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在上世紀中葉闖入NASA的非裔女性計算員，從事國際政治事務的女性人數遠遠多過於人們通常看到的女性精英形象，只是在父權制的巧妙掩蓋之下，她們被隱藏起來，成為歷史無意識的一部分。
電影《隱藏人物》劇照。影片講述了上世紀60年代，三位非裔美國女性憑借數學能力將一名美國宇航員送入太空的故事。
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女性何在”？她們為何被遺忘，又如何被忽視？這是美國女性主義研究者辛西婭·恩洛在《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中的追問。在這本書中，她以女性主義視角追蹤與重審跨階層女性生活的國際政治，破除了國際關系研究中權力與社會性別無涉的偏見。
作為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經典著作，恩洛在書中批判了傳統的父權制以及以精英男性為主導的國際政治。在她看來，我們只有關註那些被掩蓋、被邊緣化的女性生活，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不同類型的權力如何塑造和維系了當下的國際政治體系。同時，女性主義的視角也讓我們重新設定“國際”與“政治”的界限：即便是迪斯科舞廳，也可以是國際政治的一個舞臺。
本文經授權摘自《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的第四章“基地女人”，講述了在軍事基地內外扮演不同角色的女性生活。她們當中有洗衣工人、軍嫂、迪斯科舞廳的性工作者、應征入伍的婦女和女軍官。在國際政治的舞臺上，她們不被看見，卻維系著每個軍事基地的日常運作。
正如作者在文中指出的，“默默無聞的基地與因醜聞而突然顯現的基地一樣都值得女性主義者對其進行性別分析。國際政治不僅僅由危機和醜聞組成。國際政治可以是單調乏味的，權力在悄無聲息和非競爭性中轉移。這種乏味具有政治性。這種單調具有性別化。”
原文作者 | [美]辛西婭·恩洛
摘編｜青青子
《香蕉、沙灘與基地：國際政治中的女性主義》，[美]辛西婭·恩洛著，楊美姣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軍事基地內外的女性
軍事基地內外的女人呢？她們是怎麼到那兒的？誰從其中受益？每個女人對自己生活在基地或附近是怎麼想的？
從基地洗衣店開始說起。她很可能是基地指揮部直接雇用或是私人國防承包商間接雇用的平民。她可能和她清洗的制服、床單的主人——士兵大多來自同一個國家。或者她可能來自當地社區，但具有別國國籍。她甚至可能來自一個遙遠的國家，一個私人承包商更願意雇用女性員工的地方。在基地的大洗衣店工作時，她對基地軍事人員使用致命武器開展的行動有自己的想法，但會小心謹慎地不大聲表露她的政治思想。她可能很重視這份工作，因為這使她能供給孩子或寄錢給家裏的父母。或者，她可能發現自己在工作中受到了剝削，但覺得無論是基層指揮系統的官員，還是對利潤斤斤計較的承包商，都不會聽她的。她知道基地上還有其他女人——女兵、女飛行員或女水手；男軍官和士兵們的妻子；以及偷偷來到基地賣淫的女人。但是她認為這些女人並不是她的天然盟友。
軍事基地是一個復雜的微觀世界，依賴於不同的女性：(a)生活在基地的女性，(b)在基地工作但晚上回家的女性，(c)生活在圍墻外但與圍墻內發生的事情以及當軍隊裏的男女外出娛樂時他們所做的事情不可分割的女性，(d)可能生活在基地的千裏之外，但幾乎每天都通過互聯網與基地內的男子聯系的女性。關註所有這些女性會讓人們對軍事基地的國際政治更加了解。
當今，美國在國界之外擁有的軍事基地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許多其他國家的人認為美國有資格成為“帝國”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全球軍事基地網絡。此外，“在自己國界之外”的規範忽略了美國控制的島嶼上的軍事基地，這些地方的居民在國會沒有自己的投票委員，也沒有權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投票。其他人可能稱這些島嶼為殖民地。拿出地圖或者旋轉地球儀找找關島。關島這個太平洋島嶼正迅速成為星球上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這是由於21世紀美國軍隊集結在那裏。但是，大多數美國大陸人將很難在地圖上找到關島，而且很少考慮住在關島的男女，這一事實只突出了大多數軍事基地具有的性別化的國際政治現實：他們的行動依賴於男女之間特定的互動模式，並且大多數行動被界定為平民監督的“禁區”。
20世紀後期，海外軍事基地的擴張創下了新高。蘇聯在東德、波蘭以及整個波羅的海和西亞地區都有大量基地。法國和英國在它們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也有基地。美國控制了它在19世紀末殖民的許多太平洋和加勒比領地，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從日本手中奪取的領土，尤其是衝繩。與此同時，它與蘇聯的冷戰成為美國軍方在國會支持下擴大其在冰島、西歐、中美洲、土耳其、韓國、菲律賓和日本基地的理由。
美劇《本色》劇照。故事發生地為美軍在意大利的一處軍事基地。
25年後，在21世紀初，蘇聯不復存在，其波羅的海和東歐的大部分基地已經關閉。然而今天，俄羅斯軍方與敘利亞政府和一些蘇聯國家達成協議，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例如，烏克蘭塞瓦斯托波爾的大型俄羅斯海軍基地，以及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俄羅斯基地。法國政府已經失去了其帝國統治權，但它仍然在幾個非洲前殖民地保有軍事基地，如加蓬和塞內加爾，並在馬裏開設了一個新基地。大英帝國已經縮小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規模，註重縮減成本的英國政府陸續關閉了諸多海外基地。2010年英國軍方關閉了其在伯利茲的訓練基地，而其在德國的基地將於2019年完全關閉。
偶爾，一個不斷縮小的帝國只是簡單地把它的舊基地移交給了一個新的全球大國。因此，在2001年，美國人接管並擴大了位於非洲之角吉布提的一個前法國軍事基地萊蒙尼爾營。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以華盛頓官員所說的“反恐戰”為借口，國防部為了便於其在非洲肯尼亞、中非共和國、南蘇丹和埃塞俄比亞開展行動，建立了非洲司令部，這是一個新的軍事指揮機構（總部設在意大利）。其剛成立的一個基地是尼日爾的無人機基地。美國在非洲的這些基地中，有些是精心設計的大型基地，另一些是臨時搭建的。每個基地都依托於美國與東道國現政府的正式協議，但有些政府在政治上軟弱無力；允許美軍在他們的土地上開展可能會危及政府合法性的行動，雖然這個政府已經風雨飄搖。
同樣，五角大樓接管並擴大了位於印度洋領地迪戈加西亞的前大英帝國基地，迫使當地居民背井離鄉。在波斯灣，美國軍隊在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設有基地。與這三個君主專制國保持友好關系意味著，美國當局對這些國家的“阿拉伯之春”情緒和親民主運動只表示不冷不熱的支持。
所有這些基地都已經或連續被性別化了。大多數基地上都有穿制服的男女。有承包商：小基地上大部分是男性合同工，但大型基地上也有女性合同工。分配到每個基地的男女——平民和軍人——都與基地之外有聯系，這種聯系因互聯網的存在變得更加密切，這影響到了那個人（男或女）對他/她在基地上的行為的看法。即使是那些特意遠離當地城鎮的基地也會激起社會文化的漣漪，塑造當地人對國家、現代化、安全和公民身份的性別化理解。
美劇《本色》劇照。故事發生地為美軍在意大利的一處軍事基地。
也就是說，每個基地的運作和影響都是由男女的觀念和行為以及不同男女之間的特定關系（有意和無意）所構建的。在首都——華盛頓、莫斯科、倫敦、巴黎——每一個基地的指揮官和他的（幾乎總是男性）上級都制定了一些規則，旨在加強某些重視男子氣概和理想女性氣質的觀念，並管理男女之間的大量日常交往行為。
任何基地——無論是外國軍隊還是當地軍隊的基地——都是軍事化的，不僅僅是因為它有士兵；由於大多數決定都是根據一個基本準則來判斷的，所以它是軍事化的：擬議中的規則或慣例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軍方的優先事項，而不是環境的優先事項、平民民主的優先事項、種族正義的優先事項、國家發展的優先事項以及婦女權利的優先事項。每一個軍事化的儀式、規則和安排都以該國軍隊的有效運作為首要目標，包括士兵、水手和飛行員操作的設備的良性運轉。
軍事基地不需要完全軍事化。任何基地都有可能被民政當局督促實現其他非軍事目標。但這需要那些文職官員——以及投票站裏的平民——抵制軍事化價值觀、軍事化給百姓帶來工作以及財富的吸引力。許多百姓則接觸不到這些軍事化的誘惑。只要文職官員和平民選民被軍事化，他們就會將軍事基地的首要任務視為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的事情。
因此，每一項旨在維持軍事基地的基本政策都需要考慮到女性主義。這反過來又需要探求每項政策的性別意圖及其引起的性別影響：
住房政策
宵禁政策
文職雇用政策
商業政策
賣淫政策
性傳染病政策
婚姻政策
性政策
種族政策
這只是軍事政策決定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塑造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以及精心安排軍事基地內外的男女互動。還有更多：
環境政策
警務政策
司法政策
性侵犯政策
醫療保健政策
娛樂政策
酒政策
道德政策
兒童保育政策
家庭暴力政策
牧師政策
離婚政策
如果列下來的話這個清單會很長，因為管理軍事基地需要管理大量關於性別、種族、等級和民族的關系。這些軍事政策中的每一項都確保了不同的女性群體在理想狀態下的軍事中應處的位置。然而，任何軍事基地內外的婦女都不能被視為同一類。從指揮官和文職官員的角度看，必須對管理婦女的政策進行調整，將她們的多樣性考慮進來。與軍事基地相關的女性類別很復雜並且疊加在一起：年輕人、單身、白人、亞洲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按照美國軍隊的分類）、老人、嫁給軍官的人、嫁給士兵的人、單親家庭、父母俱在、有薪、無薪、軍官、士兵、平民、護理人員、穿制服的、基地內的、基地外的、值得尊敬的、不值得尊敬的。一些基地政策的目的是確保不同的婦女從事不同的工作。那些政策經常是有效的。
然而，軍事基地的性別政策不管是在地理上或是在歷史上都不是固定的。隨著女性在不同群體間的流動，以及對從軍、男子氣概、微妙的國家間聯盟的認識發生了改變，軍事官員（穿軍裝的和文職的）也改變了他們性別化的做事方式。當一些婦女徹底改變了對自身、權利、利益和政治能力的理解時，政府官員和指揮官為了適應這種變化，重新設計或簡單調整了相關政策。如今，將軍們的前妻能像30年前那樣輕易地被軍隊不屑一顧嗎？基地指揮官能繼續認為在基地附近迪斯科舞廳工作的女性永遠不會與該國的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聯合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性別政治中，沒有一個軍事基地是穩定的，即使是那些被柵欄和圍墻圍起來的幾十年來似乎一直頑固不變的軍事基地。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軍事基地進行分析，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性別的視角觀察它，即尋找堅持不懈的信念，尋找新的含義，尋找困惑。
種族與性
維持當地軍事基地的常態是建立在對男女觀念的精細調整之上的。如果本地男性和外國男性、本地女性和外國女性合不來了，基地可能會丟掉常態的偽裝。它可能成為民族主義怨恨的目標，這種怨恨可能會顛覆國際軍事聯盟的結構。另外，當一個基地似乎沒有引起爭議時，性別政治就在起作用以保持風平浪靜。也就是說，由性侵、發現水汙染、不斷升級的噪音引發的爭議，可以拉開偽裝的帷幕，揭示通常看不見的性別動態。然而，人們不必等到爭議爆發後才探究這些動力。當日常事務占主導地位時，人們可以對基地進行女性主義的性別分析。女性主義者總是對常態感興趣。
許多英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友好的、無可置疑的、地理上便利的但卻是無足輕重的軍事力量的發射點”。他們覺得，他們的國家曾經是一個全球大國，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美國冷戰時期武裝部隊的陸基“航空母艦”。從1948年美國軍隊重新將軍事力量部署在戰後的英國到1986年，美國軍隊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建立了大約130個基地和設施。他們這樣做是在英國政府——通常是秘密的——默許下進行的。其中一些設施只是辦公室，不經意的路人很難註意到。其他的，像格林漢公地皇家空軍基地、莫勒斯沃斯、米爾霍爾和聖洛克，都是成熟的社區，擁有精心設計的設施、重型武器和大量勞動力。
英國大部分較大的基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美國建立的。這些在冷戰期間更容易被重建，因為它們在20世紀40年代初已經成為英國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當地就接受它們了。政策制定者必須制定種族化和性別化的政策，讓進來的數千名外國士兵對當地平民來說既是可以接受的，又不會冒犯本國國內的選民。在20世紀40年代的英國，這意味著可以確保英國和美國的男人可以以盟友而不是情敵的身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軍官之間政策辯論的一個極容易引起爭論的話題是如何管理非裔美國男士兵和英國白人婦女之間的關系。戰爭期間，13萬名美國黑人士兵駐紮在英國。盡管他們只代表了駐紮在那裏的所有美國軍隊的一小部分，但卻成了鄉村酒吧、媒體、議會和作戰室裏激烈爭論的焦點。當第一批士兵在1942年到達時，美國軍隊是一個隔離的機構。然而，黑人已經成為美國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民主黨政府就職時，感謝北方城市數千名黑人選民，他們的支持從共和黨轉向了民主黨。
1942年的英國社會絕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是白人，他們在其統治之下的亞洲人和非洲人民面前，充滿了帝國優越感。英國武裝部隊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印度、非洲和西印度群島都動員了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英國白人男性官員試圖以種族和性別來發動那場早期的戰爭時，他們從性方面考慮過；他們一直努力通過賣淫政策補償那場所謂“偉大戰爭”。1920年後，在20世紀40年代初，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美國政府，當他們坐下來討論如何確保駐紮在英國的非裔美國男子與英國白人婦女的關系能夠加強聯合作戰時，男性主導的政府都準備好了一套種族上的說辭。
美劇《本色》劇照。故事發生地為美軍在意大利的一處軍事基地。
然而，英國白人女性有自己的想法。當她們和美國黑人士兵約會時，她們把非裔美國男性和英國白人男性進行了比較。英國女性經常發現前者更有禮貌，更好相處，或許更具“異國情調”。到1943年，一些英國白人婦女生下了非裔美國人的孩子。一些人選擇和她們的美國黑人男朋友結婚。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內閣的某些男性成員感到驚恐，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勢。
高層討論已於1942年開始。在全白人、全男性的內閣會議上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1)阻止美國政府向英國派遣任何黑人男性士兵；(2)如果不可能，將非裔美國士兵限制在英國的某些沿海基地；或者(3)如果所有措施都不奏效的話，就敦促美國武裝部隊向英國派遣更多的非裔美國女性士兵和紅十字會誌願者，這樣黑人男性士兵就不必只指望找英國白人女性為女伴了。
事實證明，這些建議都不可行。盟軍的戰爭過於依賴人力資源的最佳利用，以至於10萬以上的美國軍隊無法進入英國，只能藏身於沿海城鎮。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英國白人反對那些曾在利物浦港當過海事工人的西印度群島黑人，這種戰後經歷表明海岸隔離並不能防止種族敵意。最後，美國政府拒絕向英國派遣數千名非裔美國婦女。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領導人向羅斯福政府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沒有尊重黑人女性：黑人女性自願為美國陸軍當兵，而不是做性伴侶。此外，一些英國人認為這個計劃不明智；英國白人男性可能開始和美國黑人女性約會。最終，只有800名非裔美國軍隊女性被派往英國，而其他人直到1945年才被派往英國；他們是歷史上第6888中央郵政編碼營的成員。
與此同時，英國和美國官員正在為戰時英國的種族化性別關系制定復雜的政策，同盟國的其他男性官員也在制定政策，允許英國政府招募西印度群島非裔加勒比人和印度婦女加入英國軍隊，而不需要他們的部署來打破華盛頓特區組織工作和社會生活的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
在英國，為了阻止英國白人女性與黑人士兵約會，采取了針對當地白人女性的官方和非官方警告等多種形式。與駐紮在附近基地的非裔美國人約會的英國女性被警告說，她們更有可能患上性病。與黑人士兵約會的女性被貼上“放蕩”甚至背叛英國的標簽。每當一名非裔美國士兵違反紀律時，媒體很可能會具體說明他的種族。當地英國報紙稱，如果父母允許自己的女兒跟黑人軍事人員（Black GIs）玩的話，那麼他們就是不負責任的。
在戰爭初期，英國報紙和國會議員普遍懷疑，美國黑人士兵比白人士兵更有可能因強奸等性犯罪受到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們會受到更嚴厲的判決。到1945年，雖然黑人（其中絕大多數是男性）僅占駐紮在歐洲的美國軍隊的8％，但他們卻占所有被判有罪的美國軍人的21％。當刑事定罪按類別細分時，差異甚至更令人吃驚：黑人士兵占性犯罪罪犯的42％。23盡管如此，1942年8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美利堅合眾國（駐軍）法》，該法賦予美國當局審判在英國領土上犯罪的美國士兵的權利。這是向允許美國人保持他們的種族性別體系邁進的一步，盡管戰爭時期的情況不同尋常。
許多美國白人擔心，如果戰時的英國允許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間發生性關系，那麼在戰後美國，將更難繼續進行性別隔離。然而，政府和媒體的告誡並沒有取得巨大成效。1943年8月進行的一項英國戰時民意調查——大眾觀察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英國人中只有七分之一不贊成黑人和白人結婚；25％的受訪者告訴采訪者，他們之所以對黑人更加友好，部分是因為他們見到的是非裔美國士兵。然而直到戰爭結束，尤其是英國白人婦女和黑人士兵生下第一批嬰兒之後，一名年輕的英國白人婦女和一名黑人士兵一起去當地的酒吧還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在這些種族化的戰時性別辯論中，美國軍事指揮官不是被動的。美國駐歐洲高級指揮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接受“黑白約會”，因為他認為，如果美國白人軍官將他們的種族隔離主義的歧視黑人習俗強加給英國人的話，美英聯盟就可能會受到損害。然而，其他美國男性軍官認為，布裏斯托爾和萊斯特的白人和非裔美國士兵之間的衝突是由於白人男性士兵對黑人軍隊“用盡”當地有限的白人女性資源的行為不滿。一些美國官員也堅決反對“跨種族”婚姻，並利用權力禁止其管轄內的男性與英國女性結婚。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至少有六萬名英國婦女向美國官員申請移民美國，因為她們是戰時新娘。丈夫是黑人的女性極少有被當局接受的。英美中層白人男性官員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君子協定”，禁止黑人軍事人員和英國白人女性結婚。打算結婚的黑人士兵會被調走，上司會跟他進行嚴肅的談話；也會派一名美國軍官或從事救濟事業的英國官員規勸該女性。
駐紮在海外基地的男士兵會和誰約會，他們會娶誰，這仍然是美國軍事戰略家們心中的問題。他們的擔心主要源於對當地婦女動機的不信任。想和韓國、日本、越南、泰國、衝繩、菲律賓和德國女性結婚的美國男性士兵通常都會受到指揮官或軍隊牧師的勸阻。盡管如此，那些嫁給美國男性士兵並成為美國軍人妻子的女性發現，除了接受作為軍人妻子帶來的壓力並遵循這些規則之外，還必須應付美國白人公民對她們的態度，並且她們在美國的僑民同胞往往也不太歡迎她們。在這兩種情況下，外人所有的反應都是基於一個共同的假設，即這些婦女一定是在美國海外基地附近的迪斯科舞廳或按摩院工作時遇到了她們的軍人丈夫。
換句話說，婚姻已經成為國際安全政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是那些軍事戰略家——軍人和平民、美國人、加拿大人、英國人、俄羅斯人、土耳其人、日本人——持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只有與特定工作的女性結合的某種軍事化婚姻，才能確保國家軍事行動的順利進行。不認真對待婚姻政治——以及代表婚姻政治行使的權力——會讓人無法完全理解國際政治。認真對待軍事婚姻的國際政治反過來需要對嫁給男性士兵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和思想有真正的好奇心。
軍嫂的“問題”
到20世紀60年代末，艾芬漢姆（Effingham）的美國軍事基地已經成為附近的朗克倫頓（Long Crendon）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朗克倫頓是埃塞克斯一個不大的英國村莊。該基地在20世紀50年代的擴張給市民的生活帶來了細微但重要的變化。美國人開始雇用當地的男性和女性，並很快成為該地區的主要雇主之一。隨著更多美國士兵的到來，更多的妻子和孩子也出現了。伴隨著這些家庭而來的是美國式的消費：“到艾芬漢姆的飛機上裝滿了冷藏器、洗衣機、高壓鍋和微波爐、音響設備、吸塵器、電子配件，甚至波斯地毯。”一些電器進入了當地繁榮的二手市場。因為美國國防部為基地配備了一切設施，讓士兵們感覺似乎從未離開過家一樣，所以已婚士兵更喜歡待在基地，這一點受到了美式家庭生活所產生的意識形態上的影響。
隨著美國海外基地在冷戰期間成倍增加，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這繼續成為基地建設的模板：郊區有家庭住宅，可以割草，男人被雇為士兵，平民婦女成為無償的家庭主婦。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是一名女性主義者，她狠狠批判了對美國白人郊區婦女的誘捕行為，她本可以立即看出五角大樓的性別化社區模式。
美國軍事戰略家的冷戰和後冷戰思維是這樣的：在外國基地上，讓已婚士兵開心就需要讓他的妻子開心，如果做不到的話，就需要默默地忍受。一個世紀以來，英國和美國的軍事指揮官都在權衡允許士兵結婚的利弊。這種計算有時會令人困惑。一方面，他們發現，婚姻提高了男性軍隊的道德水準，減少了他們酗酒、負債和患性病的情況。另一方面，在軍事化的情況下，婚姻可能會削弱士兵的忠誠，使他們動員起來更慢，同時讓士兵承擔住房貸款、醫療保健和家庭和諧的責任。當今，關於軍事婚姻仍然沒有定論，不僅在美國，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這些國家的政府依靠已婚男性士兵來執行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並讓這些男性士兵的妻子遵循“好軍嫂”的要求。
美劇《國土安全》第一季劇照。
盡管指揮官們有矛盾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軍事基地中軍嫂和孩子的數量不斷增加，這一需求改變了軍事基地的性質。軍嫂再也不像幾個世紀前那樣容易被邊緣化，被視為下等的“營地追隨者”，依靠為軍事行動提供服務，為丈夫做飯、洗衣服以換取微薄的口糧。這樣的女性太多了。她們是“可敬的”女人。由於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武裝部隊而今不得不招募——並給養——大量訓練有素的男性誌願者，而不需要義務兵役制，所以對於這些國家的部隊來講，平民妻子對軍事生活的不滿可能導致令人擔憂的人力短缺。心懷不滿的妻子會敦促丈夫不要重新登記註冊。20世紀60年代，流入美國艾芬漢姆基地的洗衣機和電子設備表明，美國軍隊不僅在取悅男性士兵，也在取悅士兵的妻子。
到2010年，有70萬美國平民婦女與現役美國男性軍人結婚。有些住在海外基地。生活在美國國內基地之上或附近的人很多。到21世紀初，美國軍隊已經成為該國歷史上結婚最多的軍隊：58.7％的現役軍人已婚。已婚人員比例最高的是陸軍，最低的是海軍。在所有美國現役軍人的異性婚姻中，娶女軍人的男性占6.3％；而嫁給男性士兵的女性占了93.7％。在禁止公開男女同性戀軍事人員的“不問，不說”禁令結束後（2011年），五角大樓試圖調整策略，它還必須應對一個個同性婚姻中更多的平民已婚伴侶要求獲得與軍事人員異性配偶相同的福利。
許多軍嫂對軍事基地生活提供的特殊權益感到滿意：住房成本低、購物打折、醫保、共同價值觀，並且對許多非裔美國軍人妻子來說，相較於基地之外的生活，她們在這裏受到明顯的種族歧視更少。許多嫁給美國男性士兵的女性也將自己視為具有犧牲精神的女性愛國主義典範，因為她們需要忍受軍隊規則的約束，不斷搬家、實質上的單親家庭、夫妻長期分居以及戰時對丈夫安全的擔憂。一些和丈夫一起被派往美國大型海外基地的女性——例如英國、德國、韓國和日本——也扮演了非正式美國大使的角色，因為她們在國外生活，就想通過自身把她們認為的美國最佳價值觀體現出來。她們的行為在東道國受到各種不同的解讀，一些當地人欣賞這種行為，但對其他人來說，這似乎只是舊帝國主義的現代化女性化版本。
對於那些在基地生活中獲得了政治使命感、共同體意識、安全感和舒適感的軍嫂來說，這是要付出代價的：遵守軍隊對女性特質、美滿婚姻和等級禮儀的性別設定。其中的關鍵是官方的認識，平民妻子會把她對軍人丈夫的忠誠與她對丈夫所服務的政府不加批判的忠誠結合起來：軍隊的敵人就是她的敵人，她丈夫的級別將決定她自己的和她孩子的友誼等級。不辜負“好軍嫂”的榮譽也意味著放棄對自己的事業心，尤其是如果嫁給軍官，並全力支持他晉升的話，這個女性就需要從事幾個小時的無償誌願服務。軍嫂的無償勞動將許多基地變成了工作“社區”。當婦女跟隨丈夫去海外基地時，這種女性化的、適合妻子做的誌願工作發揮了更加突出的作用，因為軍嫂在海外獲得有償就業和追求自己職業生涯的機會特別渺茫。
美劇《本色》劇照。故事發生地為美軍在意大利的一處軍事基地。
從冷戰初期到美國主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軍事基地指揮官和他們的文職上司都指望大多數女性認為，做一名無償、忠誠的軍嫂的滿足感超過了挫敗感。
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一群美國男性軍官的妻子和前妻開始組織起來，她們政治經驗豐富，公開談論她們所認為的五角大樓性別政治婚姻制度的不公平，這既讓外界覺得詫異，又不願接受。這些女性在國會中找到了支持者，特別是來自丹佛的民主黨眾議員帕特裏夏·施羅德（Patricia Schroeder）。這些軍嫂避而不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她們談論配偶福利和離婚規則。
早期的積極分子中有達成“好軍嫂”標準的老年婦女，其中許多人在數不清的基地從事無償工作長達20年之久，當她們的軍官丈夫晉升時，這被認為是一種加分項。這些婦女發現，當丈夫為了娶一個年輕女性而申請離婚時，她們不僅會失去婚姻，還會失去住房、醫保福利和商店折扣。五角大樓的官員認為，申請離婚的丈夫在計算離婚贍養費時不必計算這些女性在基地上享受的福利。起初，根據一位政治上比較活躍的軍嫂卡羅琳·貝克拉夫特（Carolyn Becraft）所說，離婚婦女的憤怒主要集中在即將嫁給其軍官丈夫的年輕女性身上。但是，當她們聚在一起分析情況和政治信息時，她們意識到新妻子不是問題所在，而是五角大樓的官員。這些女性總結說，這些官員更關心男性軍官的經濟安全，而不是其平民妻子的經濟安全。她們遊說的結果是國會命令改變五角大樓給予軍人配偶和前配偶的福利。
不久之後，在美國軍方的性別政治婚姻歷史中，那些在美國國內外的基地從事誌願工作的婦女開始公開談論家庭暴力，談論男性士兵丈夫毆打妻子。盡管這些女性中很少有人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但許多人充分意識到了美國正在興起的受虐婦女運動。她們吸取了教訓，被虐待不是女人應該感到羞恥或默默忍受的事情。然而，軍事基地是一個很難發生改變的環境，在這裏，通常會把這種類型的暴力合法化。38首先，大多數基地指揮官——以及他們在華盛頓的上級——都不想聽到這種事。他們還有許多其他優先要考慮和解決的事。他們期望軍嫂們能應付得來。其次，還是這些官員，他們通常認為男性士兵只是出於壓力才那麼做的，而壓力就是當兵的全部。再次，在基地公開家庭暴力會玷汙基地的聲譽，這將損害基地指揮官下一次晉升的機會。最後，也是重要的一點是，允許士兵家庭暴力成為公共事件，可能會引發一個一直以來很棘手的問題，即軍隊中所滋生的暴力文化。這當然不是高官希望在更廣泛的公共領域探索的問題。
試圖打破掩蓋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沈默始終是一項挑戰。在軍事基地打破性別沈默的文化更難。很明顯，女性的沈默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支柱。
盡管障礙重重，但與軍嫂一起工作的婦女在20世紀90年代成功地讓國會武裝部隊委員會成員，特別是國會中的婦女，向國防部施壓，要求其承認男性士兵實施家庭暴力的事實。另外，正如活動家將會發現的那樣，十年後，當她們試圖讓高級軍官承認在男士兵對女兵同誌實施性暴力的事件中，這些軍官是共謀時，軍方仍然頑固地將男士兵的價值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並希望女性保持沈默。
如今，成千上萬名與男性士兵結婚的女性生活在美國國防部眾多國內外的基地上。其中最大的基地包括加利福尼亞彭德爾頓營地、肯塔基州坎貝爾堡、華盛頓劉易斯堡麥克霍爾德、得克薩斯州胡德堡、弗吉尼亞州海軍航空站、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科羅拉多州卡森堡。這些基地的性別特征和美國在韓國、土耳其、日本、關島、吉布提和德國的基地一樣。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的長期戰爭帶來了災難，以軍嫂身份生活在這些國內基地或周邊的婦女經常感到很難對此保持沈默，因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基地不是為了給軍人配偶和子女提供住所而建立的。這些婦女中有許多人參加妻子協會，但她們的活動往往是由高級軍官的妻子的警示性影響和基地指揮官的期望建構的；他們清楚地表明妻子協會的主要工作是幫助軍嫂處理問題，並不是改變基地的運作方式。
在當前的政治時代，生活在國內基地或周邊的美國軍人妻子盡管面臨著這些壓力，但仍然公開發表意見，其中包括一些婦女，她們的丈夫參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重創。這些平民婦女已經成為許多國內軍事基地的代言人，要求基地指揮官在處理事情時透明化、對女性厚待、給予女性資源以及要有坦誠的態度。這些婦女打破了人們對軍嫂保持沈默的期待，不僅更清楚地表明了這兩場戰爭的實際代價，而且揭露了她們通過將這些代價轉嫁給軍人的平民家庭成員來掩蓋它的非正義性。
“9·11”後，在布什總統執政期間，美國海外基地上發展了一個新概念——“睡蓮”（the lily pad）。“睡蓮基地”是指影響力不大的海外基地，仍然需要與當地東道國政府達成正式協議，但社會和文化影響的“覆蓋面”較小。沒有郊區住宅，沒有草坪，沒有保齡球聯盟，沒有高爾夫球場，大門外沒有迪斯科舞廳，也沒有妻子。
對於生活在美國海外基地周圍的許多當地人來說，他們似乎喜歡這種“睡蓮基地”模式的改變。基地的社會文化影響包袱會減輕。“睡蓮基地”外沒有不正派的娛樂區吸引下班後的男性士兵。在平民城鎮繁忙的街道上奔馳的美國裝甲車也會更少。但五角大樓的動機似乎與其說是對當地問題的敏感，不如說是擺脫了冷戰時期大型基地女性化的向度。同時，“睡蓮基地”不大可能成為當地反基地抗議的主要目標。對於成千上萬嫁給美國士兵的那些女性而言，五角大樓采取“睡蓮基地”戰略的一個結果是，將有更多的丈夫更久地被派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實際上已經忍受單親媽媽模式的軍嫂要承受的將會更多。
政治弱點阻礙了那些試圖改變軍事基地生活中性別歧視政策的軍嫂，其中一個原因是軍事基地中女性角色的分化，有的是軍嫂、平民基地工作者、軍事人員，還有的是在軍事基地周圍的賣淫女。男性軍事精英將這四類女性區別對待，她們通常對自己也有相同的區分。發起二十一世紀運動以使性侵女兵成為全國性問題的女兵，可以通過求助於積極的軍嫂和軍妓來獲得分析和戰略建議，從而學到很多東西。
女兵的安全問題
任何軍事基地——無論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都是培養和獎勵某種形式的男子氣概、貶低或懲罰其他形式的地方。教官通常是理想的軍事化男子氣概的主要塑造者和執行者——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表現一個人男子氣概的方式，這種方式使得軍人生活，尤其是作戰生活，不管是真實的還是幻想的，成為判斷一個人的行為和態度的主要標準。這種特別的方式通常優先考慮韌性、格鬥的熟練技巧、對敵人的假設、男性同誌情誼、壓抑自己的情緒和紀律（受紀律約束並要求他人這樣做）。除了教官，基地裏的許多不同角色在塑造和鼓勵某些軍事化的男性態度和行為方面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牧師、精神病醫生、指揮官、中層軍官，甚至妻子。基地外的行為體也頌揚某些形式的男子氣概，同時嘲笑其他形式：父親、立法者、媒體評論員、藝人。
軍事化男子氣概的特權形式也不是單一的。軍事化男子氣概的培養和獎勵形式因國而異，有些國家的軍事化男子氣概是為了服務於國際維和而制定的，有些是為了完成人道主義任務，還有一些是為了增強戰鬥能力。如今我們知道，需要調查這些差異以及共性，例如，在愛爾蘭、日本、尼日利亞、瑞典、英國、美國、韓國、巴西、以色列、孟加拉國、斐濟和加拿大軍隊中享有特權和頌揚的不同男性特征。這些軍事化男性規範中的每一個都在特定的國內外行動中得到運用。
美劇《本色》劇照。故事發生地為美軍在意大利的一處軍事基地。
無論是在得克薩斯州還是巴林，一名軍隊女性在記錄和理解哪種男性氣概模式是她所在基地上最受青睞的模式方面有著個人的利害考慮。知道這一點會讓她的生活變得有意義和安全，不知道這一點會危及她的事業和人身安全。
軍隊婦女實際上總是在國家軍事基地的所有軍警人員中占少數，有時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隨著冷戰的結束，許多政府逐漸結束征召男性入伍（美國人稱之為“征兵”），國防戰略家和他們的立法夥伴不得不想方設法在不損害軍隊作為一個男人可以證明其男子氣概的地方的寶貴形象下，增加招募女性的人數到政府部隊工作。2013年，軍隊中女性比例最高的是烏克蘭、拉脫維亞、新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南非和美國。要理解每個軍隊——女性比例高的軍隊和比例最低的軍隊（如俄羅斯、日本、中國和土耳其）——不僅需要研究穿軍裝的女性是如何表現驕傲、愛國主義和同誌情誼的，還需要研究她們是如何遭受性騷擾和性侵的。
在美國，女性在現役軍人中所占的比例從20世紀70年代越南戰爭期間的2％上升到2011年從伊拉克撤軍時的14.5％。現役女性比例最高的軍種是空軍（這一軍種主要依靠女兵執行任務），占19％。比例最低的部門（也是最抵制女性參軍的部門）是海軍陸戰隊，只有6.8％。
對於屬於不同社會階層、族裔群體或種族群體的女兵來說，任何軍隊的性別政治都會有很大不同。在現任美國軍方的女性中，非裔美國女性的數量非常突出：雖然非裔美國女性僅占全國女性總數的12％，但在2011年，她們在現役軍官中占17.2％，在現役士兵中占29.6％。尤其是進一步來看軍事部門之間的差異，人們註意到，在同一年，現役士兵中39.1％的女性是非裔美國女性，這令人很驚訝。這是婦女在該國平民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三倍多。
相比之下，西班牙裔女性，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5％，在誌願參軍時似乎更可能選擇其他部門。西班牙裔女性在所有現役女性中的比例自1990年以來一直穩步增加，這是五角大樓特意招募的結果，在海軍陸戰隊士兵中達到了最高比例：19.6％。2011年，亞裔和太平洋島民美國婦女僅占美國女性總人口的4％，但她們卻占海軍士兵總數的20％。
由於30年來美國軍隊女性的遊說，尤其是海軍飛行員羅斯瑪麗·馬裏納（Rosemary Mariner）等女軍官與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女議員合作，國防部逐漸（通常是不情願地）向女性開放了越來越多的軍事職位。44美國平民女性主義者常常對將有限資源投資到挑戰軍隊內部的性別歧視持矛盾態度，因為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反戰運動，擔心將女兵提升為“一等公民”會使已經強大的軍國主義的根源更深地紮根於他們國家的文化土壤中。盡管如此，自1990年以來，對女性軍事訓練和部署的一個又一個障礙已經被拆除；最近的變化是2013年五角大樓解除了對女性戰鬥角色的禁令。美國軍方沒有帶頭。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軍隊在結束五角大樓歸類（改變主意，然後重新歸類）為“戰鬥”的工作中對女兵的性別歧視禁令方面領先於美國，究竟如何在美國實踐對婦女開放戰鬥角色還有待觀察。改變任何制度的正式規則僅僅是其性別轉變的開始，本身並不能保證會明顯減輕制度文化的父權制色彩。
在有組織的性別歧視壁壘降低的同時，據報道，美國男性軍人對女軍人和男軍人實施性侵的事件激增。一些女性主義分析人士大聲質疑，美國軍隊中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報道增加，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女兵比例的增加，以及她們逐漸晉升到軍隊中最男性化的職業。正如在諸多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一些男性通過攻擊女性為“入侵者”，來表達他們對女性在此領域不斷晉升的不滿，因為在此之前，這些高級領域一直穩穩地掌握在男性手中。其他女性主義者警告說，性侵報告的激增應該與實際發生率區別對待。他們說，在過去，許多女兵默默地忍受著強奸和強奸未遂，認為把性侵講出來讓主管部門記錄在案是不安全的，也沒有什麼用。在國際政治的任何領域，密切關註沈默都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調查策略。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反對暴力侵害婦女是女性倡導者的一個核心問題，即使是那些謹慎的為婦女軍事平等而努力的女性主義和平活動分子，當軍隊中發生此類事件時也毫不含糊。這不僅僅是軍事化職業或晉升的問題。因此，到2013年，由婦女活動家組織的一場全國性運動將女軍人、平民女性主義者、記者、紀錄片制作者和在國會工作的婦女聚集在一起，挑戰國防部和整個指揮系統。同時，他們把焦點放在軍事院校和特定軍事基地（例如，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拉克蘭空軍基地）。他們迫使退伍軍人管理局大大拓寬了自我認知，退伍軍人管理局是一個大型聯邦機構，在過去，數代管理人員都認為他們只是為男性退伍軍人服務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中期，女性退伍軍人被視為戰時性侵後遺癥患者，並且人數越來越多，為了應付這種情況，退伍軍人事務部的健康專業人員爭相發展一種新的醫療理念。他們最終決定稱之為“軍事性創傷”。退伍軍人事務部隨後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專門診所，專門為遭受“軍事性創傷”（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群體）的女性退伍軍人提供護理。據這些醫療專業人員說，“軍事性創傷”是因一名男士兵同伴強奸造成的。
隨著美國軍隊內部性暴力政治活動的加劇，國防部被迫發布了一份報告，既報告性侵的發生率，又公布那些評估實際性侵發生率的調查結果。據估計，被報道出來的性侵只是冰山一角，僅在2011財政年度（即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就有19000名軍事人員遭到他們的美國軍事同事的性侵。2012財年，這一數字躍升至2.6萬。這些美國軍事人員中的大多數人說，他們受到過男性軍人的侵犯，通常是他們的上級。在這個時代，男性占現役總人數的85％。女性雖然只占美國現役軍人的15％，但遭到侵犯的人數比例遠超於此。因此，軍隊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成為軍人施暴的目標。大多數遭受性侵的女性和男性沒有報告這種事。男性受害者告訴記者，正是女性站出來講述強奸事件，才給了他們勇氣克服這種恥辱感，將自己的經歷公開講出來。
駐軍婦女講述了她們在晚上去廁所時、在自己軍營睡覺時、在辦公室會見上級軍官時遭到性侵的經歷，這些事件有的記錄在案，有的沒有記錄。稍後，圍繞著美國軍官長期珍視的理念展開了爭論，即軍隊的等級制度本身——而不是平民刑事司法當局——最有能力調查、起訴、審判和懲罰自己的人員。然而實際上，“指揮鏈”已經在被隔離的軍事基地周圍豎起了另一堵不太顯眼的屏障。許多被強奸的女性幸存者認為這是一道雙重屏障，危及了她們的安全。
前陸軍中士麗貝卡·哈維利拉（Rebekah Havrilla）在2013年3月告訴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她在2007年被派往阿富汗時被她的男上司強奸。她沒有舉報他：“我什麼都不舉報，因為我對自己的指揮系統沒有信心。”但是，哈維利拉中士跟其基地的軍隊牧師商討了此事。他回答說：“強奸是上帝的旨意。”他讓她去教堂。
美國前陸軍中士麗貝卡·哈維利拉，圖片源自《紐約時報》。
在如何有效防止和起訴美國軍內的性暴力的辯論中，有兩個相關的問題經常討論不到。第一，軍隊內部男性對女性實施的性暴力與美國男性軍人對生活在美國國內外軍事基地周圍的平民婦女實施的性暴力，兩者之間有什麼因果聯系（如果有的話）？第二，軍隊中不同的男性究竟是如何理解女性是可供男性支配的財產這種男性化認識的，據稱他們這樣想是肯定自己的男子氣概，同時在某些機構中保持男性的優越性。
這兩個問題是相關的：回答其中一個問題將有助於回答另一個問題。未能提出——也未能回答——這兩個相關的女性主義問題意味著男性政治已經被軍事化了。這也意味著，美國駐軍女性沒有與其他國家的女性聯合起來，這些其他國家的女性因為美國士兵駐紮在國外而遭受虐待。在大多數情況下，軍隊內部的性暴力僅僅被視為國內問題。事實上，這是國際政治的一個變化。
性醜聞與國際性別政治
至少在過去兩個世紀裏，男性軍人與女性的性關系——其他男性試圖控制這種關系——一直是貫穿國際政治的一條主線。這些性關系包括交友、約會、結婚、買春和強迫性行為。這五種不同關系之間的界線經常模糊不清，但在其他情況下它們是備受重視的。奇怪的是，國際政治的主流調查者很少探究這個多面向的話題，只有當它爆發成“醜聞”時才成為頭條新聞。然而，僅僅那些被視為醜聞的話題很少會改變人們對什麼是“國際”和什麼是“政治”的傳統理解。
軍事基地和賣淫女被認為是相互聯系的，是“天然的”的一對兒，因此不值得進行政治調查。事實上，軍事基地已經采取了深思熟慮的政策來維持這種所謂的契合：塑造男性的性取向、確保戰備狀態、規範商業行為、為女性創造經濟機會、影響軍嫂、使女兵社會化，以及設計警務、娛樂和公共衛生系統的政策。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政策在大多數基地，特別是美國境內的基地，都被成功地遮蔽了。
在20世紀，法國、日本、英國、俄羅斯、美國和加拿大的政府都試圖通過軍事和平民舉措對女性進行性控制，在確保男性士兵鬥誌和健康的同時，維持軍隊的合法性。日本皇軍強迫朝鮮/韓國、菲律賓、中國臺灣、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婦女在其軍隊的“慰安所”從事性服務，據稱是為了提高男性士兵的鬥誌，這也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著名的強迫賣淫制度。
同時正是這種“二戰”制度才產生了“性奴役”的概念，這是韓國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一個概念。他們認為這種軍事化的強迫賣淫應被視為戰爭罪，他們也成功了。此後不久，“性奴役”概念對那些致力於揭露特定類型的性軍事虐待的跨國女性主義者至關重要，這種虐待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戰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被強迫成為戰士的“妻子”並遭受不斷性侵的女性不是其妻子，也不是妓女，她們是“性奴役”的受害者。同樣是這些女性主義政治和法律活動家繼續宣傳，說服各國政府在國際上承認“性奴役”是一種可被起訴和應受懲罰的戰爭罪。正是他們的概念化和說服使得“性奴役”被明確列為海牙新成立的國際戰爭罪法院可被起訴的戰爭罪之一。
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國“慰安婦”制度當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建立其戰後政治占領體系的唯一賣淫制度。但是，直到現在，仍被美國人稱為“正義之戰”的那場戰爭結束60年後，我們才開始了解美國官員使賣淫和賣淫女服務於戰爭和戰後占領所做的工作。承認美國官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存在賣淫政策不應該淡化對日本皇軍“慰安婦”制度的譴責。相反，它應該促進對任何戰爭中的性政治進行敏銳的、熟知女性主義者的、跨國的、比較性的調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官員試圖建立種族化的軍事賣淫制度，其中包括在戰後德國、戰後韓國和戰後日本的美國軍事基地周圍，竭盡全力為非裔美國男性士兵建立妓院，與為白人男性士兵指定的妓院分開——戰時夏威夷著名的旅館街。同樣，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瑪麗·路易斯·羅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也發現了證據，表明在入侵法國諾曼底後，美國男性士兵和他們的上司讓大家認為法國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濫情的國家，並隨之建立了一個種族隔離的妓院。其中最具破壞性的政治後果是：許多戰後法國婦女由於其性別而處於一種不安全狀態，而她們正是美國男人所謂要“解放”的。也就是說，華盛頓官方認為，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美國軍事占領時代，是解放和民主化的時代，實際上也是美國積極制定種族化賣淫政策的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不標誌著美國軍方賣淫制度的終結。韓國、衝繩和菲律賓的女性主義活動家兼研究者一直在告訴我們，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後“9·11”時代的全球“反恐”戰爭中，賣淫是如何在美國的軍隊中不斷種族化的。許多男性軍事指揮官一直堅定地認為，軍方容忍的、有組織的賣淫活動是在保護“體面”的婦女。高紮托·蘇祖約（Takazato Suzuyo）和創建女性主義團體“衝繩婦女反軍事暴力”的同伴花了數年時間記錄美國軍事人員對平民婦女和女孩的暴力行為，試圖打破這種自私自利的軍事神話。
原文作者 | [美]辛西婭·恩洛
摘編 | 青青子
編輯 | 青青子、羅東
導語校對 | 劉軍、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