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需要一場不定時的旅行。我們當然理解這類話的字面及象征含義：我們不想停滯在原地，我們需要改變自身所處的環境哪怕它只是為期一周的短暫時光。但是在進入旅行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遺忘掉一點，即旅途——無論是地理旅行還是人生旅途——最終的目的地或許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像日常經驗所告訴我們的那樣，有些時候準備旅途的過程與期待，要遠比抵達終點所感受到的興奮多得多，同樣，再完美的目的地，也無法挽救糟糕旅伴在路途中為我們帶來的不悅體驗。所以，有些時候，人們會寧願選擇一個虛構甚至形而上的事物作為自己的旅伴，例如書籍，例如哲思，例如揮之不去的冒險精神與一個並不需要實證的遠方。
這就是遊記能為我們提供的內容。滔滔不絕的景點介紹和導遊手冊並沒有太大價值（出了車站，任何地方都能買到這樣一份實用指南），遊記的意義在於，它如何呈現身為陌生人的體驗以及與陌生環境的遭遇過程。尤其在今年各國遭遇疫情封鎖的條件下，無法隨意出行的我們需要閱讀遊記的緣由，並非是要用它們替代雙眼，去觀看其他城市與叢林，而是要用它替代我們的雙腳，讓我們重新回想起與人接觸的過程、對陌生事物的接納甚至衝突的過程，從而喚醒“在路上”這一生命狀態的意義——不斷拓展有限的生命體驗和對遠方的界限。在這方面，遊記作家保羅·索魯可以說是當下最具代表意義的作家，他拒絕飛機或高速鐵路的出行方式而更偏愛慢吞吞的老式火車，喜歡在旅途中與乘客交談或者安靜地閱讀。過程大於結論，是他以及更多遊記作家在探索過程中留給我們的精神啟示。（導語撰文：宮子）
1月22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B01版～B04版
「主題」B01| 旅行與終點
「主題」B02丨遊記的自由與拘束
「主題」B03丨在火車上開創的旅行哲學
「主題」B04 | 保羅·索魯的文學軌跡
撰文丨宮子
我們為什麼需要閱讀遊記——尤其是能夠通過視頻更加快速直觀、不帶修飾地觀看到某個地方的人文景觀的時候——以及應該以什麼樣的標準去評判一本遊記的優劣，這些都是難以回應的問題，因為在風格特點上，遊記就像小說一樣，各自有著完全不同的寫法。
19世紀英國插畫家托馬斯·阿羅姆描繪的中國蘇州水田耕作的情景。這幅畫的玄妙之處在於，盡管阿羅姆以描繪中國風光的版畫聞名西方世界，但他本人其實從未踏足中國土地，他的畫作全部是根據旅華歸來者的素描和遊記，加上自己的想象描繪出來的。但對當時的西方人來說，阿羅姆筆下的中國風光充滿異國情調，就像一篇引人入勝的遊記一樣，引領人前往那個畫家自己都未曾見過的土地。
難以兩全其美的遊記寫作
與小說相比更嚴峻的一點在於，讀者閱讀遊記時的期待也是不一樣的，如果只是想要為一場即將到來的旅行做規劃，想要知道應該優先去哪些景點，規避什麼風險，這些內容一本《孤獨星球》雜誌就能幫助我們解決。與此相反的是，另外有一群讀者會在閱讀遊記的時候抱著歷史與人類學的期待去閱讀，在他們看來，去當地的特色餐廳吃飯完全是無足輕重，甚至有損嚴肅性的內容，他們更在乎一本遊記在抵達當地之後，從脫落的墻皮中發現了什麼歷史斷層。
《請問，廁所在哪》，作者：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著，版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7年2月版。這是一本充滿“惡趣味”的旅行指南，專門指點好奇心旺盛的遊客如何尋找世界上最奇葩的廁所，從英國倫敦Sketch餐廳的外星蟲卵廁所，到零下80度北極凍原上的露天馬桶。即使作為一本茅坑讀物，這本旅行指南也能讓讀者在臀部和馬桶進行親密接觸時，感受人類堪比倫敦下水道一般的腦洞。
俄國作家契訶夫撰寫庫頁島遊記的時候便采用了這種方式。為了讓自己的觀點可靠，契訶夫采用了調查問卷的方法，對當地居民進行了一些問題的普查。然而，這似乎不太像是一本純粹的遊記作品，而更像是一份報告文學——那麼，遊記本身應當是一種報告性質的文本存在嗎？它是要滿足我們的知識觀念，還是應當滿足讀者開闊視野、享受樂趣的要求。
假如是前者的話，歷史與社會科學著作的深度幾乎是遊記永遠無法超越的；假如是後者的話，那麼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也能算是一部極具趣味性的遊記作品；如果我們在閱讀樂趣的過程中要求真實性而將虛構作品排除在外的話，那麼當我們看到不同遊記作家對同一個地點留下了截然相反的描述時，我們又如何證明真實性的歸屬呢？
《看不見的城市》，作者：伊塔洛·卡爾維諾 著，張密譯，版本：譯林出版社，2019年8月版。禦花園中，世界的征服者忽必烈汗對已知世界自我重復一切已經感到厭煩，於是，坐在他面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為他講述了那些漂浮在命運、欲望、記憶與幻夢之網上的看不見的城市。那是只可藉由文字方能抵達的所在，想象也因書寫化為紙端的真實。
最終，對此的判斷似乎只能回到一個更加封閉的原點，用自己原有的印象來驗證那些遊記描述的真實性，哪一種更接近自己本來的印象，哪一種便更接近真實（例如描述非洲黑人如何受到白人統治者壓迫的遊記肯定要比描述黑人如何過上更好生活的遊記可靠得多）——或者有截然相反的、認為一本能夠推翻自己所有觀點的作品才更具價值，總之進行判斷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
因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V.S.奈保爾和彼得·漢德克的遊記作品遭遇了眾人聲討的結果，奈保爾在非洲之行後認為即使將非洲國家的統治者從白人換成黑人，非洲人民的社會處境也沒有發生任何好轉，東非的壓迫和南非沒有任何差別；漢德克則沿著河流追溯塞爾維亞人作為受害者的邊緣處境。他們所描述的是否真實，完全取決於國際社會既有的主流觀點。
《非洲的假面劇》，作者：V·S·奈保爾著，鄭雲譯，版本：新經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7月版。本書系奈保爾2009年至2010年間在非洲烏幹達等國家的遊歷見聞。如同奈保爾的其他作品一樣，這是一本一言難盡的遊記，作者不時流露其中的譏諷，就像是戴著黑面具的白人和戴著白面具的黑人染上了同一種無法醫治的瘟疫，在用盡了各自的方法進行診治和掙紮過後，他們只能選擇帶病繼續生存，而這種瘟疫的名字叫“現代文明”。
文化之旅或心靈之旅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遊記的“膚淺”與“不可信”是它本身性質導致的結果。嚴肅客觀的歷史著作要求長期研究——但即使如此對於一部歷史作品的真實性我們仍可以加以懷疑。遊記的寫作相比於人文研究，完全是瞬時性的概括。一個作家前往某個地區遊歷的時間不可能超過幾個月，否則便不再是旅行而是徙居。另外大多數情況下，支持作家旅行並撰寫遊記的必然是某種樂趣，或許是探尋生命意義的樂趣，漂泊不定的樂趣，對歷史與社會問題關註的興趣等等。平衡自己的理性觀察與遊歷其中的私人樂趣，成為遊記作家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它真的能解決的話。
唯一能夠為此提供庇護與緩衝的，似乎只有理性了。拋棄掉自己的個人情緒，盡可能降低感性評論的表達比例，用歷史文化研究給旅行記錄換上沈甸甸的裝幀。然而，單調的評判標準似乎遺忘了一件在文學中最為重要的事，旅行文學讓某個地區向陌生讀者敞開大門，但旅行文學並不意味著公共寫作，很多作家完全出於個人內心的需求才登上旅途。它甚至不一定由精神需求所決定。
亨利·詹姆斯前往歐洲旅行的原因僅僅是需要溫泉來治療便秘的頑疾。威廉·巴勒斯在南北美洲尋找致幻藥劑。傑弗裏·穆爾豪斯為了克服自己對人生虛空的恐懼而選擇撒哈拉沙漠，在那裏直面最令自己暈眩的環境，“撒哈拉沙漠完全滿足所需的條件。沙漠裏的各種險情不僅代表了我所懼怕的一切，而且我基本沒有在沙漠裏旅行的經驗”。也有很多遊記作家是在通過旅行完成一件壯舉，如熱拉爾·德波維爾單人劃槳橫渡太平洋。
《裸體午餐》，作者：威廉·巴勒斯著，馬愛農譯，版本：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版。巴勒斯的書曾被一位批評家形容為“把腦子和大麻燉在一個鍋裏”，算是對他的作品一個形象的寫照。
當旅行從人文意義轉向作者的內心體悟時，它在心理層面的意義要遠遠高於對當地的人文觀察。不過旅行中作者本人的心理變化一直被相關研究所忽視，或者說，並沒有很多讀者在乎一個陌生作家是如何通過旅行治愈自己的心靈的。這無關緊要。可以說，旅行文學的雙子島間隱約存在著一條邊界，一側是文化之旅，而另一側則是心靈之旅。這種差異也造成了旅行文學的自由與非自由性。
我們為何出發
旅行文學最大的意義其實還是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開放性。就文本結果而言，世界與人生經歷的多樣性並不能囊括在某個單一的評判標準中，正如我們無法用描寫南斯拉夫的視角去描述紐約，用南極冒險的筆觸去描寫威尼斯水城一樣。在懷著某種心理預設閱讀遊記作品的時候，我們似乎忘掉了一點，即作者本人到底是出於什麼緣由而踏上異域、並在那裏做一名陌生人的。無論是偏向歷史性遊記寫作的麗貝卡·韋斯特，還是在西伯利亞森林中探尋心靈的西爾萬·泰松，不同的遊記作家（甚至是幻想型作家）都在這一點上找到了共鳴。
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代表作為《黑羊與灰鷹》，在二戰前夕前往南斯拉夫地區，敏銳地觀察到了各國的社會狀況、不可調和的民族仇恨以及西歐世界曾對該地區施加的政治影響。
意大利遊記作家克勞迪歐·馬格裏斯在《多瑙河之旅》中是這樣定義旅行的，“旅行總是一種救援行動，記錄並搜集行將絕跡或消失的某個東西，行將淹沒於波濤中的島嶼的最後一塊登陸處”。這是個模糊而準確的描述，所謂的救援行動，既可以指向客觀的歷史人文，也可以指向自己的心靈。
克勞迪歐·馬格裏斯（Claudio Magris，1939-），意大利遊記作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之一。曾有哈布斯堡王朝歷史研究背景的他對中世紀情有獨鐘，遊記風格也偏向文化與歷史敘事。代表作為《多瑙河之旅》。
只要在為何出發、為何成為一名陌客這個問題上擁有足以支撐的緣由，那麼優秀遊記就實現了它的文本價值。很多時候，我們仿佛趕航班似的、過於急促地閱讀遊記，迫切地想要從作者的經歷中尋找知識的註解，或者找到支撐文化研究的闡釋與結論，我們想要用客觀與偏見，是否戴有有色眼鏡等標準去判斷一部遊記的優劣，卻忽略了優秀遊記最主要的一個特性，那就是它從不讓我們停滯於原地。
如果要舉反例的話，美國的暢銷遊記作者羅伯特·卡普蘭或許是一位，他帶著地緣政治學的概念和政治智囊的身份遊歷，試圖剖析所見到的社會問題，卻幾乎沒有比這更偏離遊記本質的寫作了。斬釘截鐵的思辨式結論在任何類型的書籍中都能找到，而遊記本身是不穩定的類型，是對短暫而異樣的人生過程的反映。過程大於終點才是它的魅力所在。這是遊記作品在今天顯得有些衰落，同時也是我們為何需要閱讀遊記的原因，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對目的地的需求已經完全湮沒了踏上旅途的內心衝動，我們急著為人生定型，確保行程的萬無一失，而遊記的閱讀，恰好能讓這個過程在文字中減緩，並重新喚起我們對遠方國度或遠方心靈的熱情。
《巴爾幹兩千年：穿越歷史的幽靈》，作者：羅伯特·卡普蘭著，趙秀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9月版。作為地緣政治分析家，卡普蘭的遊記與其說是遊記，更應該說是地緣政治考察報告，只是更多了文學色彩而已。
《黑羊與灰鷹：巴爾幹六百年，一次苦難與希望的探索之旅》，作者：麗貝卡·韋斯特著，向洪全 奉霞 陳丹傑譯，三輝圖書 | 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4月。同樣是寫巴爾幹，同樣是將歷史文化融入到遊記之中。羅伯特·卡普蘭與麗貝卡·韋斯特之間最大的區別可能是，前者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後者則是尋找答案。
“什麼是旅行書？在我看來，旅行書講述一個人在一處特定地方的遭遇，僅此而已；它不包含酒店和公路的信息，不羅列日常用語、統計數據或註意事項，或者指點有意去那兒的遊客該怎麼著裝。那樣的旅行書也許是註定要絕跡的一類書。但願它們不會，因為我最大的樂趣是閱讀一位才思敏捷的作者翔實地記述他在離家期間的遭遇。
就主題而言，最精彩的旅行文學作品寫的是作者與地方之間的衝突。只要如實記錄下衝突的過程，哪方勝出並不重要。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需要一位擅長情景描繪的作者，可能正因為如此，許多留在記憶中的旅行書均是出自技藝精湛的小說家之手。”——保羅·鮑爾斯《身份認同的挑戰》
撰文｜宮子
編輯｜李陽 張進 李永博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