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日，尋親者在杭州“六一”打拐防拐公益尋親活動現場留下血樣進行DNA鑒定。 （視覺中國/圖）
第三次抽血樣之前，成都父親楊航有些猶豫了。
從1998年起，他和妻子三次抽血樣，有公安機關找上門來，也有他自己主動要求抽取。
楊航已經60歲，他丟了的孩子25歲。
“跟你差不多大，”他在詢問南方周末記者年齡後說道。
2020年底，成都警方通知他需要再抽一次血樣——上一次是10年前，他看到湖南第一例DNA盲比成功的報道後，主動找警方再抽一次血。
“我有一種預感，這次很可能會比中，”楊航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種預感令他有些踟躕，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一個25歲的，可能操著異鄉口音的孩子。
楊航的預感，隨著2021年“團圓”行動頻頻見報，找回失蹤兒童數字不斷刷新，愈發強烈起來。
然而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公安部刑偵局其實有兩個“團圓”。
一個是2016年上線的“團圓”系統，另一個是2021年啟動的“團圓”行動。
前者通過互聯網信息推送，試圖在數十個小時內找到新近失蹤的孩子；後者則借助於打拐DNA系統等技術手段，致力於破獲數十年來的拐賣積案。作為破獲積案的重要手段，今年起，“滴血認親”功能也被加入到“團圓”系統。
“團圓”系統的實時數據顯示，上線五年來，該系統共計找回新近失蹤兒童4781名，找回率達98%。
而在“團圓”行動方面，截至7月13日，公安機關在半年間共找回2609名歷年失蹤兒童，時間跨度最長的達61年。
相較於數以十萬計的DNA采集量，“團圓”行動找回率看似並不高，但與歷史戰績相比，“團圓”行動已顯示出技術的巨大進步——在2009年建立聯網打拐DNA數據庫後的十年內，公安機關通過DNA比對僅找回歷年失蹤兒童6100余名。
過去十多年裏，人們時不時地領略這套科技系統帶來的奇跡，隨著系統疊代，奇跡發生的頻率日益增高，演變為概率事件。至於系統的“參與者”們，人生方向多年前被意外改變，未來可能二度改變，這也令他們有些仿徨。
2021年7月11日，山東聊城，郭振與親屬相認現場，母親倒在他懷裏痛哭，畫面後方，現場警員也不禁落淚。 （公安部供圖/圖）
人像與DNA雙管齊下7月13日，公安部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電影《失孤》原型一案告破的情況，同時將“團圓”行動找回兒童數量更新為2609名。
上一次公布是在6月8日，數字為1737名——短短一個月內，又有近九百名歷年失蹤兒童被找到。
飛增的數字與公安部組織的一次會戰有關。5月1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69名刑事技術專家聚集在千佛山下的山東警察學院，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團圓”行動刑事技術比對會戰。
6月8日，會戰進行到最後階段，公安部刑偵局刑事技術處處長牛勇欣喜地告訴媒體：“目前會戰已經比中確認470名，此外還向各地下發了四百多條待確認的線索，一旦被確認，將又有一批兒童被比中。”
“這些專家不光懂技術，而且會分析研判，在會戰交流中總結出了好的技戰法，”牛勇介紹，“470人的數字看著不大，但含金量非常高，因為會戰攻堅的都是多年來難啃的骨頭，某一省份單獨工作很難突破。”
此次會戰首次將人像比對技術和DNA比對技術融合使用，專門研發了“團圓行動技術比對會戰平臺”，導入全國性的DNA數據和人像大數據。
譬如一名1996年在廣東東莞被拐的湖北黃岡籍5歲兒童。此次會戰中，專家們對孩子4歲時的模糊照片進行清晰化處理，在大數據系統裏比對出兩百多個人像，再經過一系列排查，最終尋找到目標。
事實上，此前也有失蹤兒童積案是依靠人像數據破獲。2019年，廣東揭陽警方曾通過哥哥的相片比對出被拐的弟弟。
辦案民警朱國生曾在央視尋人節目《等著我》介紹，在一次走訪聊天中，受害人家屬稱被拐的弟弟與其哥哥長相相似，警方便使用哥哥的近照在智慧新警務系統中進行比對。
比對結果中出現了幾個相似度高於90%的目標，其中一個就在揭陽市下轄的漁湖鎮，距離被拐兒童家所在的白塔鎮僅二十多公裏。經過走訪調查和DNA檢測，結果證實該目標確系被拐二十余年的弟弟——節目現場，主持人也感嘆稱哥哥與弟弟的確太像了。
福建省一位刑偵技術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廣東省這一案例曾在打拐系統內通報學習過，其特點在於使用哥哥現在的照片去匹配現在的弟弟，相當於用成人找成人，這種方法比較適合公安智慧新警務系統的數據特點。
智慧新警務系統是公安部門近年來建立的警務大數據系統，涵蓋大量圖像和視頻數據，但由於采集時間較近，很難對十幾年前的老照片進行比對。
但並非所有被拐兒童都有同胞兄弟，打拐民警更常面臨的局面是——用一張繈褓中的照片去找長大後的孩子，需要“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
2021年7月，尋子24年後，郭剛堂終於找回了兒子郭振。圖為2010年6月5日，尋子13年的郭剛堂到了貴陽。 （視覺中國/圖）
跨年齡人臉識別這項由科技企業開發的技術，最初用於打拐是在2018年，四川省最大的一起兒童拐賣案。
2014年4月至6月，四川發生了三起兒童失蹤被拐案，被拐的都是三歲左右的男孩。
警方借助監控迅速鎖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據其交代，被拐兒童均被賣往廣東汕頭，此外他還在2008年至2010年間拐賣了另外10名兒童。與日後廣受關註的申軍良尋子案類似，該案負責尋找買家的女性中間人成謎，致使積案難破。
而2014年9月，辦案民警在廣東找到前述3名被拐兒童時，這些被拐僅幾個月的孩子都說著流利的潮汕話，對親生父母也印象模糊，令負責此案的四川省公安廳刑偵局打拐處處長蔣曉玲大為震驚。
為了找到另外10名被拐兒童，刑警學院的專家根據被拐孩子三四歲時的照片，畫出孩子七八歲的樣子，蔣曉玲和民警帶著這些畫像去廣東，用肉眼比對十幾萬張當地孩子的照片，篩選出三百多名疑似被拐兒童，用辦案民警的話說，“眼睛都快看瞎了”。
警方組織被拐兒童家長辨認這些疑似照片，“時間跨度這麼長，很多父母都認不出自己的孩子了”。蔣曉玲後來回憶，當時她心中便做了最壞的打算——最終的DNA比對結果顯示，一例都沒有成功。
直至2017年底，時任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在一家科技公司調研時得知，對方在開發跨年齡人像識別技術，便將技術團隊轉介給了四川打拐處。
2018年春節期間，該技術團隊給每個被拐兒童找出了50名相似的人，辦案民警根據這些線索進一步走訪研判，第一批找到了4名被拐兒童，其中3個都是比對結果相似度最高的目標。
“真的，這個技術是非常的強大。”蔣曉玲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效果超出了民警和技術團隊的預期。目前，該案中10名被拐兒童，四川警方已找回7名。
前述福建省刑偵技術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四川這起案件找到的都是丟失十年以內的孩子，對這項技術來說，孩子丟失年齡越小，丟失時間越長，找尋難度越大，但近年也逐漸出現丟失時間更長的案例。
前述《失孤》原型郭剛堂案中，郭振丟失時僅2歲5個月，時隔24年後，專家正是在2021年5月的濟南會戰期間，通過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發現了線索。
“跨年齡人像比對是最近才探索出來的技術，盡管不完全成熟，但輔以其他技術手段，還是有希望找到孩子。”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童碧山在介紹郭剛堂案案情時表示，該案是從照片入手，縮小偵查範圍，劃定偵查方向，經過DNA比對，確認找到了郭振。
把以前丟的孩子找回來“歷史的東西擺在那兒，你不能視而不見，不能回避，到什麼時候刑偵幹警都不會放棄。”2021年1月，公安部啟動“團圓”行動時，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劉忠義這樣說。
事實上，2019年四川警方依靠新技術突破前述積案後，時任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就首次公開表態稱，“下一步我們要力爭把以前丟的孩子都找回來。”
除了技術日趨成熟的因素之外，公安部的底氣來自日益趨零的新發案數。2019年，全國新發盜搶兒童案已低於20起，且基本實現快偵快破，日益完備的打拐DNA數據庫，只能在積案中覓得用武之地。
這是一個已經經歷二十余年建設的數據庫。
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信息化處處長劉冰參與了前述濟南會戰，他在6月8日舉行的認親儀式山東主會場上介紹，公安部從2000年就開始將DNA技術和數據庫技術結合運用於打拐，當時數據無法聯網，且檢測的DNA位點只有9個。
2007年，打拐辦成立。在此之前，全國曾組織過四次打拐專項行動，但一直沒有固定的部門和機制，每年新發案數較1990年代有所下降，但仍高達近千起。公安機關只能通過打擊拐賣團夥，找回失蹤被拐兒童。
兩年後，聯網的打拐DNA數據庫建立了。建立之初，DNA檢測可以檢測到18個位點以上，隨著儀器和檢測試劑進步，如今的要求達到29個位點以上。
早年采血獲得的DNA位點較少，比對結果會過於寬泛——一份樣本可能會比對出成百上千條結果。隨著位點增多，識別的準確率也更高。
在“團圓”行動的前三個月裏，公安機關清理了現有數據庫，重新采集、擴充血樣數量。數據顯示，“團圓”行動找到的失蹤被拐兒童中，約50%是基於2021年新采集到的DNA數據比對成功的。
DNA提取技術的進步也為偵查提供了新思路。
多年來，由於被拐兒童的DNA難以獲取，打拐民警都是采用父母雙方的DNA去比對孩子的DNA。會戰專家組成員劉峰在《等著我》節目上介紹，現在可以通過人體組織、毛發等微量物品提取DNA，如果家長能提供孩子用過的衣服、牙刷等物品，就有可能提取到孩子自身的DNA，這樣可以更精確、更快速地實現“一對一”比對。
此外，微量提取技術還被用於失蹤兒童父母去世的情況。2021年3月，新疆警方就在一塊手表上提取到了DNA信息，並成功找到了丟失44年的孩子。手表的主人是一位母親，17年前已去世。
“目前，我國的DNA檢測技術和數據庫建設處於世界一流，檢驗的方法穩定可靠，檢驗結果精準高效，”童碧山在焦點訪談節目上表示，“下一步將部署全國各地的刑事技術部門，盡最大的可能去采集、檢驗失蹤被拐兒童及父母的血樣。”
被迫離鄉的打拐員任何先進偵查技術都需要以豐富的一手資料為基礎，如果一方的血樣無法入庫，再強大的DNA數據庫也難以發揮作用。
千佛山下的專家比對會戰室外，上萬名基層民警需要廣泛宣傳“滴血認親”活動，摸查可能的失蹤被拐兒童，福建三明民警賀峰（化名）就是其中一員。
“這些年明顯感覺入戶摸查更困難了。”賀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早年被收養的孩子大多已離開家鄉，鄉親大多不願再提供收養家庭線索，基層曾經依靠的計生打拐信息員也逐漸雕零。
作為拐賣高發省份之一，福建省在2013年建立計生打拐信息員機制，每村設立一名信息員，每鄉設立一名聯絡員，由人口計生部門管理員擔任，配合公安部門搜集涉拐線索。
賀峰回憶，當時計生隊伍還非常強大，警方在打拐員的協助下，清理出一大批來歷不明兒童，一批收養家庭為了給孩子辦理戶口，也配合采集了血樣。
福建省公安廳相關負責人在2013年披露的數據為：“近年來，福建在全國打拐DNA數據庫錄入來歷不明和疑似被拐兒童信息12萬條，采集血樣11.9萬份，檢驗入庫DNA信息8.12萬份，從中直接發現確認被拐兒童超過400人，位居全國第一。”
讓計生員兼任打拐員，源於福建省建立的反拐聯席機制，將計生人員作為打拐民警延伸的偵查觸角。
成為打拐員之前，敏姐（化名）從2004年起從事計生工作，協助計生部門摸查村裏的信息，2015年隨子女進城後卸任。時隔多年，敏姐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當時進城也是托詞，這份工作在我們鄉下太得罪人了。”
剛工作時，計生工作相對寬松，敏姐的任務主要是宣傳政策和催繳社會撫養費，難度並不大。直至2013年夏天，上級要求計生員們協助搜集涉拐線索。
敏姐所在的村莊有五百多戶人家，她出生於1960年代，完整地經歷過“收養”高潮——大約是1990年至2005年間，幾乎每年都會有人家突然多個孩子。
在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閩西農村，鄉親們對此司空見慣，敏姐家隔壁就住著一個樂於轉介收養孩子的婦女。在敏姐上報第一批收養家庭後，這名婦女便逃到村外住了好幾個月——當年福建多地嚴打拐賣轉介網絡，使得各類拐賣利益鏈上的各方頗為恐懼。
“起初，我會找一些快上學的兒童家庭，他們的父母急於落戶上學，有的並不抗拒上報。”上報後，這些孩子可以非親屬關系落戶並入學。
孩子的血樣會被錄入全國打拐DNA數據庫，與被拐兒童父母的血樣進行比對。當時，敏姐所在村的大部分村民對此還沒什麼概念，他們大多相信，自己收養的孩子是被親生父母遺棄或出賣，不用擔心比對。
直到2014年底，一隊民警來到了村裏，該村一名14歲的男孩血樣與西部某省的父母比對成功，孩子被警方接走與親生父母相認。
至此，敏姐與鄉親的關系微妙起來，“也沒有人來打我，但感覺全村都在議論我，也有收養家庭找上門來，有的求我不要再上報，有的也說幾句威脅的話。”
2015年春節過後，敏姐便隨子女前往廈門打工，此後便鮮少回村。
這樣的故事對賀峰而言並不陌生，直到如今，他的電話幾乎被所有曾經的計生打拐信息員拉黑了。
如今，賀峰的線索主要來自對戶籍數據的分析——孩子和父母年齡相差過大的、出生時間和登記時間相隔較長的、連續生育兩胎女孩的家庭都是他關註的對象。
“團圓”行動以來，他靠這套方法找到了六個來歷不明的孩子，幾乎每月找一個，但這些孩子的血樣，目前還沒能比對出父母。
孩子的猶疑倫理的困境在大多數認親現場，人們看到的是猶疑的孩子和哭得歇斯底裏的父母，這樣的場面過後，曾經的一家人每每陷入倫理困境當中。
2010年，湖南省首次通過DNA盲比尋找到14年前被拐走的長沙男孩劉洋，該案曾被媒體廣泛報道，公眾也由此一睹打拐DNA的神力。
劉洋是在1997年1月，從中南工業大學（現中南大學）的校園內被拐往河北的一個村莊，他的奶奶是這所大學的退休教授，家人們給他取這個名字，則是希望他長大後留洋讀書。
2010年底與親生父母相認，彼時年僅17歲的劉洋已輟學多年，在一家餐館打工。《瀟湘晨報》的記者全程記錄下劉洋隨養母前往長沙認親的經過，在長沙的四天時間裏，親家與養家的情感撕扯令這個17歲少年情緒崩潰，也將拐賣兒童找回後的遺留問題呈現在公眾視野。
在當年報道的結尾，養母獨自踏上返程列車，劉洋打算在長沙生活一段時間。“劉洋後來有繼續讀書，如今回到養家所在的縣城從事一份體制內工作。”2021年8月23日，一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0年時，打拐DNA數據庫剛建立不久，當年入庫的兒童血樣八萬多例，但父母血樣僅一萬余例，很多父母還不知道基因庫的存在。到了本輪“團圓”行動，父母采血數已多於被拐兒童采血數，因而公安民警會在各種場合勸說猶豫的孩子主動前去驗血，讓親生父母放心，也找到自己的來處——更重要的是深挖當年的案情。
“一旦見到孩子，我肯定也會哭成那樣。”楊航的妻子說，但她還沒做好面對這一切的準備，一個月前，她夢見兒子關在監獄裏，她要走進鐵門去認親。
這個夢來自於她看到的一則新聞。自2019年起，公安機關將打拐DNA數據庫與日常檢案的DNA進行了對接，日常檢案庫中主要包括前科人員或服刑人員——在楊航妻子看到的新聞中，一對父母在監獄裏見到了被拐多年的孩子。
23年前，楊航的孩子在成昆線的列車裏失蹤，當天夜裏，火車行經攀枝花和涼山州多個車站。夫妻二人有明顯的創傷後應激反應，無法平靜地回憶失子和尋子的細節。
孩子被拐後，他們甚至迅速搬離了位於城北的家——因為距離成都火車站太近，“我看不得軌道，一看到就感到悲傷”。
楊航至今不乘坐火車，地鐵都不坐，他在孩子失蹤當年就借錢買了輛二手汽車，2008年之前，每年都要沿著成昆線跑至少兩次。
衰老侵蝕了尋子的雄心，2008年汶川地震後，他不再重復這項保留行動，轉而寄希望於日益發達的偵查技術。但當科技真的來臨時，他又不免對可能從天而降的結局感到惶恐。
2021年春天，一位年輕的民警再次打電話給楊航，催促他和妻子再取一次血樣。
“那個警察也是25歲，屬豬。”楊航習慣詢問年輕人的年齡，並對1995年生的年輕人抱有好感。
警察對楊航的猶豫有些詫異，他說，“如果能比中，說明你兒子也主動采血了，主動在找你們。”這句話觸動了楊航，掛下電話就去采血。
23年後，楊航把這項比對當成一次天意，並希望減少人為的幹擾，但卻一直沒換過手機號碼。
“你是在哪兒找到我的電話的？”采訪結束前，他問。
“尋親的貼吧，一條2007年的帖子。”
“哦，我這就去聯系管理員把帖子刪掉。”
南方周末記者 李玉樓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岍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