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一群青年，他們是一百年前的“00後”。
他們身處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與戰爭交疊的晦暗之時，壓抑的恐怖氣氛籠罩在全國，但總有逆風執炬之人，哪怕忍受著灼手焚身的劇痛，也不願放棄手中的光明。在沈默的曠野中，他們會勇敢地高聲吶喊；在絕望的荒原中，他們孕育著野草般的希望。
北京，五四運動發軔之地，新文化運動的起點，共產主義的獵獵赤旗，也從這裏席卷全國；上海，光明與黑暗交織的魔都，象征著極度的奢靡和欲望，也孕育著革命運動的胚芽。上世紀30年代，興起的革命文學，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這些青年人，在革命信念的引領下，用自己手中的筆，蘸著墨與血，為那個陰沈的時代，剖開一縷反抗的微光。
殷夫、柔石、馮鏗……1933年的那個暮冬寒夜，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哀慟的這些青年的名字，正是他們的代表。這些人中，還包括瞿秋白、蕭紅、蕭軍、蔣光慈、馮乃超、端木蕻良、羅烽、白朗等等。他們是不甘做奴隸的人們，是鐵屋子中的喚醒者，他們用年輕的臂膀肩起了黑暗的閘門，哪怕為之殞身，也在所不惜。
他們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正因為他們將青春的力量祭獻給革命的火種，才撕破了這浮華夢世的密布彤雲，用激越的雷電，喚醒人們去迎接真正的曙光。
正文有1.6萬字，很長；但對他們絢爛而短暫的生命來說，還是太短了。
忘卻，雖然不可避免，但總有些生命，不能平白雕零。在它燃盡生命的力量去釋放光芒的那一刻，就已註定了它必將不朽。
謹以此文，獻給青年的你。
記念年輕的革命詩人殷夫
他生於1910年，
是這些“00後”中惟一的“10後”。
1931年2月7日，他在上海龍華刑場殉難，
年僅21歲。
他的公歷生日，是6月11日，是本期特刊出刊的日子。
他的農歷生日，是五月初五，端午節。
願你記得這個20世紀中國的渺小征人。
2021年6月1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特刊
為了忘卻的記念
撰文 | 李夏恩
記憶，在暗夜中潛行。攀上北京黯淡的朱紅城墻，徘徊在金水橋畔，穿過蛛網般的胡同，掠過暗夜中追逐奔跑的身影。記憶在廣袤的原野中疾馳，時或將目光投向背負重擔、拖兒帶女的難民，奄奄一息的餓殍時時會牽絆它的腳步，讓它頓足難行。記憶在海邊狂奔，此起彼伏的口號高唱入雲，聲聲敲打著它的耳鼓，它穿過鑼鼓喧天的紅色帷幕，直到腳下的海水變成一片腥紅。
記憶在都市中徘徊，黃浦江岸邊洋棧像蹲伏在暝色中的巨獸，高裝在商場的霓虹燈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般的綠焰：LIGHT，HEAT，POWER，塗著粉白雪花膏的臉，艷紅的唇唱出曖昧婉轉的歌聲，探戈的舞步哢哢作響，光與聲交織在一起，惑亂著它的耳目，如果不是乍然響起的隆隆槍炮，讓它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去處。它在刺鼻的硝煙中找尋，踏著腳下的廢墟，在瓦礫之中，它找到了一株野草，盡管它“根本不深，花葉不美”，在生存時，“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但它還是生長著，吸取露，吸取水，也吸取著它根莖土下那些被過早埋葬的熱血、夢想以及如地火般熾熱的年輕生命。
終於，記憶乘著清冷的夜雨，來到上海虹口一座名為“拉摩斯公寓”的四層水泥建築前，踩過門前的積水，拖著濕漉漉的沈重腳步，來到三樓的第四號房，叩響了坐在書桌前的那個留著濃黑的一字胡須、面色陰郁的老人的心門。
記憶到來的這一天，是1933年2月7日。對絕大多數上海人來說，這並不是個值得銘記於心的重要日子。本日最值得作為談資的新聞，就是數日前山海關在日軍進犯下陷落，敵寇鐵蹄直逼華北平津。關心國際形勢的人可能會聊起最近國聯內部關於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的紛爭。一些消息靈通的人士，或許會得悉，幾年來連遭圍剿、損失慘重的共產黨，竟在偏遠的川陜僻壤，劃地自雄，建立起所謂的“革命根據地”。但這些話只能竊竊私語，還要時刻提防虎狼一般不懷好意的惡毒目光。對莫問國事的普通百姓來說，這天是癸酉年正月十三，再有兩天就是元宵佳節，一覺醒來，就該采辦年節貨品了。總體上說，就像那天《申報》的一則評論所寫的那樣：
“上海終究是上海，一種升平的氣象，敵人遺留下的戰跡創痕，已不會再在人們腦中映現著，除非是……爆竹聲裏更把去年底黴運趕走。去年現在，敵人的鐵鳥已不在天空飛行，而來搖惑人心的炮聲機槍聲，除非在東北用播音機送來，是不會再振動人的耳膜。人們那裏會想到這是國難期間，只要不在上海打，管他媽的，至多記憶力好一點的，在茶余酒後，偶然說一聲去年現在真是逃難時候呢”。
“汽車在柏油路上滾著，慘綠少年，摩登女郎，擠在車角裏……情話，音樂，在空氣裏搖蕩著，遊藝場裏鑼鼓喧天，表演著霸王別姬。影劇院裏老板笑迷迷，客滿牌高掛著”，太多及時要行的歡娛逸樂，足以將沈重的記憶擋在心門之外。
但對書桌前的這位老人來說，記憶卻不能被輕易磨滅，它猶如深夜造訪的鬼魂一般，在過去的兩年裏時時縈繞在他的心頭，用悲憤擠壓著他久病的肺腑，至今沒有停止。他的眼前時時能浮現出這樣年輕的面龐，“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膚色是黑黑的”；一個總是有著“臺州式的硬氣”，而且“頗有點迂”，會“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望著他；還有一位，是“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的女青年。
如今，這些鮮活的形象，都只在記憶中了。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紀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他鋪開稿紙，蘸著墨汁寫下了開頭的這幾行字，還有這篇文章的標題：
“為了忘卻的記念”。
魯迅手書，“為了忘卻的記念”
趙延年：《野草》，為魯迅散文集《野草》制作的版畫。
記憶會像野草一樣滋長，但無論後來長勢如何，最初都是一粒種子，根植於種下它的那片土壤。對上世紀20年代的年輕人來說，播種的最佳土地就是北京。
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這裏發軔並最終席卷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變革運動，挾變革風潮之勢，新文化運動也利便趁勢，如穿透濃雲隆隆雷聲，企圖驅散籠罩在這片古老大地上的古舊陰霾，覺醒昏昏欲睡的民眾，以喚起新的生機。這一切的中心，正是曾是帝制時代權力中心的北京。它就像一塊具有巨大吸力的磁石，將有誌於追逐時代新潮的青年像鐵屑一樣吸引到它的周圍。
五四的遊行隊伍。
“我於是想到北京去，北京大學那時正為中國新文化的最高學府，是中國新思想的發源地，那裏有我崇拜的大師”。章衣萍就是被北京魔力所吸引的青年之一。1921年，章衣萍19歲，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零零後”。帶著一腔熱望和期許，在一個大風大雪的寒天，他把自己裝進了前往北京的火車。
理想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往往經不起現實的衝撞。仰望北京大學巍巍站立的四層高樓，想象眼前厚重的磚石負有“偉大的使命和希望”，固然令人心馳神往，然而章衣萍卻不得不打消進入北大的念頭，因為他“唯一的問題還是怎樣才可以不致餓死”。他不得不一邊打工一邊到北京大學去“偷聽一些關於文學的功課”。他在那裏找到了一群和自己境況一般無二的朋友，人數“也真不少”，“他們大概都是些窮小子，既無錢繳學費，也無錢買書，肚子是空的，衣服是破的，頭發蓬松得像一堆亂草”。在莊嚴的北大教學樓裏，這些貧窮的青年們“廁身於雪花膏花露水花花綠綠的公子小姐之間，沒有人理他們，他們也高傲，藐視一切”。
貧窮，卻又帶有一種獲得新知的高傲，可以說是這些漂泊北京的青年人的共性。當章衣萍在求學與填飽肚子之間奔波時，在他全無所知的一個角落裏，有兩個與他年紀相仿的“零零後”青年男女，一同僦居在一間逼仄破舊的公寓裏。一位初次探望青年的朋友發現他們的境況與自己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濕濕的發黴作臭的地，墻上有許多破破爛爛的報紙，窗紙上畫了許多人頭”。
同居的青年男女，名叫胡崇軒和蔣偉，而來探望他們的朋友，名叫沈嶽煥。他們三個人未來將以胡也頻、丁玲和沈從文的名字，成為中國文學界熠熠生輝的明星。但此時，這三個在北京漂泊的年輕人和章衣萍一樣，什麼正式的大學也無從進去，只能靠自己讀書。當窮到身上的錢鈔不足以敷衍房東時，他們就躺在床上，用夢來安慰自己。
丁玲與胡也頻合影。
夢，也是這些漂泊在北京異鄉的青年人必不可少的行囊。章衣萍非常精準地捕捉到了這些以夢想為食糧的青年人的心靈世界，他們雖然經常衣衫破洞，腹中空空，但他們的內心卻被各式各樣的理論思想填充得滿滿當當，以至於時時要變成語言滿溢出來：
“嘴裏常常是Marx這樣，Kropotkin那樣，Rousseau的政治學說怎樣妙，Byron的詩怎樣雄壯，Freud的心理分析怎樣奇怪，他們借著一些偉大的人物的名字和學說來欺騙自己，逃避現實，忘卻眼前的一切痛苦，晚上可以整月的沒有錢買油點燈，便早早地躺在床上做一些Nihilism，Communism，Anarchism的夢。”
章衣萍的話中自然充滿了對窮小子們空想幻夢的揶揄譏誚，但卻也將當時流行的各種思想流派一網打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拜倫的浪漫主義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正是這樣一座思想的跑馬場，每一種思想都在賽場上競技馳騁，青年們則站在看臺上，在為自己衷心的思想理論鼓噪加油的同時，也幻想著自己正騎乘在這匹炫人眼目的駿馬上，向前馳騁狂奔。
如此多的思想流派可供選擇，每個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對青年的胡也頻和丁玲來說，最吸引他們的，應該還是拜倫這樣的浪漫的詩文巨子，沈從文在他們的書架上看到小仲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人心》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當然，還“有些無政府主義的書籍，以及社會革命理論書籍，則是擱下來不很翻閱的”。章衣萍顯然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學更情有獨鐘，他特意與一位朋友合譯了弗洛伊德女弟子海爾曼·範·哈戈-海爾穆斯(Hermine von Hug-Hellmuth)的《少女日記》。
就在這些漂泊北京的青年們徜徉於各樣理論編織的夢中時，千裏之外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的一名青年學生也感受著從北京傳來的五四風潮。這名叫趙平復的青年，與章衣萍年紀相同，但他的興趣卻與身處新文化策源地北京的章迥然不同。1921年11月20日，在給兄長的一封信中，他如此寫道：
“感情激烈者，非多有薙發入山，或抱石沈河之舉。意誌決烈者，則提倡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也。此種主義運動，現今全世界遍有極高之風浪，而俄國已實行社會主義之一國也，其目的皆在打破政府之萬惡，以謀世界之大同，改革平民之經濟，以求人道之實現，欲人人安樂，國國太平。然今日之中國，教育如是幼稚，民智如是閉塞，民國成立已十年，而有許多人民，自己為共和國民尚不知，猶欲求一真命天子，豈不痛哉！”
趙平復當然不會知道，四個月前，就在距離杭州不過半天路程之遙的嘉興，一群與他一般年紀的青年人，在一艘遊船上，秘密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個黨的成立宗旨，就是將他在信中大加揄揚的俄國社會主義的理念，在中國踐行。不過，在同學的眼中，趙平復只是一個“拼命讀書，弄得兩眼非常近視，他的目的是想成為一個學問家”的人。1919年到1921年間，浙江一師實際上身處浙江五四風潮的風口浪尖，學生運動和政治風潮紛至沓來，足以讓緊跟潮流的青年人大顯身手，但他似乎也未參與其中。然而，這樣一個外表如此平靜的人，卻選擇擁抱共產主義這一在當時激進的思潮，這不能不讓人倍感訝異。
李大釗的《Bolshevism的勝利》，1918年11月15日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上。
仔細閱讀他剖白心跡的信件，就會發現，他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基本上不超出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1918年12月發表兩篇標誌性文章《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的內容：“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世界大同、萬國平和、人道實現、經濟改革，這些看似頗具時代特色的新名詞，同樣也可以從中國古老的儒家經典中找到對應辭句，幾乎就是給三千年前的儒家經典《禮運大同篇》加上了時代特色的註疏。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異域舶來的陌生概念，如果想讓中國人易於接受，就必須借助中國文化中膾炙人口的既有觀念，於是共產主義承諾的至高理想國，便成為了國人千百年來企慕的上古三代。
對今人來說，大同盛世雖然令人神往，卻已是不可回溯的渺遠上古；共產主義的理想國，雖然理論上是仍待實現的將來，但社會主義的曙光卻已經顯現在北方的大地——革命後的蘇俄，儼然成為了青年人魂牽夢縈的赤色聖地。趙平復相信“俄國已實行社會主義之一國也”，章衣萍閉起眼睛躺在床上時，會夢到自己“在冰天雪地的悲壯而勇敢的俄羅斯大地上奔跑”。胡也頻在他的小說中，也讓心懷崇高理想的主人公，在國內經歷了一系列碰壁和困厄後，猛然覺醒，踏上前往蘇俄首都的光明坦途。
這部小說的名字就叫《到莫斯科去》。
表達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向往俄國革命的版畫《追求》，泊版刻，魯迅藏。
“燦爛莊嚴，光明鮮艷，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居然露出一線，那'陰影'跟隨著它，領導著我。一線的光明！一線的光明，血也似的紅，就此一線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紅花染著戰血，就放出晚霞朝霧似的紅光，鮮艷艷地耀著。宇宙雖大，也快要被他籠罩遍了。”
寫下這段激昂文字的人，名叫瞿秋白。此刻，他正踏在他的同齡人所心馳神往的蘇俄大地上。瞿秋白青年時代的經歷與章衣萍等人相仿，甚至更加淒慘。他原本出身鄉紳之家，卻家道中落，債臺高築。他的母親苦苦支撐這個破敗之家，卻仍遭瞿氏族人白眼非議，終於在他十六歲時飲恨自盡。
悲戚、孤獨的瞿秋白在1916年來到北京時，一貧如洗，為了一份微薄的生活津貼，只得進入免費的五年制俄文專修館就讀。萬念俱灰的瞿秋白本心想從佛典中尋求安慰，但同樣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潮讓他的內心余燼復熾。他為家庭的慘劇和自身的不幸找到了一個更深刻的解釋“我們處於社會生活之中”，是這個社會“中了無名毒癥”。俄文專修館的學業，自然將他的目光拋向了俄國革命的社會實驗。於是，在1920年10月18日，瞿秋白以北京《晨報》通訊記者的身份，踏上前往革命聖地蘇俄的旅程。
瞿秋白著：《餓鄉紀程 赤都心史 亂彈 多余的話》，舊籍新刊 | 嶽麓書社，2000年9月版。
初履俄羅斯的大地，瞿秋白固然充滿了朝聖者的狂喜，但內心的激動卻並非妨礙他的大腦做出冷峻的觀察。他的考察記錄《赤都心史》從未刻意隱瞞蘇俄社會中“夢想、幻想、槍、監獄”的暗面。他註意到在許多偏遠鄉村，當地的經濟退化到以物易物的狀態；一位蘇俄女幹部過來做客時，看到中國來賓這裏有特供的白面包，“她吃了一個面包，又拿了一個”，很不好意思地告訴瞿秋白：“我們兩三年沒有著這樣的面包了，我想帶一個回去給我母親，她一定高興得不了”。瞿秋白也親自嘗試了俄國絕大多數民眾食用的黑面包的滋味“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國沒有一人嘗過，也沒有一人能想象的”。而即使是這樣粗糲難咽的黑面包，對遭受戰爭饑荒雙重碾壓的俄國農民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珍物，瞿秋白記錄下一份報紙上災區通信：“一堆一堆饑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臥道旁，呻吟轉側。……嚙草根爛泥。……竟有饑餓難堪的農家，寧可舉家自焚”，令他感到“慘不忍讀”。
但瞿秋白並未因此由樂觀轉向消沈，他柔軟的內心固然因這些慘劇而掙紮，卻並未釀成思想上的危機——這些種種不容忽視的悲劇都是通往光明理想國的必要代價，是暫時的困頓，更是對理想和信念的試煉。就像他在散文詩《那個城》中所描寫的那樣，那座“無限苦痛鬥爭，為幸福而鬥爭的地方——流著鮮紅……鮮紅的血”的城，正是他內心中蘇俄的寫照。固然“那血色的火苗還沒熄滅”“熱烈慘黯的煙苗，掃著將壞未壞的城角”，甚至“那為人類創造這偉大的城的人已經疲乏了，睡著了，失望了，拋棄了一切而去了，或者喪失了信仰——就此死了”。但瞿秋白就像那個被“暗，紅色的新光”引誘的孩子，“勇勇敢敢的向前看著；一會兒又走起來了，走得更快。”
瞿秋白生於1899年，算是“90後”的最後一代，與他在蘇俄相識的蔣光慈，則生於1901年，是“00後”的第一代。盡管他們之間相差兩歲，但觀察的視野和心態卻迥然不同。蔣光慈出生於一個小店主家庭，與瞿秋白幼年時的敗落淒慘的家境不同，他的少年時代雖然家境平平，但從不缺少衣食和關愛。他在家鄉有著“神童”之稱，一位熟悉他的人稱他幼年時就表現出狂妄的個性，而他也不避諱這一點。在一篇日記中，他寫道：“狂兮！狂兮！我真狂，唯願五洲拜我為皇上！”
瞿秋白理性的樂觀主義永遠帶著冷峻的沈思和幾分必要的憂慮，而蔣光慈卻無時不刻充滿了激動的狂喜。仿佛腳下的這片冰雪覆蓋的革命聖地，向他的血管裏註入了巖漿一般滾燙的興奮劑。蘇俄廣袤的大地不僅打開了他的心胸，也讓他找到了張狂的資本。他將自己比作20世紀中國知識界最仰慕的英雄詩人拜倫：
“我啊！我生在東方被壓迫之邦，我的心靈充滿了屈辱的羞憤！
百年前你哀吊希臘的不振，百年後我今乃悲故土的沈淪。
我們同為被壓迫者的朋友，我們同為愛公道正誼的人們；
當年在尊嚴的貴族院中，你挺身保障搗毀機器的工人；
今日在紅色的農國裏，我高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
拜倫啊！十九世紀的你，二十世紀我……”
表現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版畫，《旗幟沐浴在日光裏》，一共版刻，魯迅藏。
平心而論，不需要專業的文學判斷力，也能從這段文字看出作者完全無法與拜倫比肩，甚至比不上他的同誌兼兄長的瞿秋白冷峻而深沈的思考。通篇詩歌幾乎是有節奏的口號，點綴著自我感動的說教。但他自負的比較和張狂的高叫，雖然膚淺，卻像鼓槌一樣敲打著讀者的內心，足以敲出深刻的印痕。
誠然，面對暮氣昏沈的老大中國，要找到它的沈屙弊害，開出恰當的藥方，需要的是理性、深刻的思考。但唯有振聾發聵的激情吶喊才能鼓舞人的精神，喚起強大的行動力。就像戰場上的戰鼓，它固然無法代替軍帳中的運籌帷幄，甚至鼓聲有可能會打斷謀劃的思路，但雄壯高亢的敲擊，卻能鼓舞士氣，讓士兵隨著節奏前驅赴死。從宣傳鼓動一點上來看，蔣光慈比瞿秋白更洞悉革命的本質，在《十月革命與蘇俄文學》這篇論文中，他將革命稱為“一種打掃的行動”：
“在這一種打掃的行動中，有一種無限制的前進的趨勢，鼓蕩著人類要求解放的熱情，詩人可於浪潮中聽出令人歡暢的音樂，看出革命的心靈。”
因此，“革命是最偉大的羅曼蒂克”。從後來的事態發展來看，是蔣光慈的革命浪漫主義的高喊，而不是瞿秋白的冷峻理性的沈思，才是最終的勝出者。一如他的代表作《莫斯科吟》所慷慨贊頌的十月革命，這是戰鬥的呼號：
“我今晨立在朝霞雲端，放眼一看：
好了！好了！人類正初穿著鮮艷的紅色衣襟。
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轟隆一聲，嚇倒了野狼惡虎，驚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後面燃燒著過去的殘物，前面照耀著將來的新途徑。
哎！十月革命，我將我的心靈貢獻給你罷，人類因你出世而重生。”
表現五卅運動的木刻版畫，陳光木刻《五月之回頭》，魯迅藏。
戰鬥的呼號響徹在城市上空，但血管裏奔湧的熱血很快就遍灑街頭。1925年，蔣光慈在蘇俄召喚的無產階級革命之神終於在中國的大地上行走。
早在兩年前，李大釗便分析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使中國人“無產階級化”，發動革命的時機業已成熟。而那些最純正的無產階級質料——各大城市中工廠的勞工，也很容易培養成革命前驅的新血。中國惡劣的勞動環境讓他們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都幾乎完美地符合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定義。
社會學家陶孟和在1930年曾針對上海工人生活程度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男工平均月收入僅有21.89元，女工則只有男工的三分之二，13.99元，還有2.2%的工人是童工，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僅有9.31元。而其中以棉紡業的工人收入最低，平均月收入分別只有15.17元、13.59元和8.58元。但與之相對的是，他們的每日平均工作時長卻高達10.4小時。至於最重要的吃飯問題，“每家全年用鮮豬肉24.55斤，鹹肉3.86斤，共28.41斤，算來每天每家平攤才1兩2錢有余”。“極大多數家庭全年中根本就不會買雞鴨之類東西”。這還是中國經濟“黃金十年”期間工人生活得以一定改善下的境況。而在1925年，許多工人收入比之更加菲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4元，全年工作時間則達到291天——除了可供榨取的體力之外，中國的工人階級實在沒有可以失去的東西了。
這年2月，中共在上海領導滬西工會首先將矛頭指向日本人經營的紗廠。罷工運動不僅得到了工人的響應，還得到學生以及愛國商人的大力支持，後者正好可以借此機會將日貨取而代之。5月30日，中共號召發動一場反帝團結大示威遊行。上海公共租界決定拔槍見血，巡捕對遊行人群公然射擊。當場打死十一名遊行群眾，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五卅血案”。
“五卅！五卅！別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卻沒有幫她出過一顆汗過！什麼愛國團，示威運動，國民大會……和我全是風馬牛不相及！他們結隊呼喊著走，而我卻獨自冷冷靜靜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國，都不相幹似的，我還算國民麼！”
趙平復在日記中對自己的無所作為羞愧難當。此時，他終於來到了心心念念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但卻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像章衣萍一樣，他並非正式入學的學生，只是旁聽生，又來自異域他鄉，他平靜寡言的性格，也讓他難以融入任何一個組織之中。他只能將滿腔義憤積壓在心中，直到7月8日，才在“痛飲了一瓶白蘭地以後”，噴吐在紙上，成就了一首題為《戰》的短詩：
“陌巷與街衢，遍是高官大面者的蹄跡，肅殺嚴刻的兵威，利於三冬刺骨的飛雪！真正的男兒呀，醒來罷……古今武具，羅列在面前，天上的惡魔與神兵，也齊來助人類戰，戰！
火花如流電，血泛如洪泉……未來子孫們的福蔭之宅，就築在明月所清照的湖邊。”
《戰》在後來成為了趙平復的代表作，但在當時這首詩卻無從發表，讀者也僅有他的幾個朋友。像當時許多文學青年一樣，他也已經有了自己的筆名“柔石”。
柔石像。
但這個名字，連同他的作品似乎也不受到世人註意，他親自設計編校的小說《瘋人》，銷路不佳，只收到了不滿五元錢的報酬。比起靈感女神，貧窮更加慷慨，像眷顧那些文學青年同誌一樣來時時眷顧他。“囊中時空”，有時竟窘困到“沒有早餐的錢”。
這段窘困的北京生活，被柔石寫進了又一部無從發表的小說《C君之死》中。C君晨間起來，沒有銅子買早點，腹中空空地去見他的朋友P君，卻看到對方同樣身無分文，連吃的食物都從店主那裏賒欠得來。房東也雪上加霜，向他催逼房租。饑寒交迫的C君認定個人不幸的根源，是社會的黑暗：
“社會所需要的，是虛偽，是諂媚，是欺詐，是淩侮，是自欺欺人，是以暴易暴，什麼美呀，喜呀，戀愛呀，幸福呀，都是戲劇上的白臉和小醜！他們一邊用高壓的手，壓制誰有光明的願望，一邊又用背後的手，指示你向無聊和黑暗進行。”
面對這個將他推向絕地的社會，他“手裏只想抓一顆炸彈，痛擲在身前，搗毀了眼前的一切。”但他最終“沒有這種的力”，無法毀滅這黑暗的社會，於是只能毀滅自己。小說中這位以自殺告終的C君，就是柔石本名趙平復（Chao Buifw）的首字母縮寫。
既然在小說中已經將自己殺死一次，那麼在現實中，柔石就多了一重活下去的理由。而在之後的幾篇小說中，柔石會不斷化身為其中的主人公，一次次地把自己逼到死亡的絕境。《人間喜劇》中的主人公“病者”在貧病交加中“身臨前線的衝鋒”而自我毀滅，青年們要用“淚來洗凈他的屍身”。他唯一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的主人公朱勝瑀在失業後，同樣痛恨著汙濁的社會，最後服毒自盡。
柔石是否真的如此執迷於自戕？答案是也不是。青年自戕一種文學主題在20世紀初的中國相當盛行。自戕被認為是用個人的死亡來反抗社會的不公，是一種自我犧牲。當然前提是它必須表現出對社會的強烈控訴。廬隱的行銷一時的名作《或人的悲哀》就是因為找不到人生和社會的意義而赴水自戕。郁達夫熱銷一時的名著《沈淪》，也描寫了一位“病的青年”，因為飽受物質的貧苦和精神的苦悶，最終蹈海自沈，在臨死前，他高喊道：“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沈淪》中自戕青年的激亢的遺言，吐露出了上世紀20年代流行一時的自戕文學的意義。如果僅僅將它解釋為一種時代的文學現象，低估了其中的時代意義。被五四新文化運動震醒的一代青年，環視四周，卻發現自己身處一幢絕無窗戶的鐵屋子當中，慷慨激昂的朝氣為禁錮的環境而感到窒悶，為漫無止境的黑暗而感到憤慨。他們渴望用雙手毀壞這黑暗的鐵屋，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武器去砸開一個窗戶。
當他們奮力吶喊，企圖喚醒更多的人，凝聚更大的力量，卻被指責是攪擾了他人的太平清夢。渺小的肉身，卻無法容納下一顆壯誌雄心。他只能用自我犧牲來獲得更多的註意，這也是他的內心最後的呼號。
因此，柔石這些以自殺和死亡為題的小說與詩歌，與其說是自殺，毋寧說是自剖。他的肉體需要活著應對這個黑暗不公的社會，但他的靈魂卻可以在小說中徹底剖開，吐露真心。固然柔石是在用小說中虛構的書寫來代替現實中的行動，但其中蘊含的精神上的苦悶、焦慮與絕望，卻真實不虛。與這些自戕為題的文字相比，他的《戰》卻體現出內心鬥誌昂揚的一面，盡管這一面同樣無法在現實中踐行，但這同樣是他內心的寫照。
因絕望而死，因戰鬥而生，柔石自我解剖袒露的內心，看似分裂，實則卻是這一代“00後”青年們內心的真實寫照。面對劇變的社會和五卅血案之後席卷而來的大革命的狂潮，每個涉身家國時世中的青年人，都難以逃脫在兩者之間進行抉擇，端看考驗的時刻來臨時，他內心的天平究竟會倒向哪一方。
現實比小說中的情節更加復雜。絕望未必會引向死亡，也可能引向墮落；同樣，帶著希望去戰鬥未必就是踏上活路，那些挺身迎戰之人，更有可能成為槍彈射中的靶子，希望的戰場成了他的死地。
“四一二”事變現場
1927年4月12日，考驗的時刻終於降臨。效忠蔣介石的軍隊與武裝勢力和上海當地幫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中共領導下的工人糾察隊繳械，進行清黨。手段之殘酷令人膽寒發指。一位目擊者描述道：
“槍彈從馬路兩面向厚結的人群密集射去。男男女女和小孩哭喊連天倒臥泥濘中。人群四散狂逃。機關槍尚繼續射擊逃亡的工人。泥濘的雨水註入馬路凹轍，均成血河。待機而動的小步隊從鄰近的弄堂中衝出，用刺刀向人群中亂刺，揮動步槍槍托和大刀亂打。”
上海被驚呆了。重傷的人倒臥在街道上，無人敢上前搭救，只能無助等死。“八輛以上的卡車滿載死屍”離開後，軍警用高壓水龍頭衝洗了遍地血痕。最保守的估計，當天死亡人數也超過三百名，而更駭人聽聞的估算，死亡人數則達到五千人。
同月，奉系軍閥張作霖占據的北京，也對共產黨人進行清洗，軍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將藏匿其中的中共黨人一網打盡，其中就包括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草草成立的特別法庭以從蘇聯大使館查抄的文件為證據，指控李大釗長期與蘇聯勾結，接受蘇聯經費，“蓄意暴動”，陰謀“擾亂北方”。最終以“勾結外國人或附從陰謀意圖紊亂國憲及煽惑內亂”的罪名，李大釗等人均處以絞刑。
與李大釗同享盛名的另一位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則犧牲了自己的長子陳延年。這名29歲的青年被處決，竟然引起了昔日辛亥革命元老吳稚暉的拍手叫好，親自給負責處刑的劊子手拍發賀電：“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最令人齒冷的是，陳延年是當年他曾贊譽有加的學生，陳獨秀也是他共事多年的朋友。而如今，卻因為政見不合，卻走向分裂，不惜痛下辣手。
在陳延年殉難後，吳稚暉仍不忘繼續給這位青年和他的父親陳獨秀大加汙蔑，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吳稚暉嘲諷陳氏父子的外貌“就是穿了一件漂亮的紡綢長衫，人家也還要說他是小偷”，汙蔑陳獨秀吃鴉片煙。他更指控陳獨秀和陳延年、陳喬年都是收受蘇俄資金的“盧布黨”：“靠俄國做什麼呢？你們不知道，他們要做盧布黨呀！如果他們做盧布黨成了功，陳獨秀就不是要做中國的俄皇帝了麼？不是的，他做得成也不過是俄國的奴才罷了”，是一幫用國外的“馬克斯牛克斯主義”謀害三民主義革命的無恥罪人。
《覺醒年代》第39集中，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走上刑場的一刻。這一年，他只有29歲。他的弟弟陳喬年，於次年被捕殉難。
吳稚暉的行徑，無異於是站在青年的屍骸上跳舞。昔日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國民黨，如今卻壟斷革命之名，對起而反抗它的新一代青年革命者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肆行殺戮，這不能不說是個殘酷的諷刺。革命，這一除舊布新的名詞，就這樣被輕易玩弄於鼓掌之中，成為清除異己的下作工具。就像魯迅在寫於1927年9月的《小雜感》中所譏諷的那樣：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更令人駭異的是，當年國民黨人在發動革命時，因告密舉發而橫遭官廳捕殺，損失慘重，如今，他們卻將同樣的卑劣手段用在清洗共產黨上。清黨高潮時刻，魯迅正在漩渦的中心之一廣州，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熟悉的學生，因為政治派別和見解不同，而被另一派學生帶著荷槍實彈的軍警開進宿舍，告發抓捕自己的同學。
“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4月15日，魯迅因中山大學營救被捕學生無效，宣布辭職。這一天，日本《新潮》雜誌記者山上正義來拜訪魯迅時，註意到了一個色彩濃重的細節——就在魯迅居所靠窗外的電線桿上，貼著很多清黨的標語，但在這些新鮮出爐的、濕漉漉的標語下邊，是“還沒有徹底被剝光而殘留下的幾天前新貼的‘聯共容共是總理的遺囑’，‘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等意義完全相反的標語”。魯迅對此的評論使山上感到“一種近乎冷峻、陰暗和絕望的東西。我只有默默地聽著，而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
9月27日，魯迅離開廣州，乘船前赴上海。直到三年後，魯迅提及這段經歷時，仍然心有余恨：“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
這一年的9月4日，魯迅給一位名叫時有恒的讀者的信中，如此寫道：
“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殷夫照片，這也是目前他留存於世的惟一的照片。
在這些被青年告發出賣給官府的青年人中，有一個名叫徐白的青年。他只有17歲，但已經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以“殷夫”的筆名為人所知。
他也是一名參與鼓動宣傳事業有年的青年革命者，在革命經歷上比他的同齡人，甚至比像柔石這樣的兄長，都更加早熟。1927年4月3日，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他如此闡述自己的革命觀：
“革命的人往往易犯一種毛病，就是在壓迫下的時候，是很革命的、很積極的，前進的。而待壓迫稍松的時候，就要開倒車了。”
10天後，殷夫因中學裏一名“獐頭的小人”告密被捕，告密者“鼓著勝利的口音”，對抓捕他的人連連告發：
“這，是，是，這人就是，他是黨徒，很有名，我們搜過他的箱篋，得到了很多的物證。”
面對考驗時刻，有的人選擇告發他人以求活，而有的人，則選擇帶著理想的希望奔赴註定死亡的戰場。長達三個月的牢獄生涯，讓這位青年詩人有充分的時間做好為革命赴死的準備。在孤寂中，他等待著死神的到來：
“要是我離去了我殘破的生命，
朋友，我將閉著我幹燥的眼睛，
我失了一切一切的知覺，說不定唇邊望著淺淺的笑痕！
……
你們以為我是可恥嗎？
你們說我反革命？
你們用嘲笑得意的眼光，來向我身上死釘？
——別了，親愛的同學！
還有句話，牢記在心，
千萬別學了少數的敗類，中國須要真正的真正的革命！”
殷夫詩集《孩兒塔》手稿，署名“白莽”。
這一次，死神只是在他的頭頂盤旋了數日，他活了下來。將他保釋出獄的，是他的兄長徐培根，一位國民黨軍隊的年輕俊傑，前途無量。這樣一位兄長，竟然有一位因加入共產黨而入獄的弟弟，不能不說讓他擔負了巨大的風險。當他從清黨的屠殺狂潮中把弟弟從死神的鐮刀下奪回來時，他心裏非常清楚，弟弟踏上這條路無異於是在自尋死路。他以大哥的權威規勸、恫嚇、威脅，好言相勸願意將殷夫送到德國去留學，甚至將殷夫軟禁在家中——他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讓他的弟弟能在這個混亂汙濁的世界上平安地活下來。因為他不知道，如果他的弟弟再有下一次入獄，他是否還能成功地將他拯救出來。
但在殷夫眼中，哥哥強加的善意等同於是對他的惡意，兄長既然選擇站在屠殺革命者的國民黨反動派一邊，那麼家庭的紛爭就理應被視作革命階級鬥爭的延伸。哥哥所擔心的弟弟入獄甚至是死亡，在他眼中卻是踏上了榮耀之路——這是他作為革命者的英雄主義。作為革命的英雄，他必定要反抗一切在他眼中視為壓迫和不合理的威權，哪怕這威權是來自關愛他的親愛的哥哥。1929年4月12日，或者應該說是他入獄兩周年紀念日，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別了，哥哥》：
“別了，我最親愛的哥哥，
你的來函促成了我的決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後的手，
再獨立地向前途踏進。
二十年來手足的愛與憐，
二十年來的保護和撫養，
請在這最後的一滴淚水裏，
收回吧，作為噩夢一場。”
這是一場痛苦的告別，它意味著殷夫自己親手割斷親情的線，但他卻並沒有成為無線的風箏，因為他找到了“永久的真理”，這“真理和憤怒使他強硬”，讓他甘願“犧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紙糊的高帽”。在這首詩的最末，他寫道：
“再見的機會是在，
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
殷夫真的會向他的哥哥開火嗎？這究竟是一個20歲青年一時的狂妄和任性，還是真的為了內心的革命信念而狠心割舍了親情，抑或有更深的原因？
仔細閱讀殷夫的詩歌就會發現，盡管革命的激情之火在他的胸中燃燒，但並未熔化他內心的最澄澈和天真的人性。在他給哥哥寫下那封貌似冰冷的告別詩之前數月，他曾寫過一篇《我還在異鄉》：
“久忘的故家，殘白，破戶，和月季花；
薄雲，帆般的飛，塊。
古紅的床兒，睡過哥姊，母親，爸爸。
頂上的花飭已，已歪。
誰家，呀？”
最後的疑問句，尤其有一種迷人的稚趣，他用孩子般澄澈的眸子觀察事物，他看到“草叢上露珠閃金，旋舞著金的，綠的，紅的蒼蠅。幹草堆兒，母雞樣，慈和地擁我晡過冬陽。”即使是那些用以鼓動革命情緒的“革命鼓動詩”，也時時可見他率真的一面。在描述革命者密謀次日發起暴動的會議的一首詩中，他在高亢地喊出“明日呢，這是另一日了，我們將要叫了！我們將要跳了！”之後，寫道：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很難想象這樣一位澄澈、率真的青年詩人，會真的假革命之名斬斷內心中與人性相連的溫暖親情，那麼他向哥哥的告別，或許有另一個更合理的解釋：他深知自己踏上道路的艱困與危險，更深知處在危險中的不止自己，深知還會牽連到自己的家人，包括對他疼愛有加的兄長。弟弟是個共產黨人必然會影響到他的仕途順遂。因此他必須要斬斷與家人的聯系。
他的那首《別了，哥哥》，既是對自己篤定真理的堅持，也是為與他選擇不同道路的哥哥寫下一份必要時可以聲明與自己斷絕關系的護身符。一個重要的證據是，他從未企圖說服哥哥改變其所認同的理念，他只是選擇離開家庭，而且是帶著無限的眷念離家，漂泊異鄉。
1928年8月，殷夫第二次被捕入獄。
“被關進牢監裏去了”，麥綏萊勒作《一個人的受難》，魯迅藏。
監獄，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義，那裏被認為是試煉革命者真偽成色的終極試驗場。監獄的條件越是殘酷，刑訊越是殘忍，越能彰顯出革命者高尚的品格和堅貞的意誌。如果他經受考驗，終得生還，那麼他的革命意誌將不容置疑，即使他不幸死於獄中，或是殞命刑場，他的靈魂也將升華，成為鼓舞後世敬仰追隨的英烈榜樣。
但這裏有個至關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被推入監獄之前，沒人能逆料到自己在裏面是否能堅守一名革命者理應擁有的不屈意誌。他們只能通過想象來說服自己對革命的自信。譬如在自己的作品中想象主人公身陷監獄的情景。
胡也頻曾經寫過一首題為《死獄之中》的短詩，想象自己身處“不知春去秋來”的死獄之中，“沈默著如沈默的棺裏的骷髏”，那裏飽受折磨的囚徒，唯有“瓦縫的一線陽光，怯怯地來到冷墻角底，探望那癟瘦的雙腳”，他也提到了“禁卒的叱咤，巡官的冷笑”，但這些都是文學作品裏司空見慣的氛圍塑造。柔石也曾寫過一篇簡短的小說《夜底怪眼》，虛構了一座有如監獄一般“殺然無聲，比荒涼的原始曠野還要沈寂”的大城，一男一女兩個青年，“如綿羊一般地綁在兩條木樁上，慘淡的月光照見他們底臉上已沒有一分的血色”。他們被槍決，遺體被拋入大海，他們的家人昏倒在血泊中，“簡直要舐完那與她們有關系的將凝結的汙血似的”——這場景不能不說既可怖，又悲戚，但這同樣只是想象的造物。
殷夫是唯一親身坐過監獄的人。反倒是他描述監獄場景的小說《監房的一夜》寫得最平實質樸，幾乎沒有使用過多的辭藻雕琢，仿佛只是在平靜地告訴讀者自己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但卻比前兩者踵事增華的文字更具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尤其是在小說的最末，他聽到兩名他誠心善待的囚犯，在背地裏議論他，說“他對我們好，那是玩玩，消遣而已，何嘗真同情我們呢？”這是完全無法僅憑空想杜撰出的情節，也是無法捏造的心理反應：
“我聽了，眼淚不禁流下頰來，提起勇氣來，向下一鉆，耳邊除了洪洪的聲音，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作為一個奇異的巧合，1929年春天，殷夫第二次被捕出獄之後，撰寫了一首題為《夢中的龍華》的短詩，在詩中，他痛斥上海是“吃人”的城市，“馬路上揚著屍屍的泥塵，每顆塵屑都曾把人血吸飲”，只有“莊嚴偉麗的龍華塔，日夜纏繞著我的靈魂”：
“呵，龍華塔，龍華塔，
想你的紅磚映著天白，
嬈嬌的桃枝襯你孤拔，
多少卑怯者由你頂上自殺，
白雲看著你返顧顫驚，
雷神們迅速地鼓著狂聲，
電的閃刃圍繞你的粗頸，
雨般的血要把你淋，淋……”
1931年1月17日，殷夫、柔石、胡也頻和另外20名中共黨員遭人告密舉發，被租界巡捕房逮捕，旋即被解送到淞滬警備司令部，那裏，正是以桃花聞名的龍華塔的所在。
一名叫柴穎堂的獄友，記下了這些文學青年革命者們在監獄中最後時日。柔石是個矮個子，“三十多歲，瘦瘦的面孔，黑而帶卷的頭發遮住耳朵，鼻梁上架著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走路很穩重，盡管他剛開始不習慣牢獄生活，常常需要人幫忙，才能把棉褲從腳鐐裏脫下來，但他總是一副無憂無慮，非常坦然的神情，對這位獄友說：“到監獄裏來體驗生活也不錯”。
柴穎堂回憶柔石在獄中聽他講述同誌的英雄事跡，插圖出自柴穎堂口述，盧漢華插圖《黑夜裏灑下的種子：柔石、歐陽立安等同誌就義前後》，見萬正著：《革命故事：不朽的共產主義戰士》。
柔石很少談論自己的事情，但在他從獄中遞出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且跟殷夫兄學德文”，並且期望收信的馮雪峰將這件事轉告給“大先生”魯迅。這是關於殷夫在獄中情況的唯一記述。除此之外，沒有人記錄下這個22歲的青年獄中的狀態究竟如何。關於殷夫的最後一面，是1月19日公共租界開庭審判時，柔石的朋友林淡秋坐在旁聽席上遠遠看到柔石、殷夫等五個青年作家被先後押上法庭，他們“個個蓬頭垢面，有的穿西裝，有的穿長袍。殷夫穿的是長袍，柔石是穿西裝的，近視眼鏡不知哪裏去了。大家的臉上都有浮腫，浮腫得最厲害的是馮鏗”。審訊只是一瞬，“簡直還沒聽清楚什麼，審問就結束了”。
胡也頻自從進入監獄，就不再允許家屬見面，他的妻子丁玲和好友沈從文前往探監時，只在軍警押送犯人的一瞬間瞥見了胡也頻，出乎意料地，胡也頻揚起手銬的雙手向他們致意，但很快就被推手了。丁玲回過頭對沈從文說：
“是他，是他，他很快樂，很雄，還是一匹豹子。”
與他同監的獄友，只記下了他的一個細節，當一筆錢被送到牢中，大家商量該如何分配使用時，胡也頻提議找一個理發匠來理一次頭發：“就義時給反動派拍起照來亦可威武一點。”
遺憾的是，那天並沒有照相機。1931年2月7日，晚10點。被捕的24個人突然被叫起來，他們被告知將要坐最後一班火車解送到南京去。或許是預感到了什麼，柔石將自己的一件襯衫和獄中所寫的文章，托付給了柴穎堂。然後離開了監牢。
數刻之後，前院突然響起了一片嘈雜聲，此起彼伏的歌聲和口號響了起來，盡管這聲音穿過厚重的墻壁，只剩下沈悶的余響。沙啞的喊聲逐漸遠去，突然之間，一陣雜亂的槍聲響起，監獄裏的人剎時停止了動作。充塞在心肺間的沈默，直到最後一聲槍響被夜色吸走。
壓抑而長久的黑暗中，只剩下低低的、隱隱的啜泣。
魯迅藏版畫，麥綏萊勒作《一個人的受難》，“他站著，等候著兵們的開槍！”
“一些粗手腳漢子為把那五個屍身一起擡到郊外荒地，拋在業已在早一天掘就因夜雨積有泥水的大坑裏，胡亂加上一點土，略不回顧地扛了繩杠到衙門去領賞，盡其慢慢腐爛去了。”
當沈從文在1929年的冬天寫下這段話時，他或許並未想到，這篇題為《菜園》的小說，會成為一個讖語，兆示著他的好友胡也頻在兩年後的命運。盡管《菜園》的主人公玉家少爺性情像極了他熟識的也頻，“年青人心地潔白如鴿子毛”，最後也同也頻一樣被槍殺處決。但小說裏的玉家少爺終歸是念了北大，而也頻卻因為清貧只能側身教室後面，當一名免費而靦腆的旁聽生。
沈從文筆下玉家少爺之死，如他一慣的文字一般簡約如未敷色設彩的白描，但1931年2月7日晚上的那場集體處決，其慘酷卻遠超沈從文的想象。他的好友胡也頻和柔石、殷夫以及其他21名同誌的遺體，橫陳在刑場上，直到次日下午。監獄當局才用刺刀抵著幾名囚犯用鐵錘敲掉屍體身上的鐵鐐。眼前的情景，讓這些受慣折磨、見慣酷刑的囚犯也四肢無力：
“幾十個同誌都橫七豎八赤條條地躺在那裏。柔石同誌的頭與胸部連中十彈，胡也頻同誌身中三彈，全身血肉模糊，楊國華同誌頭上的鴨舌帽，腳上的皮鞋，襪子全都不見了。他的身子撲在柔石的胸脯上”。
囚犯們在刺刀的威逼下敲下了遺體上的腳鐐，把他們擡上卡車，憲兵用一塊簡單的油布蓋上屍體，就不知把他們運到什麼地方掩埋了。
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舞臺上，最悲愴的一幕，莫過於革命總要獻上他最純真、最熱情，最富於理想的兒女作為犧牲，以鋪就通往理想的道路。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總是橫亙著一片血海，血海中翻騰的，正是青年人赤誠的熱血，後來者唯有踏著前驅屍骸壘築的橋梁，才能通往彼岸。對黨來說，他們是甘願犧牲自我，為黨捐軀的烈士，他們用壯烈的死亡怒斥了敵人的惡行，向世人揭穿了敵人鎮壓的殘暴，用自己視死如歸的節操榮耀了黨的形象，用自己的慷慨赴死，鼓舞了後來者源源不斷為黨提供新鮮的血液。
然而，對他們的至親至愛來說，他們是母親的兒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兒女的父親，也是師長心愛的學生。1933年2月17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
“下午雨。柔石於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記念。”
就在這天晚上，他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
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手稿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然而，他得到的只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他記得殷夫，也叫白莽，在1929年的夏天，他打開門時，看到他“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直到此時，他才知道眼前這個二十幾歲的青年，是一個革命者。他從殷夫留下的一本《彼得斐詩集》中，找到了一首他親筆寫下的四行譯文：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他沒有想到，這個青年竟用自己的生命去踐行了這首詩的真諦。
他也記得自己“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柔石的“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他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這些責備他的朋友中，是否就有後來出賣他的那個人呢？但也不知道，魯迅“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魯迅選的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畫《犧牲》，為了記念柔石。
記憶之所以是記憶，就是因為它只是曾經存在過的浮光掠影，再多的記憶，也無法重塑那一天的那個人，它只是一個活生生的影像，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模糊，就像褪色的照片，老化的紙張，終歸會落入遺忘的深淵。但總有些生命，是不能平白雕零的，在它燃盡生命的力量去釋放光芒的那一刻，或許就已註定了它必將不朽，哪怕只是成為一幅畫像，一個符號，一個傳說，一個名字。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夜正長，路也正長，就讓我們擎著火把，穿過長夜，去尋找明天曙光吧
黃新波版刻，魯迅藏
撰文｜李夏恩
編輯｜王青 李陽 李永博
校對｜趙琳、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