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拉美“文學爆炸”依然有強大的迷人魅力，一代又一代讀者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在那些鼎鼎大名的小說面前發出贊嘆，感到困惑的同時也獲得了閱讀的極大愉悅。在這一文學潮流中，被公認為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主將”：科塔薩爾、馬爾克斯、略薩，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
事實上，拉開這場吸引全球目光的“文學爆炸”序幕的就是富恩特斯。1958年他出版了引起世界關註的《最明凈的地區》，僅僅4年後，他的代表作《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出版，如今已和《跳房子》《百年孤獨》《城市與狗》一道成為這場文學潮流的標誌性作品。這四部小說的風格和內容大不一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不容易讀。《跳房子》理論上有無數種“跳”法，容易讓人跳暈；《百年孤獨》裏超長人名的重復就讓人覺得挺孤獨，《城市與狗》的結構就像迷宮，弄明白誰在說話都是個問題；《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則是敘述人稱在我、你、他之間無止境地轉換，讓人感到的敘事溫度時冷時熱，像坐過山車。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墨西哥國寶級作家，西班牙語世界最著名的小說家及散文家之一。一生著有六十余部作品，曾獲塞萬提斯獎、阿斯圖裏亞斯親王獎。
不過，如果你拿到富恩特斯最厚重的作品《我們的土地》，會對拉美作家的敘事能力、想象力和野心有一個新的認識。這部小說足有1000頁。怎麼能寫這麼多？美國後現代主義作家巴塞爾姆曾當面問過富恩特斯：“你們在拉美是怎麼做到的？你們怎麼寫出這些大部頭的？拉美沒有紙張短缺嗎？”富恩特斯回答說：“我們必須填補四個世紀來的沈默。我們必須讓歷史掩蓋的一切發出聲音。”
富恩特斯不厭其煩地強調過歷史（和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說，“重新發現我們所有的過去，是一件有雙重意義的事。一方面，它向我們解釋了我們曾經是什麼。另一方面，也向我們解釋了我們想成為什麼，可以或者應該成為什麼”，所以“我是專門回憶過去的。這是我的使命。我保管著命運之書。在生與死之間，唯一的命運就是記憶。”
從左到右依次為，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和他的妻子帕特裏夏；卡洛斯·富恩特斯; 胡安·卡洛斯·奧內蒂；埃米爾·羅德裏格斯·莫內加爾和巴勃羅·聶魯達，1966 年。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9月10日專題《卡洛斯·富恩特斯 我是專門回憶過去的》的B02-B03。
「主題」B01丨卡洛斯·富恩特斯 我是專門回憶過去的
「主題」B02-B03 | 卡洛斯·富恩特斯 對讀者“最不友好”的作家
「主題」B04丨《我們的土地》 “活著的過去”中藏著未來的答案
「文學」B05丨《派對恐懼癥》 身體的無邊界派對
「文學」B07丨在《愛麗兒》的輕風中
「文學」B08丨《奧德賽博》 直指人類內在困境，探尋存在之謎
1988年，在西班牙的阿爾卡拉大學舉行了1987年塞萬提斯文學獎授獎儀式，即將步入花甲之年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從時任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手中接過這一西班牙語文學最高獎項，並做了精彩的演講。在演講結尾，富恩特斯表示，自己的護照上從此將有新的印記：“職業：作家，即塞萬提斯的隨從。”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這句話的後半部分帶有美學的色彩，前半部分僅是基於事實的樸實表達。
然而，如同富恩特斯充滿悖論的慣常表述，恰恰是“職業：作家”這四個字才是最動人的言詞。因為對於富恩特斯來說，這幾個字承載的意義絕非只是一個事實和一個身份，而是在艱難處境中做出的勇敢選擇，是對自己在世存在方式的宣告。
將文學寫作作為“職業”
在墨西哥，正是富恩特斯開啟了一種令人驚詫的模式，即將文學寫作作為職業。在他之前的作家不會將書寫當作職業，他們只是在空閑時間寫作，因為寫作不足以養家糊口，為了生存他們還需要一份真正的工作。
那個時代，寫作還只是無足輕重的消遣，對讀者如此，對很多作者亦如此。即使是阿爾豐索·雷耶斯這樣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無法掙脫現實的束縛，他曾建議富恩特斯學習法律，因為律師不會餓死，而作家則極有可能。富恩特斯聽取了雷耶斯的建議，進入大學學習法律，但最終還是選擇作家作為職業，更甚之，是作為一生的事業。正如富恩特斯青年時代就認識的好友埃萊娜·波尼亞托夫斯卡(墨西哥作家，並在2013年獲得塞萬提斯文學獎)所說，是富恩特斯讓作家生涯獲得了榮譽，讓其變得迷人、有趣並受到尊敬。他為後來者打開了文學寫作的大門，不會再有人躊躇膽怯，因為富恩特斯就在門裏，大膽地樹立了職業作家的典範。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
“我要去發現語言。”“語言？”“是的，我要丟掉天真，語言將擁有我，言詞將讓我活著，我也將只為它而活，我將成為它的主人。”
埃萊娜·波尼亞托夫斯卡在十八歲時就聽到富恩特斯對自己說的這些話，盡管彼時的她還不明白其中的真意，但從那時起這些話就刻在了她的腦海裏。當時的富恩特斯22歲，四年之後他的第一部短篇集《戴面具的日子》（1954）出版。又過了四年，第一部長篇小說《最明凈的地區》（1958）誕生，那時的富恩特斯還未滿30歲。
《最明凈的地區》,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譯者：徐少軍 王小芳,版本：譯林出版2012年12月
如果說《戴面具的日子》是其鋒芒展露的前奏，《最明凈的地區》則是將他推向了風口浪尖的重錘。如富恩特斯自己所說，這部作品引起的反響毀譽參半。所幸，時間終是為這部作品贏得了榮耀。但也從那一刻起，富恩特斯的寫作就定下某種或許並非有意為之的基調：不斷讓讀者不適。金斯利·艾米斯曾說，如果你寫的東西不能惹惱別人，我認為寫作就無甚意義了。富恩特斯的寫作從相反的層面有力地印證了這句話。
少年得誌、早早成名的典範
當大家還未完全從《最明凈的地區》中走出來時，又跌進了“富恩特斯年”：1962年。這一年，富恩特斯出版了在其寫作生涯中至關重要的兩本小說《奧拉》與《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後者奠定了其文壇巨擘的地位，被認為是開啟西語美洲新小說，推動拉美文學“爆炸”的作品之一。作品甫一出版，就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小說很快被翻譯成20余種語言，對當時的墨西哥文壇以及拉美文壇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中三種人稱、三種時態之間嫻熟而富含深意的轉換也使得作品有著獨具一格的藝術特征和美學風格。
富恩特斯與馬爾克斯
《奧拉》則成為了富恩特斯最暢銷的作品，這部作品只有短短幾十頁，然而在富恩特斯個人文學創作生涯及拉美文學史上卻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地位舉足輕重，極富闡釋魅力。著名的富恩特斯研究學者胡裏奧·奧爾特加（Julio Ortega）評價說：“這樣的情況是不多見的，一位敘事作家能夠在同一年裏出版兩部完美的敘事作品，兩部大師級的作品：1962年出版的《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和《奧拉》，直到今日還在被閱讀，就好像是出版於現下一般。”
《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譯者：亦潛,版本：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8月
這兩部作品同一年出現也並非全無緣由，富恩特斯自己曾言，《奧拉》是一部關於死之生的作品，而《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則是一部關於生之死的作品。兩部作品中第二人稱“你”的視角既是一種自己的也是一種他人的視角，讓人們能夠輕易地穿梭在不同的時間中，甚至是穿越死亡……這一年是富恩特斯非常活躍的一年，他認識了聶魯達、何塞·多洛索、馬裏奧·貝內內蒂等眾多作家並與他們建立了長久的文學情誼。“或許這是我生命中最全盛的一年，那時我愛的、寫的、奮鬥的更好……”，這一年，富恩特斯34歲。
很顯然，大器晚成這樣的詞絕對不屬於富恩特斯，相反，他是少年得誌、早早成名的典範。這就如同一把雙刃劍，永遠地在富恩特斯寫作生涯中畫下了一條分界線，因為頂峰總是意味著無法超越。對此，富恩特斯自己顯然並不認同，他在意的只是寫作本身。對他而言，在美洲這片大陸上，寫作是一種急迫的任務，不是消遣，不是用來打發閑暇的時光，而是深入地介入這片土地的現在和過去、歷史和未來的表達。也正是如此，他對每一位因為書寫而讓美洲的現實更加豐富的作家，不論是前輩、同輩還是晚輩都給予了敬意和力所能及的慷慨。
1955年，當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出版之時，富恩特斯是最先對作品的出版給予祝賀以及高度評價的人之一。1966年，當他讀完《百年孤獨》的前八十頁，便立即寫了報道宣告一部大師級作品的誕生。及至來年，作品正式出版，他更是迫不及待地寫信給科塔薩爾，分享他的激動和欣喜。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我不認為有哪一個作家如此關註後輩，也沒有哪一個作家這麼慷慨地對待他們”。對富恩特斯而言，別人的每一部偉大的小說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勝利，更是一種緩解：免除了他來書寫的責任，讓他能夠更投入到自己的篇章中。
最讓讀者“不快”的作家
1975年，富恩特斯的《我們的土地》出版，這正是他在自己的篇章中深耕的最佳例證。這部歷時六年寫就的作品再一次證明了富恩特斯對寫作的熱愛以及對讀者的“不友好”。胡裏奧·奧爾特加說，從第一部小說出版以來，富恩特斯就成為了在他的國家被攻擊得最厲害的作家。
究其原因，只因他是最讓人不快的作家。因為不論是備受爭議的《最明凈的地區》，還是褒貶不一的《我們的土地》，以及兩部作品間的17年中富恩特斯寫出的十幾部既包含小說、也包含隨筆和戲劇的作品，都能清晰地看到這位“令人不快”的作家一次又一次用寫作反思新大陸的政治、歷史、現實和文化處境。他用想象力和語言顛覆大眾文學創作及對小說寫作的傳統認知，他用犀利的批判筆鋒進行著自己的美洲表達。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
《我們的土地》是一部如此“厚”重的作品，以至於富恩特斯在墨西哥的朋友們開玩笑說閱讀它需要一份獎金。可以說，這部作品是作家最具野心的寫作，是繼《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這部登頂之作後的另一個創作高峰，這部作品為富恩特斯贏得了多個文學大獎。
如果說《最明凈的地區》是一部開啟墨西哥現代性寫作的小說，《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在某種意義上是閉合了從馬裏亞諾·埃蘇埃拉《底層的人們》開始的墨西哥革命書寫，革新和顛覆了小說的寫作傳統，那麼《我們的土地》就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新企圖：創造出一個紙上的博爾赫斯的“阿萊夫”，在其中同時可見生命與死亡、崇高與卑劣、罪惡與善意、忠誠與背叛、殘缺和完美、瘋狂和節制、夢境與無眠、自我與他者，歷史和現實交織，神話和史詩交纏，烏托邦的幻滅，巴洛克的充盈，不存在的邊界，一切皆可能，一切皆可疑。因此，有人說，沒有一部小說，西語文學中，至少是自《堂吉訶德》之後，能夠像在《我們的土地》中那樣做到現實和想象之間的抗衡。
除此之外，在《我們的土地》近千頁的文本中，讀者也會驚嘆其中豐足的互文對話：與胡裏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阿萊霍·卡彭鐵爾的《消逝的腳步》、萊薩馬·利馬的《天堂》、博爾赫斯的作品，以及胡安·戈伊蒂索洛的《堂胡裏安公爵恢復名譽》。然而，尤為重要而有意義的是，這是一部向塞萬提斯致敬的小說，是一部堂吉訶德式的小說。
從1944年開始，富恩特斯每年都會讀一遍《堂吉訶德》，這部作品對富恩特斯的寫作產生的影響不言而喻。他認為，現代世界的誕生源自堂吉訶德離家出行的那一刻，甚至正是從《堂吉訶德》開始，開啟了一種寫作傳統：拉曼恰的寫作傳統。富恩特斯自認是這樣一種寫作傳統的繼承者，並以成為塞萬提斯式的作家為傲。它還有一部閱讀“伴侶”，次年出版的隨筆《塞萬提斯或閱讀的批評》。
這種閱讀“伴侶”的模式似乎別具一格地構成了富恩特斯寫作的與眾不同。熟悉富恩特斯的讀者會發現，富恩特斯不但小說寫得好，隨筆也毫不遜色。一種是想象的蔓延，一種是思想的錘煉，二者時常相攜而行，於是就有學者發現1991年出版的《戰役》可以與前一年出版的《勇敢的新世界》一起閱讀，1967年出版的小說《換皮》與1971年的隨筆集《墨西哥時間》恰是一對，1975年的小說《我們的土地》與1976年的隨筆《塞萬提斯或閱讀的批評》應該搭配在一起，1993年的小說《橘子樹》和1992年的隨筆《深埋的鏡子》是組合套裝，而1995年的小說《玻璃邊界》與1994年的《墨西哥新時間》是絕配。
《勇敢的新世界》,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譯者：張蕊,版本：S碼書房｜作家出版社2021年1月
米蘭·昆德拉的知己
當富恩特斯於1968年開始撰寫《我們的土地》時，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多變化。為抗議蘇聯對捷克的入侵，富恩特斯與好友胡裏奧·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一起去布拉格支持捷克的獨立作家和藝術家。在布拉格，米蘭·昆德拉接待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卡洛斯·富恩特斯是美洲的米蘭·昆德拉，反之亦然。或許正是他們身上那同樣質地的氣息讓彼此惺惺相惜。
馬爾克斯與富恩特斯（右）
米蘭·昆德拉說，“當我在布拉格，還是個年輕的作家時，我憎惡‘同代’（generación）這個單詞，它那種隨大流的味道讓我反感。而我第一次有了與其他人相連的感覺是之後在法國讀到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我們的土地》時。怎麼可能在另一塊大陸有某個人，他的道路和文化與我大相徑庭，卻被相同的美學執念包裹，讓不同的時間共存在一部小說中？直到彼時我還天真地認為那只是屬於我的執念”。富恩特斯則說，米蘭·昆德拉和我，或許因為我們屬於同代，我們都相信他在歐洲做的是我在拉丁美洲不能完成的，我在拉丁美洲做的是他不能在歐洲實現的。
1984年，富恩特斯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老美國佬》的寫作，並於次年出版，而這部作品的構思則可以追溯到1948年。這部作品的重要性除了作品自身價值之外，更在於從它開始，富恩特斯的文學寫作，更確切地說是小說創作又打開了一扇門，又跨過了一道邊界。雖然，關於美國對於墨西哥而言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在富恩特斯的童年時期就有跡可循，但是以作家的身份，將這種意識以自覺的方式內化為文學創作及表達，則意味著富恩特斯思想視野的一種推進。
《鷹的王座》,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譯者：趙德明,版本：S碼書房｜作家出版2017年8月
如果說之前的關註點聚焦在歐洲與美洲的關系，具體而言，即西班牙和西語美洲，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文化歷史羈絆，那麼，從此刻起，在文學書寫中，富恩特斯的視線一分為二，一道投向“遠親”，一道凝視“近鄰”。何塞·埃米利奧·巴切科說的好，富恩特斯的作品“一邊與西班牙對話，另一邊則是與美國。”“對話”構成了富恩特斯寫作的中心詞。對話意味著言語的流動，意味著思想的交流，意味著某種界限的打破，話語打破了寂靜，歷史攪動了當下，想象穿透了回憶。
還有三年，富恩特斯就會獲得塞萬提斯文學獎，之後，在接下來的25年中他依然會筆耕不輟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更甚言之，即便死亡也未能阻斷他的寫作，因為依然有他的遺作陸續出版。讓我們就在此刻駐足，不再向前，而是回望，回望他出生的時刻。
“回歸”墨西哥
1928年，在一個叫做巴拿馬城的地方，卡洛斯·富恩特斯出生了。富恩特斯出生後，由於父親外交官的身份，他在世界上不同的城市中經歷成長，從巴拿馬的城市到美國的華盛頓，再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智利的聖地亞哥。對於16歲之前的富恩特斯而言，墨西哥是假期的暫居地，是護照上的國籍，是欣然接受卻還未曾深刻領會的身份。那一刻的到來，要等到他“發現”了西班牙語，並決定選擇用西語寫作之時。在富恩特斯16歲時，他徹底回到了墨西哥，但這次回歸也只是為之後一次又一次的出行確定起點和終點。遠行是為了回歸，回歸是為了重新啟程，出生是為了死亡，死亡是為了重生。
關於他的出生，多年以後，富恩特斯在一本隨筆集中這樣寫道：“我出生於1928年11月11日，我能選擇的星座應該是天蠍座，這也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羅姆林克以及馮內古特分享的日期。那一天，我母親被急送到醫院，當時她正在一家熱得如桑拿房的影院裏。而在幾日之前，布恩迪亞上校領著他的兒子在熱帶發現了冰的存在。母親當時正在和約翰·吉爾伯特、麗麗亞納· 吉西看金·維多版本的《波西米亞人》，或許分娩的疼痛正是因這種異常而起：普契尼歌劇的一個無聲的銀屏版本。從那時起，歌劇和電影就和我的語言展開了殊死的搏鬥，好像在期待小說的天蠍星座能夠從無聲的音樂和失明的圖像中冉冉升起。”生於異鄉。出生前的情景似乎冥冥中預示了這位堅定地將“墨西哥作家”這一標簽貼在自己身上的大文豪終其一生要用寫作走出自己“回歸”的道路。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
他從阿爾豐索·雷耶斯身上看到“成為墨西哥人是一個事實，而非一種品質”。寫作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墨西哥人，因為，對於富恩特斯而言，這是天然的事實，寫作只是完成尤利西斯的歸家之路，是完成一場堂吉訶德式的“愛與正義”的出行，是從歷史的沈默中恢復聲音的勇氣，是始終懷揣的對文學力量的信仰，是他從山魯佐德和薄伽丘處領悟到的講述的魔力：將我們從死亡中拯救，因為一個故事意味著多活一天。
富恩特斯多年來都是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作家，但最終未能如眾人願。這也讓他加入普魯斯特、卡夫卡、喬伊斯、穆齊爾、達雷爾、亨利·米勒、博爾赫斯、納博科夫、科塔薩爾、約翰·厄普代克、格雷厄姆·格林以及如此多未能獲得這一獎項卻比很多獲得者更讓人崇拜、更加被閱讀的作家之列。
2012年5月15日富恩特斯逝於墨西哥城。但他也從未逝去。因為講述還在繼續，故事還在被聆聽。
撰文|張蕊
導語撰文|張進
編輯|何也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