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11月27日，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極度嚴寒的條件下打響了長津湖戰役。這場戰役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迫使美軍王牌部隊經歷了有史以來“路程最長的退卻”。
如今，從九死一生的朝鮮戰場幸存的戰士已日漸雕零。南都、N視頻記者日前尋訪到三位在粵的抗美援朝老兵，他們中有人親歷了那場冰雪裏的長津湖戰役，有人當年因負傷下場而幸存，與失去力量的手臂、深嵌腿部的碎彈片相伴余生。
邁入耄耋之年，老兵們的瞳孔彌漫上渾濁，聽力漸已衰微，他們的聲音卻出奇的洪亮，緩緩道出封存71年的戰爭烙印：冰天雪地裏只能用體溫融化凍土豆，連發的重機槍沸騰了冷卻水，突擊取勝時摸黑踩過綿延的交戰雙方屍體，血腥空襲結束，就地用棉被包裹戰友埋葬。
北上鴨綠江
71年前的秋天，1950年9月，梅州人陳福安在蓬萊半島面朝東海。
那年，陳福安23歲，歸屬第9兵團第20軍。這支來自華東的部隊自解放上海後一直沿海駐紮，專挑大風大浪的天氣出海鍛煉。
海風曾吹來不同版本的傳聞，陳福安對南都記者回憶：“有些人說會向北走，有些人會說向南走。”
陳福安（左）。
陳福安出生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尾聲。1927年的風雲變幻讓陳福安不曾見過父親，“我聽母親說，我父親的職業是幫人打官司，非常擅長寫狀紙。大革命失敗後，有人要舉報我父親，說他參加了紅軍。”陳福安全家四散逃難，根據傳回的信件，父親逃去了香港，最後死在一顆榕樹下。讀到六年級時，陳福安母親病重身故，他輟學打工，替人種田、打鐵、搬箱、賣面賣飯，幹一切他能拉到的活計。
1948年11月，陳福安成為了一名解放軍，隨即參與淮海戰役包圍徐州。次年渡江戰役後，部隊一路追擊到杭州，轉頭前往上海。那時上海郊區還連片種著養蠶的桑樹，他就在這個時期入了黨。
解放上海後，部隊開進城區，根據規定，“我們不讓進老百姓房子煮飯，是吃幹糧的，睡在南京路馬路上。”天空飄起毛毛雨，百姓拿著掃把出門，說地上太邋遢了，要給解放軍掃幹凈。
時至1950年10月，梅州人陳福安已北上越過長江黃河。當他與戰友再次收齊行裝，看清火車車頭朝向那刻，此行的任務不言自明。
北上到遼寧沈陽，陳福安接過一把用來挖戰壕的鐵鏟。再下一站是吉林通化，這個南方青年被命運帶到了北境的鴨綠江邊。
第一聲槍響
1950年剛開始的時候，國內時局的聚焦點一度瞄準東南方向。
來自山東淄博的董桂義在浙江紮鋪寨守海防，對陣國民黨占據的舟山群島。然而，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9月15日，美軍7萬余人在仁川登陸，兩周之內占領漢城，進抵“三八線”。10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與麥克阿瑟會談，計劃於感恩節前占領全朝鮮。
董桂義。
10月，董桂義所在部隊北上，火車經沈陽飛馳而過，經丹東也不停歇，直接開過鴨綠江。江對面是朝鮮的新義州，美軍一旦占領這個鐵路重鎮，就相當於堵上中國軍隊進入朝鮮的一扇大門。
董桂義任中國人民誌願軍27軍81師241團機槍連班長。火車過新義州剛停穩，他們就開始跑步前進。這是他內心起伏最為激烈的時刻——戰鬥即將觸發之時，遠遠地聽見敵方的槍聲，“我的心裏撲騰”，他說，但沒有一點點怕。回想起來，人在那種情境之中，真是不知畏懼。
此次突襲消滅英27旅兩個團，令其回折返60裏路，董桂義看見，幾十架飛機馬上出動轟炸新義州。誌願軍部隊從新義州過橋回到丹東，是早晨十點多，對岸已經一片火海，黑煙遮雲蔽日。
回程的董桂義來不及歇息，空襲的飛機就已越過中朝邊境直逼丹東。部隊進山中躲避，轟炸和高射炮的回擊持續了一整天。
抗美援朝戰爭第一階段共有五次戰略性戰役。10月25日，誌願軍發起第一次戰役，以1個軍的主力配合朝鮮人民軍在東線進行阻擊，集中5個軍另1個師於西線給“聯合國軍”以突然性打擊，將其從鴨綠江邊驅逐到清川江以南，令“感恩節前占領全朝鮮”的美夢化為泡影。
董桂義和陳福安都歸屬第9兵團（轄第20軍、26軍、27軍）。這支長期在華東駐紮作戰的部隊缺乏高寒地區經驗，原定先在東北整訓一個時期，但因朝鮮東線戰事急迫直接入朝，寒區服裝來不及發放。
陳福安抵達邊境時是1950年11月初，部隊接到馬上過江的指令。鴨綠江已經冰封，士兵們還穿著在上海發放的鞋襪和帽子。他們將棉被用繩子固定，做成襖子系在身上。“我們是南方部隊，沒有經歷過這麼冷的天氣，敵人的武器裝備又那麼好，我想著，到朝鮮是十死無生的。”
戰士跨越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雪山向長津湖挺進。
過江後，陳福安連走了三天山路。
他聽說，對面是美國的最精銳的幾個王牌師，陸軍一師、三師、七師。“我們的任務，就是在一師、三師交界的地方，插進中間去。”
根據誌願軍首長的指示，11月19日，第9兵團致電彭德懷、鄧華，決定“集中二十、二十七兩軍主力，先求殲擊美陸一師兩個團，鉗制美七師之兩個團，並力爭繼殲該敵之一部”。
冰雪長津湖
董桂義第一次赴朝回國後，改道黑龍江綏化，越過長白山，第二次出國。途中載著槍炮的車滑進山溝，最後武器都是人力擡著到了朝鮮。在誌願軍第二次戰役東線作戰的戰場，朝鮮東北部長津湖地區，這支隊伍將迎戰美軍的陸戰一師。
長津湖是長津發電站的蓄水湖，群山包圍，東西兩岸均為海拔1300多米的山地。據記載，在1950年，這一地區10月下旬開始降雪，到11月下旬，氣溫已下降到零下27攝氏度左右，到處是白雪覆地，山高路窄，道路冰封。
第9兵團進入長津湖戰區後，美軍空襲致大量汽車、糧食、被服、彈藥補給被毀，就地籌借糧食十分困難，沒有住房，只能在雪地露營。部隊忍饑受凍，凍傷減員嚴重。陳福安親眼看著一位戰地通訊員趕到陣地後，受傷的腳上膿血與鞋襪裏的冰凝成一體，只能用剪刀剪爛鞋子，將腳取出。
第二次戰役中，陳福安曾守在黃草嶺，“唐朝薛仁貴征東的那個山”，為的是截斷美軍退路。
零下三十幾攝氏度的天氣，積雪深沒過膝蓋，像電影《長津湖》裏演的那樣，陳福安說，在山上駐守的戰士一個人分到幾個土豆，凍得像石頭，“我們放到胳肢窩底下，慢慢等它融化，再咬著吃。”
換防時，戰士們發現一個班的副班長不見了，“大家覺得沒理由啊，敵人又沒上山來，怎麼會不見啊。”最可能的解釋是，大風刮落山上的雪，將人掩埋。
在山下的“廚房”——兩間很大的行軍屋裏煮著土豆，熱氣升騰，曾有換防下來的戰士顧不上思考直接用手抓，雙手馬上起了血泡，最後只能截肢。
帶皮土豆和蘋果已經是最好啃的東西，最難啃的是稻子。董桂義對南都記者介紹，沒去殼的稻子硌牙又紮破牙齦，只能等口水分泌出來，硬著頭皮“嚼啊嚼啊嚼，嚼出水來，再把幹的吐了。”麥粒子算是挺好吃，但是嚼不碎，囫圇地咽下去了，消化不了。豆子煮了之後倒能嚼碎，但吃了之後脹肚子，誌願軍砸開冰來喝水，容易腹瀉，一路行軍，一路臭氣熏天。
“朝鮮戰爭啊，苦啊。打仗、行軍那麼苦，但誰也不想復員（退伍）”，一些長期病號，哪怕爬著都要跟行軍隊伍走，有的戰士其實無家可回，部隊是情感的依托。
在朝鮮戰場，誌願軍白天鉆山溝裏用植物隱蔽，等待夜色給行動提供掩護。董桂義說，美軍走著自己修的盤山公路，“我們呢，鉆山溝，以團為單位，這邊插上去截住一股來打，那個團又從那邊插過去。他是機械化，我們是兩條腿。”在敵方行軍路線上迂回作戰，切斷前後連接，各個擊破殲滅。
作為曾經的機槍手，董桂義腦海中有一個抹不去的畫面。
一次截住日本車，槍聲一響，車輛搭載的敵軍士兵踩著汽車擋板縫隙向上爬，想跳出車外，但他們的腳紛紛中彈，“一中彈就失去控制，一下子有的歪到裏面，有的栽到外面，可是腳還在縫裏面別住，就那麼掛在那個車上，沒有辦法再上來。”
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雪夜，打仗的火氣激得董桂義出的汗，在戰鬥告一段落後結成一身冰渣。誌願軍隊伍要趁夜色推進。四五十裏路上，遍布汽車、坦克、槍炮和死屍——敵軍的，戰友的，幸存者摸黑踩著過。董桂義們一腳深一腳淺，不時踏空或絆倒再爬起。
隊伍身後，片刻前的戰場上硝煙已散，鮮血發黑凝固，軀體上落一層雪霜。
滾燙的槍筒
朝鮮戰場上，董桂義扛一挺德國制造的馬克沁重機槍，全重近50斤。“打起仗來，這邊拉這邊進，一個袋子是250發子彈，拉到機槍上，幾分鐘就打完了。”
董桂義向南都記者比劃，“來回的這個子彈熱啊，打得多了以後水在（水冷式套管）裏面就像燒開了一樣。到時候要前進了，那個筒子都不敢碰的。如果沒穿衣服直接就被燙熟了。”
1950年11月，根據第9兵團的部署，第27軍決定：以第81師主力進入新興裏地區，協同第80師，共集中5個步兵團，以4個團進攻，1個團阻擊援敵與截殲逃敵，圍殲新興裏地區的美軍。
新興裏戰鬥中的機槍手。
董桂義所在的第81師第241團由正西及西南向新興裏進攻。“本來我們是機炮連，打起仗來呢，我們一個排分到一個步兵連去。”重機槍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在步兵衝鋒時占著高地，封鎖敵人火力，掩護步兵前進。“敵人打，我們也打，打得敵人打不出來，我們的步兵才能往前衝。”二是當敵人從碉堡往外掃射，步兵要去炸碉堡，重機槍須封鎖碉堡上的射擊孔，掩護帶著炸藥的步兵。
根據抗美援朝紀念館的資料，這天晚上，火炮實施急襲15分鐘後，第27軍部隊於23時發起攻擊。至12月1日拂曉，4個步兵團先後突破美軍前沿陣地，將敵壓縮於新興裏村內狹小地域。
新興裏之美第31團級戰鬥隊在外援無望、即將被殲的情況下，指揮官費斯上校命令毀掉所有的火炮、卡車和補給品，率領剩余人員開始向南突圍，當即遭到誌願軍第241團的阻擊。在40余架飛機掩護下，美軍以10余輛坦克為先導，突破誌願軍陣地，奪路逃命。
誌願軍第27軍部隊立即展開攔阻和追擊作戰，將美第31團級戰鬥隊大部殲滅於新興裏、新垈裏地區。殘敵一部越過冰封的長津湖向柳潭裏逃竄，一部繼續沿公路南逃，被誌願軍第242團1營攔阻於後浦、泗水裏地區。經過激烈戰鬥，誌願軍斃俘敵400余人。新興裏戰鬥創造了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以劣勢裝備全殲現代化裝備美軍1個加強團的戰例。
誌願軍也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董桂義回憶，牢牢把握制空權的美軍飛機向趴伏在地的誌願軍步兵投擲汽油彈，汽油彈撞擊地面爆炸升起兩米高的火，“人沒有辦法，蒙著頭從裏竄出來，多數都那樣燒死了”，火勢蔓延席卷山上的柏樹林，留下一片荒蕪。
1951年初，“聯合國軍”退至三八線以南，陳福安在阻擊過程中被坦克的機槍擊中左臂，一只手立即失去活動能力，負傷退下前線。
名冊和書信
董桂義是機槍連班長，“一般的班是12個人，正副班長加10個戰士。我的那個班是15個人”，他對南都記者說，機槍組正副射手、彈藥手加上他五個人，是一組，另有二組和三組，各五人。
出國的時候，他們連裏共約180號人。除了炊事班、連部正副連長、指導員、警衛員、通信員等二三十人，參戰人員約有一百四五十人。到了1951年下半年，可參戰人員包括他在內，僅余14人。
“剩下的人中有我們的副班長，19歲。”董桂義陷入了回憶。
當時為躲避美軍飛機掃射，每人需要為自己挖一個長、寬、深度約半米的坑洞，當飛機逼近，“你得蹲下去，不能露頭，飛機過去以後就趕快起來準備戰鬥。”然而，一晝夜的行軍後，副班長挖坑時已經精疲力竭，躲進去後臉還露在地面之上。
捱過一輪空襲，董桂義和戰友重新站起，而副班長已血肉模糊。“（連裏）戰鬥人員到這個時候剩這麼十幾個人，看看那個血淋淋的，可憐啊。大家流著淚，把坑又挖深了一些。用他的棉被——因為那個時候天暖和了——把他包了包，把他埋在那裏，我們又繼續前進。”
誌願軍部隊堅守在上甘嶺陣地上。
躲避空襲是抗美援朝老兵的共同回憶。
羅達仁曾是45軍135師405團一營二連的文化教員，他向南都記者介紹，坑道內點蠟燭照明，要用炮彈箱子或雨布擋罩，不能讓光線從坑道口漏出。白天“是人家的主場，我們只能在底下挖坑道，挖溝溝戰壕”，到晚上再“偷偷摸摸地爬過去。打贏了就站在那裏了，沒有打贏就退下來。”
當初第45軍和第44軍整合時，兩軍番號同時取消，取原番號的尾數整編為第54軍。羅達仁所在部隊於1953年3月5日頂著美軍飛機的恐嚇掃射過鴨綠江，隨後迅速分散，他們將要趕赴抗美援朝戰場的最後一次戰役。
這時，距離1951年7月戰爭雙方開始舉行朝鮮停戰談判，邊打邊談的局面已持續近兩年。使談判陷入僵局的是“聯合國軍”方面反對中朝方面提出的戰俘全部遣返主張，提出所謂“自願遣返”原則。1953年7月中旬，中朝人民軍隊為實現有效的停戰和停戰後處於更有利地位，發起以金城戰役為主的進攻作戰。
1953年7月13日晚，夜幕下陰雲密布，大雨將至，隆隆炮聲拉開金城戰役戰幕。這是誌願軍入朝以來，集中火炮數量最多、火力最強的一次戰役。半小時內的火力急襲將1900余噸炮彈傾瀉到南朝鮮軍陣地上，破壞其陣地表面工事30%以上。炮火準備結束後，步兵迅速發起攻擊。在1個小時內全部突破了南朝鮮軍4個師的防禦前沿陣地。
羅達仁所在的第54軍誌願軍戰士不斷輪換上前替補傷亡人員。他作為文化教員屬於非參戰人員，機動承擔雜務，如救助傷員、宣傳鼓動，輸送彈藥。他的日常職責原本還包括傳遞書信。不識字的戰士找羅達仁代筆寫信，讓他給他們念通過軍郵寄來的家書。405團一營二連裏有187人，戰事稍平靜時，幾乎每天都有兩三封信來到羅達仁手上。
當金城戰役結束，後方積壓的信件一下子湧來幾十封，每封蓋章寫著“幾營幾連哪個戰士收”，其中有些再也無法抵達收信人。
多年以後，羅達仁到北戴河療養，與當初的指導員重逢，對方交給他一本封皮暗紅色、巴掌大小的老式筆記本。翻開戰士名冊，羅達仁才知道真正的傷亡數字，“二連上去的時候187個人，從朝鮮打下來剩28個人。我是二十八分之一。”
1953年7月27日，戰爭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至此，歷時2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宣告結束。
根據抗美援朝紀念館數據，這場戰爭中，誌願軍陣亡、病故17萬余人，負傷22萬人，中朝軍隊傷亡總人數約63萬人。聯合國軍方面，陣亡美軍3.6萬人，負傷10萬余人次，韓國方面傷亡約在30至40萬之間。
董桂義告訴南都記者，美軍成立了專門機構尋找海外戰場上失蹤的戰鬥人員，其中也包括朝鮮戰場。董桂義看到這類消息時總會想起當年所見，他想，上哪兒去收，這些無名屍骸早已歸於塵土。
歸途與余生
在戰場上待久了，自會分別各種炮彈爆炸時的異同。榴彈炮巴掌大的彈片伴著巨響飛出，會帶起風。而迫擊炮破裂後的彈片很小，很碎，防不勝防。誌願軍抵達三八線以南後的一次戰略性後退中，來自迫擊炮的碎片紮進了董桂義的腿。
他被送到三八線以北動手術，主傷口打上麻藥開刀。“醫生拿著那個透視的片子一邊看，一邊割開我的腿，用帶鉤子的刀子找啊，摁下去，往外一帶。”護士為了分散他註意力一直問，“你多大歲數啊，結婚了沒啊。”他疼得對護士發了脾氣。
中國往朝鮮戰場送彈藥、送糧的汽車，往回走時捎上傷員。仍然是為了躲避空襲，汽車只在晚上跑。美軍依靠照明彈探察，“我們的汽車在沒有飛機來的時候開著燈，一來飛機，山上哨兵打槍，車就趕緊關燈，可是不敢減速。”汽車在被炸得坑坑窪窪的路上顛簸，躺在車裏的傷員就被拋起來摔下去，“喊爹喊娘。”
動完手術回國時，董桂義等人改坐火車。白天照樣得隱蔽，但火車不能熄火，燒煤的煙困在又長又矮的山洞裏，“熏得人嗆得上不來氣”，每個人的臉就跟剛從煤礦回來一樣烏黑。火車將他們帶回黑龍江，傷員到醫院洗澡上藥，換下他們在山林中被撕扯成布條狀的衣服。住院半年之後，董桂義轉回山東老家。
在國內養傷的陳福安一心想著返回朝鮮戰場。1951年11月，他到山東申請歸隊。“只要身體還行，那就想歸隊。當時我說我要為國家出力！打美國鬼，（他們）那麼囂張！”
陳福安對南都記者表示，當時醫院裏足足有六七十名想歸隊的戰士，最後能達到要求的只有四五人，其余均被駁回。他到杭州療養一段時間後，1953年，南下返回廣東。陳福安曾在廣東的五金交電化工公司等單位保衛科工作，至上世紀80年代離休。
1953年停戰協議簽訂後，羅達仁並未回國，隨隊在三八線以北駐軍，蓋營房。
“朝鮮老百姓也很緊張很艱苦”，羅達仁說，起初幾年，糧食要從中國國內運過去，部隊省下糧食分給百姓，在平壤幫忙修房子、修鐵路，還要保持練兵。1958年，最後一批誌願軍隊伍撤出朝鮮，羅達仁告別了這片浸潤著戰友血汗的土地，輾轉重慶貴州任教職。
羅達仁。
耄耋之年的他樂呵呵地描述從朝鮮撤軍途中的熱鬧場景，每到一個車站轉車，他就跟當地老百姓表演節目，唱歌跳舞，轉場時的片刻溫暖伴他走過往後幾十年裏的艱難。
七十年前幸存的戰士日漸雕零，南都記者探訪健康條件尚可的老兵時，他們的聽力大多嚴重衰退，但提起朝鮮戰爭，他們聲音洪亮滔滔不絕。
“日本侵略中國讓中國受苦受難，（難道我們）還會讓美國佬進來？當然不能夠！要趕緊阻止他。”陳福安說。他的兒子指著電視屏幕：“他很懷念那個時候，所以他現在也還是會看這些（戰爭）片。”
認識的幸存者中有人尚在人世嗎？陳福安搖了搖頭。
深圳的幾乎每個晴天，96歲的董桂義總會出現在中山公園門球場。拉起褲腳時，他小腿處從右至左的貫穿彈孔仍清晰可辨。5粒指甲蓋大小的美軍迫擊炮碎片在他體內存留了七十年，投映於黑底CT片中似在發亮。這些金屬嵌入他重生的肌肉和骨骼，血管將其圍繞包裹，再也無法分割。
出品：南都即時
采寫：南都記者 林子沛 實習生 陳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