷到長沙的消息傳來，他和兩個同鄉同學毅然決定投奔這所國立臨時大學。
很巧的是，我媽媽楊苡和我父親走了一樣的路線，不過她的出發地是天津。他們乘船到上海，再到香港，繞道越南海防，最後回到昆明。當悶罐車打開車門的一剎那，看見了中國國旗和中國軍人，每個人都激動得“熱淚盈眶”，一起一首首高唱起抗日歌曲。1938年西南聯大正式成立，我的父母幸運地成了聯大學生，這也是他們一生命運轉折的開始。
在徒步赴昆明途中，外文系的向長清和劉兆吉在湘西沅陵一個風雪彌漫的夜晚，向聞一多先生說到達昆明後想組織一個詩社、出版詩刊的心願，並請聞先生擔任導師。聞先生說自己好久不寫詩了，但仍很關心年輕人的創作活動，欣然同意，朱先生也表示支持。到蒙自後，他們以南湖命名，約了20幾個喜愛詩歌的同學，成立南湖詩社。
這本書的封面照片就是南湖詩社部分成員的集體合影。據我父親的回憶，師生們經常一起討論新作。一次父親寫下一首懷念家鄉親人的抒情長詩《永嘉籀園之夢》，後將詩題改為《夢回落霞潭》。原稿已遺失，只剩下開頭四節。朱先生知道籀園在溫州落霞潭，所以對這詩歌很感興趣，說是一首“力作”，使父親非常激動。
我在蒙自海關展廳看過一張老照片，朱自清先生去火車站送文法學院同學去昆明。碧色寨老火車站至今還保存。我去過那兩次，每次都會想象當年聯大的師生們從越南入境，就是從這裏下車，轉道去蒙自的情景，那種戰時求學，青春撲面，帶有壯士悲歌的場面，就像電影畫面一樣。
和穆旦好到換衣服穿
據我母親在影片裏回憶，她和我父親第一次見面是在高原文藝社一次歡迎新成員的會上。她和幾個女同學叩門進去，正趕上在場的人在責怪會議主持人遲到了。不一會兒此人來了，一臉抱歉的窘態，還用英文說“Sorry！Sorry！”我母親說這就是趙瑞蕻，給她留下了很滑稽的印象。而我父親說與母親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他帶幾個研究生去溫州講學，在一個文學文藝晚會上，我母親“穿一件黑底碎花的旗袍，外罩一件紅色短袖毛線衣，美極了”。我從沒向我媽核實過這事，不知是否是父親誇張了。我媽媽總說與我父親誌同道不合，意思是說他們都有文學理想，後來都是翻譯家，但寫作風格不同，喜歡的詩人也不同，比如我父親喜歡彌爾頓，我母親不喜歡，認為太古典了，她更喜歡現代一點的。
就這樣，我的雙親和三千多名從全國各地冒著敵人的炮火，從四面八方，慕名而來的年輕人，開始了在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涯。
1940年8月13日，我父母在昆明登報結婚，這是為了紀念上海吳淞口打響抗敵第一槍。他們沒有婚禮婚宴，沒有證婚人。國難時期，一切從簡，兩個愛國青年走到一起，建立了我們這個家庭。
父親和穆旦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相識。對於這個出類拔萃的天才同學，在聯大期間他寫過長詩描寫。穆旦逝世後，父親晚年寫下了很多真誠的回憶。
他這樣寫他們初識的情景：文學院十一月十八日正式上課。我讀了柳無忌先生的“英國文學史”和羅皚嵐先生的“西洋小說”以及吳達元先生的“法語課”。穆旦上了吳宓先生的“歐洲文學史”……我們還一起上葉公超先生的“大二英文”課。另外，穆旦旁聽了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我旁聽了羅庸先生的“杜詩”課。至於燕蔔蓀先生所開的“莎士比亞”和“英國詩”這兩門課，幾乎所有外文系學生都聽了。父親認為這位英國詩人燕蔔蓀的課對穆旦未來的詩有深刻影響。
父親說在南湖詩社，大家把自己的詩抄寫到壁報上時，穆旦總是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寫在紙上，字跡端正而秀氣。到了昆明，父親和穆旦同住一個宿舍。上下鋪，我母親說他們還交換衣服穿。
有最好的老師和學友
我非常驚嘆父親作為一個聯大學生，在晚年竟能詳盡追憶他的各位老師的音容笑貌、當年所教授的教材和教學特點。電影《九零後》中描寫羅庸先生講杜甫的那段富於想象力的文字是出於父親的筆下。
父親回憶吳宓先生的課：這是當時文學院最“叫座”的課程之一。吳宓先生記憶力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他講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把西方文學的發展同我國古典文學作些恰當的比較，或者告訴我們某個外國作家的創作活動時期相當於中國某個作家，例如但丁和王實甫、馬致遠，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等。他把中外詩人作家和主要作品的年代都很工整地寫在黑板上，一目了然。這方法我後來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講授外國文學史時也用上了，很引起同學們的興趣，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父親在聯大畢業前夕，請吳宓先生在他的一本英文原版《丁尼生詩集》扉頁上寫幾句話，作為紀念。過一兩天父親取書時，吳先生說這個集子很不錯，問是哪裏買來的。父親告訴他是1938年路經香港時在一家舊書店裏找到的。先生囑他好好讀讀丁尼生的詩，在書上面抄了幾句話，叫他回頭仔細看看。回到宿舍後打開書一看，大為激動，原來吳先生用紅色的自來水筆工整地摘錄了馬修·阿諾德的“甜蜜與光明”的三行原文。父親聯想到，“一百五十年前，歌德臨終時是說他快死前，叫人打開一扇百葉窗，讓外邊的光線射進，使屋裏明亮起來。”
一部外國文學名著被多人翻譯是很正常的。父親有幸成為翻譯司湯達名著《紅與黑》的第一位，這和他早年受到中學老師夏翼天先生的影響分不開。這個老師很迷戀於連，父親也崇尚個人奮鬥的人生。但那時還沒條件看到原版書，直到在國立中央大學分校圖書館裏見到原版，他才有機會在嘉陵江畔的柏溪開始翻譯。第一次出版時間在1944年。
1998年9月18日，我陪父親出席了江蘇譯林的《戈寶全翻譯文學獎發獎大會》。他坐在主席臺上，做了一個簡短而意義深刻的發言。他的追憶帶我又回到上世紀50年代的莫斯科，為了跟上新時代，他自學了俄語。他說：“翻譯永遠是不可缺少的很有意義的工作，只要有人類存在，就有交流。地球上有40億人，3000多種語言，我們的工作要永遠做下去。”他還特別向獲獎的女作者祝賀，使我這半個外文盲羨慕不已。20日這天晚上，父親設便宴為即將赴法工作的研究生餞行。應邀的都是南大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室的同仁。席間，他感慨歲月如梭，45年前是高教部楊秀峰部長為年輕的他餞行。如今頭發白了，風燭殘年。然而他要告訴大家，他完成了一本文學回憶錄，一個晚秋的金色夙願！
父親和母親，還有我舅舅他們，在翻譯工作上都始終堅守“信、達、雅”，這也是我小時就知道的準則，也從沒懷疑過。也聽過前輩對翻譯界分歧的議論，但總是相信父母是對的。直到許淵衝的名字在“朗讀者”上火起來，我母親的排斥，讓我感覺他們這代人還是有不少的不同。
2018年我出席雲南師範大學，也是西南聯大原址的八十年校慶典禮，見到了許老，他坐在輪椅上，我上前向他問候，並自我介紹是趙瑞蕻、楊靜如的女兒。他頓時大為驚嘆，大聲嚷嚷他們是他的同學，同班，之後馬上當眾直言他和我父母在翻譯上的分歧，讓我吃驚於他的直率。第一次見我，他簡直像小孩一樣。後來我隨博物館工作人員去他的下榻處看望他，他又一次提出他和我父親在翻譯上的不同看法。他說他提倡美，一切都要美。
回京後，他托人寄我一本《包法利夫人》，扉頁上用大字寫上“趙蘅世妹瑞蕻靜如愛女許淵衝”，讓我大為感動。2020年年初，許老的聯大日記在雲南首次出版，我被邀出席發布會。會後一起去北大暢春園看望老人，他真是狂得不得了，得意於他翻譯的絕妙，那種自信的眉飛色舞的表情，逗得在場的人哈哈大笑。這是我見老人的最後一面。他的突然離世讓我有機會好好了解他，以及他和父親這一批翻譯家的分歧在哪兒。也在這時，我重讀父親1997年給許老的信，深為父親的胸懷和治學的認真態度感動，他是值得我驕傲的父親！
沒見到這本書出版是最大憾事
父親越到晚年信寫得越多，寫得越長。他有強烈的緊迫感，對生命的眷戀，對往事的回顧，談詩歌，談寫作，尤其是對西南聯大的懷念和回顧，都在信中熱切表達。非常幸運的是，父親非常珍惜自己寄出的信，那時已有了復印店，每次寄出前他都會先去復印留個底再寄出。於是在他去世後，讓我這個有心的女兒獲得了相當數量的書信復印件。
編輯這本書時，我有意挑出父親和他聯大老師同學的通信。比如教過他的馮至先生，他們一直保持聯系，每次來北京都會去看先生，他還帶我去過一次，這也是我見馮先生唯一的一次。
應該說從紀念抗戰50周年起，父親和母親就開始著手寫回憶西南聯大的文章。他們都榮獲了中國作協的紀念獎章，像是比賽一樣，各自都寫了很多。父親喜歡寫一篇發表一篇，然後結集出版。開始是散篇，醞釀出書有一個漫長過程。我感到晚年的他，很想給自己的文學道路做一個回顧。
父親寫東西總是反復推敲，修改無數遍。這本書拖了好幾年，我幾次勸他不要再添加了，該交稿了。終於在1998年9月的一天，我在南京，陪他去郵局親自把這摞書稿寄給了上海文藝出版社，這就是《離亂弦歌憶舊遊》第一版，責編是徐堅忠。徐堅忠也是非常認真的人，他和父親為編輯這本書的通信很多，但從未和父親見過面。
1998年年末至1999年年初，中國文壇一連去世幾位大師級老作家，冰心、錢鍾書、蕭乾。父親非常悲痛，每走一位，他都寫文章悼念追思。寫錢鍾書的有好幾篇，到寫蕭乾時他身體已很差了，他只寫出八百字，題目是《中國失去了一個翻譯健將》。一周後他就隨之而去了。徐堅忠趕到南京，才見到了作者的遺容。有人說趙先生是寫死的。他沒能見到自己在生命最後寫下的這本嘔心瀝血的書出版，是最大的憾事！
在這本書裏，父親引經據典，反復舉例、論述，就是為了告訴讀者和後人什麼是西南聯大的精神，這樣的學校為什麼行。我作為後代深受其影響，小時是熏陶，後來是有意吸納，現在是自覺傳承。
這篇手稿延續了他做學問一向的嚴謹，書寫一絲不茍，包括標點符號，字字斟酌。父親喜歡用鋼筆，蘸著墨水，因而他的手跡飽含深深淺淺的墨跡。我甚至認為他的字形像他飄逸的白發，字行像他的步履，緩慢而有重量，似乎在渴求每一個腳印的內容，就像他終生追求著完美純凈的文學理想。
父親生前電腦還沒普及，他早就開始將自己一生的文稿分包歸類，但已無精力細整了。文稿的每個封套上都用紅藍色筆註有內容說明，有的還用大字寫上：重要信件！千萬保存！這分明是給我看的。
我一向認為家世不由人，身為後輩無法選擇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境懸殊，俗稱門不當戶不對，但趙楊兩家都崇尚文化，這始終是我要銘記和傳承的財富。無論是富貴，還是貧賤，無論是功名顯赫，還是普通平凡，我們都不必炫耀或自卑。走什麼樣的路，做什麼樣的人，才由我們自己選擇。供圖/趙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