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一去32年，至今未歸，他那年邁的母親每日裏扶著門框，看著兒子消逝的胡同，嘴裏念叨著：
“兒子，你無論走多遠，走多久，回來就到協和胡同來找媽，媽永遠不會搬家，一直等著你。”
母親就這樣守著這份承諾，直到自己生命的盡頭，方大曾也沒有出現在胡同口，方大曾人呢？他去哪裏了？
1912年7月13日，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的方振東，喜得獨子：方大曾出生了。
見多識廣的外交官，照樣脫不了封建意識的束縛，兒子的到來，讓他鐘愛的如同稀世寶貝。慣著是必須的，盡其所求滿足兒子，也是不帶打折扣的。
1921年，上小學的方大曾，收到了父母送的生日禮物，一臺心儀已久的相機。
方大曾高興極了，有時間便捧著相機琢磨，很快便把攝影技術琢磨得七七八八了。
家境優渥的方大曾，同學中不乏富家公子。弄個相機，玩點風花雪月什麼的，幾乎是這些公子哥的通病。
但是方大曾不沾這些毛病，他把攝影的著眼點，放在了社會底層。
春天他不去踏青采風，卻去拍農民辛苦勞作的情景。
夏天驕陽似火，方大曾跑到黃河邊，拍下裸體奔波，被曬得通體黝黑的纖夫。
秋天他追蹤小商販，拍他們為仨瓜倆棗，起早貪黑苦心鉆營的生活。
冬天裏的駝隊，裝載著太多生活的艱辛，讓方大曾認識了活著的又一份不易。
攝影這個愛好很燒錢，為了能夠把所有的資源，都用來堅守自己面向大千世界，為社會服務的理念，少年方大曾對家裏人就顯得有些“摳門”了。
一次，妹妹看到哥哥拎著相機要出門，就湊上去，央求方大曾給自己照一張像。
方大曾笑著答應了，小妹興奮地又是整理衣服，又是選擇背景。等她好不容易端足了架勢，方大曾卻已經跑到街對面，對著辛苦的黃包車夫，入神地拍了起來。
妹妹生氣了，找媽媽告狀。媽媽安慰小妹：“你哥哥說了，這麼昂貴的東西，只有用於更有意義事情上，才是物有所值。”
1929年，方大曾在其就讀的北平市立第一中學，成立了一個攝影組織：“少年影社”。
他宣稱：“攝影人才也能在藝術上占了重要地位…做少年攝影界的先進隊何等偉大！何等的有趣呀！”
很快這個“有趣”的事情，便把方大曾帶進了一個嶄新的天地。
他開始關心時事，關心祖國的命運走向。
1932年1月19日，中法大學的學生走上街頭，向市民們宣講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揭露日寇試圖吞並中國的狼子野心。
集會之後，中法大學經濟系二年級學生方大曾，和學校的十幾名同學，作為代表，趕往市黨部情願，敦促政府積極抗戰，帶領民眾保家衛國。
熱衷於“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當局，對於學生們的行為，很是惱火。荷槍實彈的軍警，將手無寸鐵的學生代表，悉數抓進了警察局。
當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社會的憤怒。在各界名流的幹預下，學生代表雖然被釋放了，政府卻將他們計入了黑名單。
方大曾並不在乎這些，回到學校後，他便擔任了《少年先鋒》雜誌的主編，開始了新聞工作的嘗試。
對日寇暴行的揭露，和對底層民眾的同情，不斷出現在方大曾的文章和圖片新聞裏。
針砭時弊，曝光黑暗，年輕的方大曾，讓政府很是頭疼，特務們又盯上了他。
1933年4月23日，遇害六年的李大釗，在各界名流的關心資助下，得以安葬。
方大曾早早來到公祭現場，準備把這個歷史時刻記錄下來。
公祭開始，成千上萬的民眾湧上街頭，為革命先驅李大釗送行。
反動當局很震驚，這麼多年了，李大釗的影響力依然不減。他們害怕了，派出大批軍警，到街上驅趕群眾。
看到方大曾在采訪，幾個警察圍住他，試圖搶走相機。
身材高大的方大曾，一身西式服裝，把相機抱在懷裏，毫無懼色地跟警察據理力爭。
面對方大曾的義正辭嚴，警察們有點蒙圈了。他們以為方大曾是外國記者，不敢過分造次，便罵罵咧咧地轉身衝進公祭會場。
公祭會場裏一片大亂：擺放祭品的桌子被踹壞，主持人被打傷，幾十個人遭到了逮捕。
方大曾擠在人群中，不斷按動快門，將軍警的暴行，和與會者的憤怒反抗，記錄了下來。
而特務們也暗中記下了方大曾。
1934年的一天，一夥人闖進中法大學校園，帶走了幾個老師，順帶抓走了方大曾。
人是國民黨省黨部下令抓的，罪名是參加革命互濟會。這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早幾年就被被國民黨查封了。
被捕人員的家屬，和學校多方奔走，四處斡旋。折騰了好幾天，政府才答應由學校具保，把人放了出來。
因為這次事件，校方對方大曾做出了留級一年的處分決定。
留級耽誤了方大曾走上社會的進度，但是卻讓他贏得了寫作的時間。
這年，方大曾在英國一家雜誌上，發表了小說《四子王旗》，得到的了一筆豐厚的稿費。
用這筆錢，方大曾買了一臺名貴的相機，德國“祿萊福萊克斯”。從而實現了將自己的“武器”，升級換代的夢想。
轉年，大學畢業後的方大曾，經朋友介紹，進入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在那裏擔任了一名幹事。
不久他牽頭成立了“中外新聞學社”，利用這個平臺，方大曾的相機更有了用武之地。
“九一八”事件不久，東北成為了日寇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很快內蒙古部分區域，也遭到了侵略者的踐踏。
面對祖國大好河山所遭受的蹂躪，一些有民族氣節的國民黨將領，挺身而出。
1936年末，針對偽蒙政權的“綏遠抗戰”爆發了。12月4日，方大曾踏上西行列車，奔赴塞外，去實地采訪戰鬥情況。
塞外的深秋，寒風刺骨，方大曾深入部隊，和抗日戰士們一起，經受著惡劣環境的考驗。
戰場不斷向前推進著，1937年1月16日上午，方大曾來到了綏東地區的紅格爾圖，在這裏，他見識了戰爭的殘酷。
一堵斷墻上，一條血淋淋的胳臂，孤零零地搭在那裏；
北風蕭瑟中，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正在剝下一個戰死者身上的衣服；
天寒地凍，一隊士兵靜靜地趴伏在戰壕裏，準備著下一次的激戰。
方大曾端著相機，鏡頭所及，除了戰士們的出生入死之外，還有那些被戰爭所害的平民百姓的淒慘。
蒼茫的曠野裏，流離失所的難民，步履蹣跚地行走在塵土飛揚的路上。
斷垣殘壁後面，失去家園的百姓，目送著匆匆奔赴前線的部隊，臉上布滿了祈盼。
一張張照片，一篇篇通訊，方大曾將戰爭帶給平民的苦難，將戰士們的英勇無畏的反抗，將侵略者的野蠻無恥行徑，揭示給全國，乃至世界人民。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盧溝橋”事變。
這一年，方大曾已經供職於上海，成為了《中外新聞學社》、《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
7月10日，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聽聞事變發生，一大早騎著自行車奔盧溝橋而去。
盧溝橋畔，經過中國軍隊的堅決抵抗，日本人退回了駐地，戰役暫停。
飽受驚嚇的平民百姓，紛紛逃出戰區，向北平城內湧去。逆向而行的方大曾，飛車向盧溝橋進發。
途徑豐臺，他被幾個日本兵截住。
日寇疑心方大曾是中國軍隊的密探，他們反復查看他的記者證，不斷對他進行盤問。
看著這些在中國土地上，頤指氣使的強盜，方大曾的內心充滿了憎恨。他表情冷峻，態度自若。
一個鐘頭之後，記者證上的外文，幫助了方大曾，加之他的容貌有點像東歐人，日本人放過了方大曾。
來到盧溝橋西畔，停戰後的橋頭上堆滿了沙袋，戰士們手持武器，密切監視著對面的日軍動向。
方大曾站在盧溝橋上，望著藍天白雲下，沈寂的原野上的瑰麗景色，內心無限感慨。
他深情地預判道：“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離開盧溝橋，方大曾來到長辛店時，一排躺在地上的軍人驚駭了他。
這是陣亡戰士的遺體，部隊雇傭的當地百姓，正在為他們入殮。
方大曾心情沈重地舉起相機，為這些忠勇的戰士們，留下了最後的遺照。
一位市民向方大曾介紹：“昨天埋了個連長，剛結婚，太太才十八歲啊！新娘子為丈夫下葬之後，就回娘家了。”
死去的戰士，激勵活著的人們的鬥誌。自發組織起來的市民，紛紛捐出物資，支援前線部隊，慰問受傷的將士。
火車站裏，方大曾在專列上，采訪了一個二十九軍的營長。這個叫金振中的營長，在宛城保衛戰中，被炸斷一條腿。
在擔架上，營長忍受著傷痛，向方大曾講述了宛城戰鬥的經過，言語中沒有絲毫沮喪。
采訪結束後，營長拉住方大曾，要他把身邊堆積如山的慰問品，幫忙分給其他傷員。
十日下午兩點，日寇又對盧溝橋發起了進攻。
長辛店陷入危機，駐軍長官勸方大曾趕緊離開。
作為采訪盧溝橋事變的第一人，方大曾手裏的大量底片，需要及時衝洗整理，新聞稿件需要發回報社。
他聽從了勸告。
但是回家的路已經不通了，方大曾只好從門頭溝繞行到北平。
盧溝橋方面，日寇的進攻很猖獗，部隊的抵抗異常慘烈。方大曾在回撤的路上，不斷遇到從前線轉運下來的傷員。
他一路走，一路隨機采訪，在他後來發表的稿件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十日，被安排守衛鐵橋的戰士，遭到了大批日寇的來犯。
守橋部隊只有一個排，戰鬥極其殘酷。當後援部隊趕到時，整排的戰士，全部壯烈犧牲，日寇卻沒能前進一步。
路過後方醫院，方大曾遇到了一個熟識的傷兵。
這個身上纏了幾道繃帶的士兵，驕傲地告訴方大曾，當他們增援鐵橋後，面對潰退的日寇一路追擊。不知不覺間，他竟追到了日寇的戰壕裏。
他迎面刺死了一個敵人，沒等拔出刺刀，卻被敵人刺中了後背。
此時這個戰士顧不得拔槍，伸手抽出後背的大刀，一刀砍掉了日寇的半個腦袋。接著又殺死兩個敵人之後，腹部再次受傷，才不得已跳出戰壕，退出戰鬥。
“士兵們都殺紅眼了，一路追著敵人，集合號都無法讓他們停止追擊。長官沒辦法，只好到戰場上把大家喊回來。”
傷兵的話，讓方大曾非常感動。他深信有這樣的戰士在，何愁日寇不滅亡。
7月28日，已經回到北平家中的方大曾，結束假期。受報社派遣前往保定，與先期到達那裏的著名記者範長江，以及上海《新聞報》記者陸詒、北平《實報》記者宋致泉匯合，沿平漢路，對抵抗部隊進行采訪。
令方大曾沒有想到的是，7月29日，日寇進占了北平，方大曾有家難回了。
8月1日，上海的《世界知識》雜誌，發表了屬名小方的文章《盧溝橋抗戰記》。
小方是方大曾的筆名，文章一經刊出，便在全國乃至世界引起了轟動。“小方”這個名字，也隨著不斷刊出的抗戰文章，而逐漸被人們所熟悉，記住。
人們在方大曾的文章中，看到了日寇的殘暴：日本人逼迫中國農民鏟平自己的莊稼，又逼著手無寸鐵的農民挖好坑。
這些泯滅人性的強盜，把農民埋在自己挖的坑裏，只露頭在外面，讓他們一點點死去。
人們也在文章中，看到了忠勇的抗日軍人，頑強抵抗侵略者的英雄形象。
文章中，方大曾對抗日戰爭充滿了信心。他預言：“我們有熱情的民眾，有勇敢的軍隊，抗戰的勝利是不會太久遠的。”
8月29日，在石家莊火車站，範長江握著方大曾的手，殷殷囑咐：“小方，今時不同往日，抗戰越來越艱苦了，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希望回來之後，能拿出一篇‘永定河上遊的戰爭’”
此時的方大曾，已經被範長江推薦到上海《大公報》，任特派戰地記者。
方大曾輕松地笑道：“放心吧範大哥，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說著和範長江互相擁抱了一下，便頭也不回地走進車廂。
範長江看著這個年輕的背影，沒有意識到，這次分別竟成了永訣。
來到了保定的方大曾，很快便出現在戰爭的前沿。人們從方大曾陸續發回的稿件中，追尋著他的行蹤，也及時真切地了解了前線的境況。
在戰地通訊《血戰居庸關》中，方大曾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連長帶著兩個排的戰士，跳出戰壕，撲向日寇的坦克。在連長的率先垂範下，戰士們不顧一切地爬上坦克，將拉了弦的炸彈，投進坦克中。
戰士們雖然傷亡慘重，但是那股氣英勇赴死的氣概，也令敵人膽寒。看到同伴變成了碎銅爛鐵裏的碎肉，剩下的日寇，倉皇撤退了。
方大曾深為戰士們的精神所感動，由衷贊嘆道：
“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用血肉築成了一座新的長城！”
戰場上，勇士們表現出來的抗戰意誌，極大地鼓舞了方大曾，使他堅信，趕走侵略者指日可待。
即便戰事發生了逆轉，日寇占領了大片的國土，方大曾依然樂觀地分析：“平津線的情況......盡管危急，但是這裏都是我們的主力，......內長城線或可保住。”
只要有長城在，中華民族就不會屈服。
帶著這種信念，方大曾的每一篇通訊稿，都在反應戰爭的殘酷同時，也堅定地向民眾傳達抗戰必勝的信念。
在通訊《盧溝橋抗戰記》中，方大曾描繪了盧溝橋失守的悲壯。
7月29日，戰場形勢發生了變化，盧溝橋的守軍開始轉移。
按事先約定，方大曾應該在盧溝橋守軍陣地，采訪二十九軍吉星文團。但是當方大曾走到門頭溝時，卻見吉團從對面走來。
方大曾覺得奇怪，他拉住一個士兵問道：“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盧溝橋有人接防嗎？”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只是告訴他，不要往前走了，危險。
由於交通工具都停運了，方大曾只好隨著吉星文團，一路徒步趕往長辛店一帶。
部隊大概是分頭撤下了的，行至離長辛店二十裏的南崗窪，開始休息，等待集結。
也就十分鐘的時間，前後十五架敵機蜂擁而至，開始對長辛店一帶進行轟炸。
其中重型六架轟炸機飛到南崗窪，對吉星文團低空轟炸掃射。
吉星文團沒有高射武器，地面又缺少掩蔽所，戰士們死傷慘重。方大曾眼見敵機的瘋狂，心中充滿了被動挨打的悲憤。
下午三時，他來到竇店車站，在那裏，遇到了火車站的站長。站長告訴他，等一會還有客車開來的，他可以坐這趟列車離開。
這是從長辛店開過來的最後一趟列車，車上包括車頂都坐滿了人。
方大曾通過車上的人介紹，方知道長辛店已經被日寇炸得千瘡百孔。人們都在逃難，而沿線的鐵路負責人，是最後離開的人。
路上，方大曾了解到，一直在盧溝橋抵抗日寇的二十九軍，瞬間便不知了去向。
謎一樣的二十九軍，讓方大曾意識到，抗日部隊在執行一個神秘的計劃。
想到了這一點，他更加堅信，“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會有一個戰略上的轉變。”
為了這個偉大的轉變，二十五歲的方大曾，義無反顧地走進戰爭的旋渦，將謎一樣的人生，融入了民族解放的巨大時空中。
後記、
1969年，方大曾的母親方朱理老人，懷著對兒子日益深重的思念故去了，享年八十四歲。
臨終時，她提出了一個要求：要用兒子打造的木質暗房，做一口棺材來葬自己。
方朱理堅信，在這個小屋中，她一定會等到兒子的歸來。
三十年後的1999年春天，央視知名媒體人馮雪松，被一條傳真透露的消息吸引了：一個叫方澄敏的老婦人，獻出了八百多張照片底片。她希望電視臺能夠幫助自己，尋找失蹤的哥哥方大曾。
馮雪松親自前往方澄敏的住處，聽老人講那過去的故事。故事很感人，也很吸引人。他接受了老人的請求，按照方大曾的遺作：底片衝洗出來的舊照片指引，開始了不懈的尋找和解密之旅。
憑著一個媒體人的堅韌不拔，經過一年的艱苦尋訪，馮雪松終於把方大曾的英雄形象，搬上了熒幕。將一個塵封了六十三年的故事，清晰地鐫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
. END .
【文|楓韻 】
【編輯| 丹尼爾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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