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每一次鎂光燈的閃爍都是冒險。子彈可能循著亮光打過來。
他把相機壓在石頭下，打亮鎂光燈，拍下漫天的機槍彈道。這是他最得意的照片之一。戰事中段，他得知鹹興港有大捷，立刻帶著照相機與一把小手槍，獨身步行五十余公裏，成功在鹹興港拍下了誌願軍第20軍59師偵察隊與朝鮮人民軍的會師場面。他與部隊一道強渡昭陽江，“迫擊炮直接打到水面上，犧牲的同誌就漂在身邊。”
他是張崇岫，抗美援朝第九兵團隨軍攝影師，親歷了第二次、第五次戰役。他是一個能打仗的攝影師，一個會拍照的兵。
2021年12月16日，合肥，張崇岫捧著他和戰友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拍攝的照片集《戰鬥在朝鮮》，他稱這本照片集為“寶貝”。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張崇岫就是他自己”
搞攝影，膽子要大。我的膽子就很大，從不知道怕……哪裏響槍，我就往哪湊。當時我們國家還沒有“戰地記者”這樣的稱呼，但我鼓搗上相機後，就隨著連隊，一直衝在最前線。這種情況一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我隨軍入朝，讓我拍下了這輩子都忘不了的慘烈戰鬥場面。
“新兵怕機槍，老兵怕大炮。”拍的時候，敵我隊伍很近，糾在一起，只要註意點，子彈是能躲得開的。但還是運氣要好。
你能聽到槍響聲、爆炸聲，聽到戰士們衝鋒時的喘息和急促的“繳槍不殺”，聞到濃重的硝煙味。
摘自張崇岫回憶文章
2019年底，在合肥市舉辦的包河國際攝影周上，安徽省攝影家協會主席許國見到了一組二十多張戰地攝影照片。
誌願軍的勇士們雄赳赳氣昂昂向長津湖地區集結。張崇岫 攝
一張照片上，山谷遼闊而黢黑，人跡也是黑乎乎的，渺小而蜿蜒，在冰天雪地間仿佛無限地延長。這是1950年11月，誌願軍第27軍秘密向朝鮮長津湖地區行進，迎戰北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許國覺得，這張照片“不輸給任何電影海報”。
還有一張照片中，一排軍人屈膝、提槍，伏身衝下山坡。前方的公路騰著好幾股煙霧，白的、灰的，兩三輛軍用卡車陷在霧裏頭。這是1951年5月，中國人民誌願軍第九兵團第27軍某連將南朝鮮李承晚的首都師部隊截擊在朝鮮金剛山地區。
同樣是1951年5月的另一張照片上，密密麻麻的軍人泡著江水向對岸蹚去，幾米外，三兩顆炮彈在人群間炸起，水花濺得十幾米高。這是誌願軍第20軍在強渡昭陽江。
許國“被震住了”。
他從來沒有見過“離戰火這樣近”的戰地攝影。入行三十多年，他研究過國內外許多著名的戰地攝影師，“往往是一方失去了戰鬥力，才上去拍兩張。而不是在雙方還在激戰的過程中，就去拍照……比如攝影大家羅伯特·卡帕最著名的作品《戰士之死》也是這樣，在照片上是看不到敵人的。”
而前述那組照片記錄的是正在進行時的炮火連天，鏡頭就在交戰之中。“物理距離、心理距離，都是零距離——這個攝影師不是戰爭的觀察者，而是戰爭的參與者。”
實際上，許國對張崇岫這個名字並不陌生，早在幾十年前，他就聽說過“合肥有個張老拍了大量的抗美援朝的照片”，卻從未得見。
這次，許國在開展儀式上第一次見到張崇岫。那年張崇岫已經90歲，顫巍巍地上臺領榮譽證書。攝影周結束後，安徽省文聯、安徽省攝影家協會開始“搶救式”地收集、整理他的作品。
許國先與張崇岫的家人聯系，得知出於職務原因，張家保留的照片並不多，大多照片及底片都上交給了部隊。張家人說，照片基本都發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軍事畫報》等雜誌上。許國就去淘舊雜誌，果然翻到大量署名張崇岫的照片。他盡數用電腦掃描下來，一張張做高清修復。一共收集到100多張抗美援朝戰場上的照片。
這百來張照片中，鏡頭拍到美軍坦克爆炸、傾覆在眼前，拍到機關槍的彈道滑過夜空，燃著了對面山頭的美軍帳篷，拍到炮彈把雪花炸得紛飛亂舞。許多影像甚至是連貫的，鏡頭一路隨著誌願軍戰士下山，子彈打出去，敵軍倒下、受降的場面……直拍到最後清掃戰場。“而在那樣的光照、設備條件下，許多細節都拍得很清晰，連坦克履帶上的紋路都能看清。”
同時段，許國頻繁地拜訪張崇岫，希望能在他的回憶與幫助下，共同整理出這些照片的文字解說。他發現這個耄耋之年的老人雖然耳朵不靈光了、講話慢了，但對大半個世紀前的記憶卻清晰無比。
張崇岫告訴他，自己1950年11月12日入朝，那時鴨綠江結了冰，“不需要橋梁都可以走過。”他的身份是新華社駐九兵團分社攝影記者，隨軍在朝鮮東線作戰，幾乎全程參與了抗美援朝第二次及第五次戰役。他說朝鮮的冬天酷寒無比，“臉凍得咯咯響”，戰士的皮膚凍黏在衣褲上，一揭開，“像熟山芋一樣掉一層皮”;入朝頭十五天，“除了朝鮮百姓家的土豆，沒有別的可吃。”他當著許國的面，用十來分鐘畫了一張作戰線路圖，標註出鴨綠江、柳譚裏、長津湖、水門橋等沿東線的近十個地名。他能準確地說出每張照片拍攝的年份、月份，乃至背後的故事。
2020年12月，在第13屆中國攝影藝術節中，安徽省攝影家協會策展了張崇岫的首個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個人影像展。張崇岫開始受到更多關註，全國各地的數十家媒體湧到他五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裏，一遍一遍地聽他說大半個世紀以前的故事。
連同照片沈寂了大半個世紀後，張崇岫“突然就火了”。許多人開始管他叫“中國的羅伯特·卡帕”。
許國持反對意見，“張崇岫就是他自己。”
“你抓住了歷史瞬間。”
淮海戰役我還沒有照相機，渡江戰役我拿到一個折疊式的照相機，但還沒有120膠卷，打開大上海之後，我不但拿到135萊卡相機，還從繳獲品中拿到大盤的電影膠片，這時我的攝影技術突飛猛進。
在接管了的上海《申報》衝洗膠片的暗室裏，我幫助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攝影科長陸仁生衝洗出解放上海的第一批底片，有解放軍行軍入城、老百姓送水歡迎，還有解放軍睡馬路等鏡頭。睡馬路照片，他拍了四五張，他正在挑選時，我說了這樣一句話：“那一天(指上海解放那天)我也看到濟南第一團睡臥在上海南京路邊，當時，我未想到要拍下來。”
陸仁生用略帶惋惜的口氣說：“噢，歷史一瞬間就過去了，我們搞新聞攝影只要抓住時間、地點、新聞事件，就能拍出一張獨一無二的照片;過了時間、地點、事件，就永遠無法拍到。”
摘自張崇岫回憶文章
從合肥市四牌樓地鐵站出來，往西走，經過幾棟新的、舊的高樓。再向南，拐進一道不起眼的鐵柵門，見著幾面灰禿禿的墻，爬上一棟水泥色的小樓，就進了張崇岫家了。
張崇岫從花布沙發上起身迎接，穿一件藏青色的針織衫，領口露出襯衣的格子紋路。他的眉毛和頭發都疏而白，軟綿綿地貼著皮膚，背佝到近四十五度。
張崇岫92歲了。晚年的多數時間，他的生活平淡得像一碗靜置的水。早上六點鐘起床，泡茶、做早飯，再和妻子坐在客廳看電視、打瞌睡，大女兒過來備菜、做飯。到了十一點，就該吃中午飯了，吃了飯，就該午睡了。睡不睡得著都要睡到一點半，起床來，就可以接待客人了。
2021年12月16日，合肥，張崇岫在向新京報記者講述抗美援朝經歷。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書房放著三張椅子，兩張是軟墊的，張崇岫挑了另一張硬木的坐著。一看到攝影機器擺出來，他就發表意見：“照片你在這邊拍。”手指著墻角，比劃出一個角度。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戴著助聽器，左耳幾乎徹底失聰，“在朝鮮戰場上震聾的。”與他說話，總叫著他的大女兒做翻譯。
入朝那年他21歲，不過已經當了七年的兵。14歲的時候，他隨母親從老家安徽巢湖城逃難至鄉下，遇到遊擊隊便從軍了。部隊認為他年紀小，送他去“皖江聯中”讀書，學成後又被派到地方部隊做文化教員。十七歲時，他被調到東線兵團政治部新聞訓練班學習攝影技術。此後就一直擔任隨軍攝影師。
他起先不願做攝影師，“為什麼不讓我端槍打仗?”但服從命令要緊。後來他發現，戰場上端相機，就好比端槍一樣。
作為九兵團攝影組組長，張崇岫帶著一臺萊卡相機，一臺蔡司相機入朝;120規格的、135規格的幾十卷膠卷，像子彈帶一樣一卷卷別在腰間。那時的相機還要用鎂光燈，“把發條緊上，打火石一打，啪的一聲，才亮。”
張崇岫回憶，自己的攝影生涯中有幾位前輩。第三野戰軍政治部攝影科科長陸仁生曾教育他，歷史轉瞬即逝，搞新聞攝影，必須抓住“時間、地點、新聞事件”。隨軍解放上海後，他遇到一批蘇聯攝影師，雙方交流中，他發現蘇聯人很愛拍攝“勝利會師的一刻”，“那是他們特別喜歡的表現勝利的手段。”他也喜歡羅伯特·卡帕的這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炮火不夠近。”
在朝鮮，張崇岫要急行軍，要埋伏，要衝鋒陷陣，要在這些行動的間隙按下快門。遇險是常有的事：有一回他隨部隊攻占一個變電所，殘余的敵軍向他放冷槍，他只能翻到路邊的溝裏臥倒躲避。還有一回，他隨著部隊從半山腰往下衝擊，“子彈嗖嗖地打過去”。他去往23軍的陣地拍照，“大概是鏡頭反了光”，美軍的重機槍追著他們掃射。
1951年夏，中國人民誌願軍第20軍戰士冒著炮火，向敵人發起衝鋒。張崇岫 攝
他把相機壓在石頭下，打亮鎂光燈，拍下漫天的機槍彈道。這是他最得意的照片之一。戰事中段，他得知鹹興港有大捷，立刻帶著照相機與一把小手槍，獨身步行五十余公裏，成功在鹹興港拍下了誌願軍第20軍59師偵察隊與朝鮮人民軍的會師場面。這張照片後來被《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國作戰二周年紀念》收錄。紀念冊中另有一枚《涉江追擊敵人》的郵票，同樣出自張崇岫之手。拍攝當天，他與部隊一道強渡昭陽江，“迫擊炮直接打到水面上來，犧牲的同誌就漂在身邊。”
戰後，張崇岫將這些照片給予陸仁生評價，陸仁生稱贊他說：“你抓住了歷史瞬間。”
記錄這些瞬間是有代價的。張崇岫的頭頂被炮彈刮過，“禿嚕了一塊頭皮”。左手虎口有一處子彈的貫穿傷，小腿則受過嵌入傷，所幸都沒有留下殘疾。其余的小傷不計其數。
在徒弟邊震遐的記憶中，朝鮮戰場上的張崇岫身材挺拔，相機在胸前，手槍在腰間，肩上掛著美軍食品罐頭，“自豪又瀟灑”。
1951年7月，中國人民誌願軍第20軍戰士們冒著炮火和敵人的阻擊，涉水強渡昭陽江。張崇岫 攝
張崇岫也會拍一些“平淡的時刻”。誌願軍在野地裏縫補軍鞋，他拍。誌願軍從雪坡上溜下，滑雪一般，哈哈大笑，他拍。清掃戰場時，誌願軍的一個轉身微笑，他拍。邊震遐曾回憶，張崇岫教誌願軍叫朝鮮婦人“阿媽妮”，“阿媽妮”高興地衝出門來為他們打水，他也立刻抓拍下來。
這年春天姍姍來遲，麥苗在春風中搖晃
長津湖戰役結束後，部隊在休整，一天，宋時輪帶著警衛開車去死鷹岺查訪死傷情況，他要我一同前去。當我們車隊來到死鷹岺山峰下，只見大雪後百丈懸巖，山峰仍在厚厚冰雪覆蓋下，展露出驚險離奇的峰巒。
宋時輪走下車，站在這狹窄的公路邊，看著許多炸毀的車輛，都被撞翻在公路兩側，還有牽引車馱的大炮和翻倒溝裏的坦克，可以看出這裏曾有過一場血與火的激戰。一個通訊參謀從雪地裏搜索回來，他向宋時輪報告，那邊發現一批犧牲同誌的遺體。宋時輪沒有說話，連忙向前走去，參謀上前揭開帆布一角，裏面整齊排列著犧牲者遺體，天寒地凍，遺體各種形狀都有，宋時輪從雪地裏奔跑過去，站在這些犧牲者面前，聲調淒慘地說：“我老宋來看你們啦!你們是英雄，你們打敗了美國海軍陸戰一師呀!”
……
我不停地按動快門，按動快門，把所有對勝利的渴望，對誌願軍戰士的尊重、驕傲和自豪，都用相機記錄下來了。
摘自張崇岫回憶文章
媒體來采訪張崇岫，許國常陪伴左右。記者們愛問“有些刺心”的問題，比方說，戰場上苦不苦?什麼時候最苦、最慘?張崇岫避而不談這些問題。有一次被問急了，他說，戰爭哪有不慘的?戰爭都很慘的，陣地的坑道很臭，都是焦糊味、血腥味，炸彈來了，邊上人的腦袋都給削掉了。
許國記得，張崇岫只講過這麼一次，後來再怎麼被追問，他都不言不語。
但他會主動說一些旁的事情。入朝前，他在山海關的火車站拾了件帶毛的皮大衣。原先他只穿一件打底衫、一件毛線衣外加一件薄棉襖。他日後多次慶幸，沒有這件皮衣，他恐怕“挨不過去”。
他說，朝鮮戰場和國內的抗日、解放戰場不一樣，“到處都是美國人的飛機，有時候四架飛機追著一個人打。”長津湖戰役後，他與時任兵團司令員宋時輪一同去死鷹岺查看部隊傷亡情況，見到翻滾在路邊的、被炸毀的車輛，見到栽進溝裏的坦克，見到被帆布覆蓋著的犧牲同誌的遺體，“整齊排列”、“各種形狀都有”。長津湖“冰雕連”的陣地離他有二三十公裏遠，他在戰鬥結束後才知曉他們的事跡，因此沒有拍攝記錄，是為一種遺憾。
1951年5月，朝鮮江口洞，美國陸軍第24步兵師坦克隊士兵向中國人民誌願軍第20軍59師戰士舉手投降。 張崇岫 攝
“九兵團十五萬人，減員四萬人，但是把美國人趕回了三八線。意味著什麼?”現在，他幾乎對每個接待的記者都說這樣一番話，聲音高亢，“長津湖(戰役)是戰略上的大勝。”
1952年9月，九兵團從朝鮮回國。張崇岫記得，宋時輪在鴨綠江邊下車，往長津湖方向“默立良久”，脫帽、鞠躬。
回國後，自1953年起，他任濟南軍區政治部攝影記者。1958年，他轉業至安徽畫報社任攝影組副組長;1968年他任安徽日報社黨委常委;1980年，他調任安徽省文聯辦公室副主任。1988年，他正式離休。
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開始寫作戰爭題材的小說，發表了短篇小說《我是中國人》，還寫過高敬亭、葉挺等人的劇本。80年代，他四處奔走協調，和安徽電影廠合作，請來了孫飛虎、古月等特型演員，拍攝了講述渡江戰役的自作劇本《日出長江》。進入21世紀後，他寫成了劇本《長津湖史詩》以及長篇小說反映朝鮮戰爭史實的《英雄“CHINA”丁》。
徒弟邊震遐記得，張崇岫在朝鮮時有一本“藍色的筆記本”，戰爭間隙，他會往本子上謄寫《喀秋莎》一類的蘇聯歌曲。離朝回國前，張崇岫撿了兩張朝鮮的楓葉，夾在功勞簿裏，保存至今。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記述戰爭的場面，寫道，“這年春天姍姍來遲，麥苗在春風中搖晃。”
圖片不會老
我親歷了這場惡戰，也用自己的相機，記錄了這場惡戰 ……七十多年過去了，煙塵穿越歲月催，少年子弟攝影老。我老了，但是圖片不老，圖片裏的故事不老。
摘自張崇岫回憶文章
張崇岫老了，常常全身發痛，也不知是舊傷發作，還是純粹的老年的痛。他的視網膜病變了，看東西只見輪廓，看不清中間。十五年前他得了食道癌，胃切掉了五分之三，如今吞咽困難，吃飯只吃小半碗，大一些的藥丸子也吃不下去。再由於他那極度彎曲的背，他睡覺時不得不墊上四個枕頭，否則胃裏的食物會返流。他的腳步比語速慢，動作比腳步慢，扣一個拉鏈要摸索近十秒。
但他還保有些軍人的習氣。長女張雯雯說，一如她們姊妹從小被軍事化管理那樣，如今的父親還是要求她們吃飯快、穿衣樸素、作息規律。她去見父親，要換上“素一點、工作服一樣的衣服”，否則會被教育，怎麼把錢都花在了買衣服上?
父親的方向感仍然極好，出門溜達，“去過一次的地方，絕對不會記錯路線。”他的靈活勁兒也還在，家人不讓他常外出，他就找些旁的理由，定要出去補口鍋、買個小物件。
童年時，張雯雯見過隨父入朝的兩臺相機，一個裝在綠色燈芯絨袋子裏，一個裝在蘇聯式的大攝影包裏。父親常用那兩臺機子給他們姊妹三個拍照，“啪一下，冒出白白的亮煙，閃一次，一張照片就拍好了。”離開安徽日報前，父親將相機交給了報社。現在，他偶爾也會手癢，想拍照，但“搞不清”當下的數碼相機。
父親不看戰爭片，因為“經歷過最真實的戰場”，卻愛看各類體育節目，直到今天還在關註英超足球聯賽，“每支球隊，每個球員他都搞得清楚。”
再早幾年，父親與戰友們常來往，張雯雯記得，好幾個都是“皖江聯中”出來的學生，寫得一手好字，其中一個在朝鮮被燃燒彈燒花了臉，但其人“個子高高，很瀟灑”。而今，老戰友在一個一個逝去，父親從來不去參加葬禮，“覺得沒意思”。
2021年12月17日，合肥，張崇岫獲得的抗美援朝功勞證和獎章。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他還藏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等二十多枚榮譽勛章。都是他壓箱底的寶貝，平時收在書櫃裏，輕易不示人，也不佩戴。
張雯雯說，上了年紀後，父親對功勛的思考變了。年輕時，有好事者逗他，說他的照片“沒什麼大不了”，張崇岫會和他們爭得面紅耳赤。
近幾年他仿佛“看淡”了，他對張雯雯說，“什麼英雄不英雄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軌跡。”
“我就是一個簡單的攝影人，一個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服務的攝影人。”張崇岫在去年的一篇自述中寫道。
一個勛章對應一個盒子、一個小塑料袋，是萬萬不能錯的。他總要花上十幾二十分鐘，才能夠將一眾勛章小心翼翼地轉移進書櫃。同放在書櫃裏的，還有那本夾著朝鮮楓葉的功勞簿。
兩片楓葉的葉子枯萎了，但依然泛出紅與橙的色彩。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王嘉寧 編輯 胡傑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