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身著制服、操著熟悉鄉音的警察，45歲的王兵（化名）忽然有種輕松的感覺：“不用再被噩夢糾纏了。”
王兵個子不高，身材精瘦，皮膚有些黝黑，跟人說話時，他的眼睛會直視對方，有時會低頭陷入懺悔，有時也會露出尷尬的笑容。
過去28年，王兵都活在恐懼和憂慮裏。他輾轉多個省市，不敢跟別人深交，害怕別人了解自己。他頻繁換著工作，改名換姓後做起了生意，年近中年才敢結婚生子。他不敢踏足自己的家鄉，他說，這麼多年，沒睡過一天踏實覺。
17歲時，他殺了人。
2018年3月21日，已經改名換姓、結婚生子，在外潛逃了28年的王兵最終被上海青浦警方抓獲。在看守所，記者與他聊了聊。
留下一張“終於報仇了”的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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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14日上午，原青浦縣青浦鎮盈中新村發生一起故意殺人案，被害人卓女士及其僅三個月大的孩子遇害。
從事刑偵工作剛滿一年的董毅到達現場時，小區樓下已經擠滿了人。走上5樓，一個新裝修不久的兩居室房子裏，一名年輕女子仰面倒在衛生間，身上沒有傷口。走進臥室，衣櫥的門敞開，裏面蜷著一個剛滿3個月的嬰兒。母女兩人都沒有了呼吸。
如今墻皮斑駁的案發地所在小區，當時是新建公寓。“這家人條件挺不錯的，那時候家裏已經有彩色電視機了。”警方多年後回訪，盈中新村的老街坊仍然印象深刻。
整座小鎮都被這起兇殘的殺人案攪動著。兇狠歹徒勒死母女的說法在坊間流傳。人們在猜測兇手的動機，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被害人。
緊張的氣氛也在公安內部蔓延。董毅記得，為了這起案子，青浦當時總共300多名警力幾乎全部出動。那幾天，刑隊辦公室裏徹夜亮著燈，煙灰缸裏插滿煙頭，董毅和專案組同事們在煙霧中研究線索、推演案情。
“連三個月的嬰兒都不放過，我們起初懷疑，這可能是一起‘仇殺’，兇手可能與死者有很深的矛盾。”引導警方往“仇殺”方向偵查的，還有留在現場的一張字條，上面寫著5個字：終於報仇了。專案組調查了死者的社會關系，沒有發現可疑對象。
在兇案現場，董毅和專案組的同事提取到了一些嫌疑人留下的生物痕跡信息。受到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案發現場的痕跡和物證全靠人工進行分析、比對。
案發第三天，通過一次次的社會面走訪調查和技術比對，警方鎖定了嫌疑人——案發地附近一所職業高中的高一學生王兵。但當警方上門抓捕時，這個17歲的少年已經不知所蹤。
他將嬰兒放進了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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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當天早上，王兵和另兩個同學又逃課了，三個人在青浦鎮上的一家桌球室裏打桌球。碰巧學校的教導主任路過桌球房，但只揪住了兩個學生，王兵借機跑了：“我比他們機靈”。
“不想回學校，還想再玩會兒。”王兵告訴記者，當時自己想起了前幾天曾在同學的哥哥家玩連接電視的插卡式遊戲機，“玩得不過癮，還想玩。”於是他朝同學哥哥家所在的小區走去。
走上5樓，房門虛掩著。“我往裏面看了下，沒人。”進門後是一個餐廳，連接著客廳，王兵記得遊戲機就放在電視下面的抽屜裏。
臥室的門關著，王兵以為家裏沒人。“那個時候，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我想把遊戲機占為己有。” 這個念頭在王兵腦中揮之不去，他拉開電視櫃的抽屜，看到那臺遊戲機。
就在這時，臥室的門打開了，伴隨著女主人的一聲驚叫。“我聽到她大喊‘抓小偷抓小偷’，心裏一下就慌了。”
“我想讓她別喊了。”王兵說，當時“就害怕自己偷東西的事傳出去”，他想捂住女主人的嘴。女主人掙脫了，跑到廚房拿了把菜刀自衛，兩人發生搏鬥，王兵的左手小臂受傷。情急之下，他用手繞過女主人的脖子緊緊掐住，幾分鐘後，女主人倒在地上。
“我也癱坐在地上，當時不知道她是受傷還是怎麼了。”為了逃避責任，愛看武俠王兵腦中突然冒出一個情節，他找了張紙，寫下“終於報仇了”5個字。
就在他準備離開時，臥室裏傳來嬰兒的哭聲。害怕哭聲把鄰居引來，王兵走進臥房，張望了一圈後，打開衣櫥的門，把嬰兒放進衣櫥，關上櫥門。
陷入回憶時，王兵低下頭，仍覺得“當時腦中一片空白”。那之後，王兵把菜刀裝進書包裏，用自己的衣服擦拭了地上的血跡，逃離現場。路上，他發現沒人註意他。“我就想先找個地方包紮下傷口，刀就扔在途中的經過小水溝裏。”
當晚，左手小臂纏著一層白色紗布的王兵回到家中。面對父母詢問，王兵脫口而出已經在心裏盤算好的說辭：“我跟前兩天欺負弟弟的小鬼打了一架，破了點皮。”
第二天，王兵像往常一樣回到學校上課。多年後，據當年教過他的老師回憶，王兵表現淡定，遠超他的年齡。鎮上發生兇案的消息迅速流傳，同學們也在討論。王兵消失後他的同學才想起異常：“平時他很活躍，肯定會加入談論，但那天他異常安靜，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發呆。”
“第二天到學校聽同學說才知道，兩個人都死了，我真的殺人了。”28年後，王兵再回想起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徹底完了。”他走出教室，乘坐公交直奔火車站，“扒上了一列開往長沙的火車，我想往南方逃，越遠越好。”
自認“偷東西”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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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前，王兵認為自己做過最壞的事情，除了逃課、打架，就是在初中“偷了鄰居家的幾塊錢，還被拉到派出所教育了。回來後，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頓。”
現在想來，王兵覺得小時候自己對“偷東西”這個惡習的認知“存在偏差”，“我覺得是小事情，只要讀書好就可以了，沒有正視這個陋習。”
在初三之前，王兵算得上是個品學兼優的孩子。小學每次考試都在班級前三，初一初二的學習成績也名列前茅，“媽媽對我和弟弟的學習抱著很大期望，要求也嚴格”。
轉折發生在初三那年。他迷上了看小說，看錄像帶，打桌球。在當時，這些都是“壞學生”做的事情，王兵的成績隨著一落千丈，中考分數只夠上職高，“當時有點失落，家人也很失望。”
進入職中，王兵很快結識了幾個“好兄弟”。據當年的同學回憶，身材瘦瘦小小的王兵打起架來卻“很兇相”，“他一個人打兩個也不一定會輸。”
“父母的教育和家庭氛圍都很好，是我自己沒走正道。他們養育了我17年，我給他們的卻是一輩子的陰霾。”回頭看，王兵說人生都是被他自己毀的。
開飯店年入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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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上海後，王兵先後輾轉躲藏湖南、廣州、浙江、安徽等地。
“我有很強的求生欲。”王兵臉上露出了尷尬的笑容，無論是案發後搪塞父母的謊言，還是逃亡路上曾經幾度冒出的自殺念頭，他都“挺過來了”。
王兵將逃亡的28年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流浪”，後半部分是辦了假身份證後的“生活”。
流浪在廣州，王兵一度靠乞討為生。有一次，走在廣州火車站外的天橋上，他動過跳下去自殺的念頭。但王兵最終說服了自己，“也許抱著一絲僥幸，想著就算有一天被抓了，我只要活著就還有希望。”
撿廢品、打工，流浪路上，王兵感到了身心雙重的煎熬。比起身體的痛苦，每到夜晚一閉眼，那天的情景就是一個永遠躲不過的噩夢，耳邊響著女主人歇斯底裏的“抓小偷”聲。
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讓我無處可藏。”他說，怕與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偽裝，讓別人覺得你是個正常人。”
1998年，王兵跟著認識的工友到西部某省做餐飲學徒。在那裏，王兵用“徐濤”的名字辦了一張身份證。有了這張身份證，王兵有了更強的求生欲望，“我催眠自己就叫徐濤，想跟過去一刀兩斷。”
他開始過起了“生活”，但生活始終伴隨著噩夢和陰影。10多年裏，王兵在心裏說服自己“洗心革面”，為新生活打拼著。2007年，王兵來到安徽寧國，在那裏跟他人合開了一家飯店，生意最好時，每年能賺上百萬元。
女兒出生讓他想起被他殺害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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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飯店裏，王兵認識了他現在的老婆。對於結婚這件事，他一度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渴望擁有親情，一方面也擔心幸福隨時會化為泡影。“想用親情衝淡對殺人回憶的恐懼。”最後，他還是選擇了結婚，他騙老婆和嶽父母，父母已經過世了，他們沒有細究。”
婚後，他和妻子生了兩個孩子。“大女兒出生後，我第一眼看到她時，腦子出現那個可憐嬰兒，以前的畫面全出來了。她越長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來，她的一生就毀了。” 他對孩子的期待，只有讓他們成為好人。“我很害怕他們學壞，害怕他們像我一樣走上歪路。我不在乎他們的成績，只要做個好人就行。”
在別人看來，王兵過著“有車有房有兒有女”的體面生活。但在別人看不到的時空裏，王兵過著另一種人生。
“我老婆和嶽父母都知道，這麼多年我從來沒在晚上12點前睡過覺。睡不著，也不敢睡。”每到夜晚，王兵的噩夢總是如影隨行：“不管跑到哪裏，畫面總會出現在腦海裏。要麼夢見被害人的畫面，要麼夢見公安來抓我了。”
被捕前一周，寧國警方通知王兵配合調查取證，提取了生物信息，那時他既害怕又心存僥幸。“害怕失去眼前的幸福，又想著也許公安找錯人了。”
歸案後，他心裏踏實了。
2018年3月21日，王兵開車準備外出時被幾名警察包圍擒獲。聽到一名警察用上海話說“銬起來”，他心裏突然有種輕松的感覺：“所有的結果，都是我該承擔的。”
落網之前，王兵也動過繼續逃亡的念頭。“但我還能逃到哪裏去呢？就算逃得再遠，也逃不出自己的心。”
“被抓後，心裏踏實了。起碼我可以用回父母給我起的名字，也不用在別人面前演戲和說謊了。”進看守所後，王兵全盤交代了當年殺害一對無辜母女的經過。隨後，在看守所裏，他體會到了28年來第一次一覺睡到天亮的滋味。
這段時間，王兵時常會復盤自己人生走過的45年歲月。他最懷念的，是在家裏的時候，跟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坐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快30年了，家鄉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終於回來了。如果有機會，我想跟父母下跪道歉，這麼多年，他們替我承受了太多。”
最愧疚的是被害人和家屬，在逃亡的28年裏，王兵曾想過回來自首甚至到被害人“以死謝罪”。“如果可以用我的命換回那兩條生命，我願意。但我沒臉見他們。”
來源： 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