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的何亞君有一雙符合長跑者審美的腿，跟腱細長、肌肉緊實，經絡從腳踝向上凸起。一發力，筋肉根根分明。
跑動時，何亞君被一根30厘米長的線繩牽引著，繩子的一頭在他手裏，另一頭在同步奔跑的牛哥手裏。要轉彎或避人，牛哥手裏的繩子輕輕一拽，何亞君就知道拐彎、躲避。
何亞君是全盲視障者，失明近三十年。牛哥則是他跑步的搭檔、導航。
和何亞君一樣，每周三、周六清早，有數百位盲人會在誌願者的幫助下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跑步。盲人們“百分之九十九”是按摩師傅，來自於北京幾十家按摩店。誌願者們則是“最普通的一幫子市民”。
沒有人是專業運動員，甚至沒人是搞體育的。從“不會走直道兒”，到“跑一圈五公裏，合計再跑一圈”，盲人中的不少人跑下了半馬、全馬。作為盲人跑團團長，何亞君曾跑出3小時20分的全馬成績。
和北京許多熱愛跑步的人一樣，這些盲人視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為“跑步聖地”，因為那裏有“平整的地”、“最好的空氣”，和一種“前所未有”的熱鬧。
看的欲望轉移了，變成釋放體能的欲望
9月29日5點20分，鬧鈴響了，何亞君的兩腿先放下床，兩手上下摸索，慢慢把被褥收起，衣服穿好。摸索著走出房間時，腿又作了身體的先鋒，偶爾地，率先磕到門、櫃、邊邊角角。身體接到信號，往回收縮躲避。一切都在黑暗中進行。
等何亞君上完廁所、吃過兩個餅、喝下500毫升熱水，已近六點鐘。誌願者牛哥在門口等他，對上一句“走吧!”他就攙著牛哥的手，步行向一公裏外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出發。
與此同時，全北京城有數百位盲人和誌願者正奔向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全盲者們一般由半盲的同事、朋友引導，有坐地鐵的，有打車的。最遠的住在延慶區、房山區，早上3點多起床，坐兩個多小時公交車進城。
集合地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南門，健全人能看到三塊巨石、一片湖、湖後面山一樣起伏的樹林。盲人們則聽著聲兒作標識，“人最多、最熱鬧的地方。”
六點半，大半的人都聚齊了。分成幾個隊，誌願者在左，盲人在右，隊伍拉起來有十幾米長。一根粗編的繩子牽起並排的兩個人，每人手裏攥一個繩扣，誌願者主導著繩子的運動，拉緊、放松，都是發給盲人的信號。
跑姿各式各樣，經驗豐富的盲人，能與誌願者協調節奏;緊張的、新來的，多少有些手腳僵硬，彎不起腿、擺不出臂，分不清是跑、是走。
何亞君是團裏跑得最快的盲人，跟得上他的誌願者“一只手能數過來”。多數人一圈剛跑過半，他已從後面超上來，跑起了第二圈。
何亞君說，自己十歲時得了腦膜炎，求醫無門，十四歲後發展至全盲。長到十七八歲，父母兩次帶他到北京治眼病，“第一次去的時候，說有百分之七十的治愈率;第二次去剩百分之三十。”而治療的手術費要一萬多，家裏“兩次都給不起”。他“默認著接受了”自己失明的事實。
二十二歲，何亞君離開四川老家，到北京盲人學校學習按摩，次年留京開始做按摩師傅。
跑步是從2014年夏天開始的。最早，店裏的常客給他介紹了幾個誌願者，“在奧森跑步的，說可以帶盲人。”他抱著嘗鮮的心態去了一次。大喘著跑了三公裏，然後就感到“多年生銹的身體，瞬間被釋放了。”
何亞君認為，這是一種欲望的轉換：“眼睛看不見了，看的欲望就轉移了，變成釋放體能的欲望。而這種釋放是有依賴、會上癮的。”
長跑每每到疲憊時，他就加大步頻、步幅，把心率拉升到每分鐘170次甚至180次，“這是最爽的時候。”
他開始每周“雙跑”，五公裏、七公裏、十公裏，跑量次次有增長。2014年10月，他耗時2小時27分，完成人生第一場半程馬拉松。五個月後，他又用5小時56分跑完了第一場全程馬拉松。
七年間，他的周均跑量是五十公裏;他在國內外完成全馬、半馬六七十場，總跑量超過一萬公裏。
2015年，何亞君和幾個明眼人誌願者正式成立了助盲跑團，現在，一次例跑少則來一百多人，多起來要兩三百號人。
盲人跑團在跑步。隊伍拉起來有十幾米長。 受訪者供圖
團裏盲人們的日常生活出奇地一致：他們幾乎沒有其他職業的選擇，做按摩是絕大多數人的歸宿。依靠“盲友交流群”及盲友間的連帶作用，他們加入了這支助盲跑團，“一個店來了一個盲人，就再帶兩個、三個盲人來，最後整個店都來了。”
有的盲人剛來時，站不直、羅圈腿，“連直線都不會跑。”有人跑了八百米就倒在地上吐白沫。不消幾個月，這些人的腰板挺了，血糖血脂都降了;跑下繞公園一圈的五公裏不在話下，更有厲害的人，“四個多小時就能跑完全馬。”
磨合到默契
七點半鐘，在牛哥引領下，何亞君完成了繞公園三圈的十六公裏跑。
牛哥是退休警官，家住在何亞君的按摩店樓上。他本就是個跑步愛好者，“全馬三小時內，平時動不動能一口氣跑三四十公裏。”去年九月，他跑出了肌肉損傷，下樓來找何亞君按摩調理。兩人就此相識，慢慢成了跑搭子。
此前，和何亞君搭檔的誌願者來來往往好幾個，有做記者的、做白領的、退伍軍人等。團裏的其他誌願者也來自各行各業，許多人提著背包來，包裏放了電腦、換洗衣物，跑完步就趕早高峰上班、上學去。也有退了休的來幫忙，年紀最大的過了七十。
芯片工程師小灰狼是最早的誌願者之一，現在負責新誌願者的培訓。
他總結出一些領跑的技巧：帶盲人跑步，與旁人至少保持“一米的間隔”;人一多，再快的配速也必須放慢乃至步行通過——除非是高度默契的搭檔，“兩個人能化成一個身體”，但那通常需要好幾年的合作才能達成。
對牽引繩的狀態判斷也有竅門：繩子拉直了，說明奔跑的兩人一快一慢。繩子晃晃悠悠的，則是兩人的方向岔開了。最佳狀態是半緊的，握在手裏感覺不到阻力。
盲人和誌願者一起拉著繩子跑步。 受訪者供圖
小灰狼說，團裏的牽引繩由他和何亞君共同發明。兩人研究了三四種材料，最終選擇了一種細線，將細線編成粗線，再結成繩結。“輕便，最稱手。”
盲人和誌願者的磨合仍是一道關卡。初試跑步的盲人有許多是“身體前傾，坐著屁股，拖地跑。”那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後來，新誌願者培訓時被要求蒙眼跑至少三公裏，因為“切身體會才知道將心比心。”
小灰狼說，有一次，有一明眼人沒留神，領著盲人撞在了柱子上。盲人手腕上戴著的玉鐲給磕碎了，還把手紮傷了。團裏的事故不多，而這是最嚴重的一次。
誌願者要管的事還有很多。許多盲人被同事拉來時，“男的穿身西服西褲，女的穿裙子。”誌願者們在外拉商業贊助，“只要東西不要錢”，要來運動衣褲、鞋子、魔術巾甚至手表、心率帶等物件，包下盲人們從頭到腳的需求。
誌願者和盲人相處，是互相適應的過程。誌願者魚哥說，“盲友普遍不愛提意見，你問他今天被帶得怎麼樣?都說挺好的。他們不好意思說不好。”許多時候，領跑的效果靠誌願者自己判斷。
有幾次，跑完步，有盲人想上廁所，誌願者要攙他進去，也被拒絕了。“就一個人在那兒摸索，我說你不要那麼逞強!他死活不願意。”
但誌願者們後來也想通了，“他們內心是很要強的。”
有時候，盲人們回一趟老家，給誌願者寄回一大包土特產。誌願者不更新朋友圈了，他們會私信問，最近怎麼了?是不是不高興了?有的盲人突然給誌願者打視頻電話，“說就是想找人聊天。”
頭一回“有了呼朋喚友的快感”
何亞君自認是“玩兒得很歡樂”的人。他給自己取名“淘娃”，口頭禪是“太開心了”。他精力十足，常常早上五點多就在微信群裏問好。
他是團裏最貴的按摩師傅，“按一小時，收費三百多。” 他在北京買房、娶妻、生子。2010年，他開張了自己的按摩店，去年9月又開了新的分店。
其實，二十多年前，失明不久的他有過“內心非常柔弱的時期”。他說他常常揣著刀，摸向自家後院，對院裏的竹子一陣猛砍。他曾吞下過一百片安眠藥，被家人及時發現，洗胃方才救回。
團內的盲人們在此方面也有共性。談到過去，許多人形容那是“想都不願意想的回憶”——被鄉裏鄉親、左鄰右舍說閑話已屬平常，有時候，親朋好友也會指指點點。後天失明的人更受不了這種打擊，原先要用眼的生計丟了，“地都種不了了。”經濟條件一落千丈，背後還受人議論，“太大的落差。”有人燒炭、割腕都嘗試過，下了一半手，“突然想起還有個閨女”，才作罷。
跑步前，盲人們在做準備活動。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他們到北京來工作，認為北京有“作為首都的包容度”，“就像在奧森跑步，沒有人會把你當個怪人。
平日裏，盲人們留守在街邊的、胡同內的小店面裏，有的甚至只是居民樓中的兩個單間——這些按摩店是他們的工作地，也是他們的住處、休閑場所。他們極少出行，沒客人的時候，就擠在店裏用讀屏功能玩手機、上網聊天。他們往往因此練就出非凡的聽力水平，能夠開好幾倍速聽電子書，一天聽完好幾本。“一個月不出門兒是經常的事。”
盲人們認識的朋友多限於“盲友交流群”，要不就是同事、前同事、同事或前同事的同事。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許多人頭一回“有了呼朋喚友的快感”，“甭管是盲人還是明眼人，就玩兒唄。”
跑步以外，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和跑團也成了他們的社交場所。
南倩在跑團裏找到了同為盲人的丈夫，還和誌願者靜靜交了朋友，會一起出門吃飯、買跑鞋。
盲人馮朋瀚第一次去跑步，“腿疼了三天。”但三天後，還是忍不住去跑。最後瘸著腿走了一圈。“人家都跑，我也跑，多好啊。一起跑步一起聊天。”
跑完步，盲人和誌願者一起合影留念。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跑完步，要照相留念。有人用溜尖的、亢奮的嗓門拋出問題來：“風景美不美?老太太美不美?小姑娘美不美?”上百個聲音回吼：“美!”
出行的難題
早上八點鐘，氣溫和太陽一道升起來。跑完步的人群開始散去。
半盲者蔔有楓要回工作的按摩店，同行的還有三個全盲同事。三人先是呈扇形一樣地掛在他身上：左右胳膊各牽一個，身後再有一個搭著肩膀。而後他們發現這麼走不爽快，搭肩膀的那位就站到了側翼去。
四人呈橫隊一條線，蔔有楓在最前方引路，出發。
一路走，一路聊。“什麼鳥在叫呢?”
“聽著是野雞。”
“北京這地兒不該有野雞吧?”
“野雞也北漂了!”
蔔有楓尚有0.4的視力，他一撇頭，眼睛在墨鏡下一掃，給出結論：“那是布谷鳥!”
若有如樁子一類的障礙在前，蔔有楓總大喊一聲：“慢點兒!”自己先岔開腿跨過去，再抻直兩手引上兩側的人。
走到窄處，四人一個挨一個地側過身，橫隊成了豎隊。一句“拐!”從頭傳到尾。偶爾踉蹌一下，有人喊：“看著點兒!”又有人回喊：“也看不見吶!”
他們工作的店鋪在回龍觀，得先坐七站地鐵到平西府站，再步行1.8公裏，跨過三個十字路口、四個紅綠燈，順利的話，全程統共要五十多分鐘。
“店裏還有個師傅今天沒來，要不然我一個人帶四個，我可真沒轍呀!”蔔有楓說。
跑完步，蔔有楓帶著三個同事回他們工作的店鋪。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實際上，一下地鐵，就有工作人員可負責引導，即使是全盲視障者，也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因此，最難的路是“走進地鐵站前”、“走出地鐵站後”。
何亞君記得，團裏曾有盲人在來公園跑步的途中，失足掉進路邊的深坑，“修地鐵挖的坑道，居然不設任何圍擋。”
馬路上的盲道也總被亂擺放的車占著，盲人們即使拄著盲杖，仍不免碰上車子鋁制、鋼制的外殼。有些鋒利處，一碰，“手上、腿上都是血條子。”
“滿分一百分，我給五分。” 何亞君評價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
有誌願者曾提出去接送盲人，但被公議否決了，因為“接了這個，你憑什麼不接那個?”
何亞君說，為此，團裏盲人的流動性大，最早一批來跑的盲人已所剩無幾。“有的店裏的半盲師傅走了，全盲的就沒人能帶了……他們自己上街去公園是非常困難的。”這成了團隊裏長久的難題。
何亞君居住的門店距離奧林匹克森林公園不過2公裏遠，而若無牛哥的接送陪伴，他自認仍然無法獨立步行抵達。
除開自己的鋪子，盲人們在北京最熟的地方是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哪兒拐彎，哪兒上下坡，哪兒是水泥路、磚地、塑膠跑道，甚至哪兒有野鴨子叫，他們都能知道。
“看不見的時候，你的其他感官是加強的，也是有記憶的。”何亞君記得青島海邊的一次野跑，浪花拂腳，不需要領跑員，“踩水就能找方向。”也記得在西班牙跑馬拉松，“滿街的啤酒香味。”最難忘懷的是北京馬拉松，開跑前，三萬人齊聚天安門，一起唱歌、吶喊，“那家夥，動靜太大了。”
何亞君坐在按摩店裏休息。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跑完步，回到店裏近早晨九點半。何亞君衝了個澡，坐在櫃臺後面吃早飯。也有的時候，牛哥會做了西紅柿拌面送下來，兩人就著大堂的小茶幾吃。
這是一間一百平米大的店面，有三間房，包括何亞君在內的三位師傅各睡一間。白天，按摩躺椅上躺的是顧客，晚上，幾張躺椅一合並，就成了按摩師傅的床。
飯吃到一半，何亞君有客來了。兩人立刻走進向陽的房間開始按摩。
客人說，今天陽光真好啊!何亞君側過臉，朝著窗戶頓了兩秒，點點頭。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 胡傑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