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生命旅程，都有結束的一刻。此時，你鮮活地呼吸著、生活著、感受著，但在某一瞬間，你可曾思考過，當生命畫上句號，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世界？或者說，回歸這個世界……
幾千年來，中國的殯葬文化以個體不能全然感知的方式演變。從土葬到火葬，大眾的接受過程經歷了漫長更疊；但站在今天回望，又仿佛一蹴而就。也許你不曾發現，今天的我們，正在迎來一場新的殯葬變革。
01
父與子的“海上旅行”
有人說，死亡才是等待著每個人的真實未來。雖說如此，但死亡有時會不按常理出牌。
2008年，我們依然能悉數講出發生的那些重大事件。而對侯海燕來說，那一年，她心愛的，也是唯一的兒子，因病永遠離開了她。
即便一家人全力以赴，也早有心理準備，但那一刻來臨，侯海燕和愛人還是垮掉了。第二年，侯海燕的愛人又因突發腦溢血離世。仿佛一夜之間，世界在她眼中蒙上了一層灰暗的紗，她無力撥開。“我兒子走那年才26歲，白發人送黑發人，一直放不下，走不出來，就天天哭、總是在流淚。”
侯海燕原本是一名首飾工匠，越老越吃香的那種，可自從兒子、丈夫去世後，她一直都沒法集中精力再操持起工具，繼續幹了一輩子的事業。她自己也不知道，渾渾噩噩的狀態持續了多久，她又是如何熬過了那段時間。
每年清明，她都是一個人到殯儀館祭掃，“走在骨灰存放室裏，我每次都感覺特別荒涼，”侯海燕坦言，自己很不喜歡那個地方，“冷冷冰冰的，從本心講，我覺得不能讓他們父子倆在這裏面待著”。
隨著年齡增長，侯海燕的這個心思越來越重：“我也60多歲了，家裏親戚也不多，我不在了或者我動不了了，就算買墓地了，誰給你掃墓去？想到這兒我心特寒。”
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從朋友那聽說了海葬，就到網上去搜，到殯儀服務單位反復去問，一度很是糾結。
直到2014年清明節前，她終於做出決定，把父子倆的骨灰撒向大海。
正式骨灰撒海的那一天，互不相識的家屬們一起聚在船上。殯儀服務總站的工作人員組織了莊重的儀式，播放哀樂、誦讀追思詞、依次有序地將骨灰撒海。“當時那種氣氛我自己控制不了，大家都哭了，就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共鳴。氛圍很好，能感受到對逝者的安慰、尊重，把他們送到這兒沒有送錯，就這種感覺。”
自此，侯海燕終於找到一種釋懷的感覺，“很安心，回歸大自然了，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就只當去旅遊了。”後來，她被邀請到一家公司繼續發揮手藝，日子也慢慢有了生氣。
每年清明節，侯海燕都第一時間報名，參加一年一度的海上共祭活動。她發自內心覺得，“國家倡導確實挺好的，現在的人的思想要比以前更開放，以後會有更多人理解、接受，我覺得走這步行得通。”
02
“如果他活著，一定支持我們的選擇”
今年3月20日清晨，劉玲老兩口在東疆國際郵輪母港碼頭登上了國賓9號的甲板。這是他們第一次坐船出海，早春的海風還有些清冷，海鷗在空中婉轉盤旋，浪花不停拍打在船身上。很快，船只便駛進了特定海域，在這裏，一場意義非同尋常的告別儀式開始了。
這是天津舉辦的第381期骨灰撒海活動，劉玲與同船的120多位家屬一起，追思默哀，滿懷敬意地將懷抱中公公婆婆的骨灰撒向大海，對逝者做最後的告別。
“跟我想象的特別不一樣，給我們發的白手套、帽子、濕巾，把骨灰放到一個可以降解的袋子裏。儀式很莊重，主持人全程在引導，鞠躬、說說告別話。撒的時候我就怕太快，會讓人覺得心裏咯噔一下，實際上他們是有個類似傳送帶，一點一點奔著大海就移過去了。還可以撒鮮花，寫追思卡，這都是可以降解的。你就覺得全程特別有序，心裏頭挺心安、挺安慰的。”劉玲說。
劉玲和老伴在1979年結婚，婚後一直跟公公婆婆共同生活，就像自己的親生父母一樣。公公是老殯葬人，退休前一直在火葬場當一把手。在劉玲的印象裏，那個年代正是普及從土葬到火葬的時期，公公忙得根本顧不上家。
“（上世紀）80年代，有的人家還接受不了火化，我趕上過，人家來找我公公，問這個事，他特別開明，勸人家別接受不了，他也跟周圍人總宣傳火化好。他到臨終時候，家裏親戚還說送回老家（土葬）也可以，他就囑咐兒子，說千萬不能那樣，現在社會怎麼辦的，我就怎麼辦。”劉玲回憶。
1997年，老人過世，劉玲兩口子就遵照公公的遺願，火化後把父母的骨灰一直保留在市第二殯儀館內。直到前幾年，劉玲的老伴兩次腦梗留下了後遺癥，每年祭掃出行都越來越艱難。老兩口商量著，應該盡快找一個解決辦法。
“我老伴就一個姐姐，大他12歲，都是7、80歲的人了。聽人說海葬挺好，在電視上也看過，我們兩口子就去問問。當場我老伴就拍板了，周總理都把骨灰撒海裏了，我們普通老百姓有什麼理由不接受，人就是自然地來，自然地走，要是我公公還活著，他肯定也支持。”
在海葬活動現場，劉玲和家人還收到一份定制的紀念品——生命晶石，它是從逝者骨灰裏提取一部分，采用特殊技術，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穩定純凈的結晶體。“對我們家屬來說，也是個念想，以後逢年過節拿出來看看。我從心底裏特別感謝政府，不花一分錢，還給獎勵1000塊錢，替我們考慮的這麼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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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晶石
03
海葬的演變
大海的胸膛容納了逝者，也慰藉了家屬。從1990年以來，市殯儀服務總站已撒放骨灰超2萬具，參與家屬4.5萬余人，接待咨詢群眾二十余萬人次，“海之眠”天津骨灰撒海的活動品牌也歷經三十年的演變，漸漸深入人心，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
“每年報名的人數都在遞增，我2014年剛接手海葬工作那陣，每年也就八九百具（骨灰），到現在能達到1200具左右，還得排隊。畢竟每年就春秋兩季可以出海，批次也比較有限，去年因為疫情就撒了兩批，今年我們壓力挺大的。”市殯儀服務總站業務科負責人馬濤介紹著目前的情況，他告訴記者，海葬服務也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最早期的骨灰撒海
“原來最早的時候去海上，條件特別惡劣，船也小，承載能力只有150人左右，而且還分兩層，我們就想辦法在一層裝攝像頭，二層的家屬只能看儀式的直播。撒灰時候有一個像桶似的管道，每個家屬發一雙手套，抓骨灰往那桶裏頭撒，比較簡陋。”
“後期我們又弄的降解袋，把骨灰整個都包在一起，做的滑梯，但是控制不了它滑行的速度，非常快就落到水裏了。有的家屬能接受，但是有一小部分家屬還是接受不了。”
21世紀初，開始使用降解袋
21世紀初使用的滑道
如今，國賓9號上配備了新設計的骨灰撒海設施
面對新的課題，海葬的工作人員又開始想辦法：“去年，我們找了一家公司，研制出來一個電動的傳送帶，把帶著骨灰的降解袋放在上面，測算好時間，緩緩地給它送到海面，管道做成透明的，家屬全程都可以看見，包括最後設置了一個按鈕，家屬自己去操作，決定什麼時候讓骨灰落入大海。我們也是一步一步地想辦法滿足家屬的心情需要。”
海葬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物理行為，它更多承載著情感的寄托和釋放。在平時服務當中，馬濤和同事們都在盡力收集家屬提出來的建議，再用心細化改進到每一個地方。
為了滿足市民群眾的需要，今年，市殯葬事業管理處推出暖心服務，為行動不便的老人、殘疾人家屬提供了代撒服務，過程中，工作人員會對儀式進行拍攝留影和視頻保存，回來後發送給家屬，方便大家留念和回憶珍藏。
“這肯定也不是工作的終點，現在因為國家推行政策，肯定後面的人會越來越多。我幹了16年殯葬了，殯葬人做事都是換位思考，切身去理解家屬的心情，真正把海葬做成老百姓認可的殯葬方式之一。”
2020年疫情期間，市殯儀服務總站工作人員代替親屬舉行海上代祭活動
04
走了20多年後，爺爺奶奶終於“入土為安”
始建於1988年的天津寢園，是天津市最早建成的骨灰公墓。在寢園東側的思息園，位於樹葬區和深葬區之間，有一塊四四方方的草坪，在形形色色、高矮不一的墓碑叢林之中顯得格外特別。這是天津市最早開展節地生態安葬骨灰草坪葬的地方。從2010年開展至今，這片草坪下面共安葬了1500多位逝者的骨灰。
楊麗今年34歲，家住河西區，去年十月份，她幫去世二十多年的爺爺奶奶辦理了節地生態安葬。
楊麗的爺爺去世早，早到楊麗都想不起那年她幾歲。但是奶奶去世的那一年，楊麗卻記得十分清楚，那年她13歲，上初二。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楊麗的父母是雙職工，平時楊麗就由奶奶照顧。生前，奶奶和楊麗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好好學習，長大以後要做對別人有用的人。
奶奶去世後，爺爺奶奶的骨灰一直沒能安葬。因為楊麗的父親、伯伯、姑姑對於安葬方式想法不一，加上姑姑住在很遠的外地，很難得回來。這些年，楊麗爺爺奶奶的骨灰一直寄存在天津市第二殯儀館。這一放，就是二十多年。
“這幾年，幾位長輩歲數也大了，我爸是最小的，都70多了，他們也想把我爺爺奶奶的骨灰趕緊安葬好了。”楊麗說，剛開始，幾位長輩打算為爺爺奶奶買一塊墓地，可是看了一圈之後發現，離市區近的墓地費用太高，價格稍微合適些的墓地又太遠，“都快到河北了”。
幾番選擇和糾結時，楊麗從社區工作人員那兒聽說，寢園正在開展節地生態安葬，“詳細了解之後，我覺得這種形式挺好，不僅能讓祖輩回歸自然，還能為後人造福。並且寢園離市區比較近，祭掃很方便。家裏的幾位長輩也都贊成”。當時正巧趕上天津市出臺“節地生態安葬獎補工作實施辦法（詳情）” 。楊麗意外地成為第一批領取這獎勵的逝者家屬之一。
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系，原定在4月份舉行的節地生態安葬儀式推遲到了11月份舉行。楊麗至今仍記得那天的情景，“場面布置的很溫馨，有禮賓人員獻花籃，還有小提琴專業伴奏，整場儀式莊重，卻不哀傷。主持人致追思詞的時候，有一句是：假如有來生，我還願意承歡您的膝下……我的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我想起了小時候奶奶對我的百般疼愛和照顧，我真的好想念她……”
05
三十年後，姥爺的遺願實現了
關於節地生態安葬，許多人在認識上存在這樣一種誤區：選擇節地生態安葬的都是沒錢買墓地的人。畢竟節地生態葬不用花錢。去年，天津市出臺節地生態安葬獎補政策後，不僅不用花錢，還能領錢。於是一些人更把節地生態安葬當作是經濟匱乏所導致的無奈之舉。
“事實並非如此。在我們這兒報名節地生態安葬的市民當中，不乏高級知識分子、高級幹部家庭。”天津市殯儀墓地事業服務中心業務一科負責人張錚告訴記者。
在張錚的幫助下，記者通過電話聯系到了一位在節地生態安葬開展後不久，就為家人報名辦理的逝者家屬李女士。李女士今年45歲，來自一個高幹家庭。幾年前，她為自己的姥爺辦理了節地生態安葬。
“我姥爺其實已經去世三十多年了。”李女士說。李女士的姥爺是位共產黨員，生前十分崇敬周總理。“他總說：周總理那麼大的人物，逝世之後都不留骨灰，我們對國家也沒有那麼大的貢獻。姥爺就希望自己走了以後骨灰能撒到地裏，作為土地的肥料。但是過去的風俗不允許這樣，那個年代，人們普遍認為：子女如果不把老人的後事辦的風風光光的，就是不孝。作為女兒，我母親當時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姥爺去世的時候，沒有遵從他的遺願，把他葬在了墓地。”
“但是隨著我母親歲數也越來越大，以及身邊一些故友的離世，她對於喪葬的這些形式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李女士說，有兩件事對母親觸動很深。
“第一件事是她的一位老夥伴，前些年去世了。孩子們家庭條件都很好，但是在老人特別孤獨的時候，這些孩子都不出現，卻老人走了之後一擲千金，說是一定要讓老人風風光光地走。我母親當時就覺得很諷刺。”
“第二件事是我們原來住的小區裏，有一個鄰居去世了，去世之後，她的孩子連孝都沒戴，只穿著素服，很簡單地把喪事給辦了。當時住的小區裏，老鄰居很多，大家都指指點點的，我母親當時看到那個場景，也覺得這家孩子太冷漠了。但是後來才知道，其實這家孩子們非常孝順，把老人照顧得特別好，只是觀念不同罷了。親眼目睹這兩件事之後，她總是忍不住去對比，漸漸地，她的觀念發生了變化。”
大概七八年前，李女士一家人從外地遷到天津定居，便想把姥爺的骨灰一起遷過來，方便隨時祭掃。一次偶然的機會，李女士了解到寢園正在推廣一種新型安葬方式，不僅節約土地，而且綠色環保。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母親之後，她馬上就同意了。當時也有親戚不贊成這種安葬方式，他們覺得：家裏又不是沒條件，不要對老人太吝嗇，還是應該給老人買塊墓地。但是我的母親很堅定，她也能做了這個主，所以最後我們幫姥爺報名參加了節地生態安葬，也算是了卻他的一樁心願。”
06
三塊方碑
為了最大程度節約土地，節地生態安葬一般不留骨灰，也不立碑留名。但是在天津寢園開展節地生態安葬的草坪前，卻臥著三塊長方形的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滿了逝者的名字。
“這三塊碑上刻的都是第一批先行者的名字。”天津寢園一名叫高峰的老職工告訴記者，“實際上咱們一直和逝者家屬宣傳的都是不保留骨灰盒、不保留任何標誌。但是在2010年，咱們第一年組織報名的時候，大家對於節地生態安葬的認可度比較低，一百多個安葬名額，花了兩三周才報滿。為了感謝這第一批先行者為天津殯葬改革事業所作的努力，我們立了這三塊碑，以作紀念。”
“這些年，隨著綠色環保的殯葬理念逐漸深入人心，逝者家屬報名節地生態安葬的積極性越來越高。今年寢園開放報名後，才兩三天，一百多個名額就報滿了。還有許多逝者家屬想報報不上。”天津市殯儀墓地事務服務中心業務一科年輕的負責人張錚說。
為了滿足市民日益增長的需求，2019年，天津市民政局下屬的憩園拿出1.7畝土地，開展節地生態安葬。並且全年開放報名。據統計，僅2019年，天津憩園就安葬了600多具逝者的骨灰。
“今年，寢園計劃再拿出近兩畝土地，用作節地生態安葬。”張錚說。作為天津最早建成的骨灰公墓，寢園的土地使用率已經達到了94%，剩余的土地非常有限。“像近幾年，寢園一年可供銷售的墓地只有三四百塊，可謂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下，能拿出這麼一大片土地來做這個事情，我們真的下了很大的決心。”
在寢園采訪時，記者特地在節地生態安葬的那塊草坪前駐足了一會兒。記者看到，前來祭奠的人們絡繹不絕。雖然不知道埋葬在這兒的1500多位逝者姓甚名誰，但從他們深深的鞠躬、輕聲的訴說、眼角的淚水，記者不由地想：他們仍是那樣深深地思念著你們，仿佛你們不曾離開。
據統計，目前，全市殯儀館每年火化遺體在7萬具左右，按照我國殯葬法規定，近年來，天津墓穴都控制在1平方米（0.0015 畝）以下的節地型規格，如果每年火化的7萬具左右骨灰中，有三成選擇骨灰安葬，算上墓穴周邊綠植、間距、道路等公共區域，那麼，每年消耗土地將在60畝左右……
“10 年、20 年、30 年，甚至更多年以後，這將是不可小覷的數字。”天津市殯葬處處長張悅東告訴記者，“推開窗戶就會看到對面山坡上一片墓碑林立的公墓——現在在別的城市，已經出現了公墓與居民生活區越來越近的情況，如果再不管控現有的安葬方式，‘逝者與生者爭地’可就不是玩笑話了。”
“今後，殯葬改革的終極目標是‘不留骨灰’。”張悅東說，受傳統喪葬觀念的影響，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肯定需要一個過程，一方面是人們觀念的轉變，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部門積極作為，營造環境、制定政策來引導公眾。“我們出臺獎勵政策就是讓節地生態安葬理念深入人心。”
記者采訪時，一位年輕的殯葬職工告訴記者：“周總理曾提出，從保留遺體到不保留遺體是殯葬習俗的‘第一次革命’，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是‘第二次革命’。”據他講，幹殯葬的人都知道這句話。
他們不但知道，他們也在為此持續不斷地付出努力。在天津，這份努力已經結出了果實。
註：文中侯海燕、劉玲、楊麗、李女士為化名。
記者 |萬福念顧穎
來源： 天津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