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43期，原文標題《徐國琦：“一戰”與14萬華工》
文/劉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工廠工作的婦女和中國工人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關註“一戰”的問題純屬偶然。上世紀90年代初，他剛到哈佛讀書，需要參加歷史系的討論班，每個學生被指定做一本教材的引讀人。一次莫名其妙的遲到，使一位英國學者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成了他唯一的選擇。被“逼上梁山”後，他猛啃這本書，最終不但向全班同學介紹此書，又寫討論報告，批判書中缺少中國和亞洲的聲音。導師見他說得不錯，鼓勵他寫中國與“一戰”的關系的博士論文。自那時開始，他成為最早系統研究中國在“一戰”中的角色，以及“一戰”對中國影響的學者。
一入“一戰”深似海。徐國琦在研究中發現，“一戰”的研究是典型的國際史研究，他為此打破種種藩籬，從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學科分野，到“北洋政府是賣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定勢，乃至多國史料的語言迷障。20余年間，單就中國與“一戰”的關系，便寫下《中國與大戰》《一戰中的華工》《亞洲與大戰》《文明的交融》《為文明出征》等五本專著。他發現，西方學者認為“一戰”與中國關系不大，“一戰”華工不過是苦力的觀點完全不正確。
在徐國琦看來，中國在“一戰”中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中國參戰，歐洲的內戰才演變為真正的世界大戰，東方文明加入到拯救、建設西方文明的進程中。華工在前線的援助，幫助協約國避免人力資源破產之虞，獲得整體戰的勝利。而對於中國而言，“沒有一戰，何來五四？”
他的想法逐漸被西方認可。他的14萬華工數字說得到學術界普遍承認，自2017年以來，英國的官員和主流媒體開始全部接受他的觀點，覺得要對中國人表示遲來的感謝和道歉，歐洲很多地方在為華人立碑，修建博物館。“一戰”結束百年之際，他甚至收到一個英國劇團的邀請，請他為一場關於“一戰”華工戲的節目單撰寫序言，劇目的名字就叫《遺忘》。徐國琦感慨，“紀念隔了100年才到，終於還是來了”。
2018年“一戰”結束百年之際，徐國琦接受了本刊的專訪，圍繞“一戰”華工，回到當時的情景，再次探尋“一戰”與中國千絲萬縷的關聯。
1919年11月29日，日本在福州引發“臺江事件”後，3萬余名男女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前集會，聲討日本帝國主義暴行，要求抵制日貨，與日經濟絕交
1916年，法國陸軍退役上校與惠民公司在天津一起招聘華工，遠赴歐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你將考察的視野拓展到政府、外交政策群體、民眾等多個層次，當時為何各個階層都會關心“一戰”的問題？中國希望參戰後獲得哪些利益？
徐國琦：這要從我的研究視野說起。我研究的是“大一戰”，即把中國與“一戰”放在當時中西文明更新換代的時段。對於中國而言，這個時間的起點是1895年甲午海戰的戰敗，終點是五四運動。甲午海戰後，不論激進還是保守，所有中國精英都意識到，中國必須改革。因此，自1895年到1912年民國成立，中國做了兩個洗心革面的改革，拋棄儒家文明，趕走皇帝，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為激進的共和制，成為亞洲當時第一個真正的共和國。那時奉行拿來主義，因此，民國後政府的精英也變為留學的知識分子，以及受過近代教育的資本家。
從袁世凱開始，內閣基本都是精英內閣，外交放任精英管理。他們要收復國權，要幫助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但鴉片戰爭以來的國際關系對中國不利，而“一戰”爆發正好是舊的國際秩序崩潰、新秩序還未形成的時期。面對西方文明的內戰，當時的中國人考慮，中國面臨兩個選擇，不是被動卷進“一戰”，就是主動參戰。
實際上，“一戰”的戰火是燒到了中國的。因為德國在青島的勢力，“一戰”開始後，日本人就要集結重兵打青島。中國的精英們說可以主動出擊，先拿下青島，但被英國和日本反對，中國迫不得已宣布中立。之後還有1915年的“二十一條”，日本拿下青島後，要把中國變成自己實際上的殖民地。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精英想到曲線救國，“以工代兵”。同時，當時的工人罷工罷市，平民百姓抵制日貨，這些方式當時都影響到中國的外交政策。在梁啟超他們看來，“一戰”是一次“危機”。“危”在日本的侵略，但同時也是“機會”，他們想通過參與“一戰”，從小的方面，收回德國的治外法權，廢除庚子賠款，收復青島，廢除“二十一條”，乃至讓西方列強把鴉片戰爭的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和在華利益歸還給中國；從大的方面，就此成為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
三聯生活周刊：日本似乎是中國考慮參戰的很重要因素。日本通過“一戰”獲得哪些利益？它如何阻撓中國參戰，為何之後又會支持中國參戰？
徐國琦：對日本而言，它既想報甲午戰爭後，德國幹涉還遼的一箭之仇，但最關鍵的是要把德國趕出亞洲，讓自己成為亞洲霸主。戰爭一爆發，日本立即向德國宣戰。1914年拿下青島後，日本在軍事上直接卷入的“一戰”也就此結束。占駐青島是軍事上的，1916年到1917年間，日本先後與西方列強簽訂秘密條約，約定戰後和平會議上西方列強要同意日本留有山東的勢力，也就是把山東的占領合法化。這就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約上沒有成功的原因。
1917年，日本同意中國參戰是因為，那時它已經和西方列強達成秘密協議；同時，中國那時已經分裂，中國的參戰可以加速分裂。那一年美國參戰後，向全世界的中立國呼籲參戰，日本這時趁機做了好人，但它基本上沒有犧牲任何利益，它在那時候已經知道，中國在戰後和平會議上所要取得的成功可能性不大。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為何會選擇以“以工代兵”的模式？
徐國琦：1914年袁世凱曾主動提出參戰，但遭到英國拒絕，後來西方列強有意讓中國參戰，又遭到日本的拒絕。那時，英法等國鼓勵中國參戰，更多體現在經濟和外交上。因為中國不參戰，德國在中國還可以合法從事外交、經濟各種活動，他們希望中國能把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趕走。在他們看來，如果堂堂東方文明與英法站在一起，可以在輿論和道義方面吹噓一番。
但在中國看來，直接參戰的目標在當時顯得遙遙無期，但是中國當時的精英們考慮到，中國的命運跟戰後的國際關系息息相關，必須以某種方式把中國的命運跟西方正在建設中的國際秩序連在一起，便想到“以工代兵”。因為派遣華工之初，中國仍是中立國，以政府之名向協約國派遣華工，無法向德國交代。所以在名義上，中、法、英三國政府對外宣稱“以工代兵”是私人行為，但實際上，我梳理外交文件後發現，這完全是政府的行為。
縱觀整個“一戰”，雖然印度向歐洲戰場派出了將近100萬人，但因為它是殖民地，而中國名義上還是一個中立國。其他的中立國中，曾做過一段中立國的意大利也派出過工人，但那完全是為掙錢的個人行為。世界上只有中國，將派遣華工與國家利益緊緊地綁在一起。除了獲得西方的認同，北洋政府和當時的精英也將派遣華工作為改造中國文明的一個方法，就是把中國人送到西方文明裏面去學習工作。吳稚暉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每一個中國人回國之後，哪怕改造一個廁所，那對中國也是進步”。
其實，中國在1917年正式宣戰時是願意派兵的，段祺瑞說可以派100萬。但那時只有法國支持中國出兵，連美國都不敢支持。因為中國當時沒有錢，派兵一方面要給中國人財政支持，還要提供軍艦把中國部隊運到歐洲，但當時英國沒有那麼多船。
1916年，一名在法國“一戰”前線的英國士兵把煙分給華工
三聯生活周刊：列強對中國派遣華工的態度如何？
徐國琦：英法等國起初沒有意識到戰爭的嚴重性。當時歐洲有所謂“理想主義”的青年一代，他們把戰爭當作成人禮。戰爭剛爆發時，他們很激動，以為是到戰場上長長見識，感恩節時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是不惜一切代價、你死我活的內戰。1914年時，英法等國還覺得根本不需要中國支援。到了1915年，法國就因為傷亡過於慘重，首先受不住了。而且，他們那時已經意識到，這場戰爭是整體戰，要調動所有可以調動的資源，法國從那時開始向中國求援，開始招聘華工。
中國“以工代兵”的想法最先向英國人提出，但英國當時覺得不需要。他們認為，堂堂大英帝國怎麼可能向中國求助？而且，如果向中國求助，它還有什麼資格統治印度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但到1916年，英國人也坐不住了。 “二戰”時成為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在一次英國議會中發表演說，說大英帝國到了生死關頭，要調動所有的力量，包括向中國人求援。所以，1916年夏英國人也同意在中國招募華工。
決定招募華工後，中國堅持華工法律上與西方人是平等的，關於他們的待遇在協議裏寫得明明白白。我曾在資料裏看到，華工在法國跟美國大兵打架時，法國政府一個勁兒地要美國人向中國人道歉，因為他們不能歧視華工。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由誰招募？“一戰”期間共招募了多少？
徐國琦：華工由英法兩國各自招募。招工實際上是無限期的，只要有船有需要，就會源源不斷招，後來到1918年春天，英國主動停止。因為美國宣戰之後，戰爭已基本進入尾聲。而且，英國的軍艦在美國宣戰後，主要運輸美國大兵，沒有更多的船只運輸華工。
從1915年至1918年，英法兩國共招募華工14萬左右。其中，法國只招了4萬人。既因為它在中國勢力不如英國盤根錯節，也因為法國內部矛盾重重，軍方與外交部門互不合作。法國也沒有船，要靠英國運輸華工。而法國人在1916年將天津老西開內的近50畝地劃入法租界，引起中國人抗議，也是阻礙法國人招工的因素。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主要來自哪裏？招募華工的標準是什麼？
徐國琦：華工主要來自山東。英國人起初想以香港作為招募基地。因為香港畢竟是英國殖民地，但這個提議後來被否決了，因為英招華工和法招華工都到法國去。法國冬天特別冷，夏天特別熱，像越南、印度的工人在法國就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他們不適應冬天寒冷的氣候。而山東的地理環境跟法國差不多，而且從威海衛或青島就可出海。所以，最後招聘的基本都是能夠適應寒冷的山東人。那些山東勞工普遍身材高大，身高一般在一米八左右，我曾經看過一個照片，有一位華工比姚明還高。他們都身強力壯，很多還會武功。
招募華工的標準十分嚴苛，有20多條健康指標，當時沙眼是中國人之間最大的流行病，單此一個疾病就淘汰許多人。所以錄取率極低，我有次在哈佛演講，告訴下面的學生，華工當年的錄取率不亞於進哈佛。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在國內時都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會選擇做華工？
徐國琦：絕大部分華工是文盲的農民，出國前連自己的村莊都沒走出去過。還有一部分人曾經是軍人。他們做華工是為了掙錢。工資按等級分，技術工人相比普通勞工多些，如果是個警察或小頭目之類的小官，就又高一點，但待遇普遍比國內高得多。當時付給他們的工資都是法郎，與當地的工人基本是平等的。他們剛開始大概一天能掙6個法郎，相當於在山東一個月的工資。即使“一戰”結束後法郎有所貶值，如果這些人當時把錢存下來，那是一大筆財產，回國後馬上能進入小康的生活。
也有一部分有知識的人做華工。比如，大概九成到法國的華工是文盲，也有將近一成的人識字，還有些人是老師，他們不僅僅是謀生，他要睜眼看世界。另外，雖然統稱為華工，但其中還有一批做翻譯的精英，以及華工中的領隊，翻譯屬於技術階層，而領隊實際屬於管理階層。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在歐洲主要負責什麼工作？工作強度如何？
徐國琦：英法招募的華工前往戰場的西線，就是法國和比利時。在中國這邊招聘通過後，由船拉走，直接服務戰爭支援。理論上華工不能上戰場，但是他們主要是為挖戰壕，與上戰場無異。在戰場上，他們也幫忙裝卸、運輸炮彈。另外，他們還負責修坦克，或在飛機場工作。坦克在“一戰”時是最尖端的武器，英國人起初不想讓外人接觸，但在戰時發現，華工修理坦克比他們自己的工人、工程師都好，所以後來華工有三個團專門修理坦克。有些法招工人還在後方的工廠做工。按照合同，他們每天要工作10個小時，一星期休息一天，到春節等節日時，還有假期。但因為在戰時，這些很難保證。
三聯生活周刊：在歐洲的華人群體對華工有過什麼幫助？
徐國琦：前面說過，北洋政府對華工抱有很大期待，在歐洲的中國精英也是如此。李石曾、蔡元培、晏陽初等人是其中的代表。這些精英們希望把華工訓練成為新的中國人，乃至世界人。比如晏陽初，頭一天從耶魯畢業，第二天就直奔法國，與華工生活了一年多。類似的留學精英有很多，他們奔赴法國，為華工編寫教材，不單親自給華工上課，還請西方精英給他們上課。
另外，像基督教青年會這樣的組織對華工的教育最有成效。“一戰”期間，基督教青年會大約派出150人赴法從事華工的教育工作。他們為華工組織娛樂、教育、寫信和宗教聚會等活動，還開設有關國家意識、公平權利和現代政府的課程。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對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及歐洲有何認知？
徐國琦：華工們大多跨越大洋從中國來到加拿大，又從加拿大到法國。從1916年到1922年，他們在西方的中心生活了6年。他們見證了西方文明最殘忍的一面，西方人之間赤裸裸的殺戮和摧毀。但他們同時也親身體驗了西方文明美好的一面，比如男女平等、先進的教育和管理。他們中的許多人學會了如何罷工、談判，學會了操作機器，也學會了喝咖啡、喝紅酒。他們當時看的電影可能比美國一般老百姓還多。
這些人再也不是原來目不識丁的“阿鬥”，他們見了很多世面。通過在歐洲的工作，不論挖戰壕、修坦克，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比洋人差，對中國人、對國家都充滿自信心。
三聯生活周刊：一個中國群體出現在歐洲本土，當地民眾對他們是什麼印象？
徐國琦：英招華工主要在軍營，有鐵絲網攔著。英國人種族主義觀念重，怕華工跑，也怕華工賭博、幹壞事。他們的管理存在一些問題，也因為語言不通產生過許多誤會。比方說，英國人、美國人都說“Let's go”，山東人聽成“賴死狗”，就聽不懂。軍官一著急就說“go”，華工就以為在叫他“狗”，覺得是對他們的侮辱。
法招工人的工性質跟英招華工不一樣，他們可以在工廠跟平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有些英招華工就跑到法國華工營裏面去。因為法招華工們和法國女人一起工作，他們身材高大、強壯，工資又不低，人還老實、善良，法國人的種族主義也沒有英國人那麼重，很多華工都有法國女朋友。而華工雖然樸實，但大部分是農民，確實不太懂規矩。比方說，他們在街上看到法國男女拉著手，就在後面指指點點，坐火車時吃瓜子，到處吐瓜子皮，不講衛生，還會賭博。
整體來說，外國人認為華工是吃苦耐勞、流血犧牲，做出了很大貢獻的。尤其是法國人，在戰爭時期對華工很尊重。但種族主義的看法也存在。比如認為華工不講衛生，還認為他們在公共場合大叫大嚷、不守紀律。而在戰後，他們的心態也發生變化，把一些華工當成替罪羊想趕他們走。尤其在比利時，說強奸等犯罪都是華工幹的，也許有些確有其事，但很多都是栽贓。
三聯生活周刊：有多少華工在“一戰”中犧牲？
徐國琦：據我查閱資料後計算，華工的死亡數大概在3000人左右。因為華工當時主要的工作是在前線挖戰壕，一旦協約國的軍隊撤退，戰壕就成了前線。所以，華工在前線不僅死於敵軍的轟炸，有時甚至還要與德軍展開肉搏戰。但絕大部分華工是在“一戰”結束後犧牲的。他們在參與歐洲重建，清理戰場時，踩到了地雷或未爆炸的炸藥。清理戰場時，他們畢竟是工人，沒有受過多少軍事訓練，因為不懂，有時候擺弄一下炸彈，就爆炸了。我看到過一則資料，法國的夏天很熱，有些華工用雷管的導火索編帽子遮陽，不知頭上是炸彈，中午打盹後抽煙，一抽煙就炸了。
1998年11月2日，一座紀念“一戰”中在法國捐軀華工的紀念碑在巴黎華人聚居的13區揭幕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在戰後是否全部被送回中國？留在歐洲的華工都做了些什麼？
徐國琦：14萬華工中，英國招募的10萬華工在1920年以前基本上都送回來了。法招華工理論上在1922年以前送回來，但是有將近3000人，或是因為有法國女朋友，或者在法國有了工作，留在了法國。
像剛才所說，華工在戰後幫助清理戰場。除了會犧牲，清理戰場本身對他們也是煎熬。因為他們要把“一戰”傷亡的士兵掩埋、清理，而那時的中國人很迷信，接觸死屍對他們是非常大的心理障礙。清理戰場之外，“一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加來（Calais）、迪拜（Dieppe）、勒阿弗爾（LeHavre）以及盧昂（Rouen）等地的起重機幾乎都是華人吊車工操作的。
不過，後來因為法國經濟不好，大部分留在法國的人又陸續返回了中國。在上世紀30年代時，民國政府還因為這些留法的華工生活條件差，拯救過他們，安排他們回國。據我所知，還有至少4名華工參加了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
三聯生活周刊：回國的華工從事什麼工作？他們對中國的國際化及大眾啟蒙，有何貢獻？
徐國琦：他們回來之後的故事沒有檔案，我花了很大力氣尋找，但找到的很少。就我所知，他們回國後的結局讓人覺得非常可惜的。本來北洋政府對這些“一戰”華工有很高的期望，他們學習到西方最先進的技術，但當他們回來時，不論是1920年，還是1922年，中國政治上是一盤散沙。所以，他們有一部分就到了上海，因為他們學會了法國罷工，最後成為“五四運動”裏工人罷工的先鋒，而有一部分就回到鄉下去了。他們的潛在作用沒有發揮。
三聯生活周刊：華工對“一戰”和對中國的貢獻是什麼？
徐國琦：相比於美國參戰後，免除了英法國家財政破產的隱患，中國華工的參戰，使英法免於人力資源破產。雖然最終到達的華工是14萬，但如果戰爭不結束，中國的工人會源源不斷輸送過去。華工既增援了協約國在前線的戰鬥力，也支持了協約國的軍事工業。
14萬華工就是14萬士兵，還是14萬使者。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政府層面出國援助歐洲，而且是在與西方享受法律平等的情況下幫助他們。中國人天天在歐洲與歐洲人並肩作戰，讓歐洲人直接觀察中國人的所作所為，讓他們知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人。這些華工絕頂聰明，歐洲人看到中國人並不比他們差。
正因為“一戰”華工，中國最終可以參加巴黎和會。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告訴大家，山東是孔子的故鄉，它對中國來說，就相當於西方的耶路撒冷，而參加“一戰”的華工絕大部分是山東人。當他把這個聯系起來，西方人能夠產生共鳴，認識到中國對“一戰”的影響非常重大。
而且，因為這是第一次東方人跟西方人對抗同樣是西方人的國家，極大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當時在歐洲的中國精英看到華工的工作，認識到我們的腦力和體力不比西方人差，所以他們對中國都抱有很高的期望。比如晏陽初，與華工的接觸中改變了他一生，他發現華工絕頂聰明，認為中國仍有希望，“一戰”後回國搞起平民教育，得到了歷屆政府很大的支持。而許多共產黨的領導人，比如周恩來、鄧小平，他們年輕時赴歐洲勤工儉學，都是步華工的後塵。
三聯生活周刊：看起來，“一戰”的華工並未使中國在巴黎和會上達到最初的訴求。中國退出巴黎和會，對國際關系有何影響？
徐國琦：應該說，雖然中國為抗議列強對中國的不公，最終成為唯一拒簽凡爾賽條約的國家，但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仍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巴黎和會的憲章中有許多條款是中國人提出的，或有中國人的直接參與，中國人通過巴黎和會把自己的理念帶給西方。對西方人來說，當時他們口中說得最多的詞就是山東。雖然中國人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但中國人以這種方式，把輿論做到極致，把日本逼到道德的審判席上。所以在巴黎和會上，日本在外交上勝利了，道義上卻破產了。這也是華盛頓會議時，日本被迫歸還山東的一大原因。
同時，因為中國人在巴黎和會上呼籲，美國國會以威爾遜出賣山東為借口，也拒絕批準凡爾賽條約。在“一戰”期間，中德兩國雖然名義上是敵人，但兩國都是凡爾賽條約的受害者，所以在巴黎和會之後兩國關系非常親近。1921年中德簽訂的條約，是西方列強與中國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那之後到1939年“二戰”爆發，中德關系都極其密切。
三聯生活周刊：巴黎和會上的失敗，對中國又有何影響？
徐國琦：中國可能是唯一一個在1915年就開始大力準備戰後和平會議的中立國家。“一戰”結束後，中國放假三天，以示慶祝。當美國總統威爾遜向全世界許諾公平外交和民族自覺時，中國人激動異常，覺得世界真要改朝換代了。巴黎和會時，中國人不僅派了當時最優秀的外交官，由精英組成的民間團體也去了。
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巴黎和會沒有滿足中國收回山東的要求，中國的平等訴求更是被列強拒絕。中國人意識到被出賣了。當梁啟超把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北平學生就上街了，引發了“五四運動”。而因巴黎和會引起中國對西方列強的失望，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被視為自己的傳統、西方文明之外的第三種文明，進入中國人的視野。
事後看來，對巴黎和會的巨大期待，對國際認同的強烈追求，顯出中國人當時的天真爛漫。那時的中國人沒有意識到，西方列強不會心甘情願把在中國的利益放掉。他們沒有認識到外交自由與公平外交，作為西方政客的話語有多大的可靠性是很令人懷疑的，也沒有想到中國人所要的平等在中國沒有強大的情況下是無法真正實現的。
不過，從“一戰”整體的角度看，德國的治外法權因為中國參戰而徹底消失，“一戰”成為中國收復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即使到了上世紀20年代，中國已陷入內戰，北洋政府仍在外交上面逐漸收回民族利益。
更重要的是，“一戰”對中國形成一個民族國家有巨大影響。“一戰”以前，中國人心中實際上沒有“作為世界的中國”一說，“一戰”恰恰把中國追求成為國際社會中平等一員的理念，從各個層面展現出來。不論是思考參戰，參加戰後和平會議，還是拒簽《凡爾賽條約》，乃至後來的社會主義，都是中國尋求民族認同的探索。實際上，中國從“一戰”開始，走了一個不歸路，再不可能退回到中華帝國，而是大踏步地融入了國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