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韓少功做客華中科技大學作題為“文學在電子時代的變與不變”的講座。
韓少功
有些東西到了可以總結的時刻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隗延章
本文首發於總第884期《中國新聞周刊》
麓山腳下，作家韓少功和11位老同學拍了一張合影。他開玩笑地借“竹林七賢”的典故，給這張照片取名“麓山十二賢”。這是發生於1981年湖南師範大學的一幕。他們都是該校77級的大學生。
畢業臨別那天，“十二賢”在韓少功家聚會，興之所至，他們相約5年之後，同月同日在他家再度聚會。
五年之後的那一天，韓少功早已忘記此事，正因工作忙得焦頭爛額，突然聽見有人敲門。他打開門，見到從外地趕來長沙赴約的同學楊曉萍。“十二賢”中，只剩下楊曉萍一人還記得當年的那個約定。站在屋內的韓少功感到吃驚和慚愧。
多年之後，2008年3月，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217教室，該校77級中文系3班的50多位畢業生集聚於此，22年前錯過的約定，終於在這一天被彌補。
韓少功將這段經歷，寫入了最新的長篇小說《修改過程》。與他以往故事發生在鄉村的那些作品不同，這本新作的故事發生在都市，正巧講述了一群77級大學生30年間的命運變化。
修改過程
其實，早在20年前，韓少功便嘗試寫作77級的故事。那次，他寫了8萬多字，覺得不行，廢掉了。之後他一直惦記，但總是覺得時機不成熟，“不熟悉、沒感覺、拿不準、沒必要，都不能寫”。如今，韓少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去年年末，海口一座臨江的樓裏，小說中的主要人物，追逐金錢的馬湘南，追逐權力的樓開富，追逐自由的肖鵬和陸一塵，追逐尊嚴和情懷的史纖和林欣紛紛在韓少功頭腦中鮮活、清晰起來。他覺得時機終於成熟，正式開始寫作《修改過程》。
寫作中，一些人物在他頭腦中繼續生長，漸漸變得和他最初的構想不同。比如商人馬湘南，構想中，他只是一個追求利益的人。寫作中，一些細節不斷從韓少功頭腦中冒出來，最終馬湘南變為一個“兩面人”，即便是政治也可以被他做成生意。
文中的中文系教授肖鵬，一邊寫作，一邊懷疑文學的意義。最初，韓少功在寫作這一內容時，是以肖鵬自言自語的方式呈現的。初稿寫完之後，他引入了思想家惠子，讓惠子與肖鵬在小說中對話，探討文學，他們的一個話題是：文學能多大程度地呈現真實？
如今，韓少功的寫作生涯已經超過40個年頭，他和小說中的肖鵬一樣，對小說能多大程度呈現、影響真實，越來越感到懷疑。於是，他這本小說采用戲中戲結構。讓自己筆下的一個人物在書中寫著另一本小說，兩條線索彼此影響和互相改變。
對於小說中一些人物命運的結局，韓少功呈現拿捏不定的態度，幹脆交給讀者去選擇。他為來自鄉村的史纖在同一章設計了AB兩個結局。從文本層面而言，韓少功的這一次創作顯得很“實驗”。
“把小說寫作過程撕開，一方面有意削弱小說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倒也可能強調一種自我揭秘的坦誠態度，在另一層意義上贏得讀者更大的信任，加強了某種‘真實感’。”韓少功說。
1981年，大學期間，韓少功（後排右一）與其他同學所組成的“麓山十二賢”合影。
鄉賢
虛構的《修改過程》中，網絡小說寫作者是中文系主任肖鵬，他記憶力消退之後，決定辭去系主任職務，將自己關在一個套間中寫小說。真實世界裏，韓少功從未在中文系做過系主任，也沒有將自己關進套間埋頭寫作，在寫作者的身份之外，他有著更廣闊的生活。如今，他每年有一半時間生活在海南，一半時間生活在汨羅八景鄉。
早在30多年前，韓少功便有下鄉生活的想法。他和妻子梁預立是在他知青生涯中相識的。1985年，妻子在他的《誘惑》一書的跋中說，“我們悄悄約定一件事，請允許我暫時不說，我們期盼那一天早日到來。”後來，梁預立說，她提到的那件事，便是去鄉下生活。只是，真的實現它，又過了很多年。那年年中，韓少功活躍在文壇，以“尋根文學”的代表人物被充分認可。
1998年，韓少功的女兒讀大學，不再需要他和妻子操心。城市的生活，也讓他越來越覺得疲倦，那時他在海南任作協主席、文聯副主席、《天涯》雜誌社社長等多個職務，“會議、應酬、還有審讀，要占掉我一大半的時間。”韓少功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他們夫妻二人決定實現擱置多年的心願。兩人先去海南的鄉下考察，但因為不懂方言，與農民溝通不便，最終放棄了。他們又走遍老家長沙周邊200公裏的村莊，還去了湘西等地，兜兜轉轉，最終選擇在汨羅八景鄉，一個有山有水的庫區。
韓少功以2000元一畝的價格，買下一片凸進水庫湖區的荒地，委托給施工隊蓋房。他告訴施工隊，蓋成與農民同樣的樣式，磚墻、瓦頂、木頭門窗。房子建成之後，他去八景鄉，卻發現農民的房子都是鋁合金門窗，墻上貼著瓷磚，他自己的房子反而顯得“土”。
2000年，韓少功辭去《天涯》雜誌社社長的職務，與辦好內退手續的妻子以及一只叫做三毛的長毛狗，一起遷入汨羅市八景鄉。
在這裏，韓少功生活中的有些方面，比農民還要農民。屋裏的家具，是用梓木打的，連樹皮都沒有刨去。他種地不用化肥和農藥，而是去學校公共廁所的糞池挑糞施肥。蔬菜長蟲了，他戴上老花鏡，用手捉蟲子。
但他並未隔絕與外界的交流。他有一輛捷達車，可以隨時進城。他的住所安裝有寬帶、傳真機，可以遠程處理工作。只不過，有時工作會被在城裏不會遇到的意外打斷：一次打雷，他家的五件電器全部燒壞。
韓少功並沒有把自己去往鄉下的生活做出文學化甚至詩意化的解讀，他覺得自己的選擇就是求清凈。
鄉下住久了，韓少功漸漸融入當地的生活。農閑的日子，他會在八景鄉四處轉，有時走進一戶人家聊上一個上午或下午，然後抓起筷子，吃完飯再走人。農民逢喜事設宴，喜歡請他。鄉村才子寫古體詩詞，也會找他斟酌。
他也逐漸介入當地的公共事務：他給村幹部講課，教他們講正氣、守規矩和與村民溝通的技巧；在兒童節去附近的小學，給孩子們講怎麼寫作文；附近學校交學費那天，讓妻子守在收費處，資助交不起學費的孩子；利用自己的資源，給周圍的村莊牽線搭橋，引入政府和社會資金建橋、修路。
和韓少功一起成名於1980年代的一些作家，有的也像他一樣選擇了去往鄉下，先鋒作家中的洪峰、馬原就是例子，只不過，他們對當地生活的介入，沒有韓少功多，與村民的關系，也沒有這樣親近。
韓少功從城市剛回到鄉村時，村民也是議論紛紛，很不理解。如今，村民早已將韓少功當作自己人，叫他“韓爹”。甚至一位村民還為他考慮起後事，要給他選一塊墓地，地點在山坡還是平地，都為他考慮周詳。這讓他哭笑不得。
即便去往鄉村之初，韓少功也沒有任何生活以外的目的，但一點點融入其中，漸漸有了記錄的想法，在汨羅八景鄉住到第七年，他寫下長篇隨筆《山南水北》，把在這裏的一切生活經驗都納入其中。
1988年，移居海南的韓少功。
不止於尋根
很多人見到韓少功如今生活在汨羅市八景鄉，以為他出生於鄉村。事實上，韓少功出生在長沙市，直到在1968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才第一次去往鄉村生活。
他插隊的地方在汨羅天井茶場，距離如今生活的八景鄉只有20公裏。那時，他的生活，遠沒有現在自在，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回到茅舍，連抽7支煙都緩不過來，坐下來能立即睡著。
那時，他與村民的相處也並非都愉快。他辦農民夜校，給村民講巴黎公社，勸說村民鬥走資派，村民卻只對識字和治雞瘟有興趣，在他貼出一張抨擊茶場領導多吃多占的大字報之後，被村民舉報，遭到隔離審查。
但這6年的知青生活經驗，成為韓少功日後寫作中最重要的精神資源。無論是他在“文革”後期創作作品，還是他在1977年進入大學之後，發表於《人民文學》早期代表作《月蘭》，幾乎都是鄉村題材。
1980年代，韓少功積極回應著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色彩，參與了很多活動，但他也漸漸看到那些熱情運動中的人性暗面，他漸漸感到某種程度的幻滅，開始從那些實際的行為中抽身回到文學，1985年，韓少功提出了“尋根”的概念。彼時，一系列文學運動漸次展開，文學圈進入了最熱鬧的時刻，先鋒派、現代派、新寫實主義幾乎同時登場，而相較於那些學習西方技法的同輩作家，韓少功更像是大踏步地“撤退”，但這種撤退有著更深的文學自覺，他所說的尋根，並非只是退回傳統，而是一邊紮進中國傳統，比如楚文化，另一邊紮進異域文化，將它們彼此碰撞、融合，重新闡釋傳統。
這一年，他想起在知青期間見到的一位只會說“爸爸爸”和“×媽媽”兩句話的小孩，以及“文革”中的湖南道縣慘案，創作了日後聲名大噪的《爸爸爸》。理論家劉再復高度評價說，“《爸爸爸》延續了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主人公）丙崽的思維病態，是一種文化上原始愚昧。”
在文學世界中向“根”跋涉的同時，韓少功也開始學英語。他陸續翻譯了毛姆、卡佛等人的作品。不久，他又與二姐韓剛，合譯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有一個情節：托馬斯與特蕾莎驅車到一個熟悉的小鎮，但是，小鎮的街道、旅館、療養院等公共場所的名稱，在蘇聯入侵捷克之後，幾乎全部俄國化。兩人面對物質上熟悉的小鎮，卻感到巨大的陌生感，以至於無法在小鎮過夜。
這本書裏的“誤解小詞曲”一章似乎也啟發了韓少功。從這之後，他找到了編織故事情節以外更多的方法，比如以方言、俚語為突破口，試圖揭示語言表層下深藏的集體無意識和長期積澱的民族心理結構。多年之後，他創作的《馬橋詞典》《暗示》，便是這種影響的產物。
近幾年，他開始回憶自己知青、大學所處的時代，寫下《日夜書》和近日出版的《修改過程》。這兩本書，講述的都是一群人在中國飛速發展的這些年命運的變化。
他對這種命運的變化的理解，與他寫作之外的現實經驗分不開。1981年大學畢業之後，他除了寫作和回到汨羅生活，還曾在一些地方政府掛職，在海南辦雜誌，在作協、文聯任要職，這些經歷，讓他切身體會中國數十年間的飛速變遷，有機會觀察時代變遷中的人們。
韓少功60歲之前的寫作，從未像近年這樣，連續用長篇小說的體量，審視、解剖自己早年所經歷的時代。他曾這樣解釋，“有些東西你30年前是看不清的，人生要落幕的時候，整個歷史要完結的時候，有些東西到了可以總結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