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羅興起於今韓國慶州一帶，4世紀時形成國家，5—6世紀達到早期新羅的鼎盛階段。近年來，慶州地區出土了大量5—6世紀具有異域風情的玻璃器、金銀器和裝飾品，器形、紋飾反映了其來源與族屬，體現了當時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互動。
玻璃器：來源多樣、種類繁多
古代的玻璃器可分為進口和國產兩類，進口玻璃主要是鈉鈣玻璃，分為羅馬玻璃、薩珊玻璃、伊斯蘭玻璃三類。
羅馬玻璃主要是指公元前1—5世紀時期，廣大羅馬帝國領域內的玻璃產品。西羅馬滅亡後、阿拉伯興起前，地中海東岸的玻璃產品，也稱羅馬玻璃。其主要特點是：成分為普通矽酸鹽玻璃（鈉鈣玻璃），與現代玻璃差別不大，質量也比較好，器皿多采用型壓、無模吹制或有模吹制。裝飾手法多樣，有攪胎、型壓、玻璃條的堆貼和磨花。器形上，在口沿和底部有一些共同特點，口沿多折卷成環狀，燒口成圓唇，或磨成平唇等方式，底部有圜底、凹底和圈足幾種，底部中心多有加工時遺留的疤痕。
薩珊玻璃是指薩珊王朝時期（224—651）伊朗高原生產的玻璃器，玻璃成分和成型工藝等都受羅馬玻璃的影響，但在器皿的器形和裝飾上卻有自己的風格。無論是用磨花工藝，還是纏貼玻璃條工藝，都喜歡在器皿的外壁裝飾出圓形飾或環形飾，這應是薩珊文化中的連珠紋在玻璃器上的反映。
伊斯蘭玻璃在工藝和器形上都直接繼承了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傳統，成分也是鈉鈣玻璃，含鉀較多，質量較好，制作方法多采用無模自由吹制成型，裝飾手法為幾何紋刻花，素面器皿也比較多。
韓國慶州出土的玻璃器數量較多，有杯、碗、瓶、盤等，主要出土於皇室貴族墓葬、佛教寺廟和塔基之中。
慶州瑞鳳冢出土的玻璃碗，紺色，直口，凸帶紋，圜底。它與中國河北景縣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廣西貴縣東漢墓出土的玻璃碗非常相似，僅在紋飾上略有區別。慶州的玻璃碗與河北景縣的玻璃碗都飾有一周弦紋，而廣西貴縣的玻璃碗則飾有三周弦紋，與印度本治裏出土的羅馬玻璃殘片一致。
慶州皇南大冢南墳出土的玻璃杯，淡綠色通明，圜底，卷沿，廣口，上大下小，玻璃網目紋，近口三分之一處飾一圈波浪紋，為羅馬玻璃系統。韓國有學者認為，其與中國遼寧朝陽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杯相似。但實際上是有差別的，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杯是玻璃的裂紋，裏外均光滑，裂紋大小稀疏不同，而不是凸起的網格紋。
慶州金玲冢出土的玻璃杯，淡綠色透明，口微侈，腹部有三排圓形凹狀紋飾，1件為圜底。其與日本橿原千冢126號墓出土的玻璃碗、韓國慶南陜川玉田墓出土的琉璃盞在紋飾上基本一致，均為圓點紋，僅圓點的大小有所不同，在器形上也有所不同。從紋飾上看，應為薩珊玻璃系統。
韓國松林寺出土的玻璃杯，圓唇，淡綠色透明，外側有3段12個環形貼飾，口外侈，圜底。內放綠色玻璃舍利瓶。與中國陜西何家村出土的凸圈紋玻璃碗、日本中倉院藏的鈷藍色玻璃杯在紋飾上基本相同，但在器形上有所區別，屬於薩珊玻璃系統。
慶州皇南大冢南墳出土的鳳首玻璃胡瓶，出土於朝鮮三國時期新羅墓葬，與日本帶柄玻璃壺（中倉69）、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胡瓶（BC.11－12）、伊朗褐色把胡瓶（BC.11－12）、中國朝陽北塔遼執壺非常相似，為伊斯蘭玻璃系統。
此外，還有一些無法判定其來源，如在韓國慶州芬皇寺石塔、皇福寺三重塔、佛國寺釋迦塔、益山郡（全北）五重石塔、南原（全北）寺名彌勒寺址都出土過的玻璃瓶。
金銀器：族屬多樣、制作精美
傳入慶州地區的金銀器主要來自歐洲的羅馬，中亞的粟特、薩珊、厭噠，以及南亞的印度等地；主要分為粟特系統、薩珊—伊斯蘭系統、羅馬—拜占庭系統。
粟特系統金銀器很有特點，壺、杯是在把的上部裝有一橢圓形指墊，指墊上常飾有精美的花紋或人物頭像；碗、盤一般做成8瓣或12瓣，底部或中心有連珠紋裝飾，內部多刻有動物圖案。薩珊系統金銀器一般飾錘鏨人物圖案。羅馬—拜占庭系統金銀器主要以高足杯為代表。
具體來說，帶把銀壺、帶把銀杯、銀長杯、八棱形等都是粟特的典型器形；橢圓、多曲瓣狀長杯是薩珊的典型器形；金銀高足杯是拜占庭的標準器形。從歐洲傳入葡萄紋，由粟特帶來單獨動物紋樣、連珠紋，隨佛教傳入摩羯紋、迦陵頻伽紋、猞猁紋、忍冬紋、蓮紋、纏枝紋、獅紋等。同時，還從西方傳入獨立人物紋。這些紋飾和器形傳入中國後，也逐漸中國化，並傳入朝鮮半島。
傳入慶州地區的粟特系統金銀器，器形以杯、碗、瓶、盤、壺等居多。如慶州皇南大冢北墳出土的銀碗，年代為5世紀。表面由蓮花紋分成上、下兩部分，刻有3角、5角、6角形紋。中間部分在龜殼紋間浮雕有獐、鳥、虎、馬、蛇、迦陵頻伽、鹿、人等圖案。器底用寶相華花葉圍繞，花心內浮雕有見於高句麗壁畫的三足鳥模樣的鳥形象。器物表面上的圖案都是經壓印後，再用鋒利的刀等工具加工而成的。從浮雕的制作方式上看，它采用的是西方金銀器的制作方法，推測是從西方傳入的。
韓國國立博物館藏金杯5件，圓口，腹弧分為6瓣，圈足。內外均鏨刻紋飾，杯口飾一周連珠紋，屬薩珊—伊斯蘭系統金銀器。連珠紋是粟特和薩珊傳統的裝飾紋飾，東晉時傳入中國，隋唐時較為流行。
韓國國立博物館藏高足銀杯，與中國內蒙古興和縣甲地古墓出土的高足金杯相似，屬羅馬—拜占庭系統金銀器。高足杯是從西方傳入的器形，卷草紋也是外來紋飾，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而流行開來的。
慶州皇南大冢北墳出土的金制高杯有3件，其中2件附瓔珞。銀制高杯2件，杯口有4組8個小孔，應為附瓔珞的，但瓔珞已脫落。這5件金銀制的高杯在器形和紋飾上，都與韓國許多地區出土的陶制高臺杯相似，有的附瓔珞，有的沒有附瓔珞，年代也大體相同，約為5—6世紀。瓔珞來源於佛教，應是隨著佛教的傳入，由當地工匠制作而成。
裝飾品：異域風情、來源成謎
韓國味鄒王陵C區4號墓出土的鑲嵌琉璃頸飾，年代為5—6世紀，在直徑約1.8厘米的藍色琉璃上，用鑲嵌技法表現了白面紅唇的4個人，藍色眼睛、彎曲的眼眉，頭上結有發髻或戴有玉冠，在人與人之間排列有鳥、雲、樹，好似一幅完整的圖畫。與在埃及亞歷山大附近發現的鑲嵌珠子非常相似。這種人臉鑲嵌的珠子，在羅馬曾經非常流行。
味鄒王陵地區還出土有裝飾寶劍，年代為5—6世紀。劍身已被腐蝕，只殘存紅瑪瑙和金制作的部分，劍鞘飾大量連珠紋，劍的右上角有凱爾特風車的圖案，可以溯源到色雷斯地區。色雷斯為羅馬的殖民城市，可知該寶劍很可能來源於羅馬。在中國新疆也曾出土過類似的寶劍，其調和金色與瑪瑙紅的多彩色裝飾技法，在阿拉伯帝國非常流行。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收藏的寶劍與之非常類似，細節略有不同。
韓國國立博物館藏有金飾一件，年代為4—5世紀。鑲嵌有各色寶石，飾大量連珠紋。手鐲盒子的鑲嵌方法是希臘、羅馬以來的拜占庭鑲嵌技術，與查理曼大帝吊墜的鑲嵌方法一致。多彩色裝飾技法在阿拉伯帝國非常流行。
綜上，慶州玻璃器、金銀器、裝飾品的來源多種多樣，從制作工藝以及器形來看，既有來自羅馬—拜占庭系統，又有薩珊—伊斯蘭系統，甚至還有粟特系統，其中以來源於羅馬的居多。
交匯點：交流互動、多源融合
慶州作為新羅的首都，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陸上絲綢之路、草原商路、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在此交匯。
在羅馬文化的東傳中，拓跋鮮卑、慕容鮮卑、柔然、高句麗等北方民族起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各民族相互滲透，交往頻繁。北燕慕容氏東與高句麗相接，西與柔然為鄰，北燕與柔然通婚，為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作出了極大貢獻。從黑海北岸，經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到烏蘭巴托，向南經蒙古草原到大同（北魏都城）；再向東經龍城（北燕都城）、永城至平壤（高句麗都城），最終達慶州（新羅都城），逐漸形成了一條貫通東西草原的交通路線。
慶州出土的諸多充滿異域文化色彩的文物，為研究這一時期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草原商路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是草原絲綢之路貿易交流、東西文化互鑒共存的見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孫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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